社会是我的“书斋”

                                               项飚

采访对象：项飚著名社会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博士（以下简称项）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丁聪为项飚画像

　　记得1996年年底，《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为项飚画的一幅人像漫画。丁聪漫画以画人著称，名扬四海，曾经出版一本很著名的人像漫画集，他用简略幽默的线条勾画了一批中国文化名人的形象，其中有巴金、茅盾、冰心等。项飚是我认识的温州人中第一个成为丁聪先生笔下的人物。

　　项飚的名气很大，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外社会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力。他是位很活跃的学者，以他的话来说，社会就是自己的书斋。

　　为了完成这次采访，我们有过电邮来往，而且我还特地到他温州的家中，对其父亲项南庭先生进行了采访。他父亲是温州中学的退休教师，母亲也是从温州八中退休。这样的家庭对他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在我请其父亲谈谈如何评价自己的儿子时，他说，在我眼中他永远是孩子，其实他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孩子，只是用功勤奋，就是现在他仍很勤奋。我从他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满意自己的儿子，甚至有点自豪。确实，项飚不仅是父母的骄傲，也是温州人的骄傲。

　　回来之后，我又与项飚先生在网络上进行了访谈。

　　研究印度问题联系到温州

　　项飚，1972年出生于温州市区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从温州中学毕业保送北京大学。1998年获北大硕士学位，当年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200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

　　在就职牛津大学之前，他曾是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机构）的研究官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访问学者。他同时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比较迁移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中国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世界文化论坛人口迁移大会（HMI，西班牙巴塞罗那）顾问。长期以来，项飚从事人口流动和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曾在中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作长期的实地调查。

　　他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GLOBAL“BODY SHOPPING”》等重要著作，以及大量中英文论文、访谈和评论等。

　　金：项飚先生，您好，我们有些日子没有会面了，别来无恙？请您谈谈您目前从事的研究课题是什么，听说您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正在被翻译成中文，您的这本书是说什么的，其中有写到与温州有关联的问题吗？

　　项：这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知道，在高科技领域，资本的流动不仅是全球化的，而且是非常快速和不稳定的，我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是怎么被组织起来，从而应对极不稳定的资本流动的？我在印度南部和澳大利亚作了22个月的实地调查；我分析了一个基于印度但在全球范围运作的号称“猎身”（body shopping）的IT劳动力管理体系。在对“知识经济”和IT产业的讨论中，劳动关系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而我的研究正要以劳动问题为中心；这项研究展示了全球的高科技中心?? “硅谷”的辉煌，是和印度农村里看似和IT毫不相干的妇女儿童和所谓的低种性阶层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对IT产业来说，劳动力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如果没有底层民众的贡献，印度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多高质量、低价格的IT劳动力。因此，这本书揭示了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是怎样联成一体，又怎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新的不平等关系。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全球民族志”的一个典范。

　　虽然我研究的具体例子和温州远隔千里，但不是没有关联。我在英文版的前言里提到温州婚姻商品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印度的嫁妆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嫁妆问题是印度社会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我发现嫁妆问题其实只有100来年的历史。现在的嫁妆制度的缘起是殖民主义和由于殖民主义带来的社会分化。我的调查显示，IT业的发展其实加剧了嫁妆问题，原因就在于IT业加剧社会分化，从而加剧婚姻的商品化。在迅速发展和迅速分化的社会里，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确保自己已经获得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地位的手段。我的调查显示，这样的趋势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关系到哲学上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金：听令尊说起过，您的硕士论文是中文翻译成英文，博士论文是英文翻译成中文，也就是硕士论文是先在国内打响，而博士论文是从国外介绍返回故国了，这标志您不同时期的不同成果，不同影响力。您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怎么会想到作印度的课题？

　　项：目前国际社会学科界有一个不合理的分工。发达国家的学者从事世界性问题的研究，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承担的只能是本国或地区的课题，为发达国家的学者提供“原材料”。比如，中国学者也只是研究中国问题。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学者自身的问题。我算是幸运的，有比较好的研究条件，所以我想打破这个分工??中国学者也要做世界性的问题，因此我要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以中国学者的思维研究西方，从而找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发言权。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许多东西，打开了视野。印度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因此我把目光对准了印度。

　　一声乡音走进“浙江村”

　　金：我知道您的成名作是您的硕士论文，就是《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用“我是温州人”一句乡音，深入北京“浙江村”，长达6年之久，全面深入地了解“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时至今日，学界还在称赞您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严谨踏实，称这本书是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触及社会和人民心理深层变革的佳作。当时您是怎么会想到去“浙江村”的？

　　项：那时我还在北大念大二，在学校担任社会学社社长，接触到不少学者，听他们提到“浙江村”。第一次去时，我根本不知道“浙江村”究竟在哪里，早晨六时不到就出发，前后倒了五趟车，才找到南苑乡政府大门。当我被明确是学生后，被请出了办公室。晚上七点来钟，才摸到温州人幼〉?amp;ldquo;浙江村”。我随便敲开一家亮着灯的门，虽然是“老乡见老乡”，对方却只是客气而谨慎地看待我，最后还是被男主人送出家门。后来，我又去了三趟，才搞清楚“浙江村”的大概范围与位置，但仍无法深入到社会生活体系，无法开展调查。

　　翌年春节，我回到温州，在我舅舅的帮助下结识了一位“浙江村”人。他是位在“村”里很有名望、权威的大老板。这样，我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突破口。于是，我就到“村”里请他们谈自己的生活史，记述在北京的基本生活状况。为了获得“村民”的信任，我不能作笔记，又没有录音机，就采用强记，有时连回来的路上也念念有词地重复重要故事。有时20多个小时不睡觉混迹于他们中间。

　　辛勤的劳动也有了收获。我是先写出了《北京“浙江村”调查??一个社会转型中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一文，获得了社会系老师的认可，并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课外作品大赛“挑战杯”二等奖，我是获奖者中唯一的本科生。接着，我读研究生，就以此课题为研究，写成了《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

　　金：北大社会学系在社会科学界是很有名的，也是国家重点学科，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雷洁琼等都曾担任过这个系的老师。当年您进入这个系是您自己的选择还是家长的指点？

　　项：说起来可能许多人不信。1990年我被保送入北京大学时条件很不错，文理科可以任选一个系。结果我的第一志愿填了社会学。不少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不选法律、经济这些热门专业？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只不过望文生义，觉得社会学必定讨论事关国计民生，是“伟大”的。

　　在北大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让我最得意、最愉快的感觉就是：面对这个社会，我总觉得有问题非要去搞清楚，非去回答不可，尽管其过程必然艰苦而且乏味；同时也总有问题让我觉得在逻辑上是这么引人人胜，在理论上又这么有挑战性，禁不住要去搞清楚。如北大和“浙江村”，一雅一俗，似乎可以说是社会的两极，而我能把大雅的思想和大俗的事实不断沟通和互动。我相信这样的思路是有生命力的。

　　难忘温州中学读书时光

　　金：您是保送上北大的，可见您在中学时的学习成绩就很优秀，回顾您的学习经历，您在中学阶段的学习有什么高招？

　　项：我是最后一批在温州中学完成全部中学教育的学生之一，因为，以后温中就不设初中部了。从1984年进入温中，到1990年离开，这6年时间，正是我国所谓“文化热”的时期，同学们的思想也很活跃，学生举行自己的艺术节，自己编刊物。老师讲完课表上安排的功课，剩下的时间就属于我们学生了。我就利用这些时间泡在图书馆看了大量的杂志，像《人物》、《文汇月刊》等，都给我很大的影响。至今记得每天傍晚九山河的晚风，一个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图书馆，骑车回家的情景。

　　那时的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原来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可以有这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是有意思的，而且事关国计民生，是“伟大”的，从那时候我就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还到乐清柳市镇进行社会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其中有个观点至今印象深刻。当时人们对私营经济最大的担忧是“两极分化”。随着思考深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这些新的认识与我当年在中学的思考是有关联的。

　　金：以此看来，您对社会学的热爱是从中学就开始了。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只有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才可能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才可能在其驱使下产生研究解决问题答案的动力，我从您的话语中发现了您的学习高招，不知对否。您现在在国外，说说您的家庭和今后的打算如何？

　　项：我爱人和我是同行，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而我在英国牛津，远隔千山万水。我们倒经常在国际会议上见面。过几天我们将一起去日本开会讲学。

　　现在我是5年一个项目，5年出一本书。在学术上创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要搞清楚前人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要把现在的实际情况从方方面面搞透。没有长期深入的调查思考，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升华。我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5年下来也只觉得理解了我的课题的一个侧面而已。我听说有人几个月就能写一本书，对我们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鲁迅先生说，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是要从无字处读文章，社会是我的“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