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为《惊情六十年：广岛的遗产》，是托马斯·谢林2005年12月8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会上的演讲。

文章选自《冲突的战略【重译版】》，托马斯·谢林著，王水雄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

作者简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1921-2016），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卢修斯·N·李奈特（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2005年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译者简介：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惊人的事件是某事并未发生。这就是，我们享有了60多年的“核武器未在愤怒时引爆”。

这是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成就，或者——如果不能算是成就的话——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幸运。1960年，英国小说家斯诺（C.P. Snow）在《纽约时报》头版讲道，除非各个核大国大幅降低他们的核武器装备，否则在10年之内爆发核战争是“绝对肯定”的。当时没有人认为斯诺的陈述有任何偏激的。

如今我们拥有的类似“绝对肯定”性复合在一起，是当年的4倍不止，却并未爆发核战争。那么，我们能够保持这一纪录度过另一个60年吗？

对于核武器的军事威力和它们潜在的恐怖性，从来没有人怀疑。这种武器未能投入使用的“信誉”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种“禁忌”——早在1953年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感觉到了它（这种“禁忌”）在将自己贴附在这些武器之上；为此，国务卿痛心疾首。

核武器在今天依然受到诅咒，且其程度远远超过杜勒斯在1950年代早期受其困扰时的情形。这些武器是独特的，它们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被视为是独特的”。我们把大多数其他武器称为是“常规的”，这里“常规的”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意指“普通的、熟悉的、传统的”，它亦可用于指称食品、服装或住房。另一层更为有趣的意思是，它仿佛是由某种条约、协定或规范而诞生的某种事物。简而言之，“核武器是不同的”乃是一种建构性规范。

的确，它们神奇的破坏力让常规武器相形见绌。但是，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末期，小型核武器就能被制造出来了，其爆炸力要小于最大型的常规炸弹。有军事策划者认为，与广岛爆炸或比基尼岛实验的核武器（核禁忌被他们认为应更恰当地仅限于对这种规模的核武器适用）不同，“小型”核武器不应该受此种“禁忌”的玷污。不过，当时核武器已经日渐成为单独的武器类别；爆炸力的大小已不成其为绕过诅咒的理由。

过去50年以来生根发芽的这种态度、规范或传统，是一桩弥足珍贵的财产。但无法确保它必定能继续维持下去——某些核武器的拥有者及可能的拥有者可能不会共担和分享这一规范。如何坚持这种核抑制？哪些政策或行为可能威胁到它？这种核抑制在何种情况下可能被打破或解除？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支持或削弱它？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这种核抑制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否是源于精心的设计？是否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其中？在未来数十年间，我们是需要将其预估为稳定不变，还是该判定它会日益脆弱？这些也值得深入考察。坚守这个传统，并尽可能地推动它向那些（毕竟）有可能掌控核武器的国家扩展，是与继续推行《核不扩散条约》（该条约在其首次出现25年后，目前正处在重新谈判之中）同等重要的。

一、“最高级别政治决策”的由来①

这些武器有可能被用上的机会，可前推至朝鲜战争期间。当时美国人和韩国人已经退守到了半岛南端的临海城市釜山的周边，一度身临危险，进退不得。核武器的议题在美国公众和英国议会的讨论中冒了出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专程飞往华盛顿，请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这次访问及其目的都是公开的，并被广为宣扬。考虑到在开发核武器的项目中英国也参与了合作，英国的下议院认为在美国此种决策中他们拥有呼吁的权利是合法合理的。

仁川的成功登陆令如下问题成了待解的悬疑：如若釜山周边的战局恶化得足够严峻，核武器是否就已被用上了呢？不过，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至少被提出来过，而其答案是否定性的。

可能有不少理由被用来解释“为何核武器没有在朝鲜战场中使用”。但在我的回想中，对美国政府和公众而言，一种重要的顾虑（即一旦表明核武器“可用”，则可能势必替代正在培育中的“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当时并未彰显出来。

面对中国军队参战所带来的噩梦，核武器再次保持未用；在与板门店谈判相伴的消耗性血战中，它们也仍未投入使用。假如战争再多僵持数月，核武器是否会被动用，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动用？以及，如果它们当时真的被投放到朝鲜或中国，又将造成何种历史性后果？这些当然只能靠揣测了。至于核武器对（主要是）中国内地（而非朝鲜战场）的威胁，是否左右了停战谈判的进程，也仍未可知。

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最近出版了新书《危险与生存：第一个50年有关炸弹的选择》，它讲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国务卿与核武器的精彩故事。在19 53年2月1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谈到了有关禁止使用‘某种’炸弹的道德问题……他的观点是，我们应该破除这一虚假区分”（p.241）。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任何分析去探讨在政府的范围内哪些行为可能倾向于破除这样的区分；而何种行为或不作为将有利于维持或强化这一区分。但，显而易见的是，国务卿本人相信，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都相信，即便这种区分是虚假的，由此而来的限制却是真实存在的，且这种限制不受欢迎。

到1953年10月7日，杜勒斯再次表态：“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移除不能使用核武器的禁忌”（p.249）。不过几周之后，总统在一份国家基本安全文件中批准了如下声明，“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考虑启用核武器，恰如使用其他军火一样”（p.246）。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声明更适合作反诘性解读，而非事实性解读。禁忌是不能通过宣称其破灭，来轻易地驱散掉的——甚至不能从宣称者本人的头脑中将其驱散掉。在6个月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限制级会议上，美国的立场是：核武器“现在必须被‘在事实上正变得常规化’那样来对待”（p.268）。同样地，光说不练于事无补：默识性规范破除起来，有时候比明示的规范更困难；因为它们存在于潜在执拗的头脑之中，而不是易于撕毁的纸面上。

根据邦迪的说法，有关核武器常规化进程的最后一次公开声明发生在金门危机期间。1955年3月12日，艾森豪威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对于这些东西能被非常严格地用于针对军事目标和相关目的的战斗而言，在我看来，它们没有理由不被使用——就如同你没有理由不去使用子弹或任何其他东西一样”（p.278）。邦迪就此的判断是我所赞同的，即认为这更多地是一个建言告诫，而非政策决定。

艾克（Ike）②真的准备使用核武器以防卫金门，或台湾本岛吗？事实证明他无需使用。当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将核炮弹公开海运到台湾，可以肯定乃是“意在威胁”。此种恐吓站在杜勒斯的立场来看可能极具风险——“如若核武器悬置未用，而让中国大陆攻占了台湾”，则核武器的禁忌，势必会像刻入了花岗岩那样成为永久性丰碑。与此同时，金门危机亦可能成为杜勒斯打破这个禁忌的一次绝佳机会。以纯防御模式使用短程核武器，单单针对前来入侵的部队，特别是海面上和海滩上并无什么平民；面对这样的条件艾森豪威尔是有可能愿意授权的，而欧洲的盟友们亦可能支持，进而核武器也就可以被证明是能被使用的，就像“去使用子弹或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但中国人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

核武器的地位，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与艾森豪威尔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总统内阁的角色也有所改变。二战以后出生的人几乎想不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长的名字——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而但凡接触过美国历史的人多知道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个名字。只要对邦迪的这本书稍作研究便可洞悉这一差别。邦迪新书的索引表明，其31次提到了杜勒斯，提到查尔斯·威尔逊的次数仅为2次。到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数字反过来了，它42次提到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提到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次数只有12次。

反核运动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是由五角大楼所领导的。1962年麦克纳马拉开始了他的（同时也是肯尼迪总统的）运动——通过在北约投建昂贵的常规性武装，来减少欧洲防务对核武器的依赖。在随后的数年中麦克纳马拉日渐表明了其有关核武器根本不可“使用”（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用该词所意指的意义而言）的观点。毫无疑问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促使肯尼迪的一些重要顾问及肯尼迪本人对核武器心生反感。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核武器态度上的反差，在1964年9月约翰逊的一项声明中获得了完美的总结：“别搞错！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常规性核武器’。在这充满危险的19年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使用过核武器。现在动用核武器已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决策。”③

这一声明弃置了“核武器应根据其军事有效性来进行评判”的观念。它弃置了杜勒斯所谓的“虚假区分”：“恰如使用其他军火一样”被“最高级别的政治决策”所取代。

我对这里的“充满危险的19年”印象尤其深刻。约翰逊以此暗指，在这19年里，美国，抑或美国连同其他核武器拥有国，克制住了杜勒斯所主张的在相关领域自由使用核武器的诱惑；就“不使用核武器”进行了持续19年的累积性投资；而这19年之久的核武器隔离期，亦足以令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决定成为“最高级别的政治决策”的原因之一。

二、为何不存在“常规性核武器”

很有必要在此暂停一下，让我们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不存在所谓‘常规性核武器’”的含义。特别地，为何威力不及“二战时最大的重磅炸弹”的核炸弹不能被视为常规武器？为何在深海对付潜艇的爆炸威力适度的深水核炸弹不能被视为常规核武器？还有阻止坦克推进或制造山体滑坡以阻止通行的核地雷，为什么也不行？是什么导致（如当年所讨论的那样）使用3颗“小”核弹来挽救在奠边府陷入重围的法国军队变得如此可怕？又是什么导致在台湾海峡使用临海防御性核炮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小型入侵舰队变得如此错误？

这类问题有着两个答案，其一主要是直觉性的，另一个则是分析性的；但这两个答案都有赖于某种信仰或某种氛围（这种氛围是单纯的分析所难以企及的）：核武器就是不同，而且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不同。偏直觉性的答案可能最好是这样来表述：“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就理解不了答案。”作为万物的本质特征，原子核单纯地——正如逻辑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是本源，是不证自明的根基；分析在此徒劳无益，全无必要。

另一个偏分析性的答案则将其主张建立在合法推理、外交之道、讨价还价理论，以及规训与惩罚（包括自我惩罚）的理论之上。这一主张强调鲜明的边线（bright lines），滑溜的斜坡（slippery slopes）（“就一小口”对戒酒者酒瘾复发的作用是一个很好的类比），良好定义的边界（well defined boundaries），以及传统和潜规则（implicit conventions）得以建构的素材。“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些提供答案的思路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核武器一旦被引入战斗，就无法，或者也可能不愿，受到克制、控制及限制。

有时候这一主张被明示为：无论该武器在最初使用时是多么小，其规模都不可避免地会逐步升级，而且没有自然停止之处。有时候该主张则被表达为：军事力量需要有所克制，一旦军队被允许使用任何武器，其规模的扩大就不可能停下来。

所谓“中子弹”可以用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种炸弹或潜在可能的炸弹，由于特别小加上构造材料独特，其释放出的“瞬发中子”，能在一定距离内致人死命，但它的冲击波和热辐射却相对温和。如宣传所述，它能在不造成巨大机体损伤的情况下杀人。生产和部署这种武器的议题在卡特执政期间提了出来，这引发了激烈的反核抗议，草案因而被搁置。而同样的炸弹——至少是同样理念的炸弹——早在此前15年就是更为激烈的辩论的主题；也正是在如此大浪淘沙的基础上形成的主张，才可再次适用于1970年代的情形。这一主张是简单的；而且，无论其是否算是终极决断，可以肯定它也是有效的。该主张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模糊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该主张称其为“防火带”）；而且，不管是因为它的低破坏力，还是因为它致人死命时的“温和性”，它都是可怕的，道理在于：当核武器不准使用时，就会有强烈的诱惑驱使人们转而去使用这种武器，而这种武器的使用，将侵蚀边界，模糊掉“防火带”，为核武器使用的逐步升级铺平道路。

该主张与反对所谓和平核爆（peaceful nuclear explosion，PNEs）的主张并非全然不同。反对和平核爆的终极决断性主张认为，和平核爆会让世界习惯于核爆炸，侵蚀掉核爆炸天生是邪恶的信念，且削弱对核武器的禁止力度。通过和平核爆在俄罗斯北部炸出一条新河床，或是在尼罗河炸出一条分水渠，或是在发展中国家炸出一片海湾，此种前景引发了有关“合法化”核爆的担忧和反感。

这种反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明证是，美国的军备掌控者和能源政策分析专家都普遍反对1970年代提出来的一项为电能提供生态清洁源的项目——即利用在地下洞穴中引爆微型热核弹所产生的蒸汽，将其转化为电能。我看到的情况是，这个主意未经过任何辩论就被一致否决了；好像这样的否决不证自明、无需任何解释似的。我对此的说法是，否决的理由一直是：哪怕是“好心的”热核爆，也是邪恶的，并理应作如是观。（我能想像与之相对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是这样的：“对于这些东西能被非常严格地用于针对平民福祉和相关目的的能源危机克服而言，在我看来，它们没有理由不被使用——就如同你没有理由不去使用一桶油或任何其他东西一样。”而杜勒斯的话会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移除不能使用清洁的热核能源的禁忌”）。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认为这种“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不同”且“与数量和规模无关”的特征单单适用于核武器。毒气在二战时也未被使用过。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主张那时是可能适用于毒气的：“对于这些毒气能被非常严格地用于针对军事目标和相关目的的战斗而言，在我看来，它们没有理由不被使用——就如同你没有理由不去使用子弹或任何其他东西一样。”但是，作为当时盟军在欧洲的最高统帅，如我们所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从未提出过任何类似政策。也许，如果当时他考虑过该问题的话，他可能也已说服了他自己：不仅毒气永远不应当使用，而且毒气毕竟是不同于子弹的，决定使用毒气会带来新的战略性问题。而，10年之后，当他（我想是有些勉强地）让他的国务卿力主动用核武器，去做艾森豪威尔本人在欧洲战场明显从未考虑过用毒气去做的事情时，他应该会回想起自己这一思路。

在战时，还有一些事物具有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all-or-none）的性质。国籍便是一例。在投入大规模部队参战的恰当时机到来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明显地介入朝鲜战争。在国外的美国军事援助人员，总是被警告避免卷入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是战斗的事情中去，此种观念源于“一旦沾染上就无法控制”之说。奠边府战役时期，美国曾对干预印度支那有所考虑，但也并未虑及参与地面作战；而即便是空援，帮忙侦查也被认为比参与轰炸“干预度”更低。一个典型的观念是，提供武器装备相对于提供军事人力来说，参与的程度要小很多；我们武装了以色列人，甚至在战争时期还提供了弹药，但是哪怕是仅仅派出小小一个连的美国步兵投入战斗，其对战争的参与度也会被认为要大于价值50亿美元的燃料、弹药和备件的援助。

通过以上实例，我想说的是，人类社会留存和重复着一些感性或象征性现象，它们有助于让我们明了所谓核武器问题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发现，明显地，这些感性约束或抑制跨越了文化边界。在中国人卷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从来没有轰炸过中国的空军基地；这里的“规则”是，中国人的轰炸出击需要源自北朝鲜，为了遵守这一规则，从中国东北而来的飞机在扑向半岛上美军目标的途中，都要首先让飞机的轮子沾一下北朝鲜的跑道。这提醒我们，一国的国境线就恰如国籍一样——跨过鸭绿江（不论是从空中还是从地面上），意味着性质上的巨大变化。即便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成功征服了整个北朝鲜，他这样的人物也不会提议：突破“一点点”边界进入中国，（因为仅仅只是“一点点”）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性质的界限也经常容易遭到破坏。希望禁忌不再存在的“杜勒斯们”不仅会在它们异常重要时，试图绕开它们；而且会在它们显得不太紧要的场合，花费心思来扫清障碍，以便当这些障碍成为真正的麻烦时，有机可乘。邦迪的书表明，在讨论使用原子弹来保卫奠边府的可能性时，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拉德福德司令（Admiral Radford）的头脑里考虑的，不仅仅是原子弹的使用对于印度支那的当下价值，他们还试图用奠边府的范例来“促使原子弹的使用变得可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三、“核禁用”传统的进一步强化

在尚未获得完全欣赏，甚至是并未了解的时候，对使用核武器的背离与厌恶（有人甚至会说是憎恶）也是可以强有力地生发出来的，并进一步强化为军事信条。肯尼迪政府发动了强化欧洲防御的常规性武装力量的积极行动，其立场是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核武器肯定不应被使用，且可能将不会被使用。在整个1960年代，苏联官方的思路都是拒绝认可非核介入欧洲事务的可能性。可他们还是花费巨资来发展在欧洲的非核装备，特别是携带常规炸弹的飞机。一旦任何战争都可能会转变为核大战，这些昂贵的装备将完全失效。这反映了苏联的一个默识性认可：双方都有能力进行非核战争，而且将战争限制在非核战争的限度之内——通过拥有打一场非核战争的能力来令战争无核化，对双方都有好处，为此值得投入巨资。

军控通常被明确为是对武器拥有量和利用度的限制，以至于忽视了这种对“非核战争能力”的共同投入也是一种默认的、不约而同的军控。它不仅是对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限制；而且是切实地进行武器部署，让他们拥有打一场非核战争的能力。它提醒我们，对“首先使用”的禁令哪怕是没有公开宣布，其威力也仍然是强大的；即使是当某一方拒绝接受这一禁令约束时，亦复如此。

直至苏联解体之前，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可能例外，这种常规在欧洲的确立可能是东西方最重要的军事互谅。它是真实的军控，哪怕未作明确表达，甚至被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不亚于双方签署了一份条约，该条约强迫他们为了防止核战争，将大量的人力、武力投向常规武器。这种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投资，其真实性不亚于它的象征性。

苏联显然吸收了这一核禁忌的明证是，他们在阿富汗旷日持久的鏖战。我从未读到和听说过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公开讨论，即，为了避免在这个落后国家遭受昂贵而耻辱的失败，苏联破除“不使用核武器传统”的可能性。禁止使用核武器已成共识，这种态度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不仅在阿富汗使用核武器会遭致普遍谴责，而且这样的主意想一想都不应该。

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约翰逊总统所谓“19年的核沉寂”已经延续到了第四个以及第五个10年，每个负有责任的人都能够意识到，这种未被打破的传统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我们必须要问：“这一传统一旦被破坏，还能自我修复吗？如果杜鲁门在中国人出兵猛攻韩国（1951年）时使用了核武器，尼克松在1970年时，对核武器‘19年间歇期’的感受会与约翰逊在1964年对‘19年的核沉寂’的感觉相同吗？如果尼克松在越南使用了哪怕是极少的核武器，苏联还会在阿富汗战争中避免使用核武器吗？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马岛战争中又会如何呢？如果尼克松在1969年或1970年使用了核武器，以色列人在1973年能抑制住对在苏伊士运河北部的埃及军队滩头堡使用核武器的诱惑吗？”

可以肯定，答案是我们不知道。一种可能性是，广岛和长崎的人间惨剧将重演，而对核武器的诅咒将以更沉重的分量再次传续下去。另一种可能性是，长期的沉寂被打破，核武器以军事行动的有效装备现身，尤其是被单方面地用于针对没有核武器的敌人；这时因祸得福的是，正如有人对广岛核爆作用的理解那样，它可能有助于降低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量。何种可能性会出现，依赖于人们对何种武器限于何种军事目标或何种使用模式被明确界定为是“防御”的介意和关注程度。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我们也绕开了这样的诱惑。伊拉克被认为拥有、并打算使用“非常规”武器——化学武器。一旦化学武器对美军构成重创，正当的反应方式就是将核武器的问题提出来。我确信，一旦总统在此种氛围之下，认为有必要脱出使用常规武器的范畴，战地核武器就将成为军事选择的对象。核武器的使用，陆海空三军都受训过且也都装备好了；在不同天气和地形条件下使用它们的后果他们也都了解。军事专业领域传统上就鄙视化学毒物。如此，自然就有强大的诱因，以我们最熟知如何使用的非常规性武器来予以应对。如果这么做了，也就结束了“充满危险的”45年核沉寂期。我们可能希望没有总统需要去面对这样“最高级别的政治决策”。但，我可以肯定，任何一个总统都会承认这便是他们曾一度面对的那类决策。

就核武器的地位问题，我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关注我们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如何到达了现在的位置；我的信念是，掌握核武器地位状况的发展与了解核武器兵工厂的进展同等重要。与核武器发展、生产和调度相关的“核不扩散”努力，比大多数国家的预期都要更成功一些；累积的核禁用传统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仍然引人注目，弥足珍贵。我们需要依赖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核不扩散”的推进工作，限制这些武器的生产和调度；我们甚至还要更多地依赖于对“核禁用”达成一致的共识。保持这种禁用并将其扩展（但愿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到目前还未认可这种禁用的国家文化和国家利益中去，将是我们核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想引用一下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阿尔文·M. 温伯格（Alvin M. Weinberg）所写的纪念广岛和长崎事件40周年的《原子科学家通讯》社论。在陈述了他一直以来都被各种理由说服，坚信在日本使用的那两颗炸弹同时挽救了许多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之后，他给出了另一个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一坚信——广岛（但不是长崎）事件是一笔财富。“难道我们不是正在见证广岛事件的神圣化吗？这就是说，广岛事件不是正在被意义深远地提升到神性事件的地位上吗？该事件最终是否会如同圣经事件那样具有宗教性力量？我不能证实这一点，但我坚信，鉴于广岛事件的40周年纪念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大量的展示，普遍的媒体报道，其观感已与盛大的宗教节日类似……广岛事件的神圣化是这个核时代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

四、“核禁用”未来需要威慑战略

一个关键问题是，温伯格如此强烈地表述的反核本能是否仅局限于“西方”文化之中？我相信，对核武器的这套态度与期望现在已经更显而易见地在发达国家的民众和精英中传播开来了；而当我们来看朝鲜、伊朗和其他潜在的核武器持有国时，我们无法肯定它们以有力的方式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参照过去的历史，我们可能会稍觉心安——我们曾同样无法肯定苏联的领导层是否会继承这一传统，或参与培育这一传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们中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苏联会在卷入的阿富汗战争中，如同核武器根本不存在那样行事，并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我们可能要感谢他们在阿富汗战争中“那样行事”的方式，这种方式为不使用核武器的血战列表增添了一个范例。40年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苏联领导层对温伯格所表述的广岛事件精神是无动于衷的，对杜勒斯所不屑的民众的核厌恶亦无动于衷，对约翰逊总统所敬畏的所有那些“充满危险的”岁月的绵延还是无动于衷。对于任何尝试向当前世上核扩散状况堪忧的区域推广西方核态度的尝试而言，苏联和西方反核意识形态的惊人一致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出发点。

当前一个紧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期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能对他们所拥有的核武器保持充分的敬畏之心。存在两种颇为有益的可能性。一个是他们都接纳核禁用共识（也就是认可我在此一直探讨的核禁忌）。另一个是他们都将认识到，正如美国和苏联曾认识到的那样，核报复的前景使得任何核战争的发起变得不可想象。

之前我所讨论的核武器未被使用的例子，都是说它们可能会被用来针对无核方的情形。美苏之间不用核武器针对彼此，在动机上会有所不同：核报复的前景使得任何对核武器的触发变得不明智——除非是可以想象的最为糟糕的紧急军情出现；而类似这样的紧急军情也从未真正诱致核武器的使用。美苏对抗的经历可能能令印度和巴基斯坦印象深刻；这里最大的风险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可能会面临招致其或它的对手尝试有限地使用核武器的紧急军情，而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历史并未告诉我们，也未告诉他们。

最近人们担心伊朗和朝鲜可能获致，或可能已经获得了一定数量的核弹。（利比亚显得仿佛已经不再是处于争论的中心。）要压制和劝阻这些国家获致核武器的兴致，将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国际协作。同等高超甚至是更为高超的技巧，对于创造或推进核禁用的预期和制度而言，也将是极为紧迫的需求。

那19个年头，如今已延展到60个。艾克显得要去玷污或假装要去玷污（而10年后约翰逊总统报以敬畏之心）的核禁忌，已经成了几乎是被普遍认可的强大传统。

随后的核武器拥有者可能是伊朗、朝鲜，又抑或是某些恐怖组织。它们是否有望接受这个几乎是普遍被认可的“核禁用”？或者将至少因为认识到该禁忌被广为赞扬而抑制对核武器的使用？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美国是否认可这种“核禁用”，而且特别依赖于美国是把这种传统视为值得珍爱、提升和捍卫的财富，还是像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杜勒斯那样，去相信“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移除不能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最近人们就“威慑”战略是否已经过时，是否已经在美国安全策略中不再重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毕竟，需要威慑的苏联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让俄罗斯感到头痛的是车臣而非美国；中国大陆冒大风险武装解放台湾的兴趣，也远不及当年赫鲁晓夫针对柏林的野心；至于恐怖分子，却是无法威慑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看中的（进而也就是能对之进行威胁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在哪里。

我预期我们将产生对威慑战略的新的敬意。假如伊朗绕开各种外交和经济压制手段的阻扰，能够获致一点核武器，那么我们就会再次发现作为被威慑方（而不是威慑方）会是什么滋味。（我认为我们——那是在北约组织的时代——在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和1968年的捷克事件中就是被威慑住了，而没能进行干预。）我同样认为，伊朗的领导人（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方的）学会用威慑的话语系统来进行思考（如果他们尚未学会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依靠一些核弹头，伊朗除了可能摧毁自身体系之外，还能达成其他什么目标呢？当着以储备的方式持有这些武器可以令美国、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踌躇于采取军事行动时，核武器就太过珍贵以至于无法将其转让和销售出去了，或者只是将其用来杀人就太不值了。在过去60多年里，对核武器的有效和成功运用，不是在战场上，也不是针对居民的杀戮；而是运用它们来获得影响力。

对恐怖主义者而言又如何呢？任何一个组织在获得足够多用来做炸弹的核裂变材料之后，将需要许多高水平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机械师，远离自己的家庭和所拥有的一切数月，在隔绝状态下工作；在此期间他们没什么别的可讨论的，除了讨论他们在做的“这个”炸弹能带来什么好处，给谁带来好处之外。他们倾向于觉得他们对核炸弹的使用决策应该有一定的（基于自己贡献大小的）发言权才算公平。（在1950年，作为原子弹开发的合作伙伴，英国议会自认为，其有权针对杜鲁门是否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决策提出建议。）

在历时数周的争论之后，他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希望他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恐怖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为有效的利用核弹的方式乃在于以此获得影响力。持有管用的核武器，且如果他们能向世人证明这一“持有”——而且我希望他们能在无需切实引爆的情况下对之予以证明，他们也就获得了某种相当于国家水平的东西。威胁说要将之用于针对某个军事目标，而又在威胁成功之后未予触发，可能要比将其用于毁灭性行动更有吸引力。哪怕是恐怖主义者，也有可能会认为摧毁大量生命不及迫使一个大国陷入窘境来得更痛快。

美国人学起来较慢，但终于（在1961年）还是懂得了，核武器需要特别的安全监管——以应对意外事故、恶作剧、偷盗、捣乱破坏，以及类似奇爱博士式的人物擅自发动的冒险。这里总存在着一个两难困境：通过提供“保管”技术来“奖赏”那些核不扩散条约的违背者，以确保这些核弹头的安全；或是扣留这类技术，而令这些武器处在不安全的境况之中。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试着善意地告知这些核俱乐部的新成员，美国在其作为核大国的最初15年，并未真正懂得其中的价值和真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在1999年遭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否决）是所有潜在条约中最有助于推进人们一致性反核态度的，我知道，人们对此没有什么异议。全球近200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名义上尽管该条约涉及的只是试验），其象征性效应将大大地强化不使用核武器的传统；而且，任何一个国家如若使用了核武器，都将被判定为是广岛遗产的违反者。我从未听说过针对这一条约进行辩论的双方其具体主张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个条约再次被提交（就我的愿望而言，它应被提交）给参议院，这其中所包含的巨大好处不应遭到忽视。

对美国政府而言，有关核武器的关键问题是：广泛传播的核禁忌和核禁用对我们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果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鼓吹美国对核武器的持续依赖，比如美国正准备动用它们，比如美国需要新的核能力（以及新的核试验）时，（姑且不提使用它们来对付某个敌人）就必须权衡一下，这么做是否会侵蚀掉过去60多年的“普遍克制所培育起来”的对核武器的几乎是全体一致的态度。

注释：

①本文原来并无小标题，四个小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注。

②艾森豪威尔的小名。托马斯·谢林与艾森豪威尔之间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译注。

③《纽约时报》1964年9月8日，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