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与演进

宋磊　孟捷

文章来源于：《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内容提要]富士康现象是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先企业的富士康在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等领域的战略选择所引发的一组典型事实。这些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境。在借助产品建构理论对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进行扩张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富士康现象的本质是当下的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极端表现：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最大公约数是广义的模块化；富士康现象的跨域存在是技术领域的模块化不受约束地跨域演进的结果。

 [关键词]富士康现象　模块化　生产方式

一、问题意识与本文的结构

　　在康氏长波理论的基础上，熊彼特（J. Schumpeter）及其后继者们指出，自工业革命开始，世界经济大约每五十年经历一次根本性的技术变迁并见证一批先导产业的发展：棉纺产业、铁路产业、电气与重化工产业以及汽车产业是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先导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信息产业则是中国崛起时代的先导产业。在创新经济学的文献中，这些先导产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自身的规模，而且在于对其他产业的引领作用和波及效果。①因此，先导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具有关键影响。

　　与上述认识相呼应，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通过对先导产业的研究来理解市场经济的传统，马克思和左翼经济学家对棉纺工业的深入观察、钱德勒（A. D. Chandler）对铁路和重化学工业的细致分析是其中的代表。②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被追加了新的内容：关注先导产业的研究集中到对其中的领先企业的研究上来。这一现象在关于孕育了福特主义和丰田生产方式的汽车工业——1940年～1990年间的先导产业——的研究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③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有理由认为，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领先企业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深层逻辑。但是，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却没有聚焦于此。④

　　在现阶段，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专业化于生产过程的富士康⑤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特征。笔者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的特征、电子信息产业是出口的主力，而富士康的出口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六，是我国最大的出口企业。第二，富士康的产品的概念设计和核心部件均来自西方工业国，而这一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电子信息企业之中。因此，对于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律而言，富士康是极具理论价值的典型企业。另外，我国其他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士康化”、即电子产业之外的某些企业在分工形态和技术道路上有与富士康趋同的趋势。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士康的理论意义不局限于电子信息产业，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逻辑相关。

　　作为我国先导产业中的领先企业，富士康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组可以称为“富士康现象”的典型事实（stylized facts）。这些事实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困境，为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富有理论价值的切入口。

　　本文的第二节对富士康现象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描述并考察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第三至第五节从生产方式的视角出发，分析富士康现象的演进。第三节在对我国学界关于生产方式的研究进行简要总结的基础上，将生产方式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第四节依据产品建构理论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微观基础”进行扩张。第五节将扩张之后的生产方式理论运用到关于富士康现象的演进的分析之中。

　　本文试图运用同一个自变量对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演进进行分析。本文的分析表明，富士康现象的本质是当下的世界主流生产方式在中国的极端表现；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最大公约数是广义的模块化；富士康现象的跨域存在是技术领域的模块化不受约束地跨域演进的结果。换言之，技术变化、生产关系和我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制度环境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的跨域存在。

二、富士康现象的起源和类型

　　从2010年起，富士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学界视野：在短短两年之内，多位年轻工人连续试图自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劳资冲突在本文分析的富士康现象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既不是富士康现象的全部内容，也不是这一现象的逻辑起点。

　　富士康现象是富士康在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的战略选择所引发的一组典型事实的总和。这一现象源于技术变化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企业间分工的变化，在企业内分工领域有着最易于观察的表现，并存在于劳动—社会关系领域和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换言之，富士康现象是中国经济的典型事实，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世界生产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富士康现象是世界生产体系的变化和我国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的共同产物。

　　（一） 企业间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富士康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 EMS）企业，而电子制造服务也是富士康最重要的业务，与其快速崛起密切相关。⑦电子制造服务的兴起反映了9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中的企业间关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电子产品的设计规则和技术特征发生变化的结果。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电子产业的主流生产体制是垂直统合型的：典型电子企业的业务涵盖设计、采购、制造、流通等环节。但是，随着以模块化为核心的设计规则的普及，电子产品的部件之间的界面向标准化的方向转变，部件间的相互干扰被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⑧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产品功能的核心部件开始具有标准化商品的特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流通。⑨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电子企业的生产体制开始变化，单一企业内部垂直统合型的组织形态让位于以企业间分工为基础的垂直不统合（vertical disintegration）。所谓垂直不统合指尽管产品的设计者和组装者之间仍然具有指令和服从的关系，但是两者已经不再存在于一个企业（集团）内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迅速崛起的。这些企业依据拥有产品品牌的企业提供的设计信息和购买指令，从国际市场上采购核心部件，并将这些核心部件与非核心部件连接在一起，完成生产过程。⑩

　　在电子产业，产品性能主要由核心部件决定，各部件之间的相互干扰在设计阶段被降到最低，所以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只需专注于生产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富士康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尽管产业上游有更高的利润，但是它却难以通过组装过程来形成进入上游所必须的技术能力；11同时，进入产业上游意味着富士康将和发包企业直接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包企业必然将产品订单转给其他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12企业间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就是指富士康和西方领先企业之间的这种相对固化的交易关系。

　　（二）企业内分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上述相对固化的交易关系意味着富士康能否获得订单以及订单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生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对发包企业的要求迅速做出回应的能力。富士康在企业内分工领域所进行的战略选择正是围绕这些能力的构筑而展开的。

　　富士康的企业内分工以细化分工、高劳动强度和较低的工资标准为特征。细化分工指现场员工专业化于一个工序，现场员工是只拥有对应于单一工序的技能的“单能工”，而非“多能工”。从分工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来看，细化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速度。但是，过度细化的分工当然也意味着“劳动过程的构思和执行”的彻底分离，而后者是造成劳动者异化的原因之一。13高劳动强度指流水线的运动速度较高并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4这种企业内分工与富士康在生产能力和生产速度方面面临的竞争压力密切相关。类似地，较低的工资标准不但可以控制成本，而且推动了现场员工“主动加班”，15而这种制度化的“主动加班”有助于富士康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并迅速地对上游企业的指令变化做出反应。

　　（三）劳动—社会关系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关于这一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可以从现象、制度和本质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在现象上，富士康的大量蓝领员工居住在由企业或政府在工厂内部或周边建造的宿舍中；在制度上，户籍制度阻挡了蓝领员工成为城市居民；在本质上，蓝领员工被纳入“宿舍劳动体制”。16该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是户籍制度、招商政策和企业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政策而言，社会管理体制阻挡了蓝领工人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而招商政策则为“宿舍劳动体制”提供了低价土地；从企业战略来说，在工厂内部或周边设置宿舍可以让蓝领工人能够依靠低工资来维持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同时这种宿舍的存在有助于富士康在上游企业调整产品设计或订单规模时迅速调集劳动力，维持快速响应能力。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劳动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实现劳动力的在地再生产，只能进行劳动力的异地再生产。

  　　（四）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的富士康现象

　　富士康的快速扩张和跨地区移动密切相关。自1996年在深圳设厂以来，富士康先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北设厂并在近年来大规模地进入西南内陆。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在世界500强中的排名迅速上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富士康表现出通过空间上的腾挪而不是在特定的投资地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式来保持竞争力的倾向。如果说电子企业为控制成本往往像“浮莲”一样进行转移的话，17那么富士康的空间转移方式则是特殊的：它不仅进入了工资较低的华北，而且进入了和华北具有类似工资水平但是明显地具有运输成本劣势的西南。

　　上述四个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呈现出一系列的分离：产品设计与生产的分离；劳动过程的构想与实施的分离；劳动者与当地社会的分离；生产活动和特定地域的分离。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过上述分离。然而，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中的分离不但同时出现，而且程度很高。

　　对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确认了其形式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自然会关注这些形式上的共性是否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之间也存在共性。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是什么；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如何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对这样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概括。下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三、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简短的综述

　　关于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存在两个潜在的分析思路。第一个思路是用不同的自变量来分析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由于富士康现象横跨多个领域，所以对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可以从国际分工与产业组织论、劳动过程论、工业社会学和政企关系等角度分别进行把握。第二个思路是用同一个自变量来分析富士康现象的不同侧面。我们可以用同一个理论范畴将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涵盖起来并运用同一个自变量来解释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发生逻辑。在保持分析逻辑和视角的一贯性的意义上来说，第二种思路更为可取。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论范畴必须涵盖富士康现象所涉及的诸多领域，而这样的自变量必须指向存在于诸多领域中的富士康现象的本质。笔者认为，生产方式这一范畴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模块化这一变量符合上述要求。

　　首先，正如第二节所总结的，作为一个整体，富士康现象涉及的是以技术变化和劳资关系为核心的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在空间上的转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与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高度重合，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于关于技术、技能、劳动和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18其次，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指出的，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和作为产品建构理论的核心概念的模块化具有契合性：将后者引入前者将使前者获得“微观基础”并扩展应用范围，依据前者对后者进行修正则可以消除后者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在这样的扩展过程中，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将可以涵盖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基于上述认识，本节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述，接下来的两节从产品建构理论的角度对生产方式理论进行扩张，分析富士康现象的演进过程。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生产方式指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战后的大量经典研究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在调整学派关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细致分析、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工业社会学家关于劳动过程的持续研究之中，生产方式都处于关键位置。19

　　与西方左翼学界不同，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界长期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1997年之后，吴易风、高峰、孟捷等在细致地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指出，这样的理解不但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也大大地限制了政治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在本文的语境下，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二。

　　第一，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还原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易风指出，马克思的原意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指“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进行生产的方式”。20与这样的认识转变相关联，我国学者关于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开始增加。21第二，吴易风和高峰指出，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具有特殊的、历史的性质。22总的来说，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动力不但有对经典文献的文本解读，而且也包括对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的理论化。这一结论对于本文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经典作家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企业内分工和企业间分工的话，那么中国崛起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后者涉及的企业内分工的深化更为明显，企业间分工的范围超出了特定的国民国家；另一方面，劳动者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与投资地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成为了后者的重要��容。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生产方式区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生产方式指经典作家所讨论的生产方式，主要包括企业内分工和企业间分工；广义的生产方式则既包括了狭义的生产方式的所指，也包括了当代企业生产组织过程必然涉及的劳动者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与投资地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和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关于劳资关系中的权力问题的研究是对生产方式的内涵所进行的纵向扩张的话，那么本文的内容则既包括生产方式中的纵向的权力问题，也包括劳动者与社会的关系和生产过程的空间移动等生产方式中的横向的侧面。23

　　在上述意义上来说，本文的目的是双重的：主要目的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类型和演进进行分析；次要目的是对生产方式理论进行扩展。就后者而言，我们试图进行两种扩张。第一，以作为生产方式的最新表现形式的富士康现象为依据，对生产方式的内涵进行扩张，上文对生产方式所进行的区分即是这种努力的表现；第二，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对产品建构理论进行修正，并将修正后的该理论引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试图为后者找到微观基础。

四、 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试验性的扩张

　　如上文所述，1997年之后我国学者和西方学界在生产方式的内涵和历史性问题上初步地达成了一致，这一范畴对于理解我国经济的意义开始浮现出来。但是，对于横跨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西方学界和我国学者并没有提供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

　　在生产的组织方式，即生产方式之中，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即狭义的生产方式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之后的电子产业的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的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从管理学中的产品建构理论的角度进行说明。如下文所述，在依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对产品建构理论进行修正并将经过修正的该理论引入前者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个能够分析狭义的生产方式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地，借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A. Simon）的相关研究，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扩展到关于广义的生产方式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分析之中。

　　（一）关于狭义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工具

　　产品建构理论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最新进展之一。产品建构这一概念源于工业设计，其定义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首先，产品建构可以定义为产品的物理要素和功能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24其次，产品建构可以定义为产品的结构（部件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二种定义的支持者看来，构成产品的具体部件的功能是“多面的、不稳定的”，因此关于产品建构的定义应该建立在产品的结构而非功能之上。25 26

　　应该说，这样的两种定义方法都是可行的。但是考虑到应用领域的扩展问题，本文采取第二种定义。在这种定义之下，如果构成产品的部件（或子系统）之间的界面（interface）是标准化的，则这种产品的建构是模块型的，90年代之后的电子产品是典型的模块型产品；如果构成产品的部件（或子系统）之间的界面不是标准化的，则这种产品的建构是集成型的，汽车是典型的集成型产品。对于模块型产品而言，产品的主要功能是由核心部件决定的、不同部件之间的界面是标准的，所以产品的组装过程只是将部件连接在一起，无须对部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微调；相反，对于集成型产品而言，部件之间的界面不是标准化的，所以在生产过程之中必须对部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微调，而这种微调对于产品质量具有重要影响。

　　类似地，管理学者从构成组织的单元之间的关系来对企业组织形态的建构、即“企业间分工的建构”和“企业内分工的建构”进行分类。在企业间分工方面，如果两个企业间的交易是流动的、两者之间不存在频繁的信息交换也不共享特殊资产（specific assets），则企业间分工的建构接近模块型；27如果两者的交易是相对固定的、两者之间存在频繁的信息交换并共享特殊资产，则企业间分工的建构接近集成型。28在企业内分工方面，当员工作业内容是标准化的，员工间的信息交流很少的时候，企业内分工的建构接近模块型；当员工作业内容的标准化的程度较低，员工间的信息交流较多的时候，企业内分工的建构接近集成型。29

　　在运用建构这一视角同时将产品和组织都区分为模块和集成两种类型之后，技术和组织之间的匹配性就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为形成和维持竞争力，如果产品建构是模块型的，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应该倾向于模块型；反之，如果产品建构是集成型的，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应该倾向于集成型。30

　　由于产品建构理论是建立在产品的技术特征之上的，因而具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这一理论可以对产业群有效地进行区分，因而为企业战略理论确立了产业基础。正是因为具有以上特征，产品建构理论才迅速地确立了其在战略管理理论领域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建构理论具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倾向于认为组织形态应该由产品的技术特征决定。但是，这一理论无法回答为什么企业往往难以将组织形态向适应产品的技术特点的方向调整。比如，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汽车企业在80年代引入精益生产方式的尝试和日本电子企业在90年代引入美国企业的管理方式的努力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实际上，企业组织形态或者生产方式的调整不是简单地由企业战略决定，而是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所有关系的结果。企业治理机制的定义直接而清晰地展示了上述逻辑：所谓企业治理机制指所有者控制管理者进行战略决策的机制。因此，企业所有权的性质和形态必然地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企业的组织形态具有关键影响。

　　日本汽车企业的精益生产方式是在“准共同体企业”之中形成的。所谓“准共同体企业”指长期供职于企业的从业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东在事实上具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事实上对从业员工提供了终身雇佣。31正是在这样的所有权结构之下，企业员工才会积极地对企业特殊的技能（firm-specific skill）进行投资，而正是这样的态度和技能才是精益生产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美国企业无法真正推行精益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美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是典型的股东主权型：在股东主权型的所有权结构之下，缺乏雇佣保证的企业员工缺乏投资于企业特殊的技能的动机。类似地，在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企业引进美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准共同体企业”在制度和观念的层面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有权对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或企业战略的影响所反映的无非是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反作用。因此，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纳入考量之后，产品建构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竞争力的演变，其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也将被弱化。

　　（二）关于广义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工具

　　所有关于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的研究都把西蒙关于人工系统的研究作为理论出发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西蒙的研究为理解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基础性的解释。因此，在将建构——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引入劳动—社会关系领域和企业—投资地关系领域之前，我们首先对西蒙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总结。

　　西蒙认为，人类社会由各种人工物构成。这里所说的人工物不仅包括产品，而且包括法律、企业、社会计划和市场体系等。在将冗余部分去��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工物中存在着“近可分解性（nearly decomposability）”这一共性。也就是说，人工物都可以分解为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比如，投入产出矩阵就揭示了经济系统的结构。事实上，经典组织理论的大量内容正是围绕着如何对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进行协调的问题而展开的。简言之，人工物由子系统构成，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工物的运行逻辑。32

　　从上述总结可以看出，如果将建构定义为“构成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类型”，33那么西蒙实际上指出了任何人工物都可以理解为人工系统，而任何人工系统都是具有建构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指出，建构这一概念可以运用到对任何人工系统、特别是企业的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人工系统的分析之中。34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本节的剩余部分将建构这一概念应用到关于劳动者与社会的关系和企业与投资地的关系的研究之中，为从整体上把握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企业—投资地关系做出铺垫。

　　按照上文中对建构做出的定义，作为一种人工系统，劳动—社会关系也可以区分为集成型和模块型。集成型的劳动—社会关系指劳动者“嵌入”企业所在地，能够同当地社区紧密结合、获得后者的支持，并在当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模块型的劳动—社区关系指劳动者游离于企业所在地之外，无法与当地社区结合、从后者获得支持，也无法在当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

　　类似地，作为一种人工系统的企业—投资地关系同样可以区分为集成型和模块型。集成型的企业—投资地关系指企业长期在同一地区运营，与特定地区（的相关企业与政府）形成长期的关系，而模块型的企业—投资地关系指企业在不同的地区间移动，与特定地区（的相关企业与政府）缺乏长期的关系。在集成型的企业—投资地关系中，与投资地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之一；而在模块型的企业—投资地关系中，投资地因素对于企业竞争力没有明显的影响。

　　至此，我们运用建构这一概念对企业间分工、企业内分工、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区分，为在同一个框架下同时分析富士康现象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四个要素提供了基础。35

五、不受约束的模块化的跨域演进：生产方式视角下的富士康现象

　　从生产方式的视角来看，富士康现象是生产力的新形态所引发的全球生产方式的最新变化进入我国之后的极端反映。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变化既不是导致富士康现象的唯一原因，也不是决定性原因，生产关系和制度环境对于富士康现象的范围和程度具有重要影响。

　　从现象上看，产品建构的模块化——产品建构从集成型向模块型转变——不但引发了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变化，而且渗透到劳动—社会关系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投资地关系。换言之，富士康所参与的世界分工体系和富士康所主导的企业内分工、富士康的蓝领员工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富士康转移过程中的政企关系等领域都出现了模块化的倾向。我们把这种倾向称为模块化的跨域演进。

　　第一，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推动了企业组织形态向模块化的方向转变。如前所述，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意味着部件之间的界面高度标准化，生产过程的战略意义下降。因此，垂直统合型的企业组织形态，即由品牌拥有企业自身完成生产过程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子产业中的品牌拥有企业开始将生产过程外包，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化也正是在产品建构发生了以模块化为导向的变化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个的过程中，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开始崛起。因此，品牌拥有企业和富士康之间的企业间分工在最初就是模块型的：前者控制产品的设计，并且往往拥有核心部件知识，后者专业化于生产过程；对于前者而言，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是大量存在的，可以在其间进行选择和替换。

　　第二，产品建构的模块化对于企业内分工的形态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富士康专注于生产过程，所以控制成本、扩大规模、对发包企业的要求快速做出反应就成为其设计企业内部的分工形态时的出发点。于是，“科学地”设计生产流程、深化分工就成为富士康的自然选择，其结果是富士康的现场工人成为专注于单一工序、只具有单一技能的简单操作者，现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交流的必要性也被降到最低。如前所述，员工的技能的类型、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的必要性的高低是定义企业内分工的建构的关键。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分工原则之下，富士康的内部分工具有了明显的模块型特征。

　　第三，富士康现象的特点之一是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过程的范围，进入了劳动者业余生活的领域。如前所述，富士康的蓝领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居住在企业或当地政府在工厂内部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按照上文对劳动—社会关系的建构所给出的定义，由于劳动者无法植根于城市之中、只能在异地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富士康的劳动者与社区的关系是接近模块型的。36

　　值得注意的是，模块型的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既与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有关，又是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在电子信息产业中，产品建构的模块化既为富士康提供了成为制造服务提供商的机会，也让快速反应能力成为其竞争力的关键之一。电子信息产品的模块化意味着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新产品推出速度上升。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富士康可以自如地延长加班时间并对客户的要求迅速做出反应。37在这个意义上说，宿舍劳动体制或模块型的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与电子信息产品的模块化不无关系。但是，宿舍劳动体制或模块型的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与户籍制度、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制政策的关系也是明显的。

　　第四，近年来富士康的大规模内迁意味着富士康与投资地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模块化的倾向：与特定投资地的关系并不是富士康的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不同地区的成本结构的差异推动富士康连续地内迁。与劳动—社会关系领域的模块化类似，这一领域的模块化也是产品建构的模块化和特定的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电子产品的模块化意味着代工企业需要通过维持成本优势来获得订单。对于富士康来说，在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成本上升、很难在当地实现产业升级的情况下，向内陆地区转移是自然的选择。38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富士康大规模内迁的动力之一在于产品建构的模块化。但是，内陆地区地方政府之间为招商引资所进行的竞争也为富士康大规模、快速地内迁提供了制度环境。

　　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由来已久，主要围绕低价卖地、税收优惠、放松劳动和环境标准而展开。39这样的竞争的实质是地方政府用公共资源来弥补本地区在运输等方面的成本劣势。这样一来，内陆地区城市之间的成本结构开始趋同，富士康获得了在内陆城市之间选择投资地的自由：在富士康面前，内陆城市成为可以供其选择的，没有本质区别的“模块”，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富士康与投资地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模块化。

　　至此，我们发现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背后的是始于技术领域的模块化的跨域演进。但是，企业所有权、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企业间和企业内分工的模块化不会以如此大的规模发生，劳动—社会关系和企业—投资地关系的模块化也不可能出现。换言之，如果技术领域的模块化是富士康现象的起点的话，那么制度因素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这样的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在狭义的生产方式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背后，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力关系具有关键影响。在企业间分工方面，发包企业与代工企业之间之所以形成支配和被支配的交易形态，即模块化的企业间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前者拥有产品设计信息和关键部件的所有权。在企业内分工方面，模块化的企业内分工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出现与富士康的私有企业性质和当地政府的劳动规制政策关系密切。在当下，我国学者面临的一个挑��是现阶段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与富士康具有不同的分工形态并且表现出优异绩效的电子企业。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那样，包括企业间分工和企业内分工在内的企业组织形态归根到底是由所有权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期待国企和本土民营企业发展出原创性的制度安排并在经济效率方面超越富士康。其次，在广义的生产方式领域，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户籍制度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是引发这一领域的富士康现象的根本原因。

六、小结

　　本文的第一节援引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分析。这样的开篇方式隐含了本文的研究意图：在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富士康现象。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从经济史实出发推导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示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如何对富士康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就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课题：由于富士康现象是与当代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体的典型企业相关的一组典型事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组事实包含着当代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逻辑，所以，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把握富士康现象并在这样的过程中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空间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责任，也是展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活力的机会。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对富士康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本文首先从产品建构的模块化的角度追溯富士康现象的起源，然后以模块化的跨域演进为核心来理解不同领域的富士康现象连续出现的原因。在这样的分析过程中，产品建构理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企业战略理论的产品建构理论忽视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力关系的重要影响。我们发现，在依据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对产品建构理论进行修正，并将经过修正的产品建构理论引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之后，我们不但可以为上述原理找到一个“微观基础”，而且可以更为具体地把握富士康现象的本质。

　　*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0ZD&022）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21088007）的支持。

【注释】

①J.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9；［英］克利斯·弗里曼、罗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华宏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0页。

②拉佐尼克在解释他本人和马克思为什么关注自动纺纱技术时指出，他们对分析对象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自动纺纱是英国工业革命中首要的棉纺技术，而棉纺业是英国工业的主要出口产品，与纺纱技术相关的劳资关系具有历史意义。参见［美］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9、80页；Jr. A.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张逸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M.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LB， 1979； M.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R. Boyer and M. Freyssenet， The Productive Models： The Conditions of Profitabil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在管理学文献中，领先企业被认为体现了其所在产业的特征。请参见［美］钱德勒：《大企业与国民财富》，柳卸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④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经济学界，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的学者极少，至于对中国企业劳动过程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则几乎近于空白”。见高峰：《论生产方式》，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32页。苹果等领先电子企业代表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而我国尚没有可以和苹果比肩的电子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与苹果等企业有紧密联系的代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经济的特征。

⑤富士康由台湾企业鸿海集团设立，在大陆拥有多家工厂，雇佣员工超过一百万人，是苹果等主流电子企业的主要代工企业。

⑥宋磊：《警惕中国汽车产业“富士康化”》，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

⑦依据官方网站的信息，富士康在进入中国15年后已经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60位。

⑧关于电子产业的设计规则的模块化，参见C. Y. Baldwin and K. Clark，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75， No. 5 （1997）， pp. 84-93。本文第四节对这一问题有详细的讨论。

⑨［日］神原清则等：《イノベーションと競争優位》，东京：NTT出版社2006年版。

⑩以富士康代工生产的苹果手机为例，其核心部件均来自欧美日韩企业。

11在模块化的设计规则之下，核心部件和其他部件的接口是标准化的，核心部件生产商无须向组装企业提供关于核心部件的设计信息。因此，富士康等组装企业难以通过生产过程来获得关于核心部件的知识。

12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富士康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决不进入产业上游。参见杜舟、马鸣：《无品牌缺技术：富士康困兽犹斗》，载《IT时代周刊》2011年第16期，第38页。

13关于富士康的分工形态，参见北京大学等高校富士康课题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1年，第23～35页。

14同上，第21页。

15笔者于2011年7月与富士康的现场员工进行交流时，一位17岁的女工告诉我们，“我喜欢加班，但是不喜欢工作”。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直接而深刻地体现了富士康的工资体系的本质。

16关于“宿舍劳动体制”，请参见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33页。

17B. S. Park， China Rising： East Asian Responses， Seoul： Sumsung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2006.

18［美］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徐华、黄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19R. Boyer and T. Yamada（eds.）， Japanese Capitalism in Crisis： A Regulationsit Interpre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S. Bowels， G. Gordon and T. Weisskopf， Beyond Waste Land：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Economic Decline， London： Verso Books， 1985；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0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56～58页。孟捷对吴易风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扩张。参见孟捷、杨志：《技术创新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拓展》，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1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57页；高峰：《论生产方式》，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16页。

23在布若威那里，国家的作用通过强化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纵向的权力关系而得以体现。因此，他所关注的是生产方式的纵向部分。类似地，“宿舍劳动体制论”主要从生产过程的延伸的角度来把握劳动—社会关系，强调的是生产方式中的垂直的权力关系的扩张问题。

24K. Ulrich， “The Role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in the Manufacturing Firm”， Research Policy， Vol. 24， No. 3 （1995）， pp. 419-440.

25Ibid， p. 63.

26对于不是由部件构成的产品，可以根据加工产品的工序之间的关系来对产品建构进行区分。如果工序之间不存在相互干扰，则产品的建构是模块型的；如果工序之间存在相互干扰，则产品的建构是集成型的。参见［日］藤本隆宏：《日本的制造业哲学》，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版。

27C. Fine， Clockspeed： Winning Industry Control in the Age of Temporary Advantag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 136.

28M. Sako， “Modularity and Outsourcing： The Nature of Co-evolution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and Organization Architecture in the Global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 Prencipe， A. Davies and M. Hobday （eds.），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34.

29Ibid， p. 235； ［日］延冈健太郎：《MOT“技术经营”入门》，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6年版，第81页。

30H. Chesbrough， “Towards a Dynamics of Modularity，” in A. Prencipe， A. Davies and M. Hobday （eds.）， The Business of Systems Inte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日］延冈健太郎：《MOT“技术经营”入门》，第76～78页；T. Fujimoto， Architecture-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 Design Information View of Manufacturing， Evol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 Vol. 4， No. 1 （2007）， pp. 55-112。

31［英］罗纳德·道尔：《企业为谁而在》，宋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2［美］赫伯特·西蒙：《人工科学》，武夷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7、166、128、188页。

33［日］藤本隆宏等：《商业模式的建构》，东京：有斐阁2001年版，序言第1页。

34同上，序言第7页。

35需要注意的是，集成型建构和模块型建构的差异不是绝对的，主要是程度上的。

36同注释13，第42～43页。

37据披露，为了保持产品对市场的冲击力，苹果往往在生产前的最后一周才下订单。为缓解巨大的交货压力，富士康必须动员工人超时加班，而宿舍劳动体制为这种“制度化的加班”提供了保障。参见杜舟、马鸣：《无品牌缺技术：富士康困兽犹斗》，载《IT时代周刊》2011年第16期，第39页。

38关于我国电子企业在产业升级方面的难题，参见宋磊：《中国版模块化陷阱的起源与形态》，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

39笔者在对西南地区相关城市进行的调研中发现，为富士康提供标准厂房和员工宿舍正在成为新的竞争手段，而相邻城市都力争自己提供的优惠条件不低于对方。

宋　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孟　捷：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