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2006年第9期

《中国改革》：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你写过一本书《制度重于技术》，对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体制障碍做了深刻分析。关于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用，你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牵牛鼻子，而不是抬牛腿”。四年时间过去了。你在今年出版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又论及发展高新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从《制度重于技术》到《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你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吴敬琏：我还是坚持一个观点：制度安排的作用重于技术演进自身。只有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创新，才能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党和政府就一再发出了“向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进军”等号召，还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多个“赶超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规划。20世纪60年代初又做出《关于工业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提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还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看作“四个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可以说，数十年来中国人民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但从总体上看，赶超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如人意，甚至在科学和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拉大了，尤其在民用领域表现更为突出。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体制。

　　在我们这里，一个常见的认识误区，是以为只要加强政府的规划和领导，有更多的国家投资支持，就足以推进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联现象”。

　　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提出“由外延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后，从1971—1975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把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加快技术引进、有计划地进行企业的更新改造确定为重点，企图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安排和大量的国家投资“加快技术进步”。为此，苏联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

　　但是，苏联加快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经济也没有达到主要靠提高效率(内涵增长)实现高速增长的要求，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却逐年下降。这种“苏联现象”，即一方面是庞大的教育研究和开发体系，一方面是越来越低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象提示我们，庞大的研究开发和教育体系在缺乏适宜的制度条件的情况下，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症结在于，苏联建立了一种封闭、僵硬的行政性科研体制和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体制，压抑和损害了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改革》：我们曾经照搬了苏联体制，“苏联现象”在我们这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尽管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起步较早，但近年来，人们对科技教育部门的批评指责之声却越来越大，这些批评既有科技教育部门改革滞后的问题，也有其改革失误的问题。那么，从自主创新的角度看，你认为我国目前的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究竟症结何在?

　　吴敬琏：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效体制的关键在于以优先权竞争为核心的学术规范和激励机制，这些规范和机制是由科学家的学术共同体建立和维护的。维持一个有效运转的知识共同体，对于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成本和竞争性研究开发成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工业化先行国家越来越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或创新经济学家所谓的“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基础上的关键因素之一。先行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后科学的迅速推进表明，这一套制度对于渴求“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就必须消除在我国科研体制中的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等积习，弱化非学术因素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影响。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院士曾尖锐地指出：“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他对于我国科学研究机构存在问题的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以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在同行专业人员评议的基础上，对专业人员的学术水平作出恰当的评价并给予与其学术贡献相称的回报。

　　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加区分地实行研究机构的企业化。把研究机构一概转制为企业，固然可以使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在全部研究开发支出中的比例数量大幅度上升，但同时也会削弱公共知识的生产活动，促成基础性研究活动的急功近利倾向。同样严重的是，学术机构所承担的企业研究开发人才筛选和培养功能会弱化。现在，大量产权不清的校办企业、所办企业派生出来，这些都会给全社会的研究开发活动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发展机会将会进一步降低。其实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绝大部分对生产技术有着方向性影响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方面的突破，由于它的公共物品性质和非竞争性质，通常是由社会机构或自主性机构，而非由企业完成的。这些机构的研究对全社会的生产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从技术创新与转化方面来说，情形又怎样?

　　吴敬琏：技术进步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常常被称为技术革新的渐进性改进；另一部分则是被称为技术革命的根本性突破。根本性突破之所以具有根本性，是因为有大量渐进的改良性创新附着其上或和它相互补充；只有当附着其上的渐进技术改良更多、应用范围更为广阔时，根本性技术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根本性技术有多“根本”，要靠这些成千上万的渐进性改良来筛选和确认，没有这些渐进的、改良性创新，根本性技术也就不成其为根本性技术了。突破性技术也更多地是开放机会而不是提供完美的最后解决方案。没有大量进一步的渐进性改进，重大技术的单项突进也不能收到好的经济效果，无法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发挥重大作用。说到底，任何国民经济宏观上有意义的生产率进步，都是大量的技术创新汇合在一起才形成的，这些成千上万的事件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宏观上有意义的现象。光是蒸汽机一项构不成产业革命，因为蒸汽机还激发了很多领域的创造，什么时候用、在哪里用、怎么用，这就需要很多的智慧和尝试。可是，成千上万的改进不是一个或几个专家所能做到的，必须靠许许多多的人的智慧和一整套有活力的机制。

　　《中国改革》：你的意思是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而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就必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

　　吴敬琏：是这样。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最先把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问题，特别是企业制度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孙冶方虽然看到了技术进步与经济体制之间的依赖关系，却由于他去世过早，没有能够看到，只有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没有办法使技术进步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常规化和制度化。而这个过程的主体是企业。只有企业本身在财务预算的约束上，自行根据市场信号和制度安排给出的激励，来选择新技术的采用与否，以及是否投资于创新、投资多少、什么时候创新，这种分散的尝试才可以降低整个经济因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不能靠政府的指守，也不能只靠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使每个企业都主动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并改进产品和工艺；而不能由政府越过公司自身的约束直接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换句话说，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力口重软预算约束问题。

　　《中国改革》：高等学校除了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对路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关注。另外，也是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从高校的这一重要职能看，我们的高校能否承担起自主创新的重任?

　　吴敬琏；大学要承担起自主创新的重任，必须革除目前广泛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体制。一些大学办学的自主权非常小，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员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部都由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学和学者之间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就会变成政府在学校之间、学校行政领导在教师之间分官位、分资源、分名额，教师之间争官位、争资源、争名分等不健康的竞争。因为政府的资源是通过行政系统分配的，大学的资源是大学行政部门争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失衡和行政主导。

　　中世纪时期的大学，本是与教会密不可分的机构，后来逐渐获得学术上的独立，成为传授学问和创造知识的场所。这套制度到了19世纪时稳固地建立起来，是现代经济增长中推动“与科学相关的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所以，相当长时期以来，我国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仅仅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是不够的，还必须推动大学改革，建立能够弘扬“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有利于学术繁荣的学校管理新体制，并进行过一系列探索。例如，刘少奇提出过“教授治校”原则；邓小平1980年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要求有准备、有步骤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

　　《中国改革》：看来，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以便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开发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体系，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主导，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的力量不可小视。前苏联在航天技术、空间枝术等方面也有长足发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以“两弹一星”、“神5神6”为代表的军工技术、航天技术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因此，有人仍然主张由“政府主导”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实现自主创新，

　　吴敬琏：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人们来说，发挥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动员资源和按国家意志分配资源方面的优势，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研究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是效率最高的。在这种认识下，以为加快技术进步的办法，就是以政府为主导，规划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点，由政府主管最终决定关键的科学技术领域，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企业或者自行指挥所在地区或部门的机构进行“攻关”。

　　历史经验表明，这类办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取得成就，因为目标和前人已经探索过的路径都比较清晰，加之政府动员资源投向重点项目的强大能力，资源都向这个方面倾斜，比如“两弹一星”、“神5神6”。但这套做法并不是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也不应该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实际上，这套做法建立在对技术进步机制的误解基础上，难于实现普遍的“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当然，由于企业竞争过程中的研究开发往往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仿效往往是容易的，若无其他的制度和政策支持，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往往低于社会最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使企业能够从创新投资中得益；另一方面，政府应对研究开发项目适当提供资助或补贴，以弥补市场的不足。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政府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改革我们过度集中的科技、教育体制。

　　另外，要更好地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我们在法制建设、融资环境、人才市场和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方面也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