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社会学：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赵方杜

文章来源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摘要]近年来，身体社会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构成了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对身体主题的关注，既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是对当代的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统一的多元蕴意。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主要从结构与行动两种路径来理解身体的社会表征与符号意义，关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具有感受性和体验性的“具体人”，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这种身体叙事与理论路径，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为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

[关键词]身体社会学 身体意蕴 理论路径 范式转移

　　身体(body)，是我们生命的物质基础，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同时，身体也是我们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然而，长期以来，身体却被归属为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则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真可谓“视而不见，存而不论”。近年来，身体逐渐被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化”，这不仅出现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艺术等学科，也出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形成了持续至今的身体研究热潮。身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由此发端，并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取向。这种对身体的理解无疑超越了对其本体论的探讨，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身体的社会实践，关注在社会生活中对身体的塑造与改变，以及由此构成了经验事实的意义表征与知识系统。这种身体叙事和范式转移构成了一种聚焦和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

　　这种对身体研究的热度不应当被认为仅仅是在理论上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对社会学而言比较基本的、却长久以来视而不见的主题的重新重视。对身体的关注，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学想象力的简单发挥，或者在当代多元化的时代给社会学添加另一个奇特、怪诞的主题以吸引大众的眼球。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对身体主题的关注，与这个学科本身的理论旨趣有着内在的连贯性，也和学术界目前的理论发展态势密切相关。从社会学古典时期的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莫斯、齐美尔，到现当代的戈夫曼、梅洛-庞蒂、福柯、埃里亚斯、吉登斯、布迪厄等，都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中展开了对身体的具体演绎。同时，身体社会学的产生，也是在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同塑造的文化环境中，对身体、经济、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根本转变的一个必然回应。①

一、社会学研究中的身体蕴意

　　虽然身体研究在国内外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身体的具体意蕴却从未有过统一。马克思认为身体是劳动的工具也是劳动的产物，身体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既具有实践性更具有能动性。涂尔干、莫斯和道格拉斯虽然把身体区分为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但他们不关注物理身体，而关注社会身体，尤其是身体的文化象征意义。帕森斯把身体看作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它只是社会行动中环境的一部分。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是灵魂和肉体的统一，肉体是灵魂的载体，灵魂是肉体的表现。布迪厄认为身体的惯习是在特定场域中形成的，身体是一种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吉登斯认为身体是一个“行动系统”和“实践模式”，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是当代社会最美的“消费品”，消费的符号化也带来了身体的符号化。福柯则认为身体是知识、权力和真理规训的对象，是社会建构而非自然的产物。谢林(Chris Shilling)等人则认为身体是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文化持续互动的产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消费社会和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人们更是按照自我规划对身体进行各种塑造和改变，使得在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中的身体表现和实践也异彩纷呈，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对身体的定义达成共识。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拥有更多手段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控制身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深陷入何为身体以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困境之中……毫无疑问，我们越是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限制，那么，我们对于身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和身体的自然特性是什么就越不明确。②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身体的蕴意：

　　1.身体是物质性的肉体和超越性的精神的统一

　　肉体和精神是身体的一体两面，他们都不可能单独0的存在。一方面，物质性的骨骼、神经、血液、脂肪、肌肉等组成的肉体是身体的实体基础，是精神的载体。英语中“肉体”对应的词很多，但其侧重各有不同：如“flesh”是强调身体由血肉组成，具有欲望属性、“soma”强调由细胞组成的身体的有机属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强调人的物质形体。③这种生理身体通常也是生物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的对象；另一方面精神是身体的本质，它受各种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俗、社会制度、“身体技术”等影响把生理身体建构成为社会身体，使之带有厚重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印迹。所以，肉体和精神二者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某一方面来认识身体，必须把它作为肉体和精神的整体加以认识和把握。

　　2.不仅指单数的、个人的身体，也指复数的、人类的身体

　　即福柯所谓的个人身体(the individual body)和社会人口身体(the populations body)。在福柯看来，个人身体主要指“人类身体的解剖政治学(an anatomo-politics of the human body)”，包括对个体身体的规训，如对个体的临床检查和微观辨别，优化身体功能，发挥身体功能：而社会人口身体则涉及到“人口的生命政治学”(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它是国家、政府采用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的方法来关注整个社会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健康状况、身体体质、体育锻炼等，以监管和控制社会的人口。④

　　3.身体不是静止的单一形态，而是动态的多元形态

　　受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身体形象、身体的再生产、身体技术、身体表现和身体实践都是多元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身体也呈现出各种不尽相同的形态。如莫斯对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身体技术(出生的技术和分娩的技术、儿童时期的技术、青少年时期的技术、成年时期的技术)进行了论述；⑤弗兰克(Arthur W.Frank)将身体区分为规训的身体、镜像的身体、支配的身体、交往的身体；⑥奥尼尔(John O\'Nell)把身体区分了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⑦洛克(Margaret Lock)则把身体分为个人的身体、社会的身体和政治的身体；⑧杨儒宾认为先秦儒家“身体观”有四个面向：意识的身体、行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和社会文化的身体；⑨黄俊杰认为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身体具有四种类型：作为政治权力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⑩

　　当我们在进行身体研究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特纳(Bryan S.Turner)所说的身体悖论：我们有身体，但在特定意义上说，我们也是身体。(11)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身体的主体，身体是我们的客体，身体是心灵、知识、理性的载体，我们可以运用各种身体技术去再生产、社会化、组织、规训和惩戒身体；另一方面，我与身体又是统一不分的，身体不仅是我们存在的自然物质基础，也是我们进行活动的社会环境的构成部分，是生物有机体与社会自我的统一，也是个体实践和社会建构的统一。在当代消费社会，我们则面临新的身体悖论：一方面，当代社会解放了身体的束缚和遮蔽，给身体的展露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中身体“美学化”标准的合法化和普遍化，又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12)尤其是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各种广告对身体美学的病态构筑和过度宣扬，不仅没有提升人们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精神，反而将人们的消费价值和身体追求引向一种低俗的境地，使得身体日益沦为商品的消费机器而不能自拔。这是我们应当警醒的。

　　二、身体社会学的两种理论路径

　　当前的身体研究呈现出聚论纷坛、异彩纷呈的局面，可以说，这一方面得益于人们对这个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主题的兴趣和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身体研究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式，正处于发展的阶段，特纳、弗兰克、奥尼尔、洛克、谢林等人是当代西方身体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们关注社会制度、国家权力对身体的结构性制约，以及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身体实践对社会和国家的建构作用，并建立了身体类型学——把身体化约为几种理想类型加以表述。作为身体社会学的倡导者和最有力的推行者，特纳认为不仅要考察单数的身体，而且还要考察复数的身体，即人口。受福柯的影响，特纳把身体的活动空间分为内部(internal)空间和外部(external)空间。身体在内部空间主要面对约束(restraint)问题，即在家庭中要对个体身体的欲望、需求等进行控制，如韦伯的理论。而在外部空间身体则主要面对表现(representation)问题，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互动中的表现，如戈夫曼的理论。而人口则需要在家庭内部通过繁衍(reproduction)的控制，防止出现人口急剧增多而产生的问题，如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在外部空间的规训(regulation)主要是国家运用各种制度，对人口、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和控制，如卢梭的论述。特纳认为，只有在内部、外部、时间和空间上对个体身体和人口身体进行控制，才能实现霍布斯所谓的秩序问题。

　　无疑，特纳的身体结构模式带有浓厚的建构论、功能论色彩，遭到了Williams和Bendelow的批判，他们认为特纳把重点放在了社会如何对身体进行建构上，忽略了身体作为社会行动和实践经验的载体和基础等方面。(13)所以，弗兰克提出了他的身体行动模式。根据身体自我控制、欲望程度、身体与自我及他人的关系，将身体分为规训的身体(disciplined body)、镜像的身体(mirroring body)、支配的身体(dominating body)、交往的身体(communicative body)四种理想类型。弗兰克认为，身体存在的是行为问题而非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应从现象学而不是功能取向的角度展开分析。每一种身体的理想类型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的行动模式展开，获得相应的角色。如通过理性化的管理(regimentation)与秩序产生规训的身体，通过商店消费(consumption)产生镜像的身体(这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战争等强力(force)产生支配的身体，通过共享话语、舞蹈、关爱和交流产生交往的身体和得到认同(recognition)。(14)应该说，弗兰克的身体行为模式相对于特纳而言具有动态性和多元性。而且这种对身体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不仅把握了社会作用于身体的各种行为方式，也包括在具体行动中身体是如何行动和构建社会的。比较而言，特纳和弗兰克的这两种身体模式从不同的空间层次展开，特纳是自上而下的(top-down)，而弗兰克是自下而上的(bottom-up)，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身体问题置于行为、行动者、结构所关注的中心。(15)

　　与弗兰克不同，美国学者奥尼尔则把进入社会生活的身体分成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两部分。他认为生理身体不仅是医学实践或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将之视为道德身体，因为它“使我们拥有尊敬、互助和关怀等美德”。而交往身体则是我们与世界、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进行互动的工具和总的媒介。由此，奥尼尔区分了现代社会存在的五种身体形态：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医学身体。所谓世界身体，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从人身体的言语表达和生理功能出发来建构世界和宇宙图示。“人类首先将世界和社会构想成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16)社会身体是我们按照人类身体的形态和结构来构想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等都投射到身体结构上去。而且，“我们以自己的身体构想社会，我们同样以社会构想自己的身体”。如社会中的二元论与身体的左手和右手之间的二元对立之关系可见一斑。政治身体关注身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注政治身体也就是关注现代社会的“管理型国家”和“疗治组织”对日常生活带来的困境。所谓消费身体，就是人们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一直持续不断的满足自身身体、心灵的各种需求。“现代经济一方面急剧扩大了我们的需求和欲望，而另一方面也宣称它采用的是伦理的方式以满足这些欲望。平衡的两面就是生产和消费。”(17)医学化的身体则是“身体全面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权力把身体纳入管理视野的重要方法，也是消费主义的具体体现。

　　洛克则在《精神的身体：医学人类学导论》中从个体的身体(individual body)、社会的身体(social body)、政治的身体(body politic)三方面来解读身体。(18)首先，个体的身体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表现，它是人们之间彼此差异的一种体现，因为组成身体的精神、物质、心灵、自我等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身体在健康和病患中的表现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戈夫曼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互动。其次是社会的身体，涉及到作为象征的身体所隐喻的自然、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如涂尔干、莫斯、道格拉斯的论述。如病患的身体象征着社会失调、冲突甚至瓦解，相反地，“病态”或“健康”的社会则提供了理解身体的又一种模式。政治的身体则涉及到对(个体和集体的)身体的规训、监督和控制，表现在繁殖和性、工作和休闲、生病和其他形式中，如福柯的著作。因此，这三种身体代表了不同的理论取向：现象学(个体的身体)、结构主义和象征主义(社会的身体)，后结构主义(政治的身体)。而且，这三种身体的分类也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不是截然分离的，甚至是部分重合的。如个体身体受文化影响，就具有社会身体的含义；个体身体受到制度、权力的控制，也就具有政治身体的一面；而在这三个层次上，身体都具有精神性(mindful)，它们之间可能相互支持，也可能相互干扰。(19)

　　在对身体社会学进行理论剖析的同时，英国学者谢林则关注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他认为身体研究在社会学中处于“双重地位”：社会学很少明确地将身体作为学科关注的合法对象予以直接回应，但同时生理性、物质性的身体形态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古典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女性主义、人口老龄化、消费文化和身体改造技术的共同影响下，身体研究渐成显学，谢林将其区分为自然主义的身体观(生物性的身体构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和建构主义的身体观两种。但目前来看，大部分的身体社会学研究都持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身体是文化、制度建构的产物，即“社会建构的身体”(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body)。这种建构论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道格拉斯的人类学、对人类身体历史进行探究的近期作品、福柯的著作和戈夫曼的理论。尤其是福柯和戈夫曼对身体社会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但这二者之间的理论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一方面是缘于他们著作的形式和风格迥异，另一方面则是福柯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者(关注话语和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而戈夫曼则被认为是符号互动论者(关注作为社会行动要素的身体)。福柯和戈夫曼的这种影响，在当代主要体现在特纳和弗兰克的身体理论中。虽然特纳综合了马尔萨斯、霍布斯、卢梭、韦伯、帕森斯、戈夫曼等人的理论，以探讨他所谓的新的“霍布斯的秩序问题”。但从特纳的身体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他受福柯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和福柯一样更加关注社会制度对身体的生产和控制。而弗兰克的身体行为模式更加关注“活生生”的身体及其体现问题，这可以被看作是戈夫曼所探讨的日常生活中互动的身体的一个继续和发展。(20)

　　对此，特纳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在这些纷繁芜杂的身体表象背后体现出身体社会学存在的四种理论传统。(1)身体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如女性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别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和文化所建构的。(2)认为身体是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并探寻身体如何体现出这种社会权力关系。如社会人类学和福柯认为人类身体的历史就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隐喻”史。(3)关注“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现象，即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身体体现。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代表。(4)关注在社会实践和身体技术的习得过程中的身体表现，如莫斯、布迪厄等人的理论。并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身体社会学的这四种理论传统简化为两种基本的理论模式：身体是一种符号、意义的系统，这种系统具有区别于个人观念与意图的独特结构，并注重对身体的文化解码；身体是一种社会现象，注重对身体体现的现象学研究，试图理解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从出生、成熟、繁衍到死亡的人类实践过程。(21)其实，特纳所说的这两种理论模式，也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结构模式与行动模式。结构模式把身体看成是结构、权力所建构的产物，关注身体体现出来的权力、伦理、道德等内涵，即“对身体做了什么”，以涂尔干、道格拉斯、福柯、特纳等为代表。行动模式则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认为我们必须经常、有规律地对身体进行保养、维护和再生产，以建构自我、表现自我和进行社会互动，即“身体做了什么”，以梅洛-庞蒂、戈夫曼、弗兰克等为代表。当然，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绝对的，在具体研究中往往是两者的融合，很多学者也为弥合这种分裂进行了尝试。

　　三、身体范式的拓展与超越

　　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学者们大多数关注的都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而很少提到身体，以避免被贴上生物还原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标签，即便这个身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现象无时无处不在。但是，身体社会学，正是以身体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身体的社会生产、社会象征与文化意义，国家、制度、权力对身体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则注重身体实践对社会、文化的建构。特纳认为，身体社会学并不是要提供对于身体确定不疑的论述，而是要提醒我们关注在医学社会学、父权制研究、社会本体论的性质、宗教社会学、消费文化分析、社会控制等领域中身体的重要性。社���理论一直关注霍布斯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身体社会学就是试图把身体融入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的传统争论中，重新思索许多传统的社会思想，并观照当下的社会现实。(22)

　　但是，身体社会学必须直接面对自然与文化的二分，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历史的。毫无疑问，身体具有生物学的基础，但身体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是坚持文化决定论而非生物决定论。身体社会学更多属于建构主义，认为身体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现象，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产物。不同人群之间的身体差异，也是社会的产物而非社会的基础。(23)而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Edward O.Wilson)(24)学则属于自然主义，认为身体是自然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存在的生物学基础，并制约着社会行为。这显然过于看重了生物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轻视了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并轻率地将动物界和自然科学的运行法则推论到人类自身和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无可避免地招致了广泛的批判。但是，犹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和德里克·弗里德曼对萨摩亚人的考察引起了文化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的论战一样(25)，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也再一次引起人们对于生物与文化、自然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自然和社会的二分，在社会学中也影响到了身体与心灵、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有学者认为，在社会理论中，身体概念的发展有三个方向：把身体带回社会学的分析框架，重新发现古典理论中的身体思想，把身体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以超越二元困境。(26)众所周知，这种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对立，来源于笛卡尔的影响。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就试图要克服这种二分法，他认为以往人们对身体的研究是“身体理论”而不是“身体现象”，现在我们要把一切的“身体理论”放在括号中悬置起来，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来考察身体是如何被显现的。在梅洛-旁蒂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是时间性、空间性、意向性、表达性和言语性等多重特性的交织，身体是“主体”而不是客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总媒介”而不是简单的工具，身心是统一的。梅洛-庞蒂的思想引发了哲学领域一场反二元主义的革命，并影响到了社会学，他的思想由此成为社会学领域反二元主义的必要基础。梅洛-庞帝的理论注重身体的主体性，他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的概念可以在哲学层次上克服“主体-客体”(subject-object)的区别，但他并没有给予“客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以足够的关注，而这些因素在社会学中理解身体和身体的社会表现时是十分重要的。(27)所以，梅洛-庞蒂并没有超越二元主义，他的身体现象学带有一种浓厚的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色彩。

　　布迪厄则试图在综合海德格尔、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基础上，以及对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社会学分析，来解决行动和结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华康德把布迪厄视为梅洛-庞帝的“社会学继承人”，不同之处则在于布迪厄对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关注。布迪厄认为他成功地克服了行动和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他提出了惯习的概念。在他看来，惯习是结构性因素在个人身上的体现，被结构所制约，结构正是通过惯习“这一被身体化的分类图式”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行动，惯习也反过来形塑着社会结构。身体是惯习得以存在和表现的载体，身体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如在《区隔》中，不同阶层的品味、性情倾向、生活方式等特殊的符号都加诸于身体并通过身体表现出来。这种身体的差异性表现着阶层之间的区隔，同时也建构着阶层之间的区隔，并体现出一种权力和社会不平等。应该说，布迪厄试图超越二元主义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相对于主观主义而言，他“赋予客观结构以某种优越性”(28)，他的理论仍然没有摆脱自孔德、涂尔干以来法国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被人们称为“结构主义的建构论”。当然，当代社会学的其他学者也试图对这种二元主义进行调和，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等。不同的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采取的是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取向，而柯林斯和科尔曼则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路径。

　　当然，当代其他学者也关注到了身体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和洛克(Margaret M.Lock)在合编的《超越规矩的身体：对物质生活人类学的阅读》中，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注点从传统的思想与身体、意义和行为、个体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等主题，扩展到一个新的主题：活生生的身体(the lived body)。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在传统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性上继续考量身体，还从实践、话语、隐喻、制度、场域来综合考察(29)，从而超越“规矩的身体”(body proper)：即以往的身体研究并没有超越自己领域的“规矩”，一种有着历史深度的与社会深度的活生生的身体概念(lived body)，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仍然相当缺乏。(30)其实，这种超越“规矩的身体”也就是斯特拉桑和特纳所推崇的“身体体现”，即注重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身体的时间性、空间性、流动性、多元性和主体间性，把身体理解成话语、制度、技术、实践和意识形态塑造和主体建构的共同产物，从而超越传统的主体与客体、自然和文化、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因为斯特拉桑认为，仅仅从笛卡尔二分法的一端(精神)转移到另一端(身体)，而不对二分法本身提出质疑，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主张用“体现”(embodiment)这个概念代替抽象的“个体”或“个人”，从而强调一种具体的、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对感性的回归。(31)而特纳认为身体体现包括以下四种内涵：首先，身体体现是个过程性的现象，是一个持续互动的社会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肉体化过程”(corporealization)的实践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行动者最终掌握一系列的“身体技术”，获得独特的“惯习”。其次，身体体现是社会行动者一种实际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再次，身体体现是一种“社会规划”，是生活世界中文化、社会作用的产物。最后，是身体体现和自我规划的统一，它不仅塑造了一个身体，也塑造了一个自我。从而，建构一种特纳所说的身体体现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mbodiment)。(32)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新视阈，身体社会学有其独特的理论追求与价值取向。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理性霸权对人的压抑和禁锢是十分明显的，如韦伯的“铁牢笼”、马克思的“异化”、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福柯的“规训社会”与全景敞式监狱等。但这些理论中所论述的都是高度符号化的“抽象人”，而具有感受性、体验性的“具体人”是不存在的。因此，身体社会学以身体为切入点，以身体实践为分析对象，关注到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人的感受性和体验性，进而理解在现代性话语和理性逻辑规训下人的境遇，并试图把人从现代理性的霸权下救赎出来，探寻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这不仅和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的人本主义思想一脉相承，也是和马克思所设定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人的把握，让“人”成为可以分析的具体对象，避免空泛论“人”而引起的抽象性和笼统性(33)；或把人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世界中加以考察，使之由以前社会理论中所谈论的“抽象人”转变为“具体人”，以更好地认识人、理解人、解放人。无疑，这种身体叙事的理论路径与范式转移，涵括了丰富的话语场域、经验现象和社会学想象力，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拓展与超越，并帮助我们重新发展出理解社会的新的知识图谱与理论系统，为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基于身体的分析框架。

注释：

　　①赵方杜、候钧生：《论身体社会学的产生与思考》，《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2期。

　　②Chris Shilling,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SAGE,2003, P.3.

　　③转引自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2期。

　　④Bryan S.Turner,“Body”, Theory, Culture& Society, Vol.23,2006, PP.228-229.

　　⑤[法]马塞斯·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⑥Arthur W. Frank,“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an Analytical Review”, Mike Featherstone, Mike Hepworth, B.S.Turner, The Body:Social Progr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SAGE,1991, P.54.

　　⑦[美]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⑧Margaret M. Lock, N. Scheper-Hughes,“The Mindful Body: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1, No.1,1987. PP.6-7.

　　⑨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版。

　　⑩黄俊杰：《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孔子研究》2006年第5期。

　　(11)[英]布莱恩·特：《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2)周宪：《读图，身体，意识形态》，载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13)S.J.Williams, G. Bendelow, The Lived Body:Sociological Themes, Embodied Issu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14)Arthur W. Frank,“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an Analytical Review”, Mike Featherstone, Mike Hepworth, B.S.Turner, The Body:Social Progr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SAGE,1991, P.54.

　　(15)Alexandra Howson, David Inglis,“The Body in Sociology: Tensions Inside and Outside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Blackwell,2002, P.301.

　　(16)[美]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7)同上，第101页。

　　(18)M. Lock, N. Scheper-Hughes,“The Mindful Body: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 New Series, Vol.1, No.1, 1987. PP.6-7.

　　(19)[美]安德鲁·斯特托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0)Chris Shilling,“Sociology and the Body:Classical Traditions and New Agenda”,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2008, P.63.

　　(21)Bryan S.Turner,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Blackwell, 2009, PP.517-521.

　　(22)[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9页。

　　(23)[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24)[美]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澳]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夏循祥、徐豪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6)Alexandra Howson and David Inglis,“The Body in Sociology: Tensions Inside and Outside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Blackwell,2002, P.300.

　　(27)Alexandra Howson and David Inglis,“The Body in Sociology: Tensions Inside and Outside Sociological Thought”,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Blackwell,2002, PP.306-309.

　　(28)[法]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钱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9)J.Farquhar, M. Lock,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30)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31)[美]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2)[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1页。

　　(33)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