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为“市场”，到底何谓市场？学界的争议较大。通过学术史梳理，不难发现市场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流变”，在较早触及市场的经济学那里追逐的是单一自由的市场，人类学通过“嵌入性”视角拓展出多元市场，新经济社会学诉诸市场的社会结构。然而将这些理论用来阐释当代的中国市场时，均存在与事实的不符。缘由在于，一方面当代中国有着明显的“市场政体”特性，即体制转型的推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实践高于既有理论，即行动者在“摸着石头过河”。基于此，意欲洞察中国的市场实质，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理论范式，摒弃唯“结构”的思维禁锢，深入到转型发展的实践中探析市场运行的机制。依此逻辑，文章提出“制度—行动”的分析框架，即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动、自下而上的行动策略、两者“聚合”发力三种面向。希冀以此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市场研究新的鲜活案例，并增补社会学元理论对当代市场的阐释。

关键词：市场/社会结构/实践/制度/行动

作者简介：陈文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雄刚，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实现市场治理是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市场，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一直占据话语主导权，这种市场观通常将当代中国的市场实践视为一种“怪异”。2018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斯蒂文·K.沃格尔出版了《市场治理术：政府如何让市场运作》一书，强调政府在构建和维系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周雪光在其读后感中指出，将政府与市场、管制与竞争对立起来的两分法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解。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和精细化，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日益重要。回溯当代中国市场的实践进程，其演进逻辑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市场观有本质区别。因此，意欲探究中国的市场实质，一方面需要对西方市场观做全面检视；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凝练出新的分析框架，进而梳理新的市场理论。

一、市场观念的流变

市场的英文表达是“market”，源自拉丁词汇“mercatus”，原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随着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市场被赋予新的内含，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市场理性”视作单一的经济形式，并最终取得“现代世界体系”的话语主导权。随着所谓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式微，检视资本主义“市场理性”成为一种必然。

(一)市场的概念

市场的概念与“经济”密不可分。学界对“经济”的界定有两种倾向：实体经济与形式经济。实体经济是指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具体行为；形式经济是指实现稀缺资源最佳配置的逻辑行为。基于此，市场的概念存在两种取向：作为物品交换的场所和作为价格形成系统的市场。

从历时性的角度考究，作为场所概念的市场要比作为价格形成体系概念的市场出现得早。作为场所的市场有两种类型：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内部市场以古雅典集市(agora)为典型，这些集市既是市民集会的场所，又向民众提供生活用品。这种市场之所以较为稳定，原因是有着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繁多的规则。追溯交易的早期历史，外部市场要早于内部市场，因为生活在同一生态领域的社群只有通过与外社群进行交易，才能得到稀缺的物品。但大规模的外部市场是在内部市场成熟的基础上促生的，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专业分工发展，更远区域的贸易被纳入其中，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商人财富剧增，大量商人出现，促进了专门市场的发展。

进入到15世纪，随着形形色色交换形式的出现，市场成为一种“解放”和“开放”的力量冲击着“封闭型”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传统古老市场与近现代市场共存的盛况。学界将市场的扩大归结为“利益”，市场可以让交易双方彼此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利润，为此行动者自愿进行交易。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机制”呈现为“竞争”，即行动者能在市场中获得多大利润，取决于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时至今日，可以说是“市场遍布的社会”了。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理解市场，依然是一个学术短板。

(二)市场理性的樊篱

现代社会的显著表现为市场经济，因此市场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经济”一词的英文表达是“economy”，源自拉丁词汇“oeconomia”和希腊语“oikonomia”，与中国古汉语中“经世济用”的含义相近，是指如何使家户变得兴旺，之后延伸为使一共同体顺利发展，即“家政”“国政学”。在西方经济学的视域里，早期的市场依附于城邦共同体。进入中世纪以后，宗教的权威大大增强，对宗教来说，只要市场经济处于对共同体的从属地位，就可以容忍甚至利用。

中世纪的后期，重商主义在欧洲开启，伴随着各地城市的兴起，市场经济开始复兴。在重商主义极力发展的同时，“泡沫”经济随之而来。基于此，重农主义强调生产加工的重要性，就交易而言，倡导买卖自由是一种自然动机，不应用政治权利加以限制，这直接导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市场界定为“自由放任”的思想。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常情况下，它会以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运行，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人”的假设，开启了“市场理性”的先河。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其影响力被概括为“边际革命”，在边际学派看来，古典学派对市场的认知是基于“生产”的角度，却忽略了“交换”的本质，只有通过市场的交换才能获得或消费物品的最大效用。边际学派提出了“完全市场”的概念，将市场理解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中心机制，奠定了现代市场的理念。

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的价格机制，认为市场是一个过程。“二战”前后，凯恩斯主义兴起。凯恩斯从“国家积极干预”的角度出发，对以往的市场观进行了批判，质疑了市场通过其自身的运作便可保证较高社会产出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沿着价格机制的路径理解市场，强调完全的市场理性。在“一般均衡理论”“博弈理论”等基础上，关注抽象的市场模型，并探讨了“隐形市场”。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对市场的研究受到较大关注。在制度主义看来，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其效用在于降低交易费用。

进入2000年以后，学界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普遍质疑。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蓝图，即“自由市场经济”实质上并未奏效，反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陷于“欠发展”泥潭。直到这时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到了解构“市场”神话的时候了。这其中人类学的检视似乎更有力，在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扩张进行梳理之后，人类学家质疑那些文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否真的是“市场模式”？或者说难道人类只有这样一种文明的演进路径吗？

(三)市场的实质主义拓展

人类学对市场理性的检视其标志性事件是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1944年)一书的出版，书中指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市场理性并非与生俱来，市场与规制相伴而生，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政府推动的产物。在对前现代社会进行考察后，波兰尼梳理了三类不同的经济形式：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在前现代社会，市场经济通常嵌入在社会整体之中，且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开始商品化，市场才得以充分扩张。波兰尼的立论在于“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实质分析的传统，明确区分了经济的“形式”与“实质”的含义。形式主义追求普遍性，强调模型抽象，通过建构“经济理性人”，诉诸理性选择逻辑，可以说“想象多于真实”。而实质主义追求特殊性，强调归纳经验，坚持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具有多样性，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象征理性’和制度的产物。”在对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人观念批判的基础上，波兰尼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给予期待，认为个体的经济行为总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人类的行为均出自社会的塑造，因此脱离社会分析个体行为无疑是一种幻想。

20世纪60年代，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等观念占据了话语权。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初民社会的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过去式”，这扭曲了民族社会的本质，引发了经济人类学领域“形式论”与“实质论”的激烈争锋。萨林斯站在“共时性”的角度，对初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提出了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的论断，现代经济生活中所谓的“利己”性，其实是西方宗教伦理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显现。所谓的理性选择、理性个体是形式主义的抽象观念，现实当中存在的个体无疑是受家庭伦理、文化制度、生计原则和惯习等制约的社会人。

就人类学对市场的拓展这一论题而言，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有着较大影响力。布迪厄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处于建构性的经济场域之中，行动者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各种“力量”，可称之为“战略性市场财产”，具体分为财务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组织资本、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经济人类学基于“嵌入性”理论，强调实质主义的实存性与特殊性，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形式主义的市场理性传统，为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的社会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契机。

二、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及其局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兴起。新经济社会学秉持实质主义的研究取向，对完全市场理性给予了深层次批判，力求从社会结构角度来重新理解市场。然而随着其研究的深入，又掉入到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泥潭，呈现出明显的唯网络分析和碎片化实证研究的倾向。

(一)“嵌入性”理论视域下的市场

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学理背景在于当时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将经济视作社会的中心。另一个冲击是贝克尔、威廉姆斯等一批经济学家越过传统的学科边界，关注原社会学议题。基于这样的学科危机，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学科保卫战，亦即跨越原经济学边界，研究经济议题，其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格兰诺维特《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的发表。

格兰诺维特秉持实质主义的传统，基本认可前现代社会中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但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经济生活不再淹没于社会关系之中，而是使社会关系最终成为市场的附庸。因此格兰诺维特的立论基础是“经济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在具体论述中，他强调“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重要性。所谓“关系嵌入”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不同程度上渗透到经济生活中，现实的困境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对经济行为嵌入性程度的理解分歧较大，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将社会理解为原子化的个体，否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或消费的影响，呈现出“低度社会”的倾向；社会学家则强调由共识延伸出来的规范和价值的约束性，对理性选择的考虑不周，呈现出“过度社会化”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的市场分析注重网络和结构社会学的视角，但网络研究并没有形成关于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套探讨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在结构社会学方面，格兰诺维特最初将自己视为结构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结构是理解现行制度如何达到目前状态的钥匙。这使得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陷入“结构主义”之中，但不可否认，他将韦伯关于经济行动的议题置于新的语境。

(二)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

斯威德伯格对市场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关于市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利益”。斯威德伯格认为“嵌入性”理论存在不足，通常割裂了市场的真实状况，难以认清市场的本质。基于此，他倡导发展出一种兼顾利益、社会关系等综合性的视角来研究真实的市场。与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建构模型来关注价格形成的市场不同，斯威德伯格认为社会学应将市场看作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有其内在的结构。社会结构的视域意味着市场是各方面之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固定互动模式，从而避免了将市场仅视作一种价格机制的谬误。

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的系统阐发旨在进一步检视新古典学派的市场理论。在新经济社会学看来，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性将人的本性抽象为“自利”，其实现途径被简易为“交换”，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理论，因此最终将市场界定为交换市场，忽视了“市场从何而来”的问题，社会学的结构理论成为问题解决的一种途径。基于此，怀特提出了“生产市场”的分析框架，即W(y)模型，其中W代表收益，y代表产量。在怀特看来，市场是相互密切监督者的生产实在的同行圈，是由参与者之间交互信号或沟通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结构。基于此，怀特认为现代产业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市场，而生产市场源自社会网络。

在网络结构影响市场运行方面，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有着强的解释力。在伯特看来，市场的基本特性为竞争，竞争的参与者通常带着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市场，其中社会资本对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有着较大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而社会资本主要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社会资本如何衡量？伯特提出了“结构洞”的指标，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拥有“结构洞”的数量通常决定参与者的市场地位和收益程度。“结构洞”理论将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置于中心位置，参与者在市场中的行动被深深地嵌入在关系网络结构之中。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考究，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并未系统一致，但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倾向却是明显的，就其主要的网络学派和制度学派而言，在宏观上，“制度主义”是结构的延伸；在微观层面，“社会网络”更是结构的核心。正是因为这种静态分析的逻辑，将既有理论假设视作稳固不变的“通则”，已然招致发展中的市场实践的质疑。

(三)检视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

在解决“市场从何而来？”这一新古典经济学避而不答的问题时，新经济社会学阐发了系统的市场结构理论。然而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最终未能摆脱“过度社会化”的困境，在过于强调社会结构作用的同时，考察市场行动者主体行为选择方面略显薄弱。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研究的主要维度是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社会网络是新经济社会学反思市场的中心所在，格兰诺维特坚持认为网络是市场最基本的互动机制、怀特认为市场是一种自我生产的角色结构、伯特强调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涉及的结构自主性问题、波多尼视市场为等级地位秩序等网络学派基本上涵盖了市场研究的主要层面，其明显不足在于强调微观视角，侧重于关注市场中的社会关系，忽视了市场运行的政治、文化等宏观背景。正是基于此，制度学派强调市场结构中的非正式互动，泽利泽和迪马齐奥认为市场是一种“符合模型”，是文化、结构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因此市场也嵌入在文化中；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结构的本质是权利系统，是“在位者—挑战者”之间的等级系统；布迪厄提出了著名的“市场场域论”，认为市场是支配地位和挑战者依据各种资本而生发的经济场域，等等。制度学派试图引入文化、权利和资源依赖等要素克服网络分析的抽象化，但其自身最大的困境是制度本身如何理解？再者制度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

基于上述分析，无论是网络学派还是制度学派，对市场的理解均属于结构主义取向，所谓社会网络即关系结构，而制度安排也即制度结构。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分析将市场视作常规的静态，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如何形塑市场，却忽视了市场行动者的主体性。

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在反对“市场理性”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同时，自身又陷入“结构主义”方法论当中。为此，新制度主义强调市场社会结构中政治、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这实质上依然坚持了结构的取向，所谓市场制度也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本质上是社会结构的形塑，从而忽视了市场行动的主体动能。基于此，建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行动”的回归给出了新的契机，然而建构主义主要关涉的行动对市场制度的塑造，却忽略了实践当中新创设的市场制度对行动的形塑。

三、“制度—行动”视角：当代中国的市场实践

改革开放的进程一方面推动着波澜壮阔的市场实践，另一方面不断引介的学术理论阐释着这场火热的行动逻辑。但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市场愈发显现出自身的独特性。鉴于此，基于实践基础上的“制度—行动”视角或可提供较为切合实际的理论分析。

(一)市场转型论的有效性及解释乏力

自倪志伟将“市场转型”运用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巨变之后，“转型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转型论看来，中国奇迹的生发得益于成功的转型发展，即“市场取向的改革”，从“再分配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继而引发了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变革。因此可以说，转型发展其诱致性因素为市场，而市场的运行机制又往往与政治、文化等环境相互交织。基于这样的逻辑演进，市场转型论实质上体现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取向，不仅视市场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并加以扩展，关注市场的社会制度嵌入性。但并未就“制度”与“行动”的互动作深入探讨，这导致了在经验分析当中，通常强调转型经济中“内生于再分配体制的市场”即“政治市场”的研究，却忽视了“外生于再分配体制的市场”即“社会市场”的研究。

倪志伟认为市场转型具有一种“平等化效应”，然而许多的经验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基于此，市场转型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事实上，市场转型过程势必会形成一个转型社会，转型社会中利益关系、阶层结构将得到相应调整。反观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市场的存在具备“两面性”，一方面消除了“再分配”遗存的不平等，激发了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市场的“竞争”机制生产着新的社会不平等。

市场转型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有着强的解释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大力推进，该理论受到普遍质疑。在分析梳理罗纳塔斯的“权利变型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利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论”、魏昂德的“政府厂商论”，以及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论”等的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显然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并不符合西方国家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一种“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互动促进的发展进路。

中国的“转型问题”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的共生互进。然而以往的社会学理论却在努力回避这样的实事，紧跟所谓的学术前沿，在后现代话语的主导下走向了“碎片化”的表达。使得当下中国人最大的市场实践成为一种西方的“前现代性”，从而窒息了中国经济社会学市场研究的“想象力”，在努力加入新经济社会学队伍的追逐中，沦落成为一种“社会巫术”。

(二)行动视角的彰显

社会学市场研究的“行动”视角开启于韦伯，在他看来，“形式上市场自由，实质上市场调节。”显然韦伯的市场理念是超越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是站在社会行动的角度理解市场。在韦伯那里，“行动”不同于“行为”，指的是人有意识的创造过程。沿着韦伯的传统，布迪厄通过“建构主义”的方式促成“结构与行动”达到新的理论综合。鉴于此，沈原认为社会学在两种情境下更强调“行动”：即出现社会运动时或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两种情境下，原有的秩序已被打破，原有的规范也已失效，因此“行动”的意义和效用更“现代性”。

在现代“行动社会学”奠基人阿兰·图海纳那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人类步入“程控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被遮蔽了，实质上是一种“结构社会”的延伸和僵化。基于此，他倡导“行动者的归来”，将“社会行动”界定为“社会自身的某种历史质”的体现，即社会依据其文化模式，通过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来构建自身实践的逻辑。

由于新经济社会学过度强调结构，从而遮蔽了“行动”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基于这样解释困境，汪和建给出“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分析框架。汪和建分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中难以走出“低价竞销”怪圈以及被锁入低端产业命运的后果之后，提出了系统的“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论，所谓“自我行动”是指“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既受‘自我主义’驱使，又受‘关系理性’约束的社会行动。”汪和建强调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是一种“关系行动”，势必导致小集团或派系行动盛行，而集体行动缺失，最终无法实现奥尔森所谓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市场社会学研究需要一次再转向，即转向社会实践理论。

(三)“制度—行动”分析框架

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不同，当代中国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社会文化基础，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体制方面的“松绑”，形塑着大量市场主体的生发；另一方面，基于体制的转轨，市场主体纷纷主动探索提升行动能力的路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财政制度的变革中也适时加入市场收益的博弈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智慧。当下的状况是，国内市场经济虽然蔚为壮观，然而与实现市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张力。基于此，欲探索中国的“市场治理术”，需要再次深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在洞悉体制推动、市场主体行动策略的基础上，实现“制度—行动”的聚合效应，进而促成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市场的制度逻辑

市场的制度逻辑遵循“制度”的通则性阐述，即制度是行为或社会组织的一种规则，是行动者在其行动中所遵守的规程与准则，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市场的正式制度包括国家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包括经济生活中的惯习、规范、诚信和信任等。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建构，在他的“政治—文化”分析框架中，首先关注到的是特定市场制度产生的政治过程，以及行动者在这些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产业政策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塑造着不同的市场发展轨迹，可以说特定的市场协调机制背后有着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文化观念。作为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关涉的是政府协调经济行为而产生的市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回到当代中国市场的生发场域，其开启力量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推动，主要来自两股力量的共同驱动：一方面是顶层设计的导引；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探索实践。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处于完全的计划体制之中，市场行为被视为“非法”，当然特殊年代的个中缘由不必分述，但是“管制社会”下的实际状况是“短缺经济”。为了解决“短缺经济”的困境，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从体制上率先松绑，逐渐解禁了个体、私营的经营，以至1992年之后开始大力鼓励非公经济发展，这为国内市场发展消除了制度障碍。

2.市场的行动策略

市场行动者分为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两大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商人中介、合作社和农户等；非市场主体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大学、科研机构和技术专家等。改革开放以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国家宏观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变重塑着利益主体，各市场主体勃然兴起。作为行动者的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依据惯习逻辑进行着角色的自我定位，自主选择社会行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着自身的政治智慧和行动能力。

在当代中国市场的演进中，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参与市场行动的动力主要在于财政制度的变革，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是“统收统支”制度，之后逐渐过渡到财政包干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走向相对集权的分税制。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工商企业税收紧密结合起来，刺激了地方政府放活市场，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而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城市化，促进非公经济发展。

在国家经济体制和地方政府行动策略的合力下，市场行为逐渐变成了社会行动的基本价值观，人们深信通过积极地付诸市场行动不仅可以解决经济困境，而且还可以实现人生价值。这进一步推动了大量市场主体的生发，各市场主体结合自身的惯习、产业传统、社会关系投身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3.实践基础上“制度—行动”聚合发力

建立市场的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方面是现有的社会学市场理论总体上基于西方国家市场的发展经验，难以解释当代中国市场发展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近年来，随着世界发展中心从欧美向中国的流转，中国的发展涌现着新的市场现象，拓展着经济社会学市场研究的视野。这促使经济社会学的市场研究需要重新调整研究对象，“市场实践”势必成为新的重要研究议题。

对市场做实践社会学的分析，首先要将市场理解为一种过程，处于动态行进当中。实践的观点摒弃市场研究中的两种狭义倾向：一种是主流经济学市场理性的个人主义；另一种是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的社会结构论的结构主义，主要关涉的是市场参与者的策略行动。

建立一种市场实践理论，需要考虑市场场域论的启迪。其贡献在于充分激活了对市场行动作情景性分析，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行动自主性，所谓“惯习”“资本”“场域”等范畴难以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切实对应，存在“含糊不清”。回溯中国奇迹生发的社会逻辑，学界通常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短缺经济”走向了“丰裕社会”，进而概括为“经济奇迹”，却对与“经济奇迹”密切相关的“体制奇迹”关注不够。事实上，中国奇迹的生发恰恰是政治体制转轨与市场转型发展并存共生、互为促进的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先行特征。基于此，“制度—行动”分析框架可细述为：(1)制度推动，即体制放活，激发市场元素发展；(2)行动策略，即各行动主体积极探索市场发展路径，共同促成了当代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但在一定层次上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困境；(3)实践基础上的制度与行动双向互动，即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策的困境，实现市场有效且政府有为的新型市场治理格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视域下的市场研究

2020年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基于这样的现实，社会学界理应深入到火热生动的实践中进行调研，充分反映新时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创造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强化实践自觉，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断提升社会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能力。

(一)市场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通过对“市场”观念进行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分析，总体上是向市场本质明晰的方向迈进，但与现实中市场的真实状况仍存在较大张力。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世界发展中心的流变，中国、印度等地涌现出大量市场，新市场凸显的新问题对原有的市场理论来讲，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解释乏力。基于此，关于市场研究的既有理论范式需要进一步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在一定层面上是在生产市场。因此在转型发展期，市场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对象。这自然导引出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即中国社会学的市场研究理应面向现实、回应现实。

在布迪厄看来，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占有的“经济资本”，当然还受到“文化资本”的限制。已存的社会空间位置塑造着行动者的“惯习”，使其按照既定性情倾向的特定行为方式行事。布迪厄为“实践”范畴的复归做出了积极努力，然而付诸现实时却失败了，缘由在于布迪厄“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钟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具体来讲，场域、资本、惯习这些概念在分开使用时，解释效力较强，然而将之统摄起来之后却走向了抽象。基于此，孙立平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意在进一步接近实践形态，通过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四个环节分析真实的社会现象。孙立平的理论框架在分析“个案”时，确实有强的解释力，但面临当代中国发展的“体制奇迹”时，“国家”视角的彰显有待提高。

站在通则性的角度探讨社会学研究，有三项基本功能：描述、解释和预测。基于上述分析，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贡献在于复归“实践”视角，实质上凸显了实践的解释功能；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其贡献在于如何较好地“深描”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凸显了实践的描述功能。那么实践的预测功能在哪里？鉴于此，本文所关注的“实践转向”，其目标在于充分彰显实践的“预测”功能，即立足当前，充分参与到对社会发展重大议题的“规划”中去。

从实践的角度探究，以往的市场研究倾向于静态的结构视角，而市场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强调的是市场生成的过程及其机制。“中国奇迹”的展现过程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机制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东欧、俄罗斯，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塑造。因此，市场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其现实基础在于更好地解释“市场有效且政府有为”，并为更深层次的“市场有效且政府有为”提供依据。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在改变和“革新”着中国社会。实践转向基础上的“制度—行动”分析视角有着现实与理论的多重意涵。展开论述，第一个层面的体制“松绑”效用，大体接近于“市场转型论”强调的改革开放前期从“再分配”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而带来的“体制”红利的释放；第二个层面的市场行动者策略，主要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主体创业过程的经验提炼，基本符合汪和建强调的“自我行动的逻辑”，以自主经营、网络生产和派系竞争为经营策略，其后果是难以走出“低价竞销”和被锁入低端产业的困境。基于此，中国市场发展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第三个层面是制度与市场行动者“聚合”发力，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语境中探索“新结构经济”强调的“市场有效且政府有为”的市场实践进路，最终实现市场的有效治理。

(二)构建市场治理新格局

社会学基于现代性而产生，必然基于现代性的流变而发展。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为市场经济，然而市场经济仅有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一种形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随着近年来世界发展中心的流变，中国正在走向新的市场中心，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实践早于并高于“理论”的轨迹。因此回答中国人的市场实践，行动者“自我行动的逻辑”有其强烈的市场社会学本土化意涵，然而并没有较好地展现“制度”改变的效应，“行动”视角的彰显仍然不够，因此需要分析范式的再转向，即转向行动的“实践”。

国内系统的关于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期主要是引介国外著述，通过“市场转型论”来阐释中国的体制转变；2000年以后转述了大量的新经济社会学著述，将市场理解为一种社会结构；近年来市场社会学本土化的探讨多了起来，涌现出汪和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符平的“政治—结构”框架、陈林生关于“市场的建构结构”等论述。这些著述深化了当代市场社会学的理论探讨，然而其经验研究明显不足。在近期的研究中，符平也坦言，制度环境、时代特征与行动者的互动状况才是市场优势的源头。事实上，在新时代的语境中，市场优势的彰显将转换为市场的有效治理。

今天的中国已悄然进入到治理时代，现代治理的基本领域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从市场治理的角度考究，市场主体的培育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如何界定市场主体方面，学界争执较大。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市场主体的基本单元是企业，强调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融入世界体系；而在社会结构论看来，市场的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为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和建构结构，这样的体系化“结构”事实上遮蔽了市场行动的主体性。

市场的“制度—行动”理论视角的提出目标在于增强国家治理，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较，社会滞后问题逐渐凸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约着国内整体性纵深发展。基于此，就市场的“不平衡”而言，政府应进一步积极有为，解决市场体制现存的盲点和弊端；市场行动者应增强创新能力，走产业化发展之路，从“个体行动的逻辑”导向“集体行动的逻辑”。最终实现“制度”与市场行动者之间的合力，形成“聚合”效应，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进路考察，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先于理论，真可谓“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市场研究需要系统的“实践”视角，在当代市场生发的整体脉络中，统合分析“制度”的效用、社会行动的效力，以及二者聚合发力的动能。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现代性”而产生的社会学对市场议题有着持久的研究志趣，也正是由于欧美国家“现代性”的早发，市场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鉴于此，为了厘清市场观念的本质，有必要对其做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寻迹社会学的市场研究，“对抗”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理性”成为“破题”之作，这一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催生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在新经济社会学看来，经济学所谓的完全理性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继而阐发了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具体有三个维度，即网络学派、制度学派和建构主义。网络学派一方面通过“嵌入性”的假设，反对了经济学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自身又陷入结构主义的静态分析当中。为此，制度学派主张重返波兰尼的多元“嵌入”性，通过增设“有情景约束的理性”视角，将制度纳入网络关系的分析中，试图解决市场行动的政治文化要素，然而并未就“制度”的实质给出明晰的探究，从而导致了对市场行动者主体性的遮蔽。基于此，建构主义明确了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性，即市场机制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韦伯经济行动的分析传统。通过对新经济社会学市场研究各维度的简要梳理，其解释效力的场域无疑均为西方“定型”的市场社会。并且出于强烈地对抗“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情感表达，上述理论似乎又表现出“社会学帝国主义”的痕迹，具体到市场发展的现实语境，这些理论对当前西方发展乏力的困境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可以说，到了全面检视西方“市场”神话的时候了。

“制度—行动”理论视角的提出恰恰在于正视当代中国市场发展的历程及现实困境，将现实中的市场实践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不仅可以回应西方中心主义的市场观，而且可以对中国当代市场实践进行理论跟进。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市场实践没有现成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这一火热的进程中，转型社会“生产”出了大量的市场，而实践中形成的市场机制反过来形塑着新的社会元素。

作为重大的时代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阐发需要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深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火热实践中，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改革成果充分惠及所有民众，积极促成市场有效且政府有为治理新格局的形成，全面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6期/《兰州学刊》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