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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

翟学伟 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

2010-01-04 作者: 翟学伟

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

——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摘要: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兴起,使得许多中国社会学家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中本来属于关系研究的现象。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同中国人的关系关注的是否是同一领域,同一种思考方向。本文通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个案研究认为,关系的指向同社会资本的指向有所差别。中国人的关系更多地用来表示庇护、权力运作与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权宜,而社会资本则关注于信息、信任、合作及资源的投资与回报。如果混淆两者,关系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均会遭到遮蔽。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逐渐引起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及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该理论所研讨的问题并不十分明朗,有关概念及其引导方向以及操作等问题也有很大的争论空间(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2005),但由于该理论涉及到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成员在其中摄取或分享资源的内容,遂引发了研究中国社会学者的关注,进而导致一些国内学者纷纷开始用这类概念本来研究中国原有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关系无论在中国传统还是现代社会中,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学界对这一现象也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受到关注。两者研究在时间上的巧合使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开始海内外学者尚能寻求自己的研究架构来研究关系,但随着社会资本研究的兴起,关系研究逐渐与其融合,形成了用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研究研究关系的局面。显然,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由于两者所讨论的对象及其问题是大致相等,因此关系不是中国现象,完全可以用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那么,实情果真如此?先让我们对这两个概念作些讨论。

 

 一、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

 

要想明确社会资本是否能解释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首先是从社会资本是如何被定义的。其次是一个社会创造社会资本或关系的基础及其条件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社会资本的含义。撒拉格尔丁(I.Serageldin)、达斯古普特(P.Dasgupta)认为:

 

关于社会资本最著名、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最严格的定义是帕特南给出的。帕特难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 “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构成该概念的基础是两个假设:第一是关系网和准则以经验为依据相互联系;第二是他们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影响。在该定义中,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它促进了协会成员相互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撒拉格尔丁、达斯古普特,2005:57)。

 

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同更早一些的布尔迪厄(P.Bourdieu)及科尔曼(J.Coleman)等社会学家的定义有关。布尔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会员制向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多样的理解。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况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交换之中。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布尔迪厄,1997:202)。

 

而科尔曼对这一概念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将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科尔曼,1992:333),进而也导致了林南在操作层面上认为,它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2005:24)等。社会资本的概念发展到林南的定义,我们的确很难看出它同关系的含义有什么不同。这时,我们必须回到社会资本运行的社会基础及条件上,才能看出两者的差异。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曾指出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第三种含义,这就是它的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包括政府、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等征收制度关系与结构,由此他们形成了以下的总结:

 

有关社会资本的三种观点逐步扩展了概念的内涵。第一种观点包括大多数非正式的和地方的横向组织;第二种观点加入了科层组织;第三种全市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上,加入了诸如政府和法律规则等正式国家结构。三种观点具有若干相同特征;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联,他们均含有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相互影响的观念;都关注于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及这些代理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提高经济行动效率的途径;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代理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公共支持的职能。三种观点都认识到,不仅潜在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些关系也存在带来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产生的效果依赖于关系的性质(横向的或科层的)、现有的准则和价值及更广泛的法律和政治背景。(撒拉格尔丁、达斯古普特,2005:58)。

 

有了这样的总结,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社会资本的积极的一面,而且还有消极的一面。但后者却不等同于搞关系的消极影响,因为这里所指的消极性更多是指群体、组织、社区或社会网络的目标出了问题,从而导致社会资本也可以发展出对抗社会制度的一面,比如科尔曼所举的南韩学生组织的例子就是如此。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社会资本的含义本身就包含有助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正如乔纳森·特纳(J.H.Turner)所说的:社会资本是“那些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因素”(特纳,2005:123)

 

社会资本的定义告诉我们,如果要让社会资本运行起来,或者说,如果要让社会资本促进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社会的组织和制度提供一个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非正式框架。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信息不确定、不透明或传递渠道不通等;或者整个社会缺乏信任而使得协调行动无法展开;抑或国家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不一致使得集体决策无法做出,那么社会资本就无法运行了。

 

二、究竟什么是“关系”?

 

关系很容易同社会资本混为一谈是因为单从定义上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网络,而处于其中的个人也将从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但这种过于简明的定义忽略了一种社会网络运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这就是它的团体特征和社会环境。我们从社会资本的讨论中可以反复看到,公民约束、社会准则、制度化(体制化)、团体会员制等概念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见,社会资本的关系特征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关系,是人们为了某种目标或利益联结而成的。参与者往往具备资格并关心公益的问题。或许正是这两个特点将社会资本更多地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发展中去。

 

但关系的含义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一开始,华人学者在思考“关系”特征时,倾向于把关系运作作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和延伸,因为学者倾向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和人伦等概念都是对关系及其规范的阐述,并对中国几千来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光国,2004;金耀基,1993),还有不少学者看到关系具有中国的农耕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小农经济的特征:即家庭在生产和消费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进而发展出所谓家族取向和家族主义的概念(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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