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状况调查[*]

刘红旭  王芳艳

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2期。

[摘 要]少数民族大学生认知社会的视角既有同时代大学生的普遍性，又因为民族因素具有特殊性。以西藏民族学院藏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获得了西藏大学生对于西藏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和评价，进而联系西藏社会发展和我国民族政策进行分析。

[关键词]西藏大学生；社会；认知

我国的民族教育是民族区域自治有机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的保障，已经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孵化器。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观念新颖、可塑性强、年富力强的特点，其素质和层次真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现代教育水平。高等院校是大学生从学生时代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个站点，是社会学意义上个体发展社会化的阶段。基于对所处社会的认知评价，成为适应时代潮流、顺应社会规范、适合社会需求的“合格成员”抑或相反，国家制度安排、社会发育状态、大学教育体系和个体行为取向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全球化程度空前加剧的信息化社会场域中，浸没在海量信息中的大学生，正面临现实与虚拟世界不同价值的抉择：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是网络世界里弥漫的暴戾和多元思潮。尤其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境内外因素，极易作为动员口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民族院校大学生认知社会的视角有可能走向极端。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

以往关注大学生社会化和社会意识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两方面。第一、从青年的社会化入手，研究者发现了大学生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变迁、市场经济观念、网络信息、校园文化、个人心理等方面归因，相应提出了应对方案。（于影，2004；刘志坚，2006；刘爱红，2007；李锋，2007，刘瑞明，2008）也有研究者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综述大学生社会化过程（金武洲，2010）、或研究大学生社会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优化关系（薛永苹，2009）。第二、大学生社会意识是另一个研究点，曾燕波就在对大学生社会意识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引导大学生价值观以促进和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建议（曾燕波，2007）；谢安国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及教育对策（谢国安，2009）；阳东则着重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地位、公民意识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两个方面论述了大学生公民意识对当今和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意义， 并就如何培养大学生公民意识的现实途径进行了探讨（阳东，2007）。单红波、杜宝玲认为大学是公民意识教育的主阵地，并提出高校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单红波、杜宝玲，2010）。回顾以往研究者的成果，我们不难看出更多学者出于实践需要展开研究理路，对于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社会意识等关乎大学生社会认知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但是，大学生社会化或者社会意识中核心概念“社会”的明确界定并不明晰，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出于各种原因鲜有相关研究。

吉登斯批评了学界流行的两种“社会”的界定：或侧重于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或视社会为一个界域清晰的实体。他同意现代社会即意味着民族国家（Giddens，1991:15），并提出“所有的社会都既是社会系统，又同时由多重复合的社会系统交织构成。这种多重复合的系统既可能完全“内生于”社会，有可能跨越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在社会总体与跨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多种可能有的关联形态。”（吉登斯，1998：265）达维多夫从系统论出发，提出“社会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元素及子系统、属性及关系组成的系统的一种类型，其个体建立在反馈机制之上，其目的在于借助于一定界限内起作用的规律实现个体活力的极值原则。”（达维多夫，2005）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卢曼建立在自我指涉系统（self-referential systems）概念上的社会，“社会是自我指涉系统的一个特殊实例，预设了一个由现在的沟通、过去的沟通、进一步沟通以及发生在别处的沟通所共同组成的网络”。（卢曼，1985/2005:141）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主体，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基础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实现了四位一体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分别代表了中国语境中“社会”的广义范畴和狭义指向

我们在调查中所指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关涉了阿多诺所说“社会既不可从个别事实抽象出来，它自身也并非像一个事实那样令人可以捉摸；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任何社会事实不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显现于事实性的社会环境之中。”（阿尔多诺，1965/2005：29）立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基础上的宏观社会概念，包括社会成员勾连于历史认知，统合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社会有机体。根据对社会概念的理解，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广义）测量可分为三个方面：历史认知、政治认知和社会认知（狭义）。具体的指标结构见表1。

表1 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指标结构

二、研究设计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自2012年4月笔者在西藏民族学院主持的“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状况问卷调查”。选取西藏民族学院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西藏民族学院是西藏自治区所属第一所高校，也是全国唯一开办在内地的西藏院校，包含了来自西藏各个地区的生源。正如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中将所言，“西藏民族学院的创办使西藏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大学，这是西藏社会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事情”（阴法唐，2008）。截止调查抽样前，该校共有本专科学生8910人（不含研究生），其中藏族学生3695人，占全校人数的41.5%。我们抽取的样本中西藏大学生的人口分布，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分布情况（见表2）相比，产生的误差在统计可允许的范围内。二、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研究社会生活中敏感问题，但不能在搜集数据过程中引发社会矛盾。西藏社会研究中存在很多敏感问题，问卷设计和调查过程需要充分考虑“脱敏”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大学生来自西藏各个地区又身处内地，且问卷设计中已经将敏感问题做“分散布局”，保证了问卷提及的问题仅限于调查的情景。三、能够熟练使用研究对象的语言，历来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重视。研究者语言的精进是一个过程，访谈需要很长的经验积累，而能够找到双方沟通的语言并以文字形式呈现，可以很好得揭示被研究者的所思所想。利用问卷调查直观、中立的优点，可以补缺语言方面的缺憾。

表2  样本与“六普”人口分布情况

* 《西藏自治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西藏新闻网http://www.chinatibetnews.com/xizang/2011-05/07/content_693534.htm）显示：全区常住人口为3002166人：拉萨市559423人，昌都地区657505人，山南地区328990人，日喀则地区703292人，那曲地区462382人，阿里地区95465人，林芝地区195109人。

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以全部藏族学生为抽样总体，按照所在年级人数与性别比确定抽取的样本量。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1089份，回收率99%，有效问卷960份，有效率88.2%。样本与总体在性别和人数的比较情况（见表3），符合抽样的误差要求。样本的构成见表4。

表3  样本与总体情况

表4 样本构成情况（N=960）

* 从行政区划来看，西藏自治区只有拉萨和日喀则两个城市，其他地区首府所在地为县城或乡镇。

三、数据分析

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民族构成以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族为主和地理生态环境特殊之外，并没有其他异于兄弟省份的太多特点。但是，围绕西藏社会稳定形成的“西藏问题”，之所以被放大成国际问题，导致中国和印度、欧美诸国不断碰撞，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围绕西藏是否曾经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发端。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境内外分裂势力的角逐，体现在西藏重要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大学生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知情况即是一个测量向度。（见表5）

表5 西藏大学生历史认知状况（N=960）

从表5数据显示的情况来看，针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上，所有的问题回答为肯定占绝对优势，百分比都在半数以上，比例顺序为西藏和平解放、3.14打砸抢烧事件、旧西藏的农奴制、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十七条协议的签署，但是两者在西藏大学生的认识中相差悬殊，后者仅为前者的一半，这是否说明以往的宣教中更加重视事件而忽视过程，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既然是学术调查，我们对于西藏重要历史事件的评价就不能带有结论性倾向，这也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规则。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所有问题的答案中出现的选项“不好评价”就值得推敲。从图一可以看出，我们在官方媒体和政治理论课教育中回避讨论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成为不好评价之首。这样的答案固然与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正视这个问题也是因由。达赖喇嘛是宗教领域里被誉为观世音菩萨的上师，这样一种神圣的地位主要是源于其密宗的最高成就，是精通佛法普度众生的活佛，而世俗世界扮演政治分裂领袖角色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断纵容暴力，尤其是发生在拉萨3.14打砸抢烧，已经背离慈悲为怀的佛教基本精神。

表6提出的问题同样侧重于宏观评价，主要集中了西藏政治制度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从得到的数据来看，回答为正面的（包括“好”和“非常好”）同样优势明显，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党在西藏的政策，大学生给出的回答代表了他们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的肯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改变是一个共识，改革的收益扩散到每一个人群。但是制度设计和路径依赖造成的收益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形成的社会分层成为社会分配不平衡的源头，又在加剧社会不平等，带来社会矛盾。依据不同的标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描画了十大阶层、倒丁字型和断裂论等形式各异的图像（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2；李强，2005），其中《当代中国社会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揭示了被置于分层结构顶端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成为改革的最大赢家（陆学艺，2002）。我们的调查中得分最高的同样是“政府官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研究结论。需要我们注意的数据是，西藏大学生农牧民高达31.3%的得分。虽然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中，街头施暴者在镜头和图片中残虐的形象，一度成为支援西藏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对于藏民族整体的判断。然而，西藏大学生对于农牧民在改革中收益的深刻感受，击毁了对于藏民族良知层面的误解，也是对达赖集团“西藏社会倒退说”的有力回击。

我们在问卷中定义的社会阶层是指人们基于相近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等形成的社会群体。狭义上的社会可以看作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丛，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都是这个意义上社会的构成部分。从社会阶层的认知入手（见图二、三，表7），有60.4%的被访对象认为西藏存在社会阶层，具体到社会分层的标志和标准，我们发现：住宅、衣着、香烟、交通、交际、娱乐占据着社会阶层显性特征的主要部分，财富、社会地位、权力、教育水平这些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分层标准依然有效，职业、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住房的权重加大，家庭出身和道德修养的比例同样不可小觑。社会阶层分类的标准和显在标志中，大多数与金钱财富和物质直接相关，可以说全球化裹挟的消费主义在西藏社会同样开花结果。尽管3.14之后的西藏，社会稳定成为各级政府着力工作的重心，但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不但乐观认为人们之间共识更多（52.2%），与之相对应西藏的社会形态表现为人们之间有着共同利益（60.1%），所以72.1%的大学生对自己在西藏的生活表示满意（表7中的“满意”和“非常满意”）。相比而言，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评价并不高，可以归因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与大学生日益加重的就业压力有一定关联。

表6 西藏大学生政治认知状况（N=960）

从表7可以看出，由于对“社会阶层”概念的理解问题，在社会阶层的显在标志和不同阶层间主要差别的判断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缺失值。尽管如此，

表7 西藏大学生社会认知状况（N=960）

四、结论

在西藏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西藏经济社会建发展的当下，为维护西藏和谐稳定的秩序，创设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就必须为西藏社会建设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信仰坚定、专业技术扎实、能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本次调查侧重于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状况调查，从以上部分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

第一，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整体趋向理性，教育的正面意义发挥了重要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一章指出：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守法、敬业诚信和勤俭节约，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深入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通行的国民教育，都是旨在为青少年提供历史文化基点上的社会规范。我国意识形态教育主干的思想政治课体系，为教育对象提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格局不可逾越的知识背景。西藏大学生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问题、评价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大问题，可以解释为贯穿西藏教育体系的政治社会化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第二，西藏大学生历史认知的特殊性勾连于宗教文化传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费孝通，1989），马戎教授认为理解族群问题一个路径是远离“政治化”，走向“文化化” （马戎，2004）。西藏将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是一个残忍无度、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了西藏近乎停顿的历史。然而，农奴制贴着宗教的标签，尤其是达赖喇嘛在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存在，成为该制度无可讨论的根源。改革以来成长的西藏青少年从未有过的体验，达赖集团宗教遮掩的“历史史实”，无疑会削弱西藏革命和建设导向的历史言说。信息化水平不断纵深的今天，发掘集声音、图像于一体的历史讲述方式，联系西藏的现实引导青少年思考西藏的历史问题，反思西藏的农奴制度、和平解放西藏等重大史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路径。

第三，西藏大学生西藏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评价相差悬殊，追求政治进步与宗教传统二元抉择。西藏大学生是西藏经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该群体经由教育形成的思想品质和专业技能，决定了他们服务社会的方向和水平。作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人才，西藏大学生有追求政治进步的热情。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有30.4%的被访大学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四学生中党员比例更是达到40%。被访大学生认为党在西藏的政策惠及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评价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其中高比例的党员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29.3%的被访者明确表达西藏宗教信仰不自由（包括“不自由”和“非常不自由”），则显示出作为党员应该秉持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无神论与西藏全民信教的传统产生抵牾。2011年11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了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精神，提出了全局构想。联系西藏实际情况，是否可以形成一种类似分工的并行机制：藏传佛教构筑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的理性世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

第四，西藏大学生对于西藏社会阶层认知与社会形态判断，显现了大学生成熟的社会观。社会学视域下，中国社会所处时代背景——转型社会，所要建设的目标社会——和谐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下无处不在的挑战——风险社会同时存在。社会分层结构为主干的社会变迁，成为我们了解大学生社会观的窗口。一方面，西藏大学生认识到社会分层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西藏严峻的维稳形势并没有影响大学生对于社会形态的判断：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之间共识更多。虽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他们给自己的大学生活打分不高，但是高达72.1%的人��示西藏生活是令人满意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西藏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决定了西藏大学生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担当，西藏大学生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认知和评价视野，将会对西藏社会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基于该调查数据分析，我们认为西藏大学生社会的认知能力培育要联系现实、从多面向引导学生全面认识我国国情和西藏区情，树立正确的国家观、价值观，科学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建设社会、服务于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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