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杨玲丽

本文发表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五期

[摘要] 19世纪末,在经济社会学诞生之初,学者们都非常重视从多元的文化视角理解经济生活,如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人。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时,受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影响,文化分析一度被忽视。通过对近年来新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梳理得出,新经济社会学不应该抛弃文化,可以从嵌入性的视角关注文化,同时关注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关键词] 文化分析;文化嵌入;新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就致力于从多元的文化视角去理解经济生活。社会学思想的奠基者涂尔干、韦伯、库利、帕森斯等人,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转型,深刻探讨了经济行为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涂尔干较早就开始关注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文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变迁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帕森斯(1937年)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研究了支撑经济行为的文化系统的重要性,认为文化系统提供了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从而使社会行动者能够相互沟通,即文化借助这些价值与规范来引导社会中个体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经济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经济社会学中的文化分析自然也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复苏,同时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文化分析范式被抛弃。新经济社会学在格兰诺维特等主流学者的倡导下,持一种“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文化因素。难道新经济社会学真的要抛弃文化吗?本文从近年来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新经济社会学为何会抛弃文化

20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学再次复苏,格兰诺维特(1985年)将其称之为“新经济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从一开始就直接向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直逼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市场和企业———而不像古典经济社会学者那样只注重经济学的边缘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采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即网络分析,重点关注经济行为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即坚持“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观点,忽视了经济行为所嵌入其中的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新经济社会学的复苏,主要是受到怀特(1981年)关于市场社会学、伯特(1982年)的行动的结构理论、格兰诺维特(1985年)关于嵌入性与经济行动三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的激发。怀特(1992年)认为,经济利益是嵌入在环境之中的,物质生产必须始于场景;伯特(1982年, 1992年)最初的行动的结构理论及后来影响力较大的结构洞理论都持一种结构观;格兰诺维特(2002年也将自己视为结构社会学家,将嵌入性理论称为源于怀特研究的更为宽泛的“结构经济社会学的一部分”。以上三篇论文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经典文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没有提及文化,忽略了文化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影响力最大、二战后在社会学界引用率最高的格兰诺维特的经典文章《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视角》(1985年)对文化的忽略,使新经济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文化的忽视。

在格兰诺维特的影响下,新经济社会学的主流学者或公开表示对文化的敌意(格兰诺维特, 1992年、1999年;Hamilton、Biggar,t 1988年),或根本没有提及文化(格兰诺维特, 1985年)。他们认为,文化理论太不精确,因而在经济现象的分析中用处不大。格兰诺维特(1992年)早期就认为,文化分析代表着行动者类别划分中“过度社会化的人”的概念,这很容易导致循环论,即信仰用来解释行为,而信仰又由行为推断而来。而且,格兰诺维特(1999年)认为,文化视角太过于普适,很难定义,因此它在给出精确解释方面并无太大用处。而且,将观念、价值、认知图画等抽象的文化概念置于因果关系之下是不恰当的。

在新经济社会学复苏的同时,其他社会学领域开始了一种“文化主义转向”。其中包括关于国家研究中的文化(Steinmetz, 1999年)和人类社会学的文化观点(Kuper, 1999年)。然而,这种转向几乎没有波及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一些社会学家作为独立的群体,也创立了的分支学科,即文化社会学,但与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范式相隔离。经济社会学主要研究属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企业与市场中的行为,而文化社会学却主要研究某些边缘经济现象,如家庭劳动、伦理族群、性经济等(Zelizer,2002年)。总之,经济社会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并不承认对方的分析属于自己的领域,他们彼此隔离,从事着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是否应该抛弃文化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抛弃文化吗?在新经济社会学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泽利泽尔(2002年)认为,现在应该是终结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的轻浮的彼此隔离的时候了。斯威德伯格(2003年)直接提出,文化与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为了避免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忽视,就要坚持经济社会学中的任何一项研究都要考虑经济现象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层面。纪廉等人(2002年)认为,经济社会学的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力求在社会与文化背景中来理解经济现象,理解经济现象时要非常重视意义、符号、制度、惯例和信念等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文化理解处于经济行动的核心,因为它们为行动者提供稳定性与意义;共同理解有助于行动者在与他人进行互动时认清形势,形成行动策略,调整他们的预期与行为。弗里格斯坦(2002年)认为,需要把不确定性、反身性、文化等引入市场社会学对行动的理解过程中,而且认为在研究自我再生产角色结构的市场是如何建立和运行时,应该敏锐地认识到历史和文化所引起的不同结果等。诺兰德(2004年)不仅认为文化对经济行动有影响,而且认为文化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分为“渐进影响”(slow-moving)和“快速影响”(fast-moving),文化的影响是渐进的,而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影响是快速的,将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福克德(2007年)认为,不管是网络分析还是场域分析,都应该强调文化。福克德关注文化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市场社会学应该强调文化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秩序,文化形塑了资本主义的市场道德观,这种市场道德观会影响经济行为的发生,这种文化分析方法类似于韦伯的分析模式。通过梳理发现,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新经济社会学不应该抛弃文化。在斯威德伯格等美国主流学者的倡导下,文化分析开始成为近年来以及未来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

三、经济社会学应该怎样关注文化

文化既然开始受到如此多的主流经济社会学家的关注,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在经济研究中关注文化呢?文化是人类学家的研究传统,因此首先要关注人类学家怎样解释文化。最流行的是人类学家克鲁克(Kluckhohn, 1949年)在他的著作Mirrorforman中对文化进行的解释。克鲁克将文化依次定义为: (1)人类的生活方式(the totalway of life ofa people); (2)个人从他所在的群体中获得的社会遗产( the social legacy the individual acquires fromhis group); (3)一种思想、感知、信仰的方式(awayof thinking, feeling, and believing); (4)一种行为的抽象(an abstraction from behavior); (5)人类学家关于一群人行为举止的理论抽象(a theory on the partof the anthropologist about the way in which a groupofpeople in factbehave); (6)一种共同学习的仓库(a storehouse of pooled learning); (7)经常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导向(a setofstandardized orientations torecurrentproblem); (8)学习行为( learned behav-ior); (9)标准化的行为规则(a mechanism for thenormative regulation of behavior); (10)一种调整外部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技巧(a set of techniquesfor adjusting both to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toothermen); (11)一种历史的沉淀物(a precipitateofhistory)。这种对文化的定义和解释包括不同层面上的文化,太过宽泛,很难测量,以至于后来多数学者认为克鲁克对文化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使文化的概念更加混淆,使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争辩更加激烈。

在经济社会学领域,韦伯早就以三种不同但部分联系的方法使用文化,即作为意义结构、作为价值观和作为实际伦理。作为意义结构。韦伯认为(1904/1949年),文化是世界无意义无限大过程中的有限部分,人类会为这一部分赋予意义和重要性,他强调经济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的”,主要是被赋予以意义,行动者选择一种意义而不选择另外一种意义,与他们的“利益认知”有关;作为价值观。经验事实变成文化是因为我们将之与价值观联系起来,它包括并且仅仅包括那些因为价值相关而变得对我们有意义的现实部分;作为实际伦理。韦伯(1915年)在《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一文中,讨论了有关经济伦理的概念,经济伦理总是在实际生活中运行,因此构成了实际伦理的一种形式。韦伯对文化的使用方法实际上暗含着三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即作为意义结构的微观文化、作为实际伦理的中观文化、作为价值观的宏观文化。现代经济社会学家更加关注文化的层次性,但是并不像人类学家克鲁克那样关注无所不包的文化。迪马奇奥(1994年)对文化的关注是多层面的。他认为,文化既可以是构建性的( constitu-tive),也可以是规范性的(regulative),文化可以影响经济行为,而且影响经济行为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如通过影响行动者如何定义他们的利益来影响经济行为(构建性效果),通过限制其对他们自身的努力来影响经济行为(规范性的);也可以形塑群体调配资源的能力和调配的目标。但是,迪马奇奥早期(1990年)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文化,即经济行为所嵌入其中的文化背景。迪马奇奥认为,正如经济行动被理解为嵌入在网络中一样,它也必须被视为嵌入在文化中。后来,迪马奇奥(1997年)引入心理学中的认知概念,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理解文化,在宏观层次关注共享的文化怎样以信念(belief)、目的( intention)和集体生活( collectivelif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动策略,而在微观领域主要关注文化怎样进入每日的生活,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

在经济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是泽利泽尔(2002年)概括的三种文化研究路向,即扩展路向、背景路向和替代路向。扩展路向的分析者用相对标准的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家没有认真或有效处理的现象,如日常家庭行为或教会的人员招聘等,一般将文化视为偏好,文化对那些经济活动仍然是外生的;背景路向的理论家们主要研究对经济行动起促进或限制作用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把文化当做另一种工具或限制而整合进经济分析之中;替代路向的观点提出了与经济学传统解释针锋相对的解释,试图探索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经济中的文化,即共享的意义及其在客体与实践中的体现,然后把这些文化整合进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之中,通过把文化当做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替代路向模型把背景转化成了内容。如何才能实现对经济过程中的文化进行更加有成效的检验呢?泽利泽尔认为,经济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包含着自己的文化形式,文化分析可以对经济领域作出两个重要贡献:其一,研究共同理解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以及如何制约经济交换的;其二,检验具有共同理解框架中的行动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2007年,泽利泽尔又提出,经济社会学新的研究主题应该包括市场(multiplemarkets)、企业文化(culture of firms)、性别与不平等(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no-tably gender inequality)、家庭(households as intensesites of economic activity)。可见,泽利泽尔不仅关注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宏观文化,而且关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文化,更加关注宏观文化是怎样转化为微观文化的。泽利泽尔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对企业文化的关注就是要关注社会联系的意义怎样形塑企业交易和企业之间的联盟,而且企业已经发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但经济社会学研究对此的关注还不够。

总结诸多学者对文化的解释和分析维度,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文化以模糊的意义结构、规范、义务感、意识形态、价值观、信念等概念形式不断地进入学者的分析视野,这也是格兰诺维特一直不愿意将文化整合进自己的研究之中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同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不同,导致文化很难测量和量化。但是,归纳经济社会学家对文化分析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发现,他们基本上没有跳出克鲁克1949年对文化的定义,只是对文化分析和概括的角度有所不同,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解释文化(韦伯, 1904年、1915年;迪马奇奥,1997年);从文化的历史意义角度解释文化(Fuku-yama, 1995年),从历史的演化过程解释文化(Hall、Neitz, 1993年);从行动策略的形成过程解释文化(泽利泽尔, 2002年)。但是,经济社会学家对文化进行解释的贡献是,使得文化易于测量,易于进入对经济行为的文化分析实证框架之中,这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有关,人类学家重视对一种文化的历史形成的解释,而社会学家则重视已经形成的历史文化对当下经济行为的影响。

四、从嵌入性视角关注文化

笔者的研究继承迪马奇奥的观点,认为经济社会学可以从嵌入性的视角关注文化,同时扩展了迪马奇奥的观点,不仅关注宏观和中观层次的文化背景嵌入,而且关注微观层次的文化行动嵌入,即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的层次性。

(一)经济行为的宏观文化嵌入

每种经济行为必然嵌入在宏观的社会道德、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之中。对此,古典经济社会学家关注的较多。古典经济社会学家把文化等同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认为文化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把文化看做是外在于个体的力量,认为文化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和行为。这种文化分析的价值范式,即文化是提供终极目标或行为导向的价值观塑造行为,是把共同价值观作为一种宏观的文化背景,如韦伯、帕森斯、斯梅尔塞等的观点。多数现代经济社会学家对经济行为的文化分析,也主要把文化作为宏观的文化背景来分析,就像经济行为嵌入在制度、网络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一样,经济行为也嵌入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这种文化背景制约和限制着经济行为,如迪马奇奥、福克德、福山、诺兰德等的观点。

(二)经济行为的中观文化嵌入

这里的中观文化指的是一个较小范围的文化背景,如行业内或者区域内的行规、习俗、惯例、经商文化等,是泽利泽尔对待文化的背景路向,把文化作为一种区域背景和限制整合进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强调区域文化对经济行为的整合、限制、约束作用。比如,温州人的经商文化形塑了温州人在世界各地的经营模式。中观文化是继承而来的伦理习惯,伦理习惯可以由一种观念或价值观形成,也可以由一种实际的社会关系形成;文化影响着选择,选择慢慢地也变成了习惯,变成了一些不成文的道德规范,理性的人在作出理性的选择之前,必然会遵循这些区域或者小范围内的道德规范。

(三)经济行为的微观文化嵌入

微观文化是“作为企业经济行动的文化”,即企业层面所达成的共同价值观(合作企业之间对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的共同理解和认识等),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文化行动,是泽利泽尔对待文化的替代路向,是背景文化所转化的内容,把文化作为一种实践和行动策略,整合进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把文化当做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经济行为。现实中,文化背景只有转换成文化内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文化要从宏观和中观的文化背景转换成约束个体的主观的、内在的微观的文化行动。因此,对微观文化行动的关注更为重要。波多尼(1993年)特别关注市场中的行动者与共享意义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共享意义接近于微观的文化行动。行动者理解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他人的行动,这些理解又逐渐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行动,在特定市场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地位、等级有着共同的理解,对产生和维持这种等级制的意义也有着共同的理解。泽利泽尔的文化替代路向实际上就是微观的文化行动。文化替代路向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经济中的文化,即共享的意义及其在客体与实践中的体现,把文化当做经济过程的动态的、内生的要素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限制因素来研究,替代路向把(文化)背景转化成了(文化)内容。相比社会学家,管理学家更加关注企业的微观文化,他们把微观文化定义为企业层面的共同价值观,指一个合作伙伴与另一个合作伙伴有相同的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帮助个人理解组织功能的共享的价值和信仰,为组织的行为提供一种规则;如果没有相同的组织文化,由于文化的差异,双方很难达成一致,从而很难取得彼此的信任,合作容易中断;反之,拥有相同组织文化的合作伙伴更容易获得对方的信任,更容易达成互相认同的经济行动和经济目标,从而提高合作的质量和满意度(Morgan、Hun,t 1994年; Lee、Kim, 1999年)。

总之,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文化关系是:宏观和中观的文化背景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塑造着微观领域中市场参与者的共同理解和共同认识,帮助经济行动者形成如何行动的策略。笔者认为,经济社会学对待文化的态度应该是:不抛弃文化,不持文化决定论;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具有层次性,即经济行为既嵌入在宏观和中观的文化背景中,也嵌入在微观的文化行动中;文化背景形塑着微观领域的文化,影响着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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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玲丽,女,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