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遭遇与知识网络：了解中国博物学的新路径及其限度 

——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译后赘言

袁 剑

本文发表于《读书》2011年第11期

        还记得之前关于熊猫是“熊”还是“猫”的争论么？驰名中外的扬子鳄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如今我们大家所习以为常的植物学（Botany）、动物学（Zoology）等学科的分类，在清朝中期之前的中国语境当中是不存在的，它们传入中国并取代中国原有的分类方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角力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中、西方人员、机构甚至观念的彼此冲撞，发生了一连串精彩而又新奇的故事。

        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看，受众的不同必然会要求写作者视角的转变，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历史发展当中。博物学在科学史发展过程当中曾经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在当代学科分类法定型之前的“大科学”（big science），成为当时西方科学界、政府部门、对外贸易公司甚至官员们所关注的一个中心学科。近些年来，博物学史开始成为国际视野下科学史研究中的显学之一，国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比如说程美宝的《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等。但总体而言，从文化遭遇和知识网络的关系角度对中国科技史加以探讨的著作在国内却还无迹可寻，在我们在习惯了以自身主体视角看待中国近代博物学的发展之后，换种思路，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博物学的发展的话，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进行回答呢？范发迪的这本《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就力图为我们展示这方面的新内容。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学术求索之路的结晶，而博物学的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自身学术背景的最好展现。作者最初的学术经历是在台湾完成的，当时所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到美国之后，本打算学电影，但不久之后就发现了历史的魅力，遂乐在其中，在从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远赴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在那里进一步完善了他对博物学的思考。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文版序中所说的，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读者而写的，所以其中一些关照的议题，中国的读者不一定熟悉，但是这些论题对于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一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了人的具体活动在科学研究当中的重要意义，而其中最突出的则是“科学实作”（scientific practice）。作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科学实作的深入探究，既避免了对既定的科学史题材的重复研究，又可以将视线转移到主要科学人物与机构之外的地方，而在这种转变的过程当中，科学行动者本身在知识生产、判定、传播过程当中的复杂互动就得以展现，而与此同时，又将对博物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原先未曾涉及到的区域，进而在中心-边缘之间的互动竞争当中去理解博物学的发展轨迹。如作者所言，“一旦我们超越以帝国中心为主的史学框架，就可以较灵活地去追溯各地人员与机构在科学事业的功能，探讨他们如何制造与审定科学知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科学知识体系怎样影响他们在帝国系统与世界各地的立场与行为”。可以说，有意识地避开之前的中心本位研究倾向，转而从更为边缘的传教士、海关机构甚至对华贸易公司的角度去追寻中国博物学的奥秘，并特别关注了当时的下层中国民众在西方在华博物学研究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都使这本书变得新颖而值得一读。

        在笔者对此书中译的过程当中，曾与作者就一些名词的翻译范围有过深入的交流。以本书的英文名称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当中的encounter为例，当初笔者曾试图将之译为“冲突”，但在与作者沟通之后，最后确定译为“遭遇”。作者对此曾特别强调，“文化遭遇”与“文化冲突”两种观念的内涵是很不相同的，文化冲突预设了两个或多个文化，这些文化之间壁垒分明，在彼此相遇时，往往会产生冲撞；而文化遭遇则没有这种含义，它所凸显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与适应性，在文化遭遇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多种可能的后果，冲突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完全可能会出现混杂、调适甚至融合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文化遭遇”的理论基础之上，作者一步步将产生这种文化遭遇的地点（place）——对外贸易港口的科学实作的具体内涵清晰地展现了出来。作者不仅将之看成是田野工作的场所，这些港口同时还是讯息交换的枢纽、进行文化互动的接触区域（contact zone）。这些港口为博物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与物质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当中，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建立起了他们进行研究的知识网络与话语权力。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西方力量的侵入，英国人的博物学研究也得以拓展到内地，而这种拓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大英帝国的势力扩张同步进行的。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军事机构等正式组织相比，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依据诸如传教士、外交机构成员甚至商务人士而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另一种认识，在这种认识当中，就包括了对于博物学的体认。而在另一方面，通过汉学考证与博物学传统的互补融合，并经由具体的田野工作，越来越多的英国博物学家开始确立起他们在中国知识社会当中的优势地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种话语优势地位的确立并不全然以其一己之力达成，而是在诸多中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其中不仅有诸如画师、猎手等下层民众，甚至还包括了当时著名的行商。正是在这些人的鼎力帮助之下，这些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才真正获得了重要的在地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以这种“在地知识”为中心，中国自身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科学体系成为位列两端的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而通过对这种在地知识的分析，研究者就将中国博物学中的自身知识与西方话语贯通了起来，并且使汉学传统从单纯的语文学考证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研究，从而使博物学的视野大为拓展。正是基于此，作者认为：“我们将更能打破中、西科学史的隔阂，有效地把十八、九世纪中国科学史置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而不再使其沦为西方科学的‘他者’，也不再重复将晚清科学史等同于引进西方科学的陈年故事”。

        可以说，作者在书中花了巨大的心力去实践这种宏愿，在很多方面，试图从作为西方人在华博物学研究的重要一环的中国人的协助那里去挖掘新的信息，但问题是如何将之从一种想法贯彻到实践之中，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就像当初重写中国思想史一样，对于底层的信息存量作了过高的估测。从下层的中国民众那里能够发掘出多少有效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的可靠性如何，这些都是有疑问的，这就决定了作者新解释路径的某种限度。而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确定性，作者在文中的诸多想法还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文化的遭遇及知识网络的背景去探寻在华英国博物学家的生活与研究，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未曾走过的门径，或许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美]范发迪著，袁剑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