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个体分化与社会表象整合

张军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5期

【内容提要】当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之不断加剧；同时它也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与国家和地方情境紧密关联。个体化趋势在促进个性解放的同时，亦引发多元性的社会整合问题。造成个体分化不断加剧的深层原因是传统价值的陨落和现代价值的缺位，因而通过表象整合弥合分裂的价值体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个体化；集体表象；社会表象；表象整合

　　社会生活个体化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社会生活网络化的不断推进，此种个体化趋势持续加快。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西方社会存在明显差异：它不是发生在受制度保障的框架内，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个人的主观追求，缺乏主流社会文化的支持。这些差异使中国的个体化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传统价值的陨落和个性的崛起，使社会成员不断追求个体化；另一方面，政府时常对个体化进行约束。如何整合日趋原子化的社会成员，更好地实现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是当下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将社会成员转化为个体，是网络化社会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进言之，以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社会的个体分化是一种“命运”，而不是一种“选择”①。从既有文献来看，对个体化趋势产生过程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价值的陨落，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网络社会中的个体化趋势不断加剧，此为外在因素造成的个体分化，可概括为“客观性的个体化”或“制度性的个体化”；另一种观点强调成员的社会行动对个体分化的作用，是一种内在因素对个体化的作用，可称为“奋斗的个体化”或“主观性个体化”。

　　强调“客观性的个体化”的学者颇多。吉登斯认为，在西方国家，不仅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在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②，因此，当今社会的个体化实质是一个“去传统化”的过程，个体逐步从诸如传统的道德规则和家庭、血缘、邻里社区等初级群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福山也指出：“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③这种普遍价值的衰落，造成了个体主义文化的兴起，加剧了西方社会的个体分化。贝克等人则从西方当下社会制度出发，探讨了社会成员的个体分化过程。他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维系这些权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训和流动，是为个体而非群体所配备的。基本权利已经内化，人人都希望或必须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以谋取生计，个体化的漩涡已经摧毁了社会共存的既有基础。”④因此，在他们那里，“个体化”实质为“不再重新嵌入的抽离”，西方社会的核心制度，为个体化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进而加快了此一趋势。

　　与上述强调外在因素对社会成员个体分化的催化和推动不同，倡导“主观主义个体化”的学者认为，个体化趋势既与传统价值、社会结构、核心制度的变更有关，也与个人自身的追求有关，而且在特定的社会，个人的主观努力更为关键。阎云翔认为，随着父权制的衰落和妇女地位的提升，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趋势，即私人家庭的崛起和家庭内部个人追求私密空间现象的普遍出现，而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⑤。这种私人生活中不断崛起的个体，在社会层面上亦有其重要意义，那就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⑥。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对个体“松绑”，全球化个体主义价值作用于社会成员，中国社会因此经历了不可避免的个体化。但较之西方，中国社会个体化有其自身特征。因而，阎云翔更多地关注个体化进程中的主观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奋斗的个体化”的形成过程。

　　相对中国现实而言，阎云翔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解释路径，因为他依托中国情境，深入剖析了在传统陨落、国家推动、世界同化、个人奋斗等多重合力共同作用下的中国社会个体化。确切地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不同于西方，且处在一种张力之中，国家既需要个体化，又要对之进行约束。

　　有学者认为，个体化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又是个性的解放，即从与生俱来的、与遗传有关的社会纽带中“脱嵌”出来，因此，对其不必过于忧虑；大部分学者认为，个体化具有双重面孔，是一种“不确定性的自由”，是“‘解放’和‘异化’通过政治化学作用形成了一种易爆混合物”⑦。学界对个体化趋势影响的阐释各有其道理，但我们不能仅从理论上抽象地阐释之，还应在社会现实中加以佐证。概言之，作为一种社会潮流，个体化在迎来个性解放、个人自立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关社会整合的问题。一方面，借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个人实现了摆脱时空限制的“缺场交往”，提升了交往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中交往价值与意义的多元性，参与者常常陷入社会认同的困境，从而内心更加孤寂。网络社会加快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分裂，造成了网民的认同困境，却并未完成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因而，针对个体化造成的社会整合问题，价值体系的建构和弥合是重要的解决途径。

二

　　从价值体系的弥合着手解决社会团结或整合问题，是很多社会学家的重要研究取向，涂尔干就把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的希望寄托于思想观念或价值的整合。涂尔干强调利他主义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注重道德观念在整合行动者社会行为中的作用。他将社会成员共享的信念与情感称为“集体意识”。在前现代社会，这种集体意识具有极强的整合作用，“构成了他们明确的生活体系”⑧。关于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对社会成员的整合作用，在他关于集体表象的论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涂尔干那里，表象不是对事物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具有能动作用，可以作为支配人们身体及其行动的活生生的力量。

　　表象之所以能够约束个体行为，是因为它不是直接来源于个体意识，而是来源于“存在于个体和总体社会之间的中间群体的关系”⑨，这样，它就对社会成员形成了无形的约束，要求个体根据社会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支配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整合。集体表象的基本内容主要由道德、伦理、宗教、风俗和习惯等构成，其实质为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内在、稳定和持久作用的非正式制度。涂尔干更青睐诸如“集体意识”、“有机团结感”、“职业伦理”等“社会整合”因素的整合机制。

　　在信息社会，传统价值体系受到更大的冲击，现代价值体系尚未完善，如何弥合网络时代的价值分裂，实现高效的社会整合并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子化趋势呢？涂尔干利用集体表象进行整合的努力，具有借鉴意义。但随着���会生活网络化的加快，“在场”和“缺场”相互交织的交往方式，全球化和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已使集体表象的整合路径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因而，我们提出了以“可以穿越各种空间范围、制度限制、传统束缚和环境间隔的社会表象”代替“受到边界限制的集体表象”，由此实现网络时代的价值弥合和社会整合。

　　社会表象起源于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概念，它主要指“引导交流、理解和把握社会、物质和理想环境的实践思考模式”⑩，体现为用来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认知结构，尤其重视社会行动者的符号世界以及他们与社会现实世界的沟通(11)。它不仅具有思考和理解的功能，还拥有传导行为规范和情感的作用，并由此调整个体与社会、他者的关系。作为认知的重要工具，社会表象对人们从自身立场把握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由有序的信念、判断和想象构成，而这些信念、判断和想象不仅能描述、解释集体行为，而且能为其发生提供依据，使之正当化，这对网络时代个体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社会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表象整合的重要通道。较之前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变，突破了时空限制，且传播速度持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电脑、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的支撑，其传播的内容愈加形象化，尤其体现为一种感性而非理性的传播方式，因为此种传播能够在众多网民和大众中瞬间引起轰动效应。所以网络空间的社会表象，是以感性形象流动着的可以为各阶层社会成员接受和理解的表象意识。

　　由于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规模化，时下的一个网络事件，一种观念意识能够迅速集结，形成难以想象的集聚效应，极易给社会秩序甚至政府治理带来冲击。网络事件的发生与拓展，与网络时代社会表象的推波助澜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些事件常常不是基于理性的行动纲领和周密的行动计划，而是由于某一突发事件、某一特殊人物等具象化的感性刺激而快速蔓延。其中的参与者往往拥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共同的感性信念，它们就是该事件的“社会表象”。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表象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能够将分散在各地的网民及碎片化的价值理念迅速集结，形成庞大的聚合效应。尽管对政府来说，有时会带来治理压力和冲击，但对分散的广大民众来说，它却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整合力量。

　　就其根源而言，推动草根阶层参与社会运动或群体事件的共享观念，并非社会表象的唯一来源；针对社会生活的个体化趋势和观念分化，政府亦可把握适当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利用社会表象引导广大网民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以弥合不断分裂的价值体系，实现高效的社会整合。比如，当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只要稍加引导，以“国民意识”、“同情心”为主构成的社会表象整合就能很快发挥作用，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团结，形成强大的国民凝聚力。

三

　　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个体化趋势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它不是构筑于民主文化、福利体制等基本制度之上，而是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从社区和家族中解放出来，完成了“脱嵌”过程。之后，社会成员又被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配体系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的束缚不断减弱，个人从中实现“脱嵌”，个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在此过程中，个人的流动性和发展机会不断提高，但相应的制度保障却不完善，于是他们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这样，特殊主义道德观就会作用于个人，影响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从形式上看，中国社会成员的个体分化完成了一个“循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信息时代高度的流动性与灵活的社会交往方式，使个体成员难以彻底嵌入家族网络之中，他们也在创造和分享着自己的价值观念。特殊的事件与刺激，能够使其快速集结起来。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很多志愿者赶赴灾区，对陌生人展开救助服务等。这种将社会成员迅速动员起来的共同观念，就是我们所呈现的社会表象。

　　在个体化趋势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较低，特殊主义道德观依然发挥作用，加之保护好人制度的匮乏，因此我们更需要普遍价值的推广和有益于社会稳定的表象整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认清网络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情况及社会生活个体化的真实状况。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当前中国的个体化趋势日趋加剧，各种不稳定的碎片化的价值观在网络中弥漫，很多人难以寻觅更多的“知音”，内心往往十分孤寂，这是社会表象整合的重要前提。

　　网络时代的社会表象整合，关键是道德原则的重构与价值体系的再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设计教条的道德准则和抽象的价值观念，而应建构具象化的道德图景与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唯此我们才能赢得更多网民的认同，进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就中国社会而论，尽管以儒家伦理、亲情原则为行为规范的传统道德原则与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其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表象整合中，将一些传统价值因素作为表象设计的重要构成十分必要，由此将引起众多国民的身份认同。强调传统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在社会表象整合中的功能，并非强化特殊主义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恰恰相反，笔者的基本设想为：借鉴传统价值中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和社会认同逻辑，将之应用到陌生人之间，以此提升社会信任和表象整合度。

　　由于社会表象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能够跨越空间与制度的限制，摆脱特定群体的束缚，瞬间形成强大的聚合力，因此，在其整合过程中，政府不能单纯用权力进行“硬性”压制，而应用“软性”治理的方式积极引导，真诚面对社会成员，尊重网民的价值理想和基本信念，为塑造普遍主义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而努力，从而有效地促进表象整合与社会和谐。在吸纳合理的传统价值的基础上，政府应为弥合分裂的价值体系、构建普遍主义价值体系而设计必要的制度，这是提升社会信任、实现社会表象整合的有力保障。

　　由于网络时代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多元性，社会表象整合必须认同网民身份的多重性，在整合过程中承认分化的存在。“求同存异”的整合准则十分必要，因为它将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不断提升社会信任，最终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作者简介】张军，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暨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