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今 从正规教育的困境走向为社区建设服务的教育培训
2007-05-29 作者： 萧今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2004年11月
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迅速扩展成为庞大的体系，但为农村地区70%的人口服务的正规教育问题重重。当初，为了缓解教育资金匮乏，中共中央1980年颁布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建议采取多层次和多渠道办学的方针发动农村基层筹集资金办学。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这个政策形成了中国教育制度上的城乡分野：中央和省级政府为城市人口的教育提供财政支持，而地县无法分羹。[1]由于农村经济效益低下和农民收入不足，农村学校财政长期匮乏。90年代后期，为完成2000年“两基”达标指令，农村学校体系迅速扩展。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大量增加，农村入学需求也随之增加。但由于学校行政管理和改革权是中央统一的，地方的教育需求始终进入不了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决策过程。教育体系形成了教育财政体系二元化和教育管理中央统一化，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投入差距继续扩大。
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实施了费改税和农村并校等政策措施，但新政策对解决老问题效果不大，又引发新问题。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是由于城乡分割的教育财政和农村地区生产效益低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而造成的。但最严重的是，这个教育体制造成了教育内容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严重脱节。为了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走向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在观念上走出正规教育的限制，引导教育培训为乡村社区服务。本文综述进入21世纪后的农村正规教育的困境，农村缺乏教育和知识的状况，及非正规教育培训与社区发展建议。
一、正规教育长期面临的问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正规教育体制在不断地改革和扩展，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段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发展一流大学等等持续不断。由于9年义务教育涉及到农村和贫困地区，一直是困难最大的，主要的问题如下。
1.教育财政匮乏和拖欠教师工资是困扰农村教育的长期问题。政府的预算内经费只保证教师规定工资的60%左右，而其余部分以及学校的大部分公用经费必需由乡镇、行政村、学校和教师绞尽脑汁从地方的所有可能的途径中筹集。农民从心底里想把子女送进大学跳出农门，每次集资都尽力而为。由于农村的其他公共经费和发展经费20多年从来无着落，因此常常发生从教育筹资中挪用的情况。2001年中央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将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的管理权上收到县。但实质问题是，教师的工资是按城市的标准制定的；农村经济生产低效益和税费低微难以支付教师工资。工资发放权上收到县，只能保证减少乡（镇）挪用的问题。
经济好的县，教育开支占去地方政府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经济差的县占到50-60%，在贫困县甚至高大80%.学校改为“一费制”固然减轻了农民的家庭负担，但也减少了学校的实际投入。教师工资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老的拖欠未清又出现新的工资拖欠。全国教师工资拖欠从1993年的14.3亿增加到2000年的136亿；截止2002年8月，参加税费改革的16个省份仅当年新欠教师工资数就达18.80亿元，占全国新拖欠数22.87亿元的82.20%.[2]目前，教育投入已在县镇财政中占有决对优先的份额，教育是科教兴国的政治任务，但绝对的需求量远远不足。同时，农业生产维持在原始的状态，农村和农业发展项目因资金缺乏而被搁置，重要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条件（农村卫生健康福利、农田水利道路、农业科技文化培训的发展项目）的投入等于零的现状，形成农村发展投入不平衡的状况。
2.农村教师缺乏培训，教学法方法仍然是死记硬背的说教式。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教育部多次下达政策，敦促地方实行教师培训。但即使如此，基层的小学和初中教师难以获得充分的培训，学校也难以留住好的教师。水平高的教师取得大专文凭后就向乡镇和县城的学校调动，优秀教师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民办学校。这些流动造成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和排课紧张。安排一个教师进修，学校就面临某些课停课，甚至一个班级或者整校点停课的窘境。越是基层的学校，教师参加培训的可能性机会越少，而县城里学校挤满了水平高的教师，他们一次次地参加各种培训，也不愿到乡镇学校替需要培训的教师顶课。
3.农村学校存在大量的危房和潜危房。在实行一费制以前，农村学校建房和危房改造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由于农村收入不济，乡村学校建房大部分用便宜的材料，房舍简陋并有大量危房和潜危房。为了完成2000年的“两基”达标，各县动员乡镇村集资，并摊派学校修建任务，造成大量负债。这些学校只是几所应付考核的学校，还有大量的学校有危房和潜危房。一旦有大的风雨水灾或者地震，房屋立刻倒塌。税费改革后教育集资被取消，校舍修建改造失去经费来源，危房比例回升，微量的杂费也难以维持中小学的水、电和办公经费。2002年中央决定在两年内拿出30亿用于1700万平方米的危房改造，平均每平方米176元。[3]但农村实际危房改造资金缺口太大，靠现有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
4.辍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两基”的关键是让农村孩子完成9年义务教育。全国有80%以上的小学和64%以上的初中在农村地区，中国幅员广阔，地理和文化差异甚广。要控制学校和动员每家庭按时将子女送入学校、从家庭捉襟见肘的现金中挤出钱来让子女完成9年教育，实在是中国教育最艰巨的任务。辍学问题一直困扰政府，因为按98-99%的入学率，每年也有120-150万的小学适龄儿童没有上学；按2003年最好的初中毛入学率92%，每年也有500-800万的初中阶段的孩子没有上学，积累下来成为新时代的文盲人口。这些辍学的人口大多在老、少、边、穷、山区。贫困地区的校舍风雨不抵，报告上的入学率在上升，但可能只是学校点名册上的名字。逢外界有人考察，干部就动员全村的孩子返校。一但风霜雨雪酷暑，缺少伙食费和衣着被褥的孩子就回家避过难熬的苦楚和羞涩。
5.校点关闭增加上学困难，学校就宿条件差。最近，对农村教育有重大影响的是全国性的农村校点关闭和并校。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3条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两三年内，农村中小学迅速减少。综合在广西、云南和湖北的调查，发现问题突出。小学生年龄小体质弱，四季风雨烈日每天走4趟4公里以上的路去中心小学和乡镇上学，增加大量走路时间和体力消耗，对孩子和家长都造成严重的体力和心理负担。孩子缺乏营养，抵不住饥饿就留在家中不上学。学校住宿条件极差，山区小学常见4张床位16个以上的孩子同睡，初中多是两人凑成一套被褥共卧一铺。并校给校长和教师也带来工作负担和心理压力，课后要照顾几十个到上百个孩子，管理吃饭、喝水、排便和睡觉等等卫生和健康事宜，稍有散失就造成伤病，遇到流感，整个学校的教学和生活就无所适从。
6.教育内容脱离农村实际，教育目标单一，难以满足劳动市场上的多种需求。农村学校用的课本与城里的一模一样，学生们懂得“过马路左右看”和搀扶老人的行为道德，却不了解本地文化历史和山歌。他们从一年级学习量词就开始接触“一片面包、一杯牛奶、一根香肠、一架飞机”等陌生的概念，可中学毕业也不知道如何把生物化学知识用于选配化肥农药和养殖家禽牲畜。他们从职业教育课上学过编篮子和照相、插花艺术，但不懂得家中小本生意管理和在市场上经营的基本概念。他们从历史和语文课中理解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自己家乡的文化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特点一无所知。统一的教育课程不考虑农村生产和生活需求，毕业生不具备使用农业科技的语言和能力。
在农村生产、生活和社会环境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进入大学跳出农门成为农民最大的希望，退而求进城打工。孩子们忙于死记硬背的考试学习，父母省吃俭用挤出每一分钱。久而久之，学生不懂种庄稼，挑担、种田、绣花不如父母，大学毕业后对农村的事一概不知了。虽然教育部和各省教育部门提倡开发适应地方的课本，但农村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都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用了地方课本就等于封锁走向全国统考的路。因此，地方学校只能听任统一课程的摆布。可悲的是，统编教材将现代化的意念和表达方式印在学生的头脑里，农村相对于现代化和城市意味着落后；农民关于本地历史和传统的知识和记忆被遗忘。正规教育造成对农村的疏离感，学生对生活在农村失去信念和前途感到迷茫。
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一直是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四个现代化”、“科教兴国”步伐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科技人才的过程和手段。90年代中期以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到同龄人口的3%，90年代末扩招后也只达到10%左右，大部分农村孩子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十分有限的，绝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还要回到农村。虽然国家也提出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城乡劳动者，但教育内容单一以及教育资源匮乏，农村学校难以照顾乡村社会文化、人文知识和实用技术等多种教育培训需求。
二、教育改革的尝试和毕业生尴尬
中国目睹了一百年的教育变迁。乡村私塾曾是文化教育传衍的传统制度，私塾把有天分的孩子培养成为读书人送进科举的殿堂，但私塾主要的功能还是教会众多的农家子弟识字、珠算，让他们学会记账、看懂文契和官府通告，并且传承农村社会的礼俗，维系乡村活动和组织。1905年开始实行新学制，逐渐废除私塾，读书人去了镇上的小学、县里的中学和省城里的大学，农村的文化人消失了，乡村的教育停止了，维系乡村社会基层制度毁掉了，政局动荡经济衰退。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些学者看到中国新学对乡村社会造成的毁坏，曾经为重建乡村文化做出尝试，梁濑溟尝试对农民推广乡村教育，主张对西方来的“现代化”要根本改过，在乡村中建立新文化。晏阳初认为中国教育要与乡村发展结合，提高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知识技能。陶行知认为改造中国教育的着眼点应放在乡村建设上…活的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80%的人口是文盲，正规教育体系不健全。中国在模仿苏联的教育体制同时也吸取了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发展经验，走群众路线，采取大规模的群众扫盲运动。这便是中国创造的、迅速发展教育‘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正规的全日制和，群众的、非正规的、半工半读、业余学习学校并存的双轨制。但党内的路线斗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地打垮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正规教育的统治，毛泽东实行了完全一条腿走路的教育放针，废除西方式正规教育，建立直接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的教育模式，把大学和干部学校办到农村，中小学生也到农村工厂学工学农。政治学习贯穿于每天的课程中，而科学技术研究和教学被搁置。
1978后，中国全面转入了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轻视教育和科技的意识，邓小平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基础作出了明确的定义。邓小平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后正规教育开始迅猛发展，但接踵而至的就是上一节所谈到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问题。
极端性的教育改革造成中国教育发展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且都似是而非。例如文化大革命对正规教育体系造成破坏，但一些学者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农村新建大量学校，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参与执教，大大提高了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入学率，缩小了中小学城乡差距，而经济改革后的教育政策重新扩大了城乡差距。[4]例如，1977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占全国在校生比率的79%，高中生占65%；1990年农村地区的初中生占全国在校生的63%，高中生只占24%.
为解决正规教育扩展对农村不利的情况，政府、社会各界采取了一些行动、个别的措施、以及零零星星的尝试。例如，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对农村孩子上学的困境给与了极大的关注，过去的15年间出现了“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烛光工程”、城市农村对口扶贫等等非政府和半政府的行动，希望贫困农村的学校盖上一间像样的教师，助一臂之力让农村孩子走出经济的尴尬完成学业。但慈善基金难以解决体制上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和贫困、正规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困境。
教育部的改革政策也极力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和课程教材地方版等措施。但由于农村职业教育与使用地方教材实际上堵死了走向全国高考的道路，而教育质量考核标准是高考录取率，因此，这两项改革是无法落实的。农业部和教育部在90年代开始推行“农村绿色证书”培训，希望对成人进行培训，推广实用技术。但农村社区缺乏支持和培训能力，难以实施。
近年，浙江的长兴县也尝试了采取采取美国的学券资助困难学生。长兴县政府发放221万元的教育券，占县2001年教育经费的0.7%，2002年的1.8%，目的是扶持县里两所规模过小的民办学校、一所没人愿意上的职业中学，并补助困难学生，共有5046名学生受益。此举在学术界引起热烈的讨论，但其他县效仿的不见多。
最近有学者发现，湖南省有的乡里竟然私塾复燃。许多学生对正规新学课程还是不感兴趣，家庭负担不起，父母又希望孩子能识字断字看告示。老先生于是收下一点米、一条肉后就开台教学生诵起四书五经，学六言杂字。据说效果甚好，两三年后辍学的孩子已经能够提笔写出流畅的书信，乡间也流行文理雅致的诗文和对联，进城打工的青年也能写出行文通顺的日记。
总之，对农村教育是有批评探讨、有改革试验的。但20多年的正规教育改革还是没能避免新学制实行以来的问题：乡村社会缺少维系基层社会的文化体系，农村缺乏改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技能。可是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农村9年义务教育还正万事待举，一场经济现代化的尴尬已在眼前。2004年春节后，广东和沿海地区发生了“民工荒”，成百万的民工退出制造业，大批企业招不到民工；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的前景难以预料。
庞大的人口始终是巨大的压力。80年代初，中国小学每年招生是3千万左右，逐渐下降到1990年的2.5千万和1999年的2千万。这批人口中的70%以上居住农村，也就是说现在和今后的20年内，每年有1.9至1.4千万农村青年进入劳动年龄。同时，我们还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农民一年只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理完自己田头地尾的农活，获得一年的基本口粮。其余的时间他干什么呢？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市场在哪里？
高等教育扩招才6年，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市场上找工作也困难了。各县已经难以消化高中毕业生，大学生和复转军人也成为县人事局每年最棘手的问题，前年已经出现大学生回家种田的情况。可是，大学生毕业回到家就自称所学专业与农业不对口，但对眼前道路不畅、缺水缺电、缺乏科技和需要改善的卫生环境等实际问题熟视无睹，一心想出去找工作。这些有现代知识却找不到无处的毕业生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随着教育的扩展这群人会在乡村越来越多。
教育对促进人口的社会流动产生积极影响。但国家为了选拔少量高科技优秀人才而忽略其余大部分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要。学生将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大部分仍然会回到出生地乡村。适当的教育培训不应该增加孩子对本土文化的疏离感，而应该引导他们把自己家乡建设成为温暖可爱的家园，在家乡建设中成为负责任的人、充满自信的人。
三、农村缺乏教育文化与发展不利因素
农村里“科技兴镇”粉刷在村屋墙上，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不大。农业生产变为家庭承包责任后，大、小队撤销了，以前存在过的服务机构及其功能消失了。例如：读报扫盲、文艺文体活动、农业技术培训、妇女和社会福利保障、医疗保健等机构和活动消失或者功能减弱了。一方面，国家的发展策略不利于农村地区，但另一方面乡村由于缺少社区共同致富的目标、缺少社区性的协调行动，发展面临不利的因素太多。
1.首先，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缺少自助性的社区组织，缺乏为农户提供的教育培训和服务的机构。虽然正规教育入学率在逐年上升，但农村居民可以赖以改善农村生活、提高生产效益和保护生态持续的知识技能和观念的素质并没有多大提高；虽然个体家庭的收入可以达到满足温饱的程度，但乡村的个体农户缺乏能力进一步解决社会环境、生产和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在实际的社会行动中，相对于资本、技术等等条件，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主动因素，但利用知识和科技促进发展需要有组织行动和社会支持的，否则难以发挥人的作用。
2.农村长期缺乏民众文化事业投入，书籍报刊信息难以到达农村地区。小学和中学毕业后长期无书报读，逐渐又变为文盲和半文盲。如今的并校政策导致偏僻地区的学校关闭老师离去，农民找人写信、写状子、询问科技和打探外边世界的文化（教师）人没有了，可能造成农村基层文化事业的根基再次被损坏。
3.出版社的图书和资料多是高标准化、高科技化、大城市化，文字生硬拗口。缺乏为农民写作、缺乏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出版物；缺乏关于地方文化历史和自然环境生态知识的图书；缺乏农村生产和生活适用性图书；缺乏农民作家写的图书。总之，农民缺少话语权，缺乏创造知识的参与权，农村和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化的实际价值在现代化中悄然无声地流失，农民也失去自信心立足的基础。
4.农民想要发家致富，但市场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缺乏市场和农业技术信息，缺乏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他们缺乏资金和资金来源，对资金体系和现代资金的运作要求缺乏认识；缺乏农业经营管理、小企业、小生意有关的职业发展导向性教育培训。他们经营活动是个体的行动，缺乏协同行动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5.在政府和外地来的投资项目前面，农民是被动的。他们的意见没有进入咨询和决策的过程。利用农村资源的发展规划成为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交易，农民和居民的利益被忽略。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缺乏与外界和政府接触、对话和磋商的能力，他们同时缺乏机会和渠道，他们缺乏对法律和农民权益的了解，缺乏自信心。
由于缺乏有关本土自然生态环境的知识、缺乏生产技能和管理知识、由于被排斥在发展的决策过程之外、由于农民是无力的单干个体和缺乏社会支持，他们只能采取消耗便利自然资源的方法，例如砍伐林木、捕杀野生动物、滥开煤矿等，换取金钱致富。这样做会永久性地毁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甚至本土文化赖以养息的条件。
农村缺乏促进农民利用知识技能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利于改善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目前正规教育基本只考虑执行国家的统编课程，并且以学历高低来衡量结果，所以正规教育制度满足在农村社会需求文化知识的实际。
四、为社区服务的教育培训
农村的发展或者乡村的重建，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社区居住者的社会协作。乡村的农民需要有协调的行动，为改善他们生活和生产提供自我服务，提高行动能力。现行的正规教育制度只重视对未成年的人口提供教育培训。非正规教育培训、边干边学则是人类长期以来传承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动态式的教育培训方式。
人在社会过程中会碰到新的实际问题，产生新的学习的需求，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广义的人力资源发展是指在社会行动中，针对有目标的计划，为参与社会和生产活动的人口提供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促进他们参与实际的活动。成人和非正规教育并非仅仅弥补成人正规学历不足，它是社会发展和转型期参与者共同建构新社会形态、创造知识技能、达到概念和行动认同的重要手段。
考虑以上问题，我们可以采取非正规教育培训形式，为农村地区持续发展提供教育培训机会，为参与实际活动的农民提供各个方面的知识，提高他们参与的能力。需要考虑的是教育培训和社区建设两个方面的同时配合。
非正规的教育培训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实行之后，农村也出现了务农之外的个体生意、小企业、集体企业、外出打工、外出经商等等多种经营的形态。这些经济群体在发展中对知识技能有新的需求。对社区的农民的教育培训课程和教师培训要考虑到这些组别的多种经济和文化教育培训需求。社区发展应该向教育、农科、以及其他政府和非政府有关部门发出信息，提出农民的学习需要，要求教育培训反映当地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经济技术发展有关的内容，保证学以致用。有一些文化教育培训的措施是可以考虑的。
1.提供社会和文化知识。为了让当地人民群众参与发展计划，应该对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内容应该包括政府的法律法规、决策技能、协商和沟通技能等等。文化教育也应该继续进行，以防止青年和成年人的文化水平的衰减，防止文盲和半文盲的增加。
2.提倡生产经营实用知识技能。为了提高农户、个体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益，可以提供培训课程，包括小生意和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理财记帐、分析信息、互相咨询、市场经销、反思等技能。农村妇女生产和理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由于社会对男性主导地位的观念，使得妇女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难以发挥。因此应该积极鼓励妇女参加培训，发挥她们在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长处。
3.建立公共的文化教育中心。在乡镇和行政村建立文化图书室，提供教育培训中心。可以利用学校的设施和场地，向社会开放图书室，将继续学习/教育的概念落实乡村的需求的实际中。为配合农村和山区青年长期阅读困难的问题，可以用流动图书和展示的方法，将图书和信息送到村子，并且在村子社区组织活动，以不同形式向农民提供教育培训。
4.让农村中小学教师参与社区发展活动。云南师范大学在六哨乡进行的参与式评估发展项目，就是农民、技术员、学校教师一起参与培训和自我培训。教师了解了社区最迫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参与培训课本的编写。在正规教育对学生提供基础教育的同时，老师向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教授种马铃薯的知识技能。把学校变为社区文化中心，在学生毕业后继续为他们提供教育培训服务，他们可以有多种信息和发展渠道。
5.利用多种文化教育传播手段。利用板报、教育传单、小册子和光盘的形式将地方文化历史、自然生态的有关知识传播到民众。例如，云南历史研究所的郭静教授就尝试把关于当地村民生活制成光盘送给村民看，村民从影像中认识自己的文化，看后十分兴奋。这些方式可以引入学校课程和教学中。这些方式可以提高当地人民对自己生活文化价值的认识。这就是以非正规的方式扩散本土历史文化和自然知识。但我们需要培训一些教师和技术人员使用电脑技术。
社区建设和自助行动
非正规教育和成人培训成功根本在于配合有实际意义的社会行动。在发育非正规培训的同时，社区要同时发育自助的行动，使非正规教育培训服务于实际的需求，用知识和技能提高参与者的行动能力。农村发展自助的经验甚少，要提高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合作的意识和积极性，和培养自主的能力。下面是一些积极的经验。
1.社区的发展形式是农民参与式的。地方人民群众要自己起来参与制定社区规划。每个项目应该有农民的意见，政府和社区之间要有共识。这样，有利于人民群众注意生态和环境，达到保护性发展，并培养自主的能力。可以用参与式评估，让农民、干部、技术员、教师和官员共同参加讨论，达到对问题看法的共识，找出优先发展的项目，共同商量筹资、实施和培训的事宜。
2.社区建设要有社会的支持。农村的教师、农科技术员、医生是地方最有文化教育水平高。社区建设应该邀请他们提供咨询、参与决策和组织培训服务。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的专业团体和上级政府，可以形成积极的内外联系的扭带，与上级和外界进行磋商。重新建构本地的文化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3.社区建设的内容是当地农民切身的利益。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益达到持续发展应该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其内容要包括帮助农民建立医疗保障制度，改善住房条件，提高健康和生活卫生，管理食用水源和计划生育，参与有益的文体活动，传扬和保护本地的文化和遗产，并在共识下建立一个具备持续发展条件、健康的生活环境。
4.乡村社区建设需要一个公共区域。修建或者建立一个公共的区域或者活动室，让农民、技术员、教师、干部能在大家共享的空间里组织有益的活动，例如跳舞唱歌、打球比赛、阅读图书、喝茶会友，让农民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例如，东风三队的活动室起来后，农民自己找到林业部门的人，请求他们捐赠几棵树，支持他们的社区活动。于是，活动场边就种下了一排树。可喜的是，农民自己学会与外界协商获取资源，开始有了信心、有自己的项目。外来的资源一定配合地方有积极性的项目，并由地方自主出力去做事。
贵州独山进行了十年以上的“希望的绿洲”草场和畜牧业发展项目，是一个由外来专家指导、当地技术员和农民参加的发展项目。这个贫困山区农村发展项目说明，非正规教育与地方发展项目配合，是建立良性社会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发展项目中，科学技术培训、技术员培养和农民的实际生产需求始终交织在一起进行。最后，曾经是贫瘠的荒山变成青山草场，泉水涌出绵羊肥壮，农民盖起了新房子。
近年来国家在积极调整财政政策，会对农村发展有利。非改税之后，农村取消了教育附加和乡村集资。今后三、五年内农业税会逐步取消，政府会逐步增加财政担负教师工资，国家也会开始实行“反哺”农业政策，增加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农村和农民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会增加。农民要学会利用资源，从整体社区考虑，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资源、提高自我改善的能力、参与能力和生活质量。
另外一个特别的问题是中国会长期存在劳动人口过剩。使用化肥农药已经大大缩短了维持温饱的劳动时间，人口可娱乐和闲置的时间增长。社会已经在逐步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和生活工作模式，即正规教育-劳动和工作-退休/娱乐。教育不应该单纯是为寻求工作的门票和工作的保险。社区建设中可将教育、劳动工作、个人发展、娱乐休养合理地分配在人生的过程中。青年先接受正规基础教育，工作务农时接受不同的、专门的教育培训，又可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进入不同的劳动市场，也可以同时享受乡村的群众性娱乐文化，参与各种自我发展的活动，合理健康地分配人生的时间。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在社会转型中负有发展性功能，即更新知识技能观念，符合社区的学习需求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服务；同时也成为社会消费娱乐和个人修养的一种主要形式。非���规教育是自我参与的教育、可以促进社区和睦、有理智地协调民生福利等因素的手段，目的是发育出一个健康和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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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今〈中西部两县经济资源的筹集与分配案例研究：增加教育投入的困境及筹资建议发表于社科院〉刊于《财贸经济》2004，3：18-27.
[2]刘泽云胡延品（2003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困境与对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年会论文：“新三片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研究”课题组2003年〈广西农村基础教育调研报告〉《教育研究》2003（4），24-29页。
[3]陈至立（2002）〈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教育部政报》11号484页。
[4]见Emily Hannum（1999）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urban-rural gap in basiceducation in China，1949-1990.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43（2），202-203；李春玲（2000）〈贫困地区教育〉刊于熊景明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28-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