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相对教育”理论假说，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扩张对中国城市代际地位传递的影响机制。当教育被视为一种位置性商品时，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下降。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逐渐增强，并且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这一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关于教育扩张是否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争论，其现实意义在于：当教育文凭无法帮助子女迈过预期的地位获得“门槛”时，父母将倾注更多资源弥补子女教育竞争优势的不足，以帮助子女获得预期社会地位。

关键词：相对教育；教育扩张；地位获得；阶层背景

作者简介：廖丽，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颖晖，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李黎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各学历水平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数持续增长。每十万人口高中阶段平均在校生数从1990年的1337人上升至2017年的2872人；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阶段平均在校生数从1990年的326人上升至2017年的2576人（牟阳春等，2000：18；刘昌亚、李建聪等，2017：22）。教育扩张作为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几乎是世界各国提高劳动者生产力和收入的重要举措，而且各国政府都认为教育扩张能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但是，教育扩张带来的积极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教育扩张的隐忧。一方面，教育机会的增速可能与相关劳动力需求的增速不同步，因此高等教育的扩张很可能会侵蚀大学学位的竞争优势（Brown，2001）。当本科学历越来越普遍时，如果没有足够的与之相匹配的职业，那么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能会被迫从事低质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教育竞争优势的下降可能会激化阶层再生产。虽然更多人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社会优势阶层在工作上仍然可能对弱势阶层进行排斥（洪岩璧、钱民辉，2008）。精英阶层会动用所有资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加剧其他阶层的竞争（钱民辉，2004）。

许多关于教育和阶层分化的研究忽略了学历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价值的变化，也忽略了这种变化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的作用。本研究将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引入“相对教育”理论假说，集中探讨教育相对价值在代际地位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首先，本文将概述既有研究中教育的绝对价值视角，并解释为什么相对教育的视角在代际地位传递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基于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利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构造“相对教育”变量。最后，利用分层模型检验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是如何受相对教育影响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教育绝对价值视角及其述评

既往关于教育扩张影响地位获得的研究颇多，在阶层背景、教育成就与阶层归属三者关系研究领域，以往研究多是基于教育的绝对价值视角探讨教育扩张对教育机会和地位获得的影响。所谓教育的绝对价值（绝对教育），主要指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其基本理论假定来源于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每多接受一年的学校教育意味着对个人生产力多投资一年，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Welch，1970）。基于绝对教育的解释路径，教育扩张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导致社会成员的绝对教育增加，继而提高了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Kalleberg，2011）。同时，教育扩张与市场化改革也会使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看重教育成就，阶层背景的决定作用将越来越小。不难看出，这一解释体现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该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先赋性因素在子代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小（Treiman，2007）。近20年来，中国教育扩张不但增加了人们的受教育机会，还提高了子代的受教育程度（罗楚亮、刘晓霞，2018）。在教育扩张的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呈现持续且明显的增长趋势（方长春，2019）。总体上，教育扩张使自致因素越来越重要，不平等效应越来越弱（Bian & Logan，1996）。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往绝对教育的理论假定为教育对社会分化的作用提供了经典的、有力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逻辑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忽略了教育价值的变化，视教育的收入效应或地位获得功能为固定的。人力资本理论假定学历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技能，然而，劳动力人口中的技能越丰富，拥有该技能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就越低，其平均工资也越低。因此，即使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教育学历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变化的（Shavit & Park，2016）。在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强调教育在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中的主导作用，然而，很多研究发现地位获得的特征因同期群体的差异而变化，这说明教育的地位回报会随着不同的同期群体经历不同历史事件而变化（周怡，2009）。因此，就不同的同期群而言，教育回报也是相对变化的，绝对教育的理论假定无法解释这样的相对变化。

其次，就阶层归属而言，教育绝对价值视角下的理论解释有待进一步商榷。我国许多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弱由阶层背景主导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并没有减少来自父母教育和阶层的不平等影响（刘精明，2000）。如果考虑高等教育内部分层的因素，那么我国教育体系的扩张与市场化改革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更倾向于流向优势家庭的子女（丁小浩，2006）。家庭文化和经济资本较多的优势阶层子女主要接受高等教育，而处于弱势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初等、中等教育（郭丛斌、闵维方，2006）。这些研究的解释机制主要在于制度变迁和市场化改革，但是，教育仍被视为一种蕴含绝对价值的人力资本变量，而这种绝对属性实际上无法随着制度变迁而变化。因此，由教育的绝对价值（忽略教育的相对价值）得到的理论诠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需要更深入地探究其他潜在机制。

（二）“相对教育”的理论视角

1.教育作为一种位置性商品

“相对教育”的理论假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相对教育的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中学历或文凭竞争优势的相对变化。赫希最早确定了教育的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概念，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Hirsch，1977）。赫希认为如果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他人使用的负向价值决定，那么该商品被视为具有位置性属性。比如，高等教育学历的优势取决于同期群体的教育水平高低。随着制度变迁，教育已经从主要是一种绝对人力资本属性商品转变为一种本质上具有位置性属性的商品（Bills，2016）。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教育视为一类投资性商品（Blaug，1987），这与位置性商品的概念类似。具体而言，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人想获得更好的工作，他需要比其他潜在求职者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随着教育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为了筛选出更好的求职者，雇主会提高教育水平的入职资格，导致部分求职者仍然无法就业。因此，有学历的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受到同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同期群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我国的中专学历，兴办之初，中专毕业生能进入专业技术阶层或管理阶层，但是相较于1990年，2000年中专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其他毕业生相比下降幅度最大（刘精明、张丽，2018）。

实际上，许多理论将教育视为一种“位置性商品”。首先，相对教育的概念类似于教育信号理论中“教育队列”的概念。教育信号理论假定雇主依赖求职者的教育经历来考察他们的工作能力（Spence，1973）。求职者发送的教育信号因其稀缺性而具有价值，而教育筛选机制中传递的信息价值更多的是由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人群中的相对位置决定的（Kroch & Sjoblom，1994）。在美国，相比于职业培训带给求职者的工作技能，求职者在求职队伍中的相对位置通常更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Stasio，2017；Goldthorpe，2014）。其次，工作竞争模型构建了教育分层与职业层次对应的序列。工作竞争模型将劳动力市场描述为由工作排名和不同学历水平的个人排名组成，该模型认为相比于市场环境的地位特征，个人自身特征更重要，因此教育投资对个人而言是一种防御性决策，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Barth & Thurow，1977）。最后，文凭主义认为各教育水平代表了一种文化规范。文凭主义者认为学历价值更多体现在与阶层文化的匹配上，雇主会认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求职者掌握了社会主流文化规范，通过设定教育“门槛”排除掌握了非主流文化规范的求职者，如果求职者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素质，雇主会设定更高的学历标准来保持同样的雇佣决策（柯林斯，2018）。这些理论强调基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学历或文凭的价值是相对变化的，而不是绝对不变的。“相对教育”的理论假定在教育的职业回报领域更有解释力，它能简单、可靠地解释教育扩张的消极影响（Horowitz，2018）。

2.中国学历膨胀及其后果

学历膨胀是教育扩张的消极影响。教育扩张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在就业人数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意味着更多的求职者无法将他们的学历转化为相应的职业。我国高等教育扩张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在出生人口中迅速上升（叶晓阳、丁延庆，2015）。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保持自身优势地位，新一代的年轻人必须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以防止其他人超越自己（Van de Werfhorst & Andersen，2005）。但是，高等教育扩张使得技术人才的数量急剧增加，每个学位持有者都更难脱颖而出（Smith，1986）。劳动力市场无法吸收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Slack & Jensen，2008；赖德胜，2013）。因此，学历持有者的数量不断“膨胀”，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中不断“贬值”。

过度教育的研究间接支持了“相对教育”的理论假定。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教育信号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教育信号的功能可能出现失灵（宁光杰，2006）。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我国就业市场已经出现就业人群学历上移和高文凭者挤占低文凭岗位的现象（张军利，2010）。而且人力资本不足的群体出现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高，过度教育会给个人带来更大的收入损失（范皑皑，2012）。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持续和过度的教育扩张在中国也可能会导致教育收益率下降（方长春，2019）。多数研究认为，影响过度教育发生率的主要因素在于教育规模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匹配的程度。过度教育的实证研究已然支持“相对教育”理论解释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否认许多学历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影响力。伴随着同期群体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在相同条件下，我们可以预计教育的相对价值将逐渐下降。

3.相对教育对代际地位传递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的变化会导致地位获得机制的转变。如前所述，教育扩张会间接导致学历膨胀，教育的职业回报也会有所减少。基于一项多国比较的研究发现，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机会的平等化效应与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贬值”相匹配（Bernardi & Ballarino，2014）。如果拥有至少与受访者相同学历的就业者所占百分比越高，那么就业者的职业声望越低（Ortiz & Rodríguez-Menés，2015）。因此，当教育与职业地位之间的关联逐渐减弱，如果同一教育水平无法使个人获得以往的职业地位，那么个人地位获得的决策、途径或方法将发生变化。

这意味着，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随着教育回报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年轻人在由求学向工作过渡的阶段，家庭资源可以决定年轻人能否迈向事业成功（Smith，Crosnoe & Chao，2016）。布库迪和哥德索普认为代际地位传递的过程需要考虑父母和雇主是如何看待教育队列的，有抱负的父母与有学历要求的雇主都可能从相对的视角看待教育（Bukodi & Goldthorpe，2016）。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采用相对教育的测量方法时，来自家庭背景的社会不平等显著增加，富裕家庭的父母对学校制度的熟悉程度以及他们对学历价值变化的认识，是解释不平等增大的核心因素（Rotman，Shavit & Shalev，2016）。香港地区的一项定性研究表明，父母帮助子女申请学士学位是为了弥补子女没有学历证书的劣势，对于这些父母来说，获得文凭是防止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失败的一种手段（Wong，2008）。简而言之，当子女预期的教育相对价值不断下降时，父母可能倾注更多的家庭资源帮助子女巩固或者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因此来自父母教育和阶层的“不平等”作用会随着教育扩张而逐渐增强。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在中国当前学历膨胀的背景下，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而增强。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a：教育相对价值越高，家庭阶层背景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越小；反之，教育相对价值越低，家庭阶层背景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越大。

假设b：教育相对价值越高，家庭教育背景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越小；反之，教育相对价值越低，家庭教育背景对职业地位的影响越大。

三、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将分析样本限制在城镇人口以及1986年后取得学历资格者，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受访者总数为22657。因变量是受访者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CGSS调查使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记录受访者及其父母的职业类型，本文将其转化为“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该变量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取值范围是0至100。衡量家庭背景因素的两个自变量是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父母的受教育年限代表家庭教育背景。如果受访者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大于父亲的受教育年限，那么该变量就等于母亲的受教育年限。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代表家庭阶层背景，是由受访者父亲或母亲14岁时的职业类型转化而来。该变量取父亲和母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最大值。另外，分析模型中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户口。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本文利用教育竞争优势得分（Educ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Score, ECAS）测量教育的相对价值。目前，关于教育相对价值的测量有很多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计算各年代各教育水平的平均职业声望或经济回报；二是计算拥有学历的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排序情况。与第一类方法相比，第二类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体现了某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队列假定。其中，第二类方法又分为两种具体的测量方法：百分位排序和教育竞争优势得分。百分位排序的方法往往使用微观分析数据在同期群体内部计算受访者的百分位数，它无法反映教育水平在宏观人口中的真实排序情况。而计算教育竞争优势得分的方法是用某一年有多少人获得了某学历作为衡量其竞争优势的标准。该方法由索伦森的研究发展而来，其理论假定在于，如果某受教育程度越普遍，那么它的职业价值越低（Sorensen，1979）。教育竞争优势反映了教育扩张过程中各种学历的普遍性。另外，如果使用外部宏观数据计算教育竞争优势得分，则能够避免内生性的问题。

本文为了构建教育竞争优势得分变量，摘录了1986年至2015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各级各类学历教育的毕业生数。具体的，计算ECAS有三个步骤。第一，从最低学历到最高学历，计算每年各学历水平毕业生数量的互补累积百分比（Triventi，Panichella，Ballarino et al.，2016）。例如，2015年我国本科毕业生为5197521人，其累积百分比为98.999%，互补累积百分比为1.001%。第二，计算每年各学历水平互补累积百分比的自然对数，并取其负值。这种数学变换表明教育竞争优势的结构呈指数分布。第三，基于受访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和毕业年份，我们将对数值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集进行合并。这样做可以避免将同一出生队列但不同年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样本纳入同一组，因为他们在求职时不会面临相同水平的学历膨胀。就测量方式而言，以ECAS为测量方法的相对教育概念包含两个维度。（1）不同年份相同学历水平的价值。例如，不同年份的高中学历价值不同，不同年份的大专学历价值不同，等等。（2）相同年份不同学历水平的价值。例如，在同一年，初中学历、高中学历、大专学历价值的不同。图1描述了1986年至2017年我国各学历水平的教育竞争优势得分（ECAS）的变化趋势。

依据教育相对价值的宏观特征，本文使用分层模型（Hierarchical Models）进行针对性估计。由于ECAS的值因不同年份的教育水平而不同，分层模型中第二层次的组（groups）是“学历/年”，例如“2000年大专学历”毕业的受访者即为一组。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步骤主要是：首先，通过拟合随机截距模型（Random Intercept Models）检验ECAS和家庭背景变量是否显著，并估计其方向和强度；其次，通过拟合随机系数模型（Random Coefficients Models）估计ECAS和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最后，引入ECAS和家庭背景变量的交互项拟合随机系数模型，检验家庭背景对职业地位的作用是否受ECAS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拟合零模型，即两层模型中都不纳入任何自变量，得到组间相关系数（ICC）的值为0.276，这表明组与组之间的差异占个人总体职业地位差异的27.6%，说明本研究使用分层模型是合适的。

表2的三个模型都是随机截距模型。表2模型1的结果表明，层二自变量ECAS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表2模型2对于每个组的层一自变量（父母职业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及控制变量）的作用已经被规定为相同的固定值，随机效应中的方差分量显示不同的组对职业地位是有作用的。具体而言，在考虑所有自变量的影响后，组间拦截量的变化估计值为0.414（方差分量0.171），而组内拦截量的变化估计值为0.831（方差分量0.690）。表2模型3同时纳入层二自变量ECAS和层一自变量，其结果显示ECAS和职业地位之间显著正相关，ECAS每增加1个单位，职业地位增加34.4%（p<0.001）。表2模型3的结果还显示父母职业地位与个人职业地位之间显著地正相关关系，父母职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个人职业地位增加14%（p<0.001），但是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

后续本文假定两个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会因不同“学历/年”组的变化而变化，即两个家庭背景变量的斜率（包括控制变量的斜率）在层二组别中是随机变化的，因此表3的三个模型都是随机系数模型。

总体上，表3的结果表明，不同组的ECAS对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正向显著的，并且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也是正向显著的。在表3模型1中，父母职业地位的系数是0.152（p<0.001），它可以被解释为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平均影响效应，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平均影响效应是0.017（p<0.1）。在随机效应中，各组间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方差分量（0.001）远小于父母职业地位的方差分量（0.013）。这说明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在各组间的差异大于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差异。

表3的模型2和模型3显示了跨层次的交互作用。表3的模型2构造了层二变量ECAS与家庭背景变量的交互效应，模型3构造了层二变量ECAS与所有层一自变量的交互效应。从模型2的结果看，当ECAS为0时，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正向显著的（p<0.001），但是，父母职业地位与ECAS的交互项系数是-0.042（p<0.001），这说明随着ECAS的增长，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越来越弱的。就父母受教育年限而言，当ECAS为0时，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是正向显著的（p<0.05），但父母受教育年限与ECAS的交互项系数是-0.026（p<0.01），这说明随着ECAS的增长，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越来越弱的。表3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2的相同，说明随着ECAS的增长，父母职业地位和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越来越弱的；反之，随着ECAS的下降，父母职业地位和父母受教育年限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效应是越来越强的。

更进一步，基于教育竞争优势得分（ECAS）的两个维度，本文按照不同学历水平做分组回归模型，验证相同学历水平的教育相对价值效应是否随着教育扩张的变迁而变化（见表4）。如前所述，ECAS不仅代表相同年份不同学历水平的教育相对价值，还代表不同年份相同学历水平的价值，本文认为不同年份相同学历水平的教育相对价值效应更能代表教育扩张的影响。

总体而言，表4的结果显示，随着毕业年份的变化，就相同学历水平而言，ECAS对个人职业地位的作用和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相互削弱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教育扩张，相同学历水平的教育相对价值不断下降（见图1），这使得家庭阶层背景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逐渐上升。表4模型1的结果显示，就大学本科、专科受访者而言，ECAS和父母职业地位的交互项系数是-0.033（p<0.05），而父母职业地位的系数是0.166（p<0.001），这说明随着ECAS的下降，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作用上升。表4模型2的结果显示，就普高、中职受访者而言，ECAS和父母职业地位的交互项系数是-0.150（p<0.001），而父母职业地位的系数是0.109（p<0.001），这说明随着ECAS的下降，父母职业地位对个人职业地位的作用也会上升。表4模型3的结果显示，就初中及以下学历受访者而言，ECAS和父母职业地位不存在交互效应，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但二者的交互项系数仍是负的。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得到的教育竞争效应得分检验相对教育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的作用。本文支持“相对教育”的理论假定，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变化，教育和职业地位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扩张的影响。许多研究认为我国教育扩张缩小了源于阶层背景的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但是，就劳动力市场的结果而言，新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人在就业中面临更多问题。本文认为由教育获得的不平等下降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已经被教育扩张的消极影响所抵消，而其中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

总体而言，随着我国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提高，家庭阶层背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将越来越强。具体的，随着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竞争效应的下降，即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会逐渐增强。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教育相对价值在代际地位传递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然而，这样的结论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相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证书代表了劳动者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假定无法解释家庭阶层背景如何介入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基于教育信号理论的假定，既然雇主能够依据求职者的教育经历来判断他们的工作能力，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父母也能通过学历价值来判断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质量。而从工作竞争模型理论的角度看，如果一位求职者的相对教育地位代表其区别于他人的工作能力，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相对地位，不但求职者可能做出教育投资的理性决策，而且求职者背后的家庭或父辈也会帮助他。本文认为当子女的教育相对价值下降时，父母为了帮助子女巩固相应的职业地位，使子女保持区别于他人的竞争优势，而做出更进一步的理性决策。一方面，父母可能利用优势地位直接帮助子女找工作。另一方面，父母会投入更多金钱、时间或精力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另外，基于文凭主义的理解，高学历是迈入更高阶层文化的“门槛”，父母不但希望巩固子女的职业地位，更希望子女融入更高阶层的文化圈。因此，家庭阶层背景对子女阶层归属的影响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当教育文凭贬值时，家庭阶层背景的干预会增强。教育扩张不但没有削弱由阶层背景产生的不平等，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催化”作用。当然，教育文凭仍然是地位获得的“必需品”，家庭阶层背景只能以“必需品”为基础发挥作用。

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家庭阶层背景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这表明家庭阶层背景和教育背景对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机制。李煜的研究曾提到教育扩张对不同性质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李煜，2006）。本文认为伴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是直接的，而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是间接的。一方面，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职业地位，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教育的职业回报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家庭阶层背景代表了许多其他优势资源，比如收入、社会关系等资源，这些优势资源对子女的投入是直接的、迅速的。另一方面，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家庭教育背景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它往往决定了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庭教育背景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对子女职业成就的影响是间接的。本文按照学历分样本的回归模型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综上，本文联系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教育扩张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的作用；二是相对教育的理论视角。本文认为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引导了代际地位流动中家庭资源的传递。与其他关于教育扩张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不同，一方面，本文认为教育竞争优势的下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阶层再生产中不平等的发生机制。虽然教育扩张增加了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各学历整体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强化了阶层再生产，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从家庭获得资源以弥补教育竞争优势下降的不足，而弱势阶层的子女只有依赖学历和个人努力获得期望的职业地位，因而地位获得的不平等逐渐扩大。另一方面，本研究认为教育扩张对个人地位获得而言属于宏观层次，而家庭背景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属于微观层次。因而，本文将教育相对价值处理为宏观层次变量，这样不仅仅符合理论假定，还更符合客观实际。

在代际地位传递中，相对教育有助于解释家庭背景对社会地位的作用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或制度变迁影响的。基于相对教育理论视角，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探讨教育扩张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对阶层再生产的影响讨论较少。相对教育理论为阶层再生产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父母和雇主都可能将学历视为相对变化的（Bukodi & Goldthorpe，2016），本文认为将教育的地位属性纳入阶层再生产的研究框架是必要的。另外，教育回报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雇主的需求变化，也反映了制度的变化。本文认为与时代变迁相关的研究简单地使用工资收入来测量教育回报是不恰当的。相对教育理论假定不仅结合了雇主对求职者筛选或排序的假定，还反映了制度及其社会结果的变迁。

最后，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关于教育相对价值的测量还有许多争议，测量教育竞争优势的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事实上该方法并没有考虑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Triventi，Panichella，Ballarino et al.，2016）。未来的研究还需进一步验证诸多测量方法的优劣势。另外，家庭背景的差异往往体现在教育质量方面，不同的教育质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代际地位传递的方式或途径会有何不同？而且，教育对职业地位的重要性可能会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下降，而其中阶层背景的影响效应是如何变化的？这些问题有待于更深入详尽的考察和论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