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减”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大变革，围绕“双减”目标的实现，学生、学校、家长和校外培训市场等教育行为主体都在积极调适自己的身份。对家长来说，如何在“双减”政策环境下转变家庭教养观念和履行父母职责是一个新的挑战。在教育依然是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重要通道的大背景下，孩子们多出的课余时间使得“拼爹”与“拼妈”的“双拼”竞争在“双减”之后变得更加激烈，由此产生的亲职焦虑依然是当代家长们的心理症候。究其原因，教育市场化转型、科学教养监管和家庭角色结构转型等因素是家庭教养方式转变和亲职焦虑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双减”后，父母履行亲职能力的差异导致竞争焦虑在不同阶层间的差异较大，而科学的教养标准进一步加诸亲职， 使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现代家庭中，能否有效履行亲职成为父母们的主要忧虑。

关键词：“双减”政策/家庭教养/亲职焦虑

作者简介：张品、林晓珊，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

一、研究背景

“减负”一直以来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话题，与此伴生的是家长们的群体性育儿焦虑。多年来， 国家出台了大量相关的政策法规，但中小学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家长焦虑情绪的蔓延并没有得到有效疏解。与此相反，随着基础教育消费的市场化发展，校外培训机构的泛滥不仅加剧了中小学学生的学业负担，而且也制造出了更多的育儿焦虑，教育的“内卷化”发展愈演愈烈。针对这一“痼疾”，2021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为基础教育提出“双减”工作目标，一方面强调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另一方面强调要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力图藉此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教育变革实践来看，这次颁布实施的《意见》无论是从政策内容的针对性，还是配套治理的彻底性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基础教育大变革，因而从它一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意见》在给家长们松绑的同时（如提出“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也对家长的职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引导学生放学回家后完成剩余书面作业，进行必要的课业 学习，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 注孩子心理情绪，帮助其养成良好学习生活习惯”。此外，《意见》还进一步明晰了家校育人责任，提出要 “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等。这些意见内容的出发点的确是为了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减轻家长负担和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不过，对普通家长来说，这些政策规 定的影响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有人欢呼雀跃，有人却无所适从。欢呼新政的家长，不见得就从此不再让 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无所适从的家长则可能增加内在的育儿焦虑，毕竟在起跑线上谁也不甘落后。对绝 大多数的家长来说，适应《意见》里的要求都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履行好上述与“双减”目标相适应的家长职责。事实上，“双减”政策的落地，使“拼爹”与“拼妈”的“双拼”时代正式到来。“拼爹”与“拼妈”拼的不仅仅是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母亲的时间、情感的密集投入，而 且还是家庭教育的理念、策略、素养和维护亲子关系的能力。尽管“双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有效遏制了 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的投入，使得父母的经济压力得以缓解，但“双减”政策也对父母们如何履行亲职 角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在教育政策大变革的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的转变，并 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亲职焦虑的类型及其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有关育儿焦虑和教养方式的讨论已经弥漫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之中，呈现为一种大众化的话语形态， 绝大多数父母对此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探究育儿焦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则需要更加专业的讨论，包括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对此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育儿焦虑的生成机制和缓解之道，对本文的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基于已有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主要从教育市场、科学教养监管和家庭角色结构转型这三个层面来回顾与梳理家庭教养方式与育儿焦虑相关的文献，并在借鉴我国台湾学者蓝佩嘉有关亲职焦虑研究的基础上，搭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藉此探讨“双减”政策实施后的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的主要类型及其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一）教育市场化、社会分层与家庭教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领域亦是如此，令许多父母感到焦虑的育儿问题也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滋生的。 在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子女教育投入被当作一项市场投

资行为，对校外培训市场精心提供的培训产品或辅导服务的消费成为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有学者通过对城市家庭的儿童总体消费状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在儿童教育市场上的支出远远高于其他市场消费项目。 为了能够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胜出，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密集的投入。有学者将这种新现象概括为“家长主义”，他们认为在强调个人自由与竞争的全球话语背景下，整个社会将教育认定为保障或改变阶层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持续增加教育投入。 在这种背景下，家长们在教育市场中竞相购买有利于提升孩子未来竞争力的教育产品，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在课后或者节假日参与形形色色的教育培训成为一种常态。

关于阶层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国内有较多的相关研究。有的研究认为，社会阶层地位较高的家庭一般会倾向于选择“权威型”或“宽容型”教养方式，而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家庭则更倾向于选择“专制型”或“忽视型”的教养方式。 有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在子代教育方面的资本投入虽然有显著优势，但是不同阶层的教养方式却并没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些研究从阶层流动的角度探讨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认为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继承呈现非对称性的特点。 对比这些研究可以发现，虽然研究的切入点各异，最终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都探讨了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在家庭教养方式实践过程中的作用。总而言之，无论是对于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学划分，还是探讨家庭教养方式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都能够为我们分析教育政策大变革背景下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提供借鉴。

（二）科学教养监管与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父母履行亲职是一种个体化的行为。但在国家现代化转型背景下，青少年不仅仅被看作私人家庭的子女，还被看作一个国家的公民与国家人力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规划和监管被认为是国家实力增长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环节。因此，与传统国家相比，现代国家对个体的规划更加细致。

福柯发现有一种其称之为“微观权力”的力量，在各种场合下，通过各种方式，对个体发挥作用。这种权力的运行方式他称之为“规训”，这种对个体的规划与引导更加关注其本身运行的手段。 教师、教育专家与心理专家等国家专业技术人员，总是会在家庭选择教养方式的过程中出场指导。如上文所述“，双减”政策的实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父母教育培训方面的经济压力，但是父母们的新挑战随之而来。在学科教育培训机构被限制的同时，出现了对亲职履行进行培训的教育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养方式将越来越成为一门学问， 父母需要获得相应的书籍与课程。这种为了符合科学与现代标准的学习与选择的过程，让父母们在履行亲职的过程中变得更容易陷入焦虑之中。

（三）家庭角色结构转型与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现代转型不仅仅是家庭核心化过程，更是家庭角色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子女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亲职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本文所论述的亲职是指社会普遍认为的父母应承当的职责。这种职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科学教养监管和社会观念的转变而转变，亲职转变的过程会让父母陷入责任调试的焦虑之中。有许多学者对亲职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在关注当下的母职转型中，有学者指出育儿过程中母亲作为“总管”承担主要职责，母亲是子女教育与人生规划的第一把推手。 无独有偶，有学者用另一概念——“教育经纪人” 来概括当代母职，认为母职实践已经超出其传统内涵，当代母职更像经纪人式的职责。母亲需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为其规划学习路线、获取各种教育资源， 以此来帮助子女在各种竞争中获得优势。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父职转型。传统观念中，父亲更多的是挣钱养家的工具性角色，而当代的父亲越来越被要求充当表意性角色。 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教育市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父职中的教育角色越来越重要。

随着亲职的转型，家庭教养方式也正发生着变化。主要有以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开始与传统“不打不成器”的模式割裂，越来越重视科学育儿。父母也从子女管教的执行者变为子女的“教育经纪人”。 也有学者发现家庭教养方式正从“成人视角”向“儿童中心”转变，越来越多的家长注意到需要与孩子进行亲密沟通。 还有研究发现智育至上的教养方式越来越受到质疑，更多父母选择寓教于乐，更加注重非认知能力培养的教养方式 ，也有父母选择多元教养方式促进孩子的教育获得，这种策略被称为杂食教养 。在当代社会，陪伴成为亲职的重要内容，它是一项重要的情感劳动，而既然是劳动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父母的负担与焦虑。 这种以孩子为中心，不断增加对孩子的时间精力投入，甚至把自己的快乐看作与孩子休戚相关，常常使得父母处于无法摆脱的焦虑之中。

（四）文献评述与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教育市场化、国家科学监管、家庭角色结构转型等方面都深刻影响着家庭教养方式，也是亲职焦虑背后的重要因素。我国台湾学者蓝佩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相对于上一个世代的父母， 台湾家庭不论社会阶层或性别分野，其实都投入更多时间与资源来照顾孩子，也就是说亲职的负荷在不断增大，父母们在教养方式的选择过程中越发感到彷徨或不确定，她不禁感慨：为什么做父母这件事变得如此困难？ 尽管她所开展的田野调查背景与我们当下的教育背景相去甚远，但在“如何做父母”这一困惑上却有很多是相通的。她的一些研究结论对我们在更为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中思考“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家庭教养方式和亲职焦虑有着诸多启发之处。如图1 所示，多种结构性因素等影响了“双减”政策实施前后父母的教养方式选择，本文将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借鉴蓝佩嘉关于亲职焦虑的界定，重点关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分析教育政策大变革中亲职焦虑的主要类型及其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资料。本文第一作者的家属正好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因此得以进入中小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也较顺利地进入到不同阶层的家庭中进行实地调查。这样的机会使得本研究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到受访者家庭对教养方式的选择，并记录下一些受访者家庭的教育消费行为与态度。特定学校的家庭参与式观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也选择了在不同类型学校就读的家庭，对其家长进行非结构访谈，每个个案的访谈总时长3 至5 个小时不等。访谈的时间主要集中于“双减”政策实施后的2021 年10 月到12 月之间。访谈个案的相关信息如表1 所示。访谈内容主要包括30 ～ 50 岁之间的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的亲职履行情况。通过对这些访谈资料进行认真阅读与比较分析，笔者将意义相同的文本进行归类，然后再进一步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进行剖析，并对其中蕴含的更深层次的意义进行诠释。

四、“双减”政策下的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

“双减”政策落地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大变革，其重要目的是既让孩子减轻学习压力，又让父母的经济压力和相应精力负担能够有效减轻。总体来看，“双减”政策目标初步达成，在2021 年12 月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引用了各个机构的权威数据论证了“双减”政策的实效。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专题调查显示，校内减负成效明显，作业负担明显减轻，73% 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比“双减”之前明显减少，85.4% 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样显示，72.7% 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

当然，也有不少研究指出了当前“双减”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实际上，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会有意外的后果，“双减”政策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遇到的一些亲职焦虑，但很可能又会滋生出一些新的令父母们倍感焦虑的问题。我们访谈的家庭中就有许多家长表示，“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学业压力减轻了，多出了许多课后时间，而这些多出的时间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安排。有教育专家呼吁家长提供更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也有教育专家提出家长对待孩子要更有耐心，同时要提升自己与孩子相处的能力。《意见》当中也明确强调，在多出的时间里需要靠家长来重点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增强孩子的责任心、主动性、自制力和时间管理能力等，这些都需要家长在平时的教养中用心投入。但要完全按照这些建议和要求来做，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对每一位普通的父母来说，教育政策的大变革都会带来新的焦虑。接下来，本文将按照上述分析框架，从教育市场化、科学教养监管与家庭角色结构转型三个方面，分析教育政策大变革中的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焦虑的结构性原因。

（一）教育市场化、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竞争焦虑

在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教育产品的供给来源不再局限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私立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大规模发展深刻改变了教育生态，它们在带来更加多元化的教育产品的同时，也促使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愈演愈烈，而越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家长们为了提升子女的竞争力，越是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渠道来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以说，教育市场化重塑了家庭教养方式。下文访谈资料所展示的各阶层的父母，为自己子女的市场竞争力选择了不同的教养方式，而不同教养方式的选择折射出了普遍化的亲职焦虑。

选择让我的孩子进入收费高昂的私立初中，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有多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收入总是入不敷出，但是经常听人说小孩中小学不上私立，大学就要上私立。我的大女儿目前就在三本院校就读，学费同样高昂，就业却越来越难。虽然不能买教育资源更好的昂贵学区房，我们夫妻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小儿子在中小学就获得更优的教育资源，我们不让他在老家的学校读书，而把他送到这所私立学校来。“双减”政策前我们还会让他参加各种补习，希望能够平衡各科成绩，全面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分数。（编码：M85NS1）

我自己在超市做普通的销售人员，我们有四个老人需要抚养，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并不好，我们没有好学区房，也无力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我们只能动用各种关系，让孩子在这所公家学校的更好的班级。我们还经常跟孩子的老师沟通和走动，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关心我们的孩子，希望通过教育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编码：F75CG2）

从上述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底层家庭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 需要依靠体力获取生计，他们对于教育有着非常大的期待。从他们的亲职叙事中可以看出，他们自身在市场中的失败经历，让他们在教养方式的选择过程中有着严重的亲职焦虑。这种亲职焦虑反过来又推动了他们在教育市场进行过密化投资。

我老婆在小公司工作，我自己是老师，本来可以把孩子放在身边读书，但是我教书的学校整体升学率不高。因此虽然我们都仅仅只是每月拿固定工资的工薪族，但是我们还是在几年前举全家之力在五中边买了一个老破旧的小房子，想让我们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的英语不是很好，“双减”政策实施前，我还会安排他去课外培训机构补习英语。（编码：M80CG3）。

我的经济条件还不足以让我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基础教育，但是选择了价格非常高昂的国际学校就读，希望孩子能够有一种轻松舒适的学习方式，让他主动地学习知识，这样他可能更好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趋势与国际文化的变迁。虽然短期的教育压力会使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夫妻还是觉得很有必要。（编码：M76CGJ4）

比较上述访谈中的家庭教养方式可以看出，案例中不同阶层的父母会超越阶层条件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前，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有课外辅导机构补习的经历。父母的这种超越阶层条件的教养方式，不一定是理性的决策，更可能是被市场所裹胁，在市场化条件下对子女的市场竞争力的焦虑使然。

“双减”政策实施后，我们补习费压力和陪伴补习的压力确实减轻了很多。但是看到其他父母还是会通过自身补习以加强教育后代能力或其他各种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将来的竞争中更有竞争力，我们也焦虑我们该怎么办才好。（编码：M85NS1）。

“双减”政策其实让我们这样的家庭更有压力了，我们的孩子本身就没有太多补习情况，“双减”后时间更多留给了学校的课后服务项目，据我了解有很多经济条件比我们好的家庭会更频繁地跟学校老师进行沟通和走动，以此来获得老师对其子女的关注。（编码：F75CG2）

不论是否有“双减”政策的实施，很多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长必须在市场中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通过自我剥夺的方式投资子女的教育。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拥有太多闲暇时间用于子女的教育，他们本身的文化水平也让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缺乏效能感。

“双减”政策实施了，我们不用让孩子过度补习了。但是我们学区房的房贷等债务压力并没有减轻，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至少现在我们孩子就读的学校在全市还是更好的，他仍然更有可能进入更好的高中，将来也更有竞争力。（编码：M80CG3）

“双减”政策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孩子就读的国际学校仍然采用一种轻松舒适的学习方式，他本身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只是高昂的经济代价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也会让我焦虑孩子未来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编码：M76CGJ4）

总之，“双减”政策实施前，提升子女教育市场竞争力的愿望推动了父母对子女教育进行密集投资，亲职焦虑更多来自教育市场影响下的亲职比较。父母们担心因为自身履职的差异而影响到子女的社会流动， 我们将这种亲职焦虑称之为亲职竞争焦虑。“双减”政策实施后，子女的课余时间回归家庭，但是他们最终仍需要作为人力资源走向市场。不同阶层的亲职竞争能力差异使得亲职焦虑在不同阶层的分布不平衡。

（二）科学教养监管、家庭教养方式与亲职的被监管焦虑

如果说亲职竞争焦虑主要来自教育市场影响下亲职的比较，那么推动这种焦虑生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亲职履行的被监管。在传统社会，如何履行亲职没有太多标准，家庭教养方式的选择更多根据父母的直觉和经验，很少有科学标准来指导亲职的履行，因此父母很少会产生不尽责的焦虑。现代社会则不同， 在科学教养标准的监管下，父母需要学习各种科学教养知识来履行亲职。在教养方式选择中，新一代父母大多会主动翻阅科学教养的书籍或者咨询相关专家。一些三代同堂的家庭在父辈与祖辈之间时不时还会产生孩子教养方式选择的矛盾，照书养还是按经验养是矛盾的焦点。

“双减”政策实施前，我们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那么多的培训班，也不愿意让他们把节假日时间全部搭进学习中去。但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很多科学知识我们都不懂。我们不想耽误孩子的前途，因此只得让他们上更多的补习班，以弥补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无能为力。（编码：F77NG5）

让孩子上那么多补习班是因为我们夫妻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没太多时间管孩子。我们上了大学， 才得以在城市立足。孩子爷爷奶奶只能在家务上帮帮忙，我们夫妻经常加班，培训机构成了我们不得已的选择。（编码：M90CG6）

从以上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双减”政策出台后，父母能在某些方面减少压力，但是科学教养的标准并没有取消。除了延长学校的课后服务时间外，“双减”政策把其他多出来的时间交给了家长。而如何在子女教育中尽心尽责地履行作为父母的角色职责，使“拼爹”与“拼妈”的“双拼”时代正式到来。没有那么多培训机构可以依赖，孩子的教育需要更多地依靠父母的教育理念、策略、素养、水平和维护亲子关系的能力。科学教养标准进一步加诸父母，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父母都能有效履行亲职吗？还是会陷入新的亲职履行困境之中呢？

“双减”政策实施后，所有孩子都不用去上那么多培训班，没有了比较的压力，孩子和我们都轻松了很多。节假日时间多出很多亲子时光。我和孩子妈妈都在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工作按部就班， 也没有那么忙。“双减”后多出来的时间，我们就忙起来了，孩子的发展更多需要靠我们家长的努力， 我们不得不通过书籍或者其他途径学习各种科学教养知识，这些教养知识有时会成为我们是否履行亲职的标准。（编码：F82CG7）

“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空闲时间是多起来了。我在商场站柜台，晚上和周末经常要上班， 孩子爸爸也经常上晚班。虽然孩子的空闲时间多一些，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管他，爷爷奶奶只能给他做做饭，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被老师请到学校，也担心其他人说我们放任孩子不管，没有尽父母的职责。（编码：F78CG8）

从访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双减”政策实施后，中上阶层的父母能够利用闲暇履行科学教养规定的亲职，但是父母们仍然对是否尽到亲职感到焦虑。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时间与文化资本原本就缺乏，加之“双减”后科学教养标准的提升，其无力感进一步增加。总的来说，在“双减”政策实施前，亲职就被科学教养标准监管。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科学教养标准进一步加诸亲职，如何履职的焦虑进一步延续。

（三）家庭角色结构转型与亲职密集焦虑

随着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家庭角色结构本身也发生着变化。 家庭角色结构转型最主要特征就是亲职的密集。莎朗·海斯（Sharon Hays）在研究母职的过程中阐述过这种密集的亲职。它的主要特征有：以孩子为中心，无时无刻不关注孩子的需要；亲职更加劳动密集；情绪和体力上更加关注孩子；养育成本高昂。

如下文访谈资料所示，与当代父母的父辈相比，他们的亲职不仅在数量上更多，而且要求更高的情感付出。情感劳动的要求与亲职数量的增加生成了亲职密集忧虑。

与我们的父辈相比，我们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我们会经常关注孩子的情绪， 满足他各种需要。我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和作用。我们童年时，读书完全靠自觉。现在我们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孩子的教育上。“双减”前我们会陪孩子上补习班，有些老师还会要求我们批改孩子作业。父母要承担的责任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养孩子太累了，但是这是现在父母的责任，怎么也逃不掉。（编码：M80CG3）

如下文访谈资料所示，“双减”政策落地后，亲职密集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政策明确不允许学校要求父母批改孩子作业，父母也不需要再陪着孩子去上学科补习班。但是亲职却在另一方面更加密集， 子女多出的课后时间需要家长更高质量的陪伴，对待孩子要更有耐心，同时要提升自己与孩子相处的能力， 还要培养孩子自主学习习惯。

“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比以前轻松多了，我们也减少了作业检查与补习班陪读的压力。但是多出的亲子时光需要我们夫妻轮流陪伴。自我的空间被挤压掉许多。我们工作没那么忙，无尽的陪伴算是甜蜜的忧伤吧。（编码：F82CG7）

总之，“双减”政策实施前，家庭角色结构转型就使亲职密集化，亲职密集忧虑成为常态。“双减”政策实施后，虽然让承担密集亲职的父母在一些方面上得以解脱，但是除了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外，子女多出的课余时间不得不由父母来筹划安排。没有学科培训机构可以依赖的父母，更要以孩子为中心，完成亲职需要挤压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并掌握更多的知识，亲职密集焦虑总体上有增无减。

五、小结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实施半年多来，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难以完全消除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焦虑感。首先，“双减”政策实施前，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影响，父母们履行亲职时会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容易使得父母陷入焦虑之中。“双减”政策实施后，那些在市场中处于弱势的父母没有了市场提供的教养帮助，自身教养能力也不足，因此在亲职竞争中更加焦虑。这种不同阶层的亲职履行能力差异使得亲职焦虑在不同阶层间的差异较大。其次，亲职被科学教养标准监管的焦虑在双减政策实施前就已存在。在“双减”政策实施后，科学教养标准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进一步加诸亲职中。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有效履行自身的育儿职责。底层家庭中的父母在时间和文化资本上的缺乏，使得他们的无力感变得更强。最后，在当代家庭中，父母越来越以孩子为中心，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双减” 政策的落地虽然减少了父母对子女校外培训机构中的投入，但却需要对子女更多的课后时间做出更加妥善的安排和更高质量的陪伴，亲职密集焦虑总体上有增无减。概而言之，在上文中我们分别讨论了市场、国家与家庭等主体如何推动家庭教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亲职焦虑的影响，这种亲职焦虑并不是由单一结构因素导致，而是这些主体在围绕教育政策的变革与教养方式的选择中产生的。在“双减”政策环境下，这种互动及其后果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仅仅是一项较为粗浅的尝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