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关键词：婚姻教育匹配；子女学业表现；共同养育联盟；文化资本激活；多分类中介分析

作者简介：李安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一、引言

婚姻匹配是关于“谁与谁结婚”的研究，探讨特定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下双方择偶偏好相似与否而非随机选择结为夫妻的过程（Xie, et al., 2015）。教育作为衡量个体经济能力潜力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Yeung，2013），是当今个体择偶偏好中尤为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当前，我国教育同质婚占主要地位；向上婚（女性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在异质婚中占主要地位，但长距离跨教育层级的向上婚比例不断降低，女性实现向上婚的空间越来越小（李煜，2008）。“门当户对”的教育匹配意味着认知精英与其他群体的隔离，内隐了社会阶层构建过程中的固化趋势（Hu and Qian, 2016）。作为时代发展缩影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不仅成为洞察社会群体界限与评估社会开放性的重要指标（Mare and Schwartz, 2006；Esping-Andersen，2007），也可能成为社会阶层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

婚姻教育匹配对于我们理解教育的代际传递十分重要，但是在社会分层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解释了教育代际传递的相关路径，其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始终被视为家庭文化资本的关键性要素（Bourdieu，1996），父亲受教育程度或父母两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方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Blau and Duncan, 1967；吴愈晓等，2017；罗楚亮、刘晓霞，2018）。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仅考虑了父亲的分层位置（周怡，2009）。当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依赖于单一性别时，父亲或母亲的经济地位被单独考量（Davis-Kean，2005；Steinmayr, et al., 2010），忽视了父母间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低对子女教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家庭中受教育程度具有优势的一方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因父母性别角色而异）（Maralani，2013）。因此，这种“性别盲点”的存在是教育代际传递研究领域的重大缺失。

婚姻教育匹配是形塑经济流动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Butler, et al., 2008），催生了不同婚配模式内部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布迪厄指出，资本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资源聚合，并且依个体所拥有的资本规模可在不同的场域下发生资本形式的转化（Bourdieu，2018：243-248）。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实则是个体文化资本的解构，通过婚姻实现家庭资源的聚合与代内交换，并在与婚后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互动中被再构建。当个人与配偶有利（或不利）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越来越多地在家庭中累积，并通过家庭场域或其他路径转化资本的形式，致使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Blossfeld，2009）。

教育的代际传递并不是子女对现有家庭资本的垂直化继承。如果说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强调资本的累积和转化实现教育的代际传递，那么科尔曼的资本理论则更强调互动性下的代际传递。科尔曼（Coleman，1988a）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置于“社会网络的结构形态属性”框架中，强调社会资本内嵌于亲子关系之中，如果亲子关系质量不佳，即使家庭拥有高水平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会以消极的方式被传递，甚至不会发生代际传递（Coleman，1988b）。令和帕拉迪（Ream and Palardy, 2008）认为亲子互动是激活文化资本（activ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的关键因素，文化资本只有被激活才能实现教育的代际传递（Lareau and Hovart, 1999）。虽然在阶层视角下研究亲子互动对子女影响的成果很多（拉鲁，2010；黄超，2018），但是，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亲子互动程度、父母教养行为的分工与角色差异却较少受到关注。例如，在向上婚和向下婚的教育异质婚家庭中，虽然都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存在，但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一方的性别不同，或父母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大小均会影响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效率、教育决策与教养偏好等。

根据婚姻的同类匹配理论，个体选择与自己相似的异性作为配偶，有助于促进沟通、减少冲突（牛建林，2017）。配偶在教育和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使双方的文化品味、行为偏好、目标实现方向更趋同（Furstenberg，2005；Beck and González-Sancho，2009）。以上偏好的一致性有助于父母建立起持续、稳定的教育期望，促使子女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因此，在婚姻教育匹配模型中，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可能与父母的共同养育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养育”的概念并非安妮特·拉鲁教授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提出的“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协作培养”是中产阶层家庭通过亲子讨论、有组织的活动参与，确保子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的教养策略（拉鲁，2010：242）。“共同养育”则是婚姻和养育系统的联结，具有宽泛的结构化概念，包括父母育儿分工、抚养子女时的协调安排以及参与子女日常生活的程度，通俗来说是“成年人承担抚养子女过程中的协商与互动”（Jones, et al., 2007）。其中，父母一致的教养观念、文化品位、教育期望等更有助于促进家庭内部共同养育的合作性从而形成“共同养育联盟”（co-parenting alliance）。共同养育的合作性越高，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就越高（Kwan, et al., 2015）。

科恩和威斯曼（Cohen and Weissman, 1984）提出共同养育联盟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配偶承认、尊重和重视伴侣的育儿角色和能力”。范伯格（Feinberg，2002）拓展了其概念，认为共同养育联盟是父母（或养父母）之间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方式，它与父母角色适应、教养方式和子女适应相关。在该联盟下，父母双方协同构建亲子关系（Feinberg and Kan, 2008），以有利于子女的方式协调其育儿角色（Feinberg，2002），促进子女的发展。缺乏共同养育联盟的父母更容易受到婚姻关系中矛盾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孩子的教育期望、照料方面出现分歧，难以就子女养育问题有效沟通（Kitzmann，2000）。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则有利于降低父母的育儿压力，提高父母的育儿投资和参与能力（McBride and Rane, 1998），进而提高子女的社会情感能力与个人成就（Abidin and Brunner, 1995）。

随着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社会不平等在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加之父亲与母亲的社会性别角色影响着家庭养育者角色，有关共同养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Feinberg，2002）。因此，仅从阶层视角探讨父母教养行为与亲子关系模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路径不足以解释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教育的代际传递机制。尤其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传统的父权制观念影响深远，探析父母如何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以激活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在中国更具本土化的意义。婚姻教育匹配内隐了资源的聚合、父母教养观念的一致性以及角色分工，这三大因素影响着家庭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致使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存在差异，影响教育的代际传递。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和多分类中介效应方法，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的学业表现有什么影响？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如何？（2）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是否因子女的性别而异？（3）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研究不仅为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突破了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研究中的性别盲点，而且对弱化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尽管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解释了父母文化资本在社会优势地位传递中的作用，但是，文化资本对子代的影响不能单从家庭“存量”的角度去解释。一方面，家庭的文化资本会在夫妻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再构建为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只有被激活才能实现代际传递。由于文化再生产理论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无法解释共同养育联盟中父母的性别角色分工情况，即父母教育的代际传递研究存在一定的性别盲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拓展了原有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联结婚姻与养育系统，补充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概念，基于性别视角探讨家庭共同养育联盟的作用机制。笔者认为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两大作用机制：其一，由于婚姻的选择作用，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致使资源强强联合，并通过资本的累积、转化与再构建形成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其二，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父母的教养偏好、策略以及态度存在差异，导致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高低不一，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家庭教育优势的代际传递。

(一)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的发展

父母的教育可以通过生理（基因）的遗传作用和养育（环境）的外部作用，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子女的发展（Sacerdote，2007）。布迪厄在研究学生学业成就差异时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发现家庭的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的解释力高于子女的个人能力（遗传性因素）（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

家庭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仅决定了子代拥有的文化资本存量，还影响到文化资本是否可以转化为直接有利于子代学业表现的形式（Conger and Donnellan, 2007；吴愈晓等，2017）。布迪厄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可能通过在家庭中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子女提供较为丰富且优质的文化资本，培养子女的兴趣爱好和文化品味，使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也更可能了解学校的规则与教学内容，为子女提供积极有效的学业指导，对子女的学业成就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

以往有关父母教养参与的研究割裂了婚姻与养育系统。婚姻的非随机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不管是不同婚配模式内部的资源交换与整合，还是不同婚配模式下父母的教育理念、教养观念与教养分工均对家庭内部文化资本进行了再建构，形塑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由于不同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Blossfeld，2009），其教育代际回报也存在差异。经验研究显示，教育同质婚扩大了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投资子女人力资本能力的差距以及子女童年期经历和生存环境的差异（Schwartz，2013；Schwartz and Mare, 2005），从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Fernández and Rogerson, 2001）。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可以通过优势资源的整合，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力度，促进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Guryan, et al., 2008；Edwards and Roff, 2016）。低等教育同质婚导致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代内劣势累积，加之缺乏积极有效的育儿实践致使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程度不高，这样的双重弱势加剧了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子女学业成就的劣势地位。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相对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明显更好。

从婚姻的同类匹配理论来看，在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父母的偏好、品味具有相似性，教养观念与行为分歧更少，更容易在育儿实践中达成一致，从而提高合作性，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但是，异质婚家庭中父母二人存在一定的教育和认知差距，双方在子女教育期望、亲子沟通等方面极易产生分歧与冲突，难以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不利于子女的学业表现（Furstenberg，2005；Beck and Gonzalez-Sancho, 2009）。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同质婚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可能优于异质婚家庭。

共同养育联盟水平的高低依赖于父母的教养观念与教养内容偏好。性别角色理论解释了父母教养内容的差异是导致子女学业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父亲的男性气质和母亲的女性气质使教养内容的侧重点不同（Mckinney and Renk, 2008）。母亲较为重视心灵层面与亲密关系的培养，常与母亲相处的子女对新鲜事物富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擅长社交；而父亲更加关注现实状况、重视工作和目标，经常和父亲在一起的子女智商更高、学习能力更强，因此父亲的个人禀赋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大（Russell, et al., 1998）。

现有的经验研究总体上支持家庭内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比母亲更大。迪克桑等人（Dickson, et al., 2016）利用1972年英国最低离校年龄改革引起的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外生变化来确定父母教育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成绩的积极影响高于母亲。这一结果与普龙扎托（Pronzato，2012）使用挪威双胞胎数据的分析结论一致。普拉格（Plug，2004）使用美国威斯康辛州收养的孩子数据研究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发展的影响为正向且系数比母亲大，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2a：与母亲相比，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大，父亲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更强。

假设2b：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可能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更好。

此外，共同养育联盟水平的高低与父母教养的角色分工密切相关。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家庭经济学一致认为，为实现家庭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夫妻双方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应有所差异（吴愈晓等，2018）。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致使“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相当普遍，文化规范期待职业女性在从事有偿工作的同时成为贤妻良母，但这种性别分工模式因夫妻双方的受教育程度而异（Cheng，2019）。夫妻双方结构性资源的多寡决定着双方在家务分工中的议价能力，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拥有资源较多的女性在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更高。由于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相较于无偿的家务劳动，高学历的母亲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时间在劳动力市场进行有偿劳动（牛建林，2017；Becker，1981）。正因如此，高等教育同质婚和向下婚家庭的母亲在工作与子女教养的时间分配上潜在冲突更强。当母亲花费更多时间在劳动力市场，减少了与子女相处的时间（或照料时间），会抵消母亲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使母亲受教育年限与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呈现负相关关系（Craig，2006；Plug，2004；Behrman and Rosenzweig, 2002）。当向下婚家庭中母亲减少子女的教养参与，子女更依赖父亲时，低教育水平的父亲较为消极的教养策略则会对子女的学业产生不良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3a：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表现可能最好，但高等教育同质婚姻会降低父母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从而抵消子女的教育优势。

假设3b：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最差。

(二)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性别差异

性别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无论在学校还是劳动力市场或婚姻市场中，个人的教育回报都不是性别中立的。近十年来研究人员发现，男孩的平均学业表现落后于女孩（王进、陈晓思，2013），并从中小学阶段逐渐延伸到大学，高考录取呈现“女强男弱”的局面（孙志军等，2016）。尽管孙志军等人（2016）认为女孩在学校中的学业表现好于男孩，其中家庭背景特征无法解释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学校的环境因素作用更大（王进、陈晓思，2013），但是，多数研究证实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参与程度，是子女学业表现存在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姜佳将、张帆，2020；Park, et al., 2011）。

姜佳将和张帆（2020）指出，“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知”。一方面，父母的教养能力因自身性别角色而异，以承担社会性抚育为主的父亲角色和生理性抚育为主的母亲角色对子女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费孝通，1998：116-170）。另一方面，夫妻教养与投资偏好的自我角色偏见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发展（Ki, et al., 2018）。由于父母自我性别角色偏好的存在，母亲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女儿，父亲倾向于优待儿子。资源稀缺理论指出，父母往往认为女孩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低于男孩，因此更倾向于男孩，男孩可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进而拥有学业优势（龚继红、钟涨宝，2005）。然而，经验研究指出，投资的“男孩偏好”更多存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亲群体中（Bonke and Esping-Andersen, 2011）。

即使子女在家庭中受到同样的文化资本影响，文化资本也可能因父母对子女性别期望的调节作用而对不同性别的子女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传递可能不仅存在阶级差异，还存在性别差异（McKinney and Renk, 200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因子女的性别而异。

(三)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共同养育联盟

当前学界对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发展成就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如重点学校、课外培训等）与客体文化资本（如家庭藏书、电脑等）（吴愈晓等，2017；Myrberg and Rosén，2008；李忠路、邱泽奇，2016）；二是通过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父母教育理念、教育期望与亲子沟通），培养子女的学习态度和习惯，激发子女学习动力，进而对子女的发展产生影响（Davis-Kean，2005；李忠路、邱泽奇，2016；李佳丽、胡咏梅，2021）。比较而言，前者作为经济资本更加外显，受到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后者属于文化资本，更加隐蔽，但却是揭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黑箱”的关键。

从资本的作用机制角度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时，不能忽视布迪厄一直强调的“不同场域下资本的形式可以转化”（Bourdieu，2018：243-248）。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家庭文化资本转化的形式与路径也存在差异。马斯劳斯卡特（Maslauskaite，2021）认为，布迪厄指出的具体化、客体化和体制化的文化资本（Bourdieu，2018：145-161），既融合在父母为子女提供的家庭氛围、高雅文化活动参与之中，又体现在父母的育儿实践中。在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会将有关学业的价值观如教育效用、学业价值等传递给子女，促进其获得良好的学业表现（Bowen and Bowen, 1998；周皓，2013）。因此，社会学家认为，良好的亲子互动与亲子关系才能激活家庭的文化资本（Ream and Palardy, 2008），实现教育的代际传递（Lareau and Hovart, 1999）；如果亲子关系不佳，即使家庭拥有高水平的文化资本，也难以实现代际传递（Coleman，1988b）。

综上所述，在教育代际传递的机制研究中，学界对于“家庭文化资本→资本被激活的程度→代际传递”这一路径的探析尚不明确。笔者认为，激活文化资本不仅需要亲子互动，还更依赖家庭内部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提出“双系抚育”概念，认为家庭的抚育功能不应由夫妇一方单独承担，而需双方共同把子女抚育成人（费孝通，1998：116-170），但这一概念未涉及双系抚育内部的合作性。共同养育联盟是一种内化的、充满情感的关系，是配偶有效履行育儿责任的基础，其不仅强调父母角色的不可缺失，而且比传统的家庭教养（抚育）更关注父母双方的合作，包括育儿的角色分工、互动性以及父母自我角色的调节与适应。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能力决定了共同养育联盟能否被建立以及建立水平的高低。经验研究显示，父母为子女提供的物质和时间投入对子女发展的影响效用较大（Bianchi, et al., 2004），但父母自身的能力和偏好会限制这种投入的数量和质量（Hill and Taylor, 2004）。家庭缺失理论指出，收入较低的父母往往较少参与子女的教育，更有可能采取消极的教育方式（Conger and Donnellan, 2007）。相比之下，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能为子女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参与子女教育（Guryan, et al., 2008）。这势必有助于在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内部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进而激活家庭中的新型文化资本，对子女学业产生积极影响。也就是说，在不同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中，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回报率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共同养育联盟能否被建立以及建立水平的高低还依赖于家庭内部父母的教养偏好与角色分工。儿童“质量”是从金钱到照料时间等各种投入的函数的结果，当父母双方关心儿童的发展——儿童成为家庭公共利益中心，父母双方会就提供市场和家庭商品（服务）的个人决策或联合战略进行谈判（Behrman，1997）。根据家庭非合作谈判模型，同质性婚姻在偏好和个人资源方面具有相似性，从而促进父母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以形成共同养育联盟（Lundberg and Pollak, 1994），促进儿童发展。参照家庭分工、资源议价等理论，在教育异质婚中，向上婚模式的家庭相比于同质婚家庭更可能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Bonke and Esping-Andersen, 2011）。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向上婚家庭中的母亲可以将更多甚至是全部精力用于下一代的培养，提高家长参与的程度与效率，这种具有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更有利于子女的教育成就获得。

综上所述，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嵌入在父母的共同养育联盟中。在不同的婚配模式下，因父母受教育水平存在差距，能否建立共同养育联盟以及建立水平的高低也存在差异。如果能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则能更好地激活新型家庭文化资本，提升子女学业表现。因此，共同养育联盟是不同婚配模式影响子女学业表现的中介。依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三种表现形式的划分（Bourdieu，2018：145-161），本文从三个维度对父母共同养育联盟进行操作化：客体化状态的家庭藏书量（文化资源投入）、具体化状态下的父母教育期望和亲子沟通。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文化资源投入、亲子交流和父母的教育期望存在差异，其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不同。文化资源投入、亲子交流和父母的教育期望在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影响子女学业表现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在2014—2015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CEPS始于2013年，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的448个班级进行调查，包含学生、家长及学校三个数据集，学生样本量为22 400个。与基线调查相比，2015年CEPS改进了对父母职业、家长教养方式与亲子互动等因素的测量，具有更高的效度（黄超，2018）。

本研究涉及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家庭共同养育联盟，因此，剔除了来自离异家庭的子女样本。父母离婚、丧偶或再婚等婚姻状态的变动，不仅改变了原有家庭结构与家庭经济地位，而且会长期影响亲子关系、子女学业成就与子女的社会情感能力（Brand, et al., 2019；张春泥，2020）。本研究剔除了经历婚姻变动的家庭样本，仅保留父母初婚且父母均尚存的样本，剔除母亲生育年龄不在育龄期和父亲年龄超过60岁的异常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共7076个。

(二) 变量的选择

1. 主要解释变量：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CEPS数据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分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共九类。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父亲、母亲占比过小（0.47%和2.63%），过细的分类会导致样本的偏态分布进而影响对核心特征的把握，因此，本文参考《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类。

教育匹配的本质是夫妻受教育程度的相互比较，根据上文对受教育程度的划分，在本研究中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同，则视为同质婚；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则视为异质婚。在异质婚中，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父亲，则称为向下婚；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父亲，则称为向上婚。此外，为了区分同质婚内部的差异，本研究将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划分标准，如果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则为低等教育同质婚，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同质婚。

2. 结果变量：学业表现

本研究通过客观成绩与主观学习能力两大指标衡量子女的学业表现。客观指标为考试成绩和班级排名。考试成绩是学生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课程期中考试的平均得分，本文通过0-1标准化将取值范围设定为0~100分，对不及1%的缺失值进行样本的均值插补。班级排名在问卷中的问题为“这个孩子目前的成绩在班里处于？”，取值1~5，1代表“不好”，5代表“很好”，同样对不及1%的缺失值进行样本的均值插补。主观指标包括认知能力和自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通过问卷中孩子认知测试的标准化得分来衡量，缺失值用均值填补。自评学习能力询问学生语数外三门课程“目前学起来是否吃力？”，每个问题对应四个选项：取值1~4，1代表“特别吃力”，4代表“一点也不吃力”，首先对不及1%的缺失值进行样本的均值插补，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提取到一个连续变量，并通过0-1标准化生成取值范围为0~100的学习能力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学习能力越强。

3.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如下：子女性别（男=1）、子女参与影子教育状况（参与=1）、子女身心残障状况（家长报告的孩子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状况，无身心残障=1）、是否为独生子女（是=1）、子女是否与祖辈同住（是=1）、子女是否与父母同住（与父母同住=1，仅与一方同住=2，不与父母同住=3）、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和子女户口（城市=1）。

此外，本文比较了父亲和母亲教养分工的时间分配，父亲和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亲子关系源于问卷直接询问的受访学生分别与父亲和母亲关系的亲近程度，原始选项分别为：（1）“不亲近”，（2）“一般”，（3）“很亲近”。根据问卷分别询问的受访学生父亲和母亲对孩子每天“日常生活照料上花费的小时数”及“辅导功课的小时数”，得到两个测量父母参与子女教养的时间指标。

4. 中介变量

共同养育联盟主要由以下三个指标构成：家庭文化资源投入（家庭藏书量）、父母教育期望、亲子沟通。家庭藏书量在问卷中为“你家里的书多吗?”对应五个选项，取值1~5，1代表“很少”，5代表“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来源于问卷中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到什么程度？”亲子沟通来自问卷询问的家长是否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孩子的烦恼”，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从不”，（2）“偶尔”，（3）“经常”，加总后得到取值为5~15的连续变量。

(三) 分析策略

1. 基础模型设定

首先，本研究借用教育生产函数估计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等式如下：

其中，edum表示母亲受教育水平，eduf表示父亲受教育水平，Xj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对于不同地区学校质量、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劳动力市场机会和其他形式的未被观察到的异质性进行区县固定效应控制。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有学者将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纳入模型中（Wang, et al., 2020），忽视了父母教育可能因婚姻选择作用增强其潜在的共线性问题（Rauscher，2020），使回归分析结果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系数复杂得难以解释，无法得出有关教育代际传递的可靠的研究结论（Holmlund, et al., 2011）。为了探究父母婚姻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本研究增加了衡量父母婚姻匹配模式的虚拟变量match，该变量为四分类虚拟变量：1=低等教育同质婚，2=向上婚，3=向下婚，4=高等教育同质婚。等式如下：

2. 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为多分类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为连续变量，依据变量的性质本研究使用相对中介效应（relative mediation effect）、相对直接效应（relative direct effect）和相对总效应（relative total effect）来阐述和理解多分类自变量（k≥3）的中介分析过程。自变量的其他k -1个水平都要与参照组进行对照，从而得到相对于参照水平的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相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判断基于Bootstrap法进行，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0，就表示相对中介效应abi显著。具体执行时，在SPSS20中安装PROCESS插件进行检验（Hayes and Preacher, 2014），Bootstrap抽样次数选择1 000，置信区间为95%。模型如下：

其中，D2、D3、D4分别表示向上婚、向下婚、高等教育同质婚（参照组为低等教育同质婚），M为中介变量共同养育联盟（即家庭文化资源投入、父母教育期望和亲子沟通），Y为子女学业表现变量（考试成绩、班级排名、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

3. 描述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从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分布来看，在教育同质婚内部，低等教育同质婚占比最高，达到59.41%，高等教育同质婚的比例为13.4%，教育同质婚的比例合计高达72.81%。为了进一步了解跨层次婚姻匹配模式的分布情况，本文将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细分为四大类与六大类。如图 1（a）所示，初等受教育程度的母亲匹配到中等和高等受教育程度的配偶的比例分别为10.26%和1.88%；中等受教育程度的母亲匹配到高等受教育程度的配偶的比例为4.96%，女性向上匹配的比例为17.1%。中等受教育程度的母亲匹配到初等受教育程度的配偶的比例为5.57%；高等受教育程度的母亲匹配到中等和初等受教育程度的配偶的比例分别为3.55%和0.98%，女性向下匹配的比例为10.1%。可见，我国女性的婚姻教育匹配以同质匹配和向上匹配为主。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具有较强的向上和向下的流动性，10.63%的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实现了教育的异质匹配，其中5.57%选择向下婚配。图 1（b）进一步展示了异质婚内部父母教育层级差异的占比，其中父亲比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一个等级（向上婚+1）的占15.22%，父亲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低一个等级（向下婚-1）的占9.12%。可见，中国夫妻多层跨级匹配占比较小，女性向上婚空间有限，与李煜（200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程度群体内的同质性匹配固化了阶层，增强了阶层的封闭性。

表2给出了子女学业表现与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的联合分析，四大匹配模式与六大分类匹配模式测算的统计结果比较接近。由表2可知，两种测算方式下，相较于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向上婚家庭的子女成绩更好、排名更高。但是，相较于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向下婚家庭的子女主观学习能力更强。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在各方面都占领先地位。上述描述性统计表明，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是否还有关联，以及对子女影响的性别差异与作用机制需要通过下文的回归分析才能进一步确认。

四、分析结果

(一)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配偶教育的外显和内显作用可能带来教育的溢出作用，进而影响到家庭内部的子女。在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体系下，教育的性别化差异带来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参与程度与决策的差异，因此受教育程度具有优势的一方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因父母角色而异。表 3将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的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中，进一步分解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差异，以及家庭内部视角下婚姻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由于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因婚姻的选择作用具有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并且教育匹配的虚拟变量与父母一方的受教育程度足以分析不同的教育婚配模式带来的子女学业表现的差异，因此，在表 3模型2、4、6、8中未添加父亲受教育程度。

由模型1、3、5、7可知，母亲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系数高于母亲。当模型1、3、5、7包含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原有的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系数变小，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父亲对子女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大于母亲的教育贡献。

从婚姻教育匹配模式来看，在模型2中，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考试成绩高出1.379和1.571分。进一步对向上婚与向下婚、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向下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分别进行系数相等的联合检验，p值分别为0.002、0.796和0.0003。与向下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家庭的子女成绩显著高1.686分，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成绩显著高1.878分。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考试成绩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1.571分，高等教育同质婚与向上婚家庭的子女考试成绩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模型4中，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的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分别高0.163和0.205个单位。但是向下婚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低0.11个单位。本研究进一步对向上婚与向下婚、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向下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分别进行系数相等的联合检验，p值分别为0.000、0.655和0.000。与向下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显著高0.273个单位，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显著高0.11个单位，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显著高0.315个单位，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模型6中，向上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比低等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166个单位。本研究进一步对向上婚与向下婚、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向下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分别进行系数相等的联合检验，p值分别为0.000、0.006和0.06。向上婚家庭的子女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显著高0.248个单位，向上婚家庭的子女比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高0.169个单位，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显著高0.079个单位。

模型8中，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2.188个单位，而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低2.208个单位。本研究进一步对向上婚与向下婚、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向下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分别进行系数相等的联合检验，p值分别为0.000、0.818和0.001。向上婚家庭的子女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高4.396个单位，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高3.996个单位，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在学习能力上没有显著差异。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假设2a和2b、假设3a和3b。

总体来看，由于父亲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明显更强，母亲受教育水平的优势无法弥补向下婚家庭子女的学业表现劣势，因此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比向下婚家庭的子女更好。而在向上婚家庭中，由于存在较强的父亲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缩小了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子女的成绩差距，这两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影响呈现“收敛效应”，即子女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和学习能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认知能力方面，向上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得分高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表明家庭角色分工带来的益处。而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在班级排名、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表现显著低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父母共同养育联盟的建立水平如何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这种影响程度是否强化了夫妻“强强联合”婚配模式下代内资源的集聚效应。

(二) 父母的婚姻教育跨层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

由于存在跨层次的婚姻教育匹配，父母的婚配教育模式在不同的学历阶段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例如，高等受教育程度的女性与初等教育配偶的向下2级匹配和中等受教育程度的女性与初等教育配偶的向下1级匹配，看似都是向下婚的匹配，但跨层级不同隐含了教育资本的差距以及夫妻在教养子女方面的分歧程度。为了厘清婚姻教育匹配的跨层级差异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表 4对父母的教育匹配模式进行了细分。

表4模型1显示，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习成绩高出1.442分，向上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学习成绩高出1.296分，向上婚跨2级家庭的子女学习成绩高出2.099分。从模型2来看，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165个单位，向上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其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135个单位，向上婚跨2级家庭的子女其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399个单位。向下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低0.121个单位，向下婚跨2级家庭的子女班级排名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低0.263个单位。

从主观的学业表现来看，模型3反映了向上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145个单位，向上婚跨2级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0.346个单位，向下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低0.091个单位。从模型4来看，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高1.926个单位，向上婚跨2级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高4.489个单位，向下婚跨1级家庭的子女学习能力低2.322个单位。

总体而言，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向上婚家庭对子女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随着跨等级的增加而扩大；向下婚对子女班级排名的消极影响随着跨等级的增加而扩大，但在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主观学业表现方面，其消极影响更多在向下婚跨1级层面。通过联合系数检验发现，在班级排名和认知能力上，同一模式内不同向上婚层级间差距的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1、假设2a和2b、假设3a和3b。

(三) 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表3的模型结果显示，男孩的学业表现总体比女孩差。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教育婚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性别差异，表5添加了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子女性别的交互项。表 5模型1至模型4中子女性别的虚拟变量回归系数表明，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男孩在学习成绩、班级排名、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低于女孩（系数分别为4.542、0.321、0.075、6.063）。与女孩相比，父母的低等教育同质婚强化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扩大了男女学业表现的差异。

从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来看，性别与向上婚、高等教育同质婚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说明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的婚配模式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在班级排名中，性别与向下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向下婚强化了男孩的学习劣势，验证了假设4。

(四) 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机制：共同养育联盟的中介作用

在进行中介作用分析前，本文先检验了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表6模型1至模型3结果表明，相对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来说，向上婚的家庭文化资源投入更多，亲子沟通更频繁，并且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向下婚家庭文化资源投入更少，且教育期望更低；高等教育同质婚的家庭亲子沟通最充分。针对向上婚与向下婚的中介变量比较发现，向下婚家庭的文化资源投入、亲子沟通和父母教育期望均明显偏低，意味着向下婚家庭的共同养育联盟水平不高，文化资本的激活效率偏低。

表 7介效应分析的结果，首先从总效应来看，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父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客观学业表现更好；向上婚家庭的子女主观学习能力更好。在加入了中介变量的模型中，在客观成绩方面，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的直接效应低于总效应，向上婚的系数下降幅度更大；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向上婚家庭对子女学习能力的积极影响不再显著；向下婚家庭对子女主观学习能力的显著性影响消失，共同养育联盟的建立起到完全的中介作用。

从间接效应看，向上婚家庭通过文化资源投入、亲子沟通和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主客观学业表现的间接效应均在统计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导致子女学业表现差异的内在机制。中介变量文化资源投入、亲子沟通和父母教育期望对向上婚家庭的子女的学业表现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向上婚家庭的文化资源投入更多、亲子沟通更频繁、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进而提高了子女的主客观学业表现；向下婚家庭的文化资源投入和父母教育期望明显更低，不利于家庭文化资本的激活，由此降低了子女的学业表现。与之相对应，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文化资源投入和父母教育期望的中介效应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亲子沟通的积极影响系数显著更大，由此促进了其子女的客观学业表现。

同时，家庭文化资源投入、亲子沟通和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表现的间接效应在不同的婚配模式中有所差异。就向上婚而言，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业表现的间接效应占比最高，分别占成绩总间接效应的85.34%，班级排名总效应的75.42%，认知能力的76.47%，学习能力的47.14%。表 7的模型系数表明，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向下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低、家庭文化资源投入低，抵消了亲子沟通的积极效应，从而降低了子女的学业表现。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因亲子沟通更频繁，对家庭文化资本激活的效率更高，有助于实现父母教育的代际传递，验证了假设5。

(五) 婚姻教育匹配、共同养育联盟和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与男女在家庭内的议价能力使得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投入存在性别差异。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父亲和母亲在子女教养时间上的投入、亲子间的沟通效率与家庭内部共同养育联盟建立的水平。图 3显示，在辅导子女功课上，父母的时间投入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功课辅导时间最少，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功课辅导时间和照料时间最多，尤其在高等教育同质婚内部，“密集母职”的情形尤为严峻。异质婚家庭的父母照料子女的时间少于同质婚家庭的父母。

在异质婚中，家庭内部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一方辅导功课花费的时间更多，也就是说，向上婚家庭中父亲辅导子女功课的时间多于向下婚家庭中的父亲，向上婚家庭中母亲辅导子女功课的时间低于向下婚家庭中的母亲。但是，在子女照料方面，各类婚姻匹配模式中都是母亲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异质婚中，向下婚家庭中父亲所花的时间比向上婚家庭中的父亲更多，向上婚家庭中母亲所花的时间比向下婚家庭中的母亲更多。简言之，在异质婚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教育参与时间更长，基于前文父亲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更强的结论，说明父亲的教育参与对子女学业表现更积极有效。此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方会增加对子女生活照料的时间。

父母参与是激活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路径，而亲子关系可能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效率，进而影响到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激活。尽管本文并没有发现父母参与的时间和亲子关系在婚姻教育匹配影响子女学业表现中发挥中介作用，但是，为了进一步拓展共同养育联盟框架下父母的参与程度以及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家庭文化资本激活的差异，本文比较了父母参与与亲子关系的异质性。结果如表 8显示，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向上婚家庭中父亲功课辅导的时间更长，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父亲和母亲功课辅导的时间都长，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更亲密。表 8中的联合检验系数表明，相较于向下婚家庭，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父亲辅导功课的时间更长；低等教育同质婚和向上婚家庭中母亲辅导功课的时间更短。相较于向下婚家庭，向上婚家庭中子女与父亲的关系更好；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子女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都更好。总体来讲，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父母能在子女养育中共同投入更多时间，加强亲子沟通，建立更紧密的亲子关系；向上婚能更好地发挥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父亲在养育中的作用，并在家庭功能分工中建立更好的互补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经典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框架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割裂了婚姻与养育系统，无法解释父母教养实践的偏好与性别角色分工，因此，当前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存在性别盲点。婚姻教育匹配使个人资本通过代内交换进而再建构，催生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Beck and González-Sancho，2009）。从研究来看，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嵌入在父母共同养育联盟的密集网中。但是，家庭分工、资源议价能力、父母教养能力与偏好致使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父母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有高有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父母教育的代际传递。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延伸文化资本的分析链条，引入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概念，以共同养育联盟为机制探索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结论如下：

第一，不同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高等教育同质婚、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明显更差。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父母代内优势累积、家庭资源整合、教养偏好的一致性构建了较高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使子女的学业表现占据优势（Edwards and Roff, 2016）。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父母文化资本代内的劣势累积，加之预算约束可能会抵消教养偏好一致性的积极影响，强化了消极的共同养育实践，对子女的学业表现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明显优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

低等教育同质婚内部父母养育偏好的一致性会弥补母亲教育的劣势，使其子女学业表现优于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因母亲角色的缺位，家庭共同养育联盟建立的水平较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不高致使子女的学业表现处于最劣势的地位。

本文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同质婚会降低父母教养的专业分工程度，当父母更倾向于投入劳动力市场而减少对子女的教养投入时会影响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不利于教育优势的代际传递。而在向上婚家庭中，父亲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与资源替代效应较强，从而弥补了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之间的资源差距。加之，向上婚家庭中父母双方的教养角色分工较为协调，专业化程度更高致使两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子女的客观学业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向上婚家庭的子女认知能力更好，这个结果也在共同养育联盟的中介作用机制中被证实。

第二，异质婚家庭中父母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具有教育差距（跨层级匹配）效应。尽管周世军等人（2018）研究发现父母学历差距过大不利于子女教育，父母学历差距较小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积极影响大于父母学历差距较大的家庭。但本研究发现，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客观和主观学业表现的优势随着跨层级的增加而扩大，向下婚家庭的子女客观学业表现的劣势随着跨层级的增加而扩大。可见，父亲教育资源的替代效应因教育跨层匹配而增强。

第三，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因子女的性别而异。父母教养子女的期望与实践既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及角色偏好的影响，也受到子女性别的影响，进而影响子女的发展（Ki, et al., 2018）。尽管在资源稀缺理论视角下，父母的投资偏好更倾向于男孩，男孩可能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进而在学业上具有优势（龚继红、钟涨宝，2005）。但是本研究发现，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也就是说，这两种婚配模式下家庭的“男孩效应”偏好更强；而向下婚强化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即家庭中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占优势地位时，“男孩效应”偏好更弱，本研究发现补充了男孩学业表现低于女孩的新的影响因素（姜佳将、张帆，2020；Park, et al., 2011）。

第四，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家庭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影响新型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向上婚的家庭文化资源投入更多，亲子沟通更频繁，且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在育儿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父母角色的替代策略会更有效地利用共同养育的时间，因此，向上婚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客观学业表现未见显著差异，而向上婚家庭的子女在认知能力方面明显更好。研究显示，向下婚家庭的文化资源投入和父母教育期望都比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低，向下婚家庭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不高，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的激活效率不高，因此其子女的学业表现处于劣势地位。而向上婚家庭中父亲教育资源的替代效应较强从而弥补了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之间的资源差距。从中介作用路径来看，向上婚家庭通过文化资源投入、亲子沟通与父母教育期望三条路径积极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但是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仅通过亲子沟通积极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尽管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仅通过共同养育联盟中的亲子沟通激活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但是，亲子互动内嵌于亲子交流与亲子关系之中（Epstein，2018），作为激活文化资本最直接、有效的方式（Lareau and Hovart, 1999），亲子沟通与互动使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的教育代际传递得以顺利且保有优势地实现。

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父亲与母亲教养时间的投入差异与教养的角色分工，以父亲和母亲各自教养投入的时间分配来探究家庭内部共同养育联盟的建立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父母在子女教养中共同投入的时间更多（Bonke and Esping-Andersen, 2011），建立了更紧密的亲子关系。但是，高等教育同质婚内部母亲比父亲投入更多的家务与辅导时间，“密集母职”的情形反而降低了养育的效率。而向上婚家庭更好地发挥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父亲在子女学业中的辅导作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母亲在家庭分工中与父亲建立了更好的互补关系，进而提高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尽管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母亲投入更多时间辅导子女，但其成效不及向上婚家庭中父亲对子女的辅导，这一点补充了为何父亲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更强。此外，向下婚家庭中母亲对子女的生活照料时间在四类婚配模式中最少，但母亲比父亲投入了更多的辅导和照料时间，然而并未对子女的学业表现起到积极影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共同养育的育儿实践效果与联盟水平在向上婚家庭中更有优势，家庭内部的角色分工为子女的学习创造了更好的氛围。

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是对以往代际不平等研究的一种延伸和拓展。在学界倾向于高等教育同质婚导致阶层固化加剧的结论下，本研究发现虽然高等教育同质婚通过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并激活新型家庭文化资本，实现了教育优势的代际传递。但是，向上婚的教育匹配模式使家庭分工更为协调，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更高，子女在学业表现上更有优势。婚姻匹配是个人非随机性的选择，“强强联合”的同质性婚姻匹配模式靠外力是难以改变的，但其导致的不平等结果可以通过中介路径加以调节，从而有助于减缓代际不平等的传递。

尽管本研究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受问卷的限制，研究共同养育需要询问父母双方的教养观念，涉及大量有关父母态度和行为的指标测量。CEPS问卷中没有涉及父母教养偏好相似性和时间分配协调性的一系列指标，这些指标详见阿比丁和布伦纳（Abidin and Brunner, 1995）开发的20项“养育联盟清单”（parenting alliance inventory，PAI）。我们无法得知父母在共同养育过程中的内部决策，因此很难讨论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是否相互支持和合作。其次，本研究没有控制父母遗传等因素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由于遗漏变量的存在，本文可能高估或低估婚姻教育匹配的影响。以上局限的解决有待今后更详细的问卷开发、数据收集与分析。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杂志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