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研究从教育的“非物质回报”角度出发，关注了教育对中国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值加权方法处理了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潜在的选择性误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因果中介分析对教育影响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中介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居民，接受过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居民具有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其中，居民的职业声望和人际关系在教育对其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因果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发现对教育回报和一般信任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教育回报；一般信任；倾向值加权；因果中介分析

作者简介：李东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教育经常被视为一种“投资”，正因此，教育在物质层面的回报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的关注。然而在现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中的“物质性”回报已经不能涵盖教育对个体生活所产生的全部影响。教育过程从多个方面塑造了个人，为个体的生活带来了全面的实质性改变。在此背景下，教育的“非物质回报”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Oreopoulos&Salvanefs，2011；Hout，2012）。在这些研究中，教育对个体一般信任（generalizedtrust）水平的影响日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一般信任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持因素，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理应成为教育社会学和信任研究的重要议题（Schieman&Plickert，2008；Borgo⁃novi，2012）。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对于认识转型期中国社会尤其重要。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入讨论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高等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Huangetal.，2011；黄健、邓燕华，2012）。然而，截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93%（国家统计局，2011）。因此，仅仅关注高等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全部教育阶段的潜在“信任回报”。鉴于此，本文将教育变量扩展至全部教育阶段，并试图通过统计分析手段，展示其对个人一般信任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影响一般信任的机制问题颇受学者们的重视（黄健、邓燕华，2012；吴进进，2019），但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存在多种中介变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重叠与混淆，如何同时考察多个中介变量尚未有专门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不局限于检验某个单一的中间解释机制，或者探究某个特定的中介因素的效果，而是转而通过统计控制的手段，展示多种可能的中介路径及其实质性的中介效果。通过检验不同解释机制的“净”效力，避免单独考察特定的中介机制所带来的潜在偏误。据此，本研究将尝试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对中国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其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作出更为深入的讨论。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般信任是对陌生人或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的信任，意味着“相信人性一般来说是善意的”（Yamagishi&Yamagishi，1994：139）。一般信任不指向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是面向“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zedothers），因此又被称为普遍信任、社会信任（socialtrust）等。一般信任对于维系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学者们格外关注其影响因素。在个体层次上，德尔海和牛顿（Delhey&Newton，2003）总结了多条一般信任的形成机制。其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都被认为是影响一般信任生成的重要因素。

一些学者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其一般信任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信任行为本身是有风险的，人们在选择是否信任他人时，需要考虑信任他人可以获得的收益以及可能因为他人失信行为而遭受的损失（Coleman，1990）。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由于掌握的资源更多，他人失信行为所带来的损失在其总资源中的占比就会相对较小，远不及他们能从信任他人的行为中获取的收益。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会更倾向于信任他人。类似地，有学者提出了“相对易损性”（relativevulnerability）的概念，表示个体在面对风险和损失时有多大的承受能力（Sztompka，2000；王绍光、刘欣，2002）。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在面对失信行为时的损失相对较少，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更大，有着更低的“相对易损性”，他们会更为信任他人。国内外的一些实证研究对此提供了支持。学者们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一般信任水平也会更高（Alesina&LaFerrara，2002；敖丹等，2013），而遭遇公司裁员等变故则会降低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Laurence，2015）。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的居民越信任他人，干部的一般信任水平也要高于群众（王绍光、刘欣，2002）。任职于公共部门的居民一般信任水平也更高（胡安宁、周怡，2013）。此外，经济收入来源更多样（李涛等，2008）、有房产（邹宇春等，2012）的居民也会更信任一般化的他人。

在经济因素之外，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信任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个人的社会交往经历是影响其一般信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他们认为信任是一种集体现象，指向一定的社会关系，涉及人与人、人与集合体之间的联系（Lewis&Weigert，1985）。因此，信任是通过社会习得的，源自个体过往的经历，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与他人交往互动所获得的各种经验与认知的产物。人们将自己特定的经验推广开来，产生了对于一般化他人的信任（Barber，1983；Hardin，2002）。验证性的研究也表明，信任是个体将某些特殊领域内的互动推而广之的结果（Macy&Skvoretz，1998）。故而，个体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formalandinformalso⁃cialties）中的交往互动模式是影响其一般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我们需要区分个体正式的社会组织参与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

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参与为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生成提供了框架（Putnametal.，1993；Delhey&Newton，2005）。加入特定的社会组织往往意味着参与定期的集体活动，这会使个体与其他组织成员交往和互动的频率有所增加，彼此间更为熟悉，也更容易相互信任（Putnam，2000）。社会组织内部的规范和规则，以及对违规失信行为的“社会惩罚”（socialsanctions），也会使组织内的成员形成共识，增进相互信任（Zucker，1986）。此外，参与社会组织还可以增加个体和组织外成员接触的机会，使个体得以把信任扩展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中（Uslaner，2002）。国内外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广泛的社会组织参与能显著提升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Lietal.，2008；黄荣贵、孙小逸，2013；刘长喜、陈心想，2017）。社会组织内越活跃的居民，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Welchetal.，2007）。

在正式的社会组织参与之外，个体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关系，例如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邻居以及同事的交往和互动，也在一般信任的生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Yamagishi&Yamagishi，1994）。在社会规范的指导和社会惩罚机制的作用下，人们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总是更倾向于互惠和合作的（Colman，2003）。因此，个体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总是会更经常地遇到诚实守信的人。故而，个体参与社会交往与互动越频繁，对人性本善的一般看法就越乐观，也更有可能和他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会更加信任一般化的他人（Delhey&Newton，2003）。一些研究发现，个体对邻居、同事的特殊信任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Glanville&Paxton，2007）。与朋友邻居社交的频率越高（Glanvilleetal.，2013），与邻居的关系越好（Huang，2018），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也会越高。

二、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作影响个体一般信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普遍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一般信任水平也会越高（Paxton，2007；Borgonovi，2012）。教育对一般信任水平的促进效果，被认为是教育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对于其中具体的影响机制，一些研究也做出了一定的探索（Huangetal.，2011；黄健、邓燕华，2012；吴进进，2019）。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单一解释路径的检验。这一分析进路可以对某一特定中介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影响机制之间可能相互干扰和混淆。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在考察特定中介因素的效果时，对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进行控制。

过往的研究认为，教育对个体的回报主要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个维度，也即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Pallas，2000；Hout，2012）。经济回报关注教育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带来的优势，社会回报则涵盖了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对个体带来的影响，包含了对个体身体与精神健康、婚姻与家庭、社会政治态度和价值观、社会参与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效果（Pallas，2000；Oreopoulos&Salvanes，2011）。结合上述关于一般信任生成因素的讨论，我们提出，教育可以通过经济性和社会性的两条路径来影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在经济回报层面，教育可以提升个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在社会回报层面，则可以促进个体社会组织的参与，以及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的提升。这两方面的因素都能进一步地影响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具体来说，在经济层面上，教育过程能够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帮助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更高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因此，教育可以通过帮助个体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方式，提高个体的抗风险能力，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学者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拥有更高的收入、更有可能管理他人和从事脑力劳动，生活贫困的可能性也更低，这促进了他们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黄健、邓燕华，2012）。大多数对教育与一般信任之关系的研究，也都将收入与职业视作中介因素（Huangetal.，2011）。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相应的经济收入假设和职业声望假设如下。

经济收入假设：教育可以通过促进个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升其一般信任水平。

职业声望假设：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职业声望的提高而提升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在社会回报的层面上，教育具有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的使命，能使个体更具社会责任感（Emler&Fraser，1999）。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加入各类社会组织（Schofer&Fourcade-Gourinchas，2001；Horowitz，2015）。故而，教育能够通过促进个体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建立正式社会关系的方式来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学者曾提出，高等教育是我国居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对一般信任的促进效果可以被个体的社会组织参与所解释（张维迎、柯荣住，2002）。据此，本文提出组织参与假设。

组织参与假设：教育可以通过促使个体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而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

教育的社会回报还体现在对个体各种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个体社会人际交往的影响。例如，在认知能力层面，教育赋予了个体更好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非认知能力层面则使个体的社会交往技能、“情商”等有所提升。这些能力都有助于个体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形成与他人的良性互动，拥有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更愉悦的社会交往经历，从而推动个体形成对一般化他人的信任。一些研究指出，教育提高了个体与他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与效率（Schieman&Plickert，2008），教会了个体如何应对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与挑战（Kingstonetal.，2003；Pallas，2000）。而更好的沟通技巧将推动人们形成信任他人的倾向（Mirowsky&Ross，2003）。故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对与他人进行密切互动更乐观，对处理人际关系中潜在的风险信心更足，也更相信人性是善意的，更信任一般化的他人。近期的一些研究就发现，教育提高了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理性化水平，让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更注重长期利益导向和沟通协商解决问题，促进了个体信任水平的提升（吴进进，2019）。因此，教育可以通过帮助个体提升社交能力、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方式促进其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由此，本文提出社交能力假设和人际关系假设。

社交能力假设：教育可以增强个体的社交能力，进而提升其一般信任水平。

人际关系假设：教育可以帮助个体拥有更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提升其一般信任水平。

三、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一项全国性的综合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项目采用系统概率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涉及全国范围内的25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剔除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因残障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者及从未工作者等群体后，CF⁃PS2012中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者人数较少。由于前述人群事实上处于无业或在读学生的状态，不适宜使用多重插补法对其职业声望得分进行填补，故本文仅保留处于就业状态的样本，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17588人。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使用“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一标准题器进行测量。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编码为1，回答“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则编码为0。受教育程度是本文的处理变量，我们将其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四类。参考现有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城乡居住地、所在地区和自评健康状况等。

对于中介变量，本文使用取对数的居民个人年收入来测量其经济收入水平。随后，使用受访者农业生产活动、受雇和自雇等部分的就业信息，选取每月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生成受访者当前的职业，并用受访者当前职业的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SIOPS）得分来表示其社会地位。社会组织参与使用受访者参与“非正式的联谊组织”“宗教、信仰团体”“私营企业主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其他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情况来测量。受访者参与了上述任一团体或组织编码为1，完全没有参与编码为0。受访者的社交能力使用访员对受访者“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三个方面的评价生成的因子得分（factorscore）来表示。这三个指标的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879，信度满足要求，KMO值为0.731，提取出的一个公因子解释了三个变量80.51%的方差。上述三个指标高度相关，说明一些受访者在短暂的交流中给访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并得到了访员对其沟通理解能力的高度评价。故而，我们认为上述三个指标可以反映受访者在社交方面的综合能力。这些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能让受访者在社会交往中更受人欢迎，为他们带来愉悦的社交经历，使他们更信任他人。虽然上述评价是由一位访员单独给出的，但现有研究显示，访员评价的受访者特征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McClintock，2014）。最后，在CF⁃PS的问卷中，受访者还被要求根据实际的情况评价自己在过去的一周内感受到“人们对我不友好”和“别人不喜欢我”的频率，回答选项包括“几乎没有”“有些时候”“经常有”和“大多数时候有”。我们将其依次编码为4至1，并将两道题目的分数加总，用于表示受访者人际关系的好坏。

（二）分析策略

为了确证教育可以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首先需要解决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可能存在的选择性误差问题。选择性误差是由个体进入不同处理水平的概率不同而造成的（胡安宁，2012）。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可能会和一些因素相关，而这些混淆因素也会同时对一般信任水平产生影响。例如，城市居民接受高水平教育的可能性更大，而城市居民也更信任一般化的他人（王绍光、刘欣，2002）。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比较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之间一般信任水平的差异，就很难知道这种差异到底是因为教育，还是因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不同的特征而造成的。这些混淆变量的干扰使我们很难观察到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净效果”（netef⁃fect），而要想获得教育与一般信任之间的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就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将教育对一般信任水平的实际影响与混淆变量的潜在影响区分开来。

本文使用倾向值加权（propensityscoreweighting）方法处理选择性误差的问题。倾向值加权通过对控制组和处理组进行再加权，使它们能够代表研究的总体。参照郭申阳等人（Guo&Fraser，2015）推荐的方法，本文通过将混淆变量纳入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logisticregression）模型来计算每个个体接受特定水平“处理”的广义倾向值，并使用这一得分来计算个体相应的权重。随后，在控制了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基础上，使用加权逻辑斯蒂回归（weightedlogisticregression）模型来探究受教育程度与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将采用由今井耕介等人（Imaietal.，2010）推荐的因果中介分析（causalmediationanalysis）框架来探究教育影响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具体中介机制。与传统的中介分析方法相比，这一方法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种方法基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框架，结果反映的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果关系。此外，这一方法可以针对连续和离散型的中介及结果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也支持多分类的处理变量，适用于本文多分类的处理变量——教育水平。因果中介分析的具体原理可参见今井耕介等人（Imaietal.，2010）的论述。在探讨某一中介变量的中介效果时，本文会将其他中介变量同时纳入预测结果变量的模型中，控制这些其他中介路径的影响，避免其他中介因素的混淆和干扰，据此考察该中介变量的实质性效果。这一分析策略相比于传统的关注特定中介变量的进路具有一定的优势。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结果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53.87%的中国居民倾向于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中国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总体上处于较高的位置。在受教育程度方面，46.04%的受访者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29.25%的受访者接受过初中教育，14.58%的受访者完成了高中教育。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的受访者仅占10.13%，与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8.93%）较为接近。因此，在我国探讨高等教育之外各阶段的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仍是十分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广义倾向值的估计

表2展示了预测广义倾向值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男性、汉族、居住于城镇以及14岁时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更有可能接受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出生年代较早以及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接受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概率更低。由于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某个特定混淆变量的效果，这里不再对回归系数做具体的解释。

使用倾向值方法需要检查协变量不平衡（unbalance）的情况。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在经过加权处理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协变量的分布基本上是平衡的，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大体上消除了协变量的不平衡，校正了选择性误差。

（三）基于倾向值加权方法的分析

表3报告了对中国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模型Ⅰ和模型Ⅱ分别报告的是未加权和通过广义倾向值加权方法调整后的结果。加权调整后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居民，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居民信任一般化他人的发生比（odds）要高41.6%（e0.348-1）。完成高中教育的居民会高出81.34%（e0.595-1），高等教育经历则会使居民信任一般化他人的发生比高出114.4%（e0.763-1）。将参照组换为初中，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仍能进一步提高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总体上看，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相对促进效果也会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逐步增加。在经过广义倾向值加权调整后，各阶段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均有所减弱，说明一些混淆因素可能干扰了教育和一般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使用倾向值加权的方法是有意义的。

（四）中介效应分析

表4汇报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在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中所起到的因果中介作用。表格的第一列是用处理变量受教育程度去预测中介变量收入水平的线性回归结果。第二列则是用处理变量和所有中介变量去预测结果变量一般信任水平的逻辑斯蒂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教育可以显著地提高个体的收入水平。第二阶段的回归模型显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一般信任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收入和一般信任之间则没有呈现显著的关系。因果中介分析结果也表明，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促进效果主要是直接因果效果（ADE）。经济收入假设没有得到支持。表4第三列和第四列报告的是以职业声望作为主要中介变量的结果。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职业声望得分越高，且职业声望越高的居民，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因果中介分析结果显示，职业声望在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中均起到了显著的因果中介作用。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直接促进效果，以及通过职业声望传导的间接促进效果均是显著的。由职业声望传导的因果中介效果分别占到了总效应的0.9%、3.4%和6.1%。职业声望假设得到了支持。

表5呈现了个体社会组织参与在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中所起到的因果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接受过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居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的积极性较高，但社会组织参与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社会组织参与在各阶段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过程中没有起到显著的因果中介效果。各阶段教育对一般信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以直接因果效果为主，组织参与假设没有得到支持。

表6展示的是居民的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在教育对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中所起到的因果中介效果。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社交能力越强，但社交能力并未对一般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因果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各阶段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还是直接促进效果，社交能力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对人际关系的中介效应分析则表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和谐。而人际关系越和谐，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在小学及以下的教育之外，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能对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产生显著的直接促进效果。并且，由人际关系因素传导的间接促进效果也是显著的。其中，由人际关系因素传导的因果中介效果分别占到总效应的5.4%、2.8%和1.5%。人际关系在教育对一般信任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因果中介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人际关系越和谐，一般信任水平越高，人际关系假设得到了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若不控制其他中介变量单独考察社交能力的作用，社交能力的中介效果也是显著的。但在控制了其他中介变量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因素后，社交能力的效应便消失了。这说明社交能力的中介效果可以被人际关系的因素所解释，社交能力最终要反映到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才能促进一般信任的生成。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处理水平对一般信任的相对促进效果，本文还尝试将受教育程度的参照组换为初中以及高中，以探究高中和高等教育在初高中教育之外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额外影响效果。结果显示，高中和高等教育对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仍有进一步的促进效果。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影响也同样显著。并且，职业声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因果中介作用，由职业声望传导的因果中介效果分别占总效应的6.96%、9.06%和10.27%。总体上看，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教育对个体的信任回报是逐步增加的。我们在图1中汇总了在考虑特定中介因素的效果时，各阶段教育下该中介因素因果中介效果的点估计值，以及该效果占总效应的比重。在参照组固定的情况下，教育阶段越高，职业声望的相对因果中介效果就越高，中介效果占总效应的比重也越大。相比较之下，在考虑人际关系因素的中介效果时，随着学段的提升，人际关系的相对中介效果反而下降了，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也随之下降。因而，早期教育阶段更多是通过促进个体与他人形成良性互动而提升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的。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教育更多变为通过赋予个体人力资本、提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提高个体的抗风险能力而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

五、总结与讨论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并强调教育在经济层面给个人带来的回报。然而，教育为个体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经济收入。本研究关注了教育在非物质层面对个体的一种“回报”，即教育对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使用广义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对选择性误差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在此基础上，使用因果中介分析的方法对教育影响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中介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相对于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居民，接受过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居民一般信任水平更高。（2）职业声望和人际关系的因素在教育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职业声望越高，人际关系越和谐，一般信任水平也更高。（3）在初中之外，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对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仍有进一步的影响，高等教育同样能在高中教育之外对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产生进一步影响，职业声望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果。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社会经济地位、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关系等多条解释路径的考察，扩展了对教育影响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中间机制的认识。我们在考察特定中介变量的效果时，同时控制了其他的中介因素，并发现部分中介因素如社交能力的效应可以被其他的因素所解释。基于此，本文发现职业声望和人际关系在教育对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中具有实质性的中介效果，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互动促进信任生成的两条解释路径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且两条解释路径均能对一般信任产生独立的影响。教育对个体的经济回报与社会回报，都进一步推动了个体对一般化他人的信任。

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强调了高等教育之外的各阶段教育对于培育个人信任所具有的重要效果。尽管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招，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在我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是较低的。因此，在关注教育回报时，高等教育之外的各阶段教育究竟能为个体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每一阶段的教育又能为个体带来多大的实质性影响，都是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探讨的话题。每一阶段的教育都对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有进一步的促进效果。因而，在政策层面上，基础教育的重要作用也不应当被忽视。巩固基础的义务教育与发展高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另外，本文对教育影响一般信任的机制的分析还指出，教育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增加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教育还在多个方面为个体带来了潜在的影响。因而，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应只注重传授知识和技能，还应当对学生综合素质与价值观念的培养给予更多的关注，努力把学生塑造为人格健全、积极融入社会的公民。此外，社会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对教育效果和教育回报的评价与研究，也不应局限于教育的经济回报，教育在非物质层面对个体乃至全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Hout，2012）。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和有待补充之处。首先，由于数据可用性的限制，本文没有探讨现有的理论机制和先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的可能会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例如，个体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认同等。如果能纳入这些中介因素，所得到的结论应当更加可靠。其次，对于一般信任的测量，受限于题器，本文使用的是二分变量，在精度上不及5点里克特量表的测量，因而在结论的外推上应当更加谨慎。最后，除了一般信任，教育对于制度信任、机构信任和特殊信任等其他类型的信任的效果也仍是值得探究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必能丰富我们对教育回报的认识和理解。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