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

胡珊 郑作彧  

《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目前，学界主要从重大人生转折事件或社会制度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形塑青年生命历程形态的机制。而本文试图提出“父辈嵌染”概念，旨在论述父辈这一世代要素是推动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进程的重要且独特的形塑力量，并从检视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形态、考察父辈与青年生命历程形态的构成之间的关系、探讨父辈与青年两个世代生命历程间的张力这三个方面铺陈论证的过程。从父辈嵌染概念来看，在中国独特的世代文化土壤及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青年阶段的教育、工作、婚姻、生育等人生进程都离不开父辈的形塑。父辈对青年生命历程的形塑，既可以是一种融合性的嵌入式支援，也可以是与青年主体的意志有所捍格的介入干预。

关键词:青年;生命历程;父辈嵌染

一、问题提出

青年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一方面，青年具有年轻、精力充沛、富有朝气等生理特征，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但另一方面，青年不只是一个自然生理状态，而且也是一个被社会所期待要完成诸多任务的角色。换言之，青年是一段特定形态的生命历程阶段。

关于“青年”这样的生命历程阶段是如何构成的，现今学界大致有两种讨论取向。第一个取向，将生命历程视作由“转变”所构成的“轨迹”[1]。意思是，不同世代的同龄群体，在不同的时机点遭遇重大人生转折事件，会构筑出不同的生命历程轨迹。在此观点下，青年生命历程可以是人生更早阶段遇到的转变所形成的轨迹，或者也可以本身就是造成未来人生轨迹的转折阶段。比如“文革”影响个体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2]，或是“上山下乡”的经历对知青的生命历程的形塑[3]。第二个取向，则是将生命历程视作由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制度，所形塑的生命时间结构[4]。这种取向在讨论青年生命历程构成时，倾向研究各种与年龄挂钩的社会制度，以分析青年的各种角色任务与行为模式如何基于这些制度而建立起来[5]。

这两个研究取向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一些共通点。其中最显著的共通点，也许是两者都将生命历程视为个体自身在既定社会条件下活出来的一生。换言之，这两个取向都认为“生命历程”的形塑力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不论这个形塑力是偶然的事件还是固定的制度)。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从整体社会以外的要素来探讨生命历程的构成(例如讨论离婚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6])，但相较而言没有那么主流。

虽然生命历程是由社会(social)要素所形塑的，但这种社会要素是否只有“整体社会”(society)，值得质疑。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代，例如当代的中国，形塑生命历程的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社会要素[7]。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命题:除了社会事件与社会制度之外，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甚至可能是最主要)的形塑要素，即以父母为核心的亲属长辈(以下简称“父辈”)。父辈对青年主体的生命历程可以是一种融合性的嵌入式支援，但也可以是与青年主体的意志有所捍格的介入干预。本文将此命题称作生命历程的“父辈嵌染”。

本文提出生命历程的“父辈嵌染”概念，主要试图掌握两种社会现象:第一，当代青年的人生规划与人生历程离不开父辈的参与，父辈是子代生命历程中，青年阶段的形成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第二，这个基本条件也是当代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于此，本文将通过三个论证要点来铺展这个概念的内涵:一、简短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命历程形态的发展趋势;二、父辈对子代的生命历程的参与，如何影响了青年的个体发展并成为青年人生历程的重要构成要素;三、父辈对子代的生命历程的参与，亦是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的一些问题现象的可能来源。

实证研究的任务，是检视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哪些因素可以或需要被视为自变量，却不是实证研究本身可以回答的，而是理论研究的工作。本文借着三个论证步骤所欲铺陈出“父辈嵌染”概念，即是尝试理论性地呈现出“父辈”是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甚至是必须考量的自变量。通过这项工作，本文也期待对未来的青年生命历程研究开启一个不同的研究思路。

二、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形态及其发展趋势

在现代社会，青年阶段主要的人生任务包括完成学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初次生育等[8]。虽然，当代青年阶段的教育—工作—结婚生子等人生进程的发生顺序没有强制性和固定性[9]，但无疑是主流的理想进程。因此，本文分别从教育、工作、结婚、生育等阶段来检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形态的发展趋势。

1.高等教育阶段的急速固定化

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和传统生源一般是指18~22周岁年龄段的人口群体[10]。因而青年对应的学习资格认证阶段主要是高等教育阶段。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15%，这标志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阶段转变为大众化阶段[11]。《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978年的毛入学率仅为2.7%，2000年为12.5%，而2018年已达48.1%。预计2020年左右毛入学率将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12]。

这些数据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当代青年人生规划中可预测并经历的人生阶段。同时，这个趋势也呈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的。这意味着，对当代青年的父辈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是普遍会经历的阶段。换言之，当代中国青年与其父辈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方面，产生了形态差异越来越大的趋势。

接受高等教育是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一部分，它的变动会强烈影响到青年的其他人生领域。首先就是就业阶段。

2.初职年龄的延后与职业流动的频繁

当代中国青年阶段的就业有两个显著趋势。第一，青年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点推迟[13]。在前现代化社会，即便是儿童都要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劳动力来源[14]。而现在，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年受教育年限延长，青年的平均初职年龄也会相应地呈现推后的趋势。李强等人对城市人口的工作轨迹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改革后的一代人”(1961—1976年出生)的初职年龄比“改革前的一代人”(1936—1951年出生)延迟不少[15]。王奋宇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平均初职年龄在逐步提高[16]。

第二个趋势是青年的职业流动更为频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无锡、珠海三个城市的工作者初职发生变动的时间大概需要15~20年;80年代，劳动者初职出现流动的时间间隔缩至10年，90年代则缩减至5年左右[17]。当然，青年职业流动也遵循着一定的周期与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职业流动速度从快变慢、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比如，30岁青年职业流动周期是18岁青年的5倍左右[18]。青年职业稳定性显著增强的发生时点非常接近平均初婚年龄，这是因为青年处于由单身向婚姻家庭阶段过渡的时期，一方面职业稳定是结婚所需物质基础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婚姻也能促进青年的职业稳定性[19]。既然婚姻是青年职业稳定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反过来说，初职年龄的提高与职业流动频率的增加，会强烈影响到“婚姻”历程。

3.晚婚晚育已成趋势

缔结婚姻是青年的重要生命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婚姻推迟已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20]。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是24.72岁、22.88岁;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上升到25.86岁、23.89岁。而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农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0.8岁[21]。这表明:一、若以世代为比较对象，结婚在年轻青年世代的生命历程中的时间节点比过去的青年世代要推后;二、青年结婚的时机是一个在较长时间区间内都有可能发生的生命事件。虽然我国青年进入婚姻阶段的生命时间有延后的趋势，但相比于欧美社会的不婚主义，婚姻仍是我国主流的社会观念[22]，也是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随着初婚年龄的延后，晚育也成为一个显著趋势[23]。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为23.58岁[24]。而据2017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上升至26.9岁[25]。这同样表明生育在青年生命历程中的发生时间与决策安排在延后，且不同世代青年之间的生育年龄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差异。不过，我国青年初育年龄的推迟，并不意味着青年不再将生育视为重要的人生安排。在中国，夫妻选择终身不育的比例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26]。且在30岁之前生育仍是中国青年女性的主流生育模式[27]。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形态主要包括教育、工作、结婚、生育等人生进程。在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在短时期内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区隔功能显著的常态阶段。在工作阶段，青年初职年龄延后，职业流动更为频繁增加了青年工作轨迹的变动性。在婚姻家庭领域，当代青年进入婚姻与生育阶段的生命时间也延后了。此外，由于高等教育的固定化、初职年龄推后、职业流动频繁、晚婚晚育等趋势，是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一短时期内出现的，因此，当代青年和其父辈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的形态会产生较强烈的世代差异。

从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形态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很难认定教育—工作—结婚生子等人生阶段的形塑力是某种重大人生转折事件或是社会制度。当然，青年的高等教育经历、青年的婚姻角色的确与高等教育制度、婚姻法的形塑密不可分。但如果说青年的生命历程形态是由制度体系所推动的，那我们会无法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年会致力于考大学甚至是续读硕士，或者为什么青年都会结婚。高等教育制度并未规定青年必须读大学，《婚姻法》也并未规定青年一定要结婚。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去推动青年的这些人生进程?诚然，推动生命历程青年阶段产生变迁趋势的因素必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变迁趋势的出现，也必然需要使之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本文建议，在中国，我们可将“父辈”视作让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变迁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即便不一定是唯一的推动因素。不过，正因为父辈因素不是决定因素，这很可能导致已有研究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从教育、工作、婚姻、生育这几个人生阶段检视当代中国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形态为何需有父辈基础才得以可能。

三、父辈对青年子代个体发展的形塑路径

1.教育阶段:高考志愿填报与经济支持

现在，父辈已然成为保障子女顺利完成高等教育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可以从高考志愿填报决策过程、经济支援这两个方面来看。

(1)高考志愿填报

考生的高考成绩与志愿填报共同决定了考生的入学资格[28]。所以，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件影响青年人生的重要生命事件。高考志愿填报是指“考生按规定向招生部门与高校对自己选择就读高校与专业的决定所表达的书面意见”[29]。按照高考志愿填报的内涵来看，志愿填报所反映的应该是考生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已有研究指出，很多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依赖他人的指导，志愿填报是多方主体不同意见博弈后的结果[30]。其中，父母是不可或缺的填报参与主体[31]。

通常，学生与家长在志愿填报前就报考的大学和专业会有良好的沟通，不过，专断式的填报方式仍然存在[32]。另外，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基础等影响子女的志愿选择，子女的报考信息获取程度、决策依据等都打上了家庭资本的深刻烙印，志愿填报倾向体现了社会分层的代际传递[33]。由于志愿填报专业选择与青年未来职业生涯息息相关，父辈作为青年子女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指导者，他们参与高考志愿填报选择过程，实际上也影响了日后青年的职业轨迹[34]。

(2)经济支持

自高校扩招以来，青年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提升。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便指出，近年考研的人数显著增加，部分名校本科生读研深造比率甚至高达50%。驱使青年考研的动机非常复杂，不是本文可以解决的问题;但若去探讨“让青年考研与读研得以可能”的条件，那么父辈的经济支持显然是关键要素之一。

高等教育文凭是直接关系到青年主体能否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的最重要标准[35]。且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为了让青年子女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为子女投资教育的意愿极高[36]。1997年以来，我国普通高校学费逐年上涨[37]。绝大多数青年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并无稳定收入，并不具备经济独立性，所以青年大学生几乎一切经济开销都由家庭支付[38]。大学生是享受教育服务的主体，家长则是承担经济开销的主体[39]。当家庭收入低、家庭支付能力低而无力承担高等教育的费用时，部分青年学生会丧失和放弃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40]。以此而言，父辈这一世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为青年获得入学机会和青年得以将高等教育纳入人生计划创造了基础，是推动青年的高等教育进程的必要条件。

2.工作阶段:职业获得与社会资本

学界通常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青年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角度关注个人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工作经验等自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社会资本角度关注家庭资本、社会关系网等先赋性因素对个人职业获得的作用[41]。其中，人力资本中的教育水平是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42]。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虽然是影响青年求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社会资本也是影响青年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影响青年子女的教育获得、职业经历等自致因素，间接、隐蔽地实现优势资源的代际传递，从而影响个体职业地位获得[43]。吴愈晓基于我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指出，社会资本对于高地位劳动者的职业获得发挥着辅助性或补充性的作用，而对低地位的劳动者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44]。以此来看，由父辈所累积的社会资本对子代的职业获得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推动了青年的职业历程。

3.婚姻阶段:婚房购买中的经济支持

住房作为结婚的首要条件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观念[45]。受城镇化与住房商品化的影响，我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一路飙升，在城市购买一套住房通常要耗费家庭多年的经济积累[46]。农村地区因结婚在县城买房或建新房虽然低于城市居民的购房开销，但仍是一笔极大的支出[47]。鉴于买房是一项巨大的开支，青年夫妇基本都是初入社会，且前文已谈到青年参加工作的年龄普遍延后，工作年限不长，若仅凭青年夫妇自身的经济积累，很难承担婚房的开销。在当今的中国，父辈的支持已成为解决婚房需求的主要方式。

郑玉玉针对宿州市100位已婚青年的调查表明，有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父母资助了婚房的首付[48]。李杨等人基于对全国三类城市的调查指出，新婚夫妻双方的父母承担了60%~80%的结婚开销，而买房开销是结婚开销中占比最大的消费项目[49]。在农村地区，房产(县城一套房)是当下农村结婚占比最重的彩礼标配，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通常需要花费几十年或者一辈子的经济收入甚至是举债外借才能够承担这笔开销[50]。而这些费用的承担或债务的偿还主要由父母负责，几乎已成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51]。在父辈看来，助子代完婚是他们生命历程中延续“血脉”的人生目标和“代际义务”，为子女准备婚房是父辈的重要人生任务[52]。这也呈现出，在结婚买房这一人生事务上，不同世代的生命轨迹出现了交叠:结婚不仅是子代的人生任务，也是父辈所认为的重要人生责任。

4.生育阶段:儿童抚养中的代际协作

抚育孩子是青年父母的重要人生任务。不过在中国，儿童抚育的责任主体并不仅限于青年，青年的父辈参与的代际共同育儿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中国的隔代抚养比率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是较高的。据2009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老年政策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访的2万多名城乡老人中，照料孙辈的比例达到69.7%[53]。在农村地区，较为常见的现象是，青年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留在家中照看子女，父辈发挥着“代理父母”的作用，承担着儿童照料与抚养责任[54]。在城市地区，代际合作育儿呈现出一种“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母亲在育儿决策权和话语权中处于主导地位，是主要的“社会性抚育者”，而青年的父辈主要承担“生理性抚育”等具体照料事务[55]。

在青年的父辈参与的合作育儿方式中，父辈承担了抚育儿童的部分责任。相比于从劳务市场中雇佣保姆等家政人员，父辈在代际合作育儿方式中以近乎无偿的方式提供照料、家务等支持，降低了青年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56]。同时，鉴于当前我国幼儿照料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具有专业资格认证的公共幼托机构的资源短缺，祖辈参与的代际合作育儿能缓解青年父母育儿照料的困境[57]。此外，高压、高竞争力的职场环境严重挤压青年父母的家庭时间，再加上国家现行的公共保育制度有限，青年夫妻尤其是青年母亲难以兼顾职业与育儿中的多重职能和角色，父辈参与育儿可减少青年角色紧张及促进青年新家庭的正常运转[58]。所以，代际合作育儿实质上是一种含括经济、照料服务、时间等多种资源的代际传递现象。这使得养育子女的人生任务，唯有在青年的父辈这一世代多种资源无私传递的推动下，才得以顺利过渡或完成。经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决策及人生进程并不是完全由自身能力所决定的，也不是受某重大社会事件影响或单纯由结构性的社会制度所刻化的，而是深受父辈的镶嵌与渗染。父辈的关键影响力几乎涵盖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所有环节，且父辈的作用呈现出一种融合性的嵌入式支援的图景。而且，青年若不依靠父辈的支援，仅靠自身的努力，确实难以推动教育、婚姻、育儿等人生进程。有学者将父辈对子代的支持，形容为“扶上马再送一程”[59]。可见青年的人生安排与历程无法完全由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父辈这一世代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条件。不过，虽然父辈是推动青年的生命历程形态的重要形塑力，但父辈的作用也是一种区别于青年主体意志的外在介入力量。因此父辈对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参与，在某些方面也因其介入而产生了问题，尤其是青年个体的自主性。

四、“父辈嵌染”下的冲突与焦虑

1.“亲权”与青年个体化的矛盾

当父辈对青年的生命历程来说是一个基础构成条件时，也就意味着这可能是一种介入，可能会让青年的自主性受到影响。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个体化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60]。个体化趋势意味着，人们从家庭、社会地位、性别角色等既有社会形式中脱离出来，积极自主选择、决定与建构自己的人生[61]。然而，不同于个体化文化，中国的代际文化特征是父辈与子代的“和合”与“共生”，并不以子女成为“独立自我”的个体为中心[62]。由前文可知，中国青年在教育、工作、婚姻、育儿等生命历程阶段进程的推动离不开父辈的支持，因此青年目前无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个体化。子代的生命历程进程有着父辈生命轨迹的深刻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青年生命历程中“亲权”(parental power)的回归[63]。有学者便指出，父辈是青年子女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主体[64]。比如，父辈对孙辈的性别偏好影响城市女性的性别偏好，这种代际影响也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在短期内无法根治的文化背景[65]。此外，在中国城市地区某些“80后”青年家庭中，出现了“父母包办式”或“父母干预式”离婚的现象，父辈的影响是当代“80后”青年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家庭伦理文化强调亲子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这不难理解父辈对青年个人人生事务的关心。但如果父辈干预的程度加深，则很可能导致源自原生家庭的亲子关系影响青年及青年小家庭的决策行为。父辈的“不放手”，很难让青年按照自己的主体意志独立做出人生抉择。这也表明，在中国的世代文化背景下，青年的个体化并非是贝克所指的个体化，而是带有中国特征的个体化模式[66]。在这种情况下，更突显出“父辈嵌染”是一个对欧美社会来说不甚重要，但对中国青年生命历程来说极为关键的要素。当然，谈父辈对青年生命历程是一种介入，尚过于宽泛与抽象;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大龄未婚、家庭关系冲突这两个具体的现象来进行初探性的说明。

2.婚姻中的世代焦虑

在青年晚婚趋势中，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大龄未婚青年”的婚恋问题。现有文献指出，“大龄未婚女性��(即所谓的“剩女”)一般被用来泛指“27岁及以上的未婚女性”，“大龄未婚男性”(即所谓的“剩男”)普遍是指“30岁及以上的未婚男性”[67]。不过，前文已谈到，晚婚已是一种趋势。这表明，初婚年龄的延后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一个日益普遍的常态现象。

但这个常态现象对当代青年而言显然是会造成压力的问题，而这个压力往往来自父辈。现在，随着青年的年龄增长，父辈往往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等途径来帮助子女寻找婚恋对象，甚至会代替子女相亲。“每逢佳节被相亲”等催婚现象层出不穷。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2016年发布的《中国逼婚现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青年曾被父母逼婚，且25~35岁年龄段的青年压力最大[68]。面对这种中国式催婚或逼婚，子代的婚配策略或婚配进程中会留有父辈的或深或浅的印记。在“逼婚”和“反逼婚”的角力中，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表现为一种冲突性的交互作用关系，两个世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婚姻焦虑[69]。但这也意味着，适婚年龄上限并不是由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形态所呈现出来的，而是由父辈对生命历程进程的期待所定义的。如前文所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中各重要节点，都有显著的推迟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对于当代80后、90后的青年而言，30岁的未婚男性或是27岁的未婚女性，相比于父辈世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就显得年龄“剩”或“大”。

初婚年龄的推迟趋势，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其国民的生命历程的结构都会出现这种趋势[70]。然而──如同本文尝试提出的“父辈嵌染”概念所欲指出的──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有个特色，即父辈对青年的生命历程来说，是极为关键的构成要素，而这同时也是一种世代之间的生命历程的介入。西方文明的重要前提是“原子个人”，即具有独立人格或人格性的个人[71]，且西方家庭盛行个体主义文化，相较而言，家庭中的代际合作与支持明显低于中国[72]。以此而言，欧美社会世代之间相对独立。但在中国，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有极为紧密的交融。这于是也造成一个问题，即父辈可能会将自身所处世代对生命历程阶段时间点的期望，套用到青年的生命历程发展进程上，即便当代青年的初婚年龄本就有不断推迟的趋势，且对婚姻的期待与规划显然与父辈不一样。催婚或是大龄未婚造成的焦虑，与其说问题出在青年世代身上，更不如说是因父辈嵌染，而使得初婚年龄推迟的常态现象变成了一个反常问题。而且不只是青年未婚会因父辈介入而产生问题，就算步入婚姻，依然会在家庭关系上产生可能的冲突。

3.家庭关系冲突

出于子代的合作育儿的家庭现实需要，父辈通常与青年夫妻同住[73]。多代同住利于代际互助，但由于两个世代在育儿方式、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言语等方面存在差异，青年面临的亲子、代际等家庭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更为集中[74]。

从亲子关系来看，若隔代过于亲密，有可能导致家庭角色错位，影响儿童与青年父母建立亲子关系，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隔代抚养意味着家庭的育儿系统“外扩”到父辈，孩子不仅仅是青年父母的孩子，也是“全家的孩子”[75]。诚然，父辈照料孙辈可以实现情感资源传递，给父辈带来精神上的慰藉[76]。不过，若父辈与孙辈的祖孙关系和青年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之间的界限不清晰，便会引发育儿困境。唐晓菁便指出，当孙辈成为家庭关系中的“情感中心”，父辈因“角色黏着”而与孙辈之间形成的跨代亲密情感关系过于强烈以至于出现“角色倒错”时，会与青年母亲对孩子亲密关系的主体性情感需要相冲突。

其次，从代际关系来看。幼儿的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往往是青年母亲与父辈冲突的主要领域。当家庭关系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家庭成员通常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比如子代与父辈在育儿实践中换位思考形成“协商式合作育儿”模式。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年子代与父辈在育儿实践中形成互相尊重的亲密情感并不容易，尤其是“公婆-儿媳”育儿组合。或是青年母亲的育儿主导权面临挑战，或是老人一味妥协退让，两个世代在对育儿事务主动权的微妙角力过程中，家庭关系和角色会更为紧张。在代际合作育儿的模式中，两个世代的生命历程同时卷入抚育儿童的人生事务中，增加了养育儿童的实践过程的代际互动的复杂性，这使得两个世代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家庭关系的张力。

关于大龄未婚与家庭关系因父辈嵌染而产生问题的讨论，本文于此只是对已有部分经验研究结果进行初探性的理论性分析。例如，在大龄未婚现象中，当今青年的生命历程婚姻缔结年龄与父辈的初婚时间点究竟有多大的差异;父辈对青年的介入程度有多大，这样的父辈嵌染是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青年世代的“惯习”，让青年自己也接受父辈的介入，将父辈的生命历程轨迹“再生产”为青年世代的生命历程规划，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经验与理论研究的详细探讨。本文此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是试图提供一个启发性的开端。

五、结论

本文尝试提出“父辈嵌染”概念，旨在论述世代是推动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进程的重要且独特的构成要素和变迁条件。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形态、父辈与青年生命历程的构成之间的关系、两代生命历程张力这三部分的考察，本文最后尝试指出，父辈嵌染之所以在中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社会背景。

第一，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的青年阶段，已普遍出现一个以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工作、结婚为理想任务顺序的形态。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有延长的趋势，这同时也造成初职年龄、初婚年龄与初育年龄不断延后(但绝非“取消”，而仅是“延后”)的趋势。

第二，高等教育毕业、进入职场、结婚等时间的延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的。这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青年与其父辈之间的生命历程形态具有较大的差异。对于青年来说，这种延后是趋势且是常态的;但对于父辈来说，这是一种区别于父辈生命历程期待的迟缓。

第三，青年生命历程各人生阶段都需有父辈的支持才得以可能。父辈因此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青年阶段变迁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在中国社会，存在“父辈介入青年生命历程决策”的文化。由于社会急速转型，青年与父辈的生命历程形态产生较大的差距，因此父辈对青年的生命历程的介入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带来两代之间的张力。例如“大龄未婚”，这个现象本身也许只是一个常态的发展趋势，但因为父辈嵌染，所以成为一个对父辈与青年都造成麻烦的问题。

今天，国内的生命历程理论主要都是从西方社会学引进的。但毕竟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挖掘出西方社会可能忽略，但对中国社会却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在此反思上，本文尝试挖掘中国社会特有的父辈这一世代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对中国青年生命历程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本文只是一个初探性的理论讨论，因此还存在一些问题，限于本文的主旨与篇幅，还需要之后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本文指出“父辈”是当代中国青年生命历程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但“之一”就意味着还有其他构成要素尚待挖掘。本文虽然强调父辈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但是否还有其他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但常被忽视的要素，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第二，本文在讨论“父辈嵌染”下的冲突与问题时，都是从青年主体的角度去考察。然而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只是父辈介入青年而对青年造成问题，父辈的生命历程同样也会受青年世代的介入，因而给父辈带来问题。比如，父辈在为子代完成结婚的人生任务的过程中，家庭资源向子代集中，父辈承担经济债务，导致“因婚致贫”“一夜返贫”等现象，加剧了父辈的心理压力和养老困境。另外，抚育孙辈占据老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持续的高强度的照料工作会损害父辈的身心健康[77]。这说明，父辈嵌染绝非单向介入，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

因此，当本文提到父辈的介入为青年的生命历程带来问题，绝不是意指父辈是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青年都是无辜的。就如同本文所强调的，父辈更是青年生命历程的重要支持。只是由于世代之间的张力，因此父辈与青年都可能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需要更多经验研究去进一步探讨的变量。以此，本文希望能为未来的青年研究带来一个值得考虑的概念，让未来的研究可以借此概念以便更好地把握一些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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