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社会学考察

——以卢作孚社会建设试验为例

孙金  

《中国青年研究》 2019年第12期 

摘要:民国时期是各项社会建设运动非常活跃的时期，旨在自立自强以促成国家现代化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为实现社会理想和抱负的有益尝试。首先，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挖掘，总结出民国时期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呈现三大特点:应用分类式教育提升适应能力、军事训练磨炼青年心智意志和集团生活模式提高集体意识。其次，概述了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成功案例，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职业教育的历史经验。最后，希望能拓展中国青年职业教育的视野和角度，为当下中国青年职业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青年职业教育;卢作孚;民国时期

一、引言

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期，战乱不断、物资匮乏，乡土文化根基动摇，不论都市还是乡村的青年都面临不仅无恒产可守也无恒业可干的窘境。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如果青年迷茫、困惑甚至沉沦的话，孱弱的国家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溃亡。面对这种困境，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有识之士纷纷针对青年组织开展各种职业化教育运动，以求国家强盛、民族屹立、社会和谐、青年成才。职业教育的对象群体显然是面向广大青年，使从前不具备工作条件、能力的青年满足工作的要求，让青年的个性和特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不断挖掘其潜能，让青年从个人生存、社会服务和国家及世界的生产力增进三个层面进行准备和训练，从而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

20世纪初期，分别出现了针对都市和农村青年发起的职业教育运动。其中家喻户晓的当属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人于1917年5月6日在当时的大都市上海发起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另一个是以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瞿菊农等人于1923年9月在北京发起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结合晏阳初认为的中国社会“愚、穷、弱、私”的四大病灶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其中以面向广大农民和社会底层苦力进行生产力开发为导向的生计教育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

不论是针对都市青年的“职教社”，抑或是针对农村青年的“平教会”都发生在东部地区。然而，封闭落后的西南地区依然出现了一个不为大家熟知的社会建设实验—那就是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为主体的现代集团生活运动，希望通过以企业为根基，将现代集团建设和现代集团生活建设融合，进而达到能够培养社会所需青年群体的目标。在卢作孚领导下开展的社会建设试验，其青年职业教育的思想理念、教育方式、形式特点等内容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审视、挖掘与借鉴。本文将立足于卢作孚有关社会建设中青年职业教育的历史事实，结合相关文献及历史资料，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对卢作孚领导的以青年职业教育运动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试验进行考察研究，以期对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留下的宝贵实践经验与精神财富深入总结和提炼，发掘对当代青年职业教育有建设性的启示。

二、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特点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不论是社会学创立之初还是当代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教育始终保持高度的关切。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教育并非是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的，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子系统，教育系统的产生、发展、变革必然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及特定的文化中的[2]。清末到民国时期，正值我国社会结构剧变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变迁的步伐和大幅现代化的进程无疑也推动了教育系统的变革与发展。尤其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空前活跃，义务教育的普及、多种形式平民教育的出现以及实业职业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让中国教育在建立近代化教育体系的道路上迈步向前[3]。

伴随着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号召，一批西方的教育理论与思想也相继传入，其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深远。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培养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性，反对传统灌输式教育模式，强调课程设置要匹配现代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变化，同时反对陈旧的学校管理方式，重视学生个人发展与进步[4]。在卢作孚领导下开展的职业教育运动无疑是顺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需求，同时在吸收五四运动以来众多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民生公司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的职业教育运动，从其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开展方式以及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一窥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特点。

1.应用分类教育提升适应能力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曾在他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中论述到民国时期中国高级技术人才有赖于留学培养，中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匮乏，应当开办职业学校多培养技术人才尤其是中级技术人才，从而推动工业化进程[5]。卢作孚无疑也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对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他在《四川的问题》一文中论及职业教育时谈道:“小学、中学所习，皆普通科学而非职业教育;大学虽属专门，又苦不能普及民众。故于普通中学之外，宜注重职业中级学校......但职业教育办理甚难，经费亦较巨，宜集合数县财力合办一校，并斟酌各地环境与需要而设科目。如成渝，为吾川工商业之中心，则举办工商等科;叙泸农田森林较多，则举办农林;富荣产煤，资内产糖，潼州、嘉定产丝，则皆各立专科，就地取材，既便实习，又便推广。如此则学校所造之人才，即供地方之实用，不至如毕业普通中学者之彷徨中道，时虞失业也”[6]。

由此可见，卢作孚首先将职业教育视为应当重点发展的教育形式，在普通学校教育体系之外着力发展职业学校这样应用型的教育是符合且适合当时国情的。其次，他认为可以通过整合地方资源集中财力，并且因地制宜结合地区优势的方式来解决职业教育开办经费困难的问题。如此一来，不仅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并且可以使职业教育更有针对性。根据卢作孚的职业教育规划，在工商业中心宜开办工商科的职业教育，在农田森林资源丰富之地宜开办农林类的职业教育，在产煤、产糖、产丝绸之乡，都应各自成立产业对口的职业教育学校。这样做不但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教，而且便于学生实习，且利于成功经验的复制推广，从而大大提高职业学校毕业学生的就业能力。

1936年，章乃器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纪念“五四”运动17周年会上从个体生存、生活和人类进化的视角演讲了青年求学与思想问题和青年职业问题，阐明了民国时期青年应当反对读经，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而且更加应当重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社会科学，才不至于陷于“只会修造一座桥梁而不管选址是否得当”的窘境，同时强调要从社会的实际问题出发，找准着力点，反对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等旧式教育。卢作孚亦提出:“可靠功夫须从实地练习乃能得着，学骑马须在马上学，学泅水须在水上学”“我们应从野外去获得自然知识，到社会上去获得社会的知识”[7]。可见在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解上，民国时期的两位先驱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在二战后助力德国经济迅速腾飞，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德国制造强国的稳固基石。在“双元制”的教育体系中学生学习不仅与企业职业实践紧密结合，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适时结合[8]。而在卢作孚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同样看到了这样校企结合、注重实践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理念的萌芽，实为难能可贵。在今天“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倡大国工匠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同质化的、低效率的、重复性的、粗放式的职业院校投入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于青年的成才成长帮助极其有限。因此，民国时期因时因地集约式的有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开展职业教育的做法很值得思考和借鉴。

2.军事训练磨炼青年心智意志

苦于四川连年军阀混战的现实，卢作孚认为应当打破防区制并且裁军，军民共同谋划建设四川。军队应“由工兵以教成工人，使人有职业，不至流离失所，铤而走险”[9]，同时他认为在职业教育之中军事训练是必不可缺的重要环节，即“要从各方面包围着军事的训练活动，从睡觉、起床、吃饭、走路、运动、读书、上课、下操以至于休息、游戏，都包围着军事训练而活动”[10]。水手是航运企业里最基础的工作岗位，高级船员的逐层晋升也是从此开始的，在金字塔型职位体系当中注定了水手是人数众多且不起眼的。然而，卢作孚却非常重视这些职业化起点的岗位，民生公司每季新招的水手，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均要组织到北碚进行军事化训练，水手训练班可以说是每一个入职船员的职业生涯的第一课。训练班通常安排在酷暑或严寒时节，一来可以磨砺心智意志，二来可以提升大家的扶助团结意识。

在职业教育中，卢作孚针对所招批次青年学生的不同情况开展时间长短不一的训练班。既有先生教授文化课，也有教官指挥操练，饮食、起居、训练和游戏等每一项都充满了军事化训练的内容。同时，在民生公司的职业教育中军事化的职业训练与教育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33年起，民生公司每年纯利中拨出3%~5%专门用于职工培训，并规定公司新职工，必须进行2~6个月的岗位培训，接受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和以工作岗位为主的技能培训。

新中国自1985年才开始在部分高校实施军训试点，时至今日军训已作为国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被写入《国防教育法》。军训可以说不仅是对学生军事技能的训练，更是对其爱国主义思想的浸润、吃苦奋斗精神的培养及国家总体安全观念的形塑[11]。卢作孚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军事化训练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不仅使得民生公司在其后民族危难之际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为中国近代化职业教育培训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面对当今社会重知识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功利教育导向，提倡军事化训练，提倡吃苦耐劳，提倡身心健康以换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教育理念可谓是先进且有效的，是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设计中值得参考和借鉴。

3.集团生活模式提高集体意识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分工也带来了社会整体结构的分化，而社会正是由分化的不同领域的相互协调分工与合作所组成，以达到一种“有机团结”的秩序状态[12]。可以说分工和合作的产生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民国时期所经历的单一家庭(家族)的结构单元瓦解后，经过以职业为纽带的链接形成集团化的生产、社会生活新模式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费孝通在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长期观察后凝练而经典地概括为“差序格局”，指出中国人不像西方人一样有团体生活，皆为个体生活的延展放大而已。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也指出中国人的两重社会生活，那便是以家庭为第一重，以家族、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圈，而其中的家庭就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核心单元，其余的社会关系皆为家庭关系向外扩大所致，卢作孚的观点与费老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形成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两重社会生活结构对于皇权不下乡的传统农业社会是最为稳定的结构，然而对于民国时期的近代社会而言这样的结构却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的最大阻碍。因此，卢作孚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完成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向以集团生活为中心的转变，这也是卢作孚领导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着力方向，即“集团生活没有改变不能学现代”[13]。如何才能完成这样的转变进而实现集团化生活呢?其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职业化分工合作的推行，职业分工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产物，职业越是细分和专业化越是需要合作，而通过集团化生活的方式可以很好地整合分工与合作，实现职业之间有机的平衡，达到培养集体意识的目标。

正如有人称，“卢作孚百年前的现代化集团生活试验如同黄种人打破‘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一样打破了中国人天生就‘一盘散沙’的观念，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合适的组织下，他们是可以进入现代化的团体中并发展出良好的团队精神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组织和领导现代化的团体”[14]。卢作孚通过职业教育训练提升组织的群体意识的做法可以说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范例。以孝悌为核心的礼俗文化虽然土崩瓦解，但优良的传统还需要保持和发扬，勤和俭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大法宝。在开展集团化生活的同时卢作孚提出“大胆生产，小心享受”的口号，让青年们勤学苦练、业精于勤、勤俭持家，而不去追求奢靡享受、纸醉金迷、互相攀比的生活，培养出青年人积极向上、成熟乐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成效

文化是一个组织内部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价值，当大多数成员都遵循某种价值并去行动时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会影响认同这种文化成员的行为。不论是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的观点都肯定了这种制度化的文化所形成的组织认同对于组织成员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15]。在卢作孚倡导下所开展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很难用数据去衡量其成效，但民生公司在抗战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却是职业教育运动卓有成效的最好背书。民生公司职工们所展现出的“民生精神”无疑是卢作孚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产物。

1940年6月12日，宜昌城全面失守。此时长江南岸上仍停泊着多艘三北公司、招商局、民生公司等多家轮船公司满载着战略物资的船只亟待撤离，但宜昌沦陷的消息令很多领江闻风而逃，眼看这些中国船只和战略物资即将落入日军之手。翌日42岁的大领江杜国祥在卢作孚的授意下带领8名民生公司水手，慷慨潜入失陷敌手的江对岸，将满载抗战战略物资的6艘船只冒着日军枪炮向上游驶回南津关[16]。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重大火灾。朝天门码头和两江沿岸建筑物均付之一炬，并殃及两江船舶。国民党空军第十运输站有三只木驳船满载炸弹和燃烧弹泊于江边，若这样多的炸弹被引爆，江边避火的数万难民将命毙一瞬，南北两岸沿江的房屋船舶无有幸存。危情时刻，民生公司船务处襄理兼港务课主任谢萨生率领民生职工，用民生公司的“生动”号小火轮去把炸弹船拖走。在大火中，为施拖炸弹船、疏散群众、救火等义勇行为包括谢萨生在内的46名民生职工因公殉职。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文长仲只有19岁，1947年进民生公司工作才二年时间[17]。

正是卢作孚所提倡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中集团化生活、军事化训练等职业化教育使得这些职工能够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这也正如民生公司刊物《简讯》第1013期《追悼大会专刊》中的悼词写道:“我们要即身看到民生精神和民生意义地完全成功!”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以付出沉重代价(牺牲76名员工，117名员工伤残，16艘船舶被炸沉炸毁)，换取被晏阳初称颂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的胜利。徐盈评价其为“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那些局面”[18]，然而英国敦刻尔克大撤退与宜昌大撤退不同的是，前者是举英国国家之力完成的战略大撤退，而后者是以一家民营企业承担的国家战略物资和人员大转移。这是民生精神的成功也是企业动员的成功，更是卢作孚对青年职业化教育运动的成功。正如章乃器所言:“行里求知，因知求行”[19]。青年固然应该从书本中求知识，更应从实践锻炼中求得知识，并在实际行动中证明所学得的知识。那么民生公司职工的种种实际行为充分证明了卢作孚以及民生公司倡导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生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真知，其中青年的职业化教育运动就是培养和塑造“民生精神”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四、民国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历史经验

1.技能和美学是青年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卢作孚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给与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行为”[20]。职业教育的主要目在于训练青年学生的行为，知识作为经验积累凝聚后的载体固然重要，但是技能必须依靠习得，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关于青年职业教育运动中“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与孙中山主张的“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颇为相似，对于孙中山称的第三类“不知不觉”的普通大众青年实行家“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是最好的职业发展的指引。然而更值得学习和提倡的是卢作孚提出针对青年学生最要紧的两点:“第一点是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第二点是教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21]。这可以说是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中的技能教育与美学教育相结合，也可以说是现代化教育理念中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卢作孚自己的话说是“培养出来的小孩子，一方面是能干的，一方面是快乐的”[22]，这样的理念不仅体现在青年职业教育当中，而且完整地贯穿于卢作孚的社会建设的实践论当中。技能教育和美学教育的融合应是职业教育自始至终提倡的理念，把身体的劳作和心灵的放松结合在一起成为青年职业教育运动追求的目标在现在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性。

当前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在职业技术、技能训练的设备、场地、环境等方面竞相投入、不惜重金。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23]。目前的职业教育的投入更多体现在设施、场地等物质投入，把职业教育简单地等同技能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把以就业为导向，错误地追求为以就业为宗旨，这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办学倾向，使得职业教育的目标脱离了育人本质。从职业教育培养人性的本质来看，职业美学是最高目标，就是要让青年在劳动过程中，引导他们能够欣赏自己的职业，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另外一方面就鼓励他们创造出具有美学需求的产品。如果把职业教育分为四个层次—知业、就业、敬业和乐业，那么目前青年职业教育更多集中在前两个层次，而对于培养青年的敬业和乐业，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民国时期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提出“快乐的工作”等理念并付诸实践，着实为今天的青年职业教育指明了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

2.比赛与竞技是青年职业教育的重要方法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社会学的视野中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彼此协调行为并联合而成的团体[24]。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变迁中，组织的重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构建不同于以往受制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新型组织形式更是现代化变迁中的关键，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者无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付诸实践[25]。卢作孚在领导青年职业教育运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打破传统集团束缚建立现代组织形式的必要性:“我们现在要创造一个推动社会的动力，这动力就是集团生活。但旧日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已不能适用了，必须创造一个新的集团生活，才能作现代社会的动力”[26]。在卢作孚的构想中，他所要建立的集团生活这样的现代组织形式有三个突出的表现特点，即组织内部成员在生活上相互依赖，组织内部有明确的标准和制度加强组织内部良性竞争，以及组织内部形成具有被组织成员共同认同并能强有力影响其行为的道德精神标准[27]。然而如何让现代组织模式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融合呢?卢作孚指出了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在组织中开展比赛与竞技。当然比赛的是工作、事业和成绩，绝不是请客吃饭、门庭门阀比较。在卢作孚领导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中，比赛与竞技增强整体组织的凝聚力，增进职业青年之间的认同与情感，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在加强自身职业水平互相更加团结的同时增进对整个组织精神的认同，从而更坚定职业发展的决心。

具体而言，卢作孚首先认为:“我们做事的兴趣，可从由两方面鼓动起来。第一是人与人的比赛。这种比赛，要能够摆出来使各个人都晓得，以激起其竞争心。”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职业竞赛方式促进青年热爱职业，在平凡、重复的工作中通过竞技性找出兴趣点，此举与当前的职业技能竞赛、职业水平测验等方式颇为相似。“第二是不断地前进。如像‘民主’[轮]昨日烧四百六十吨煤，今天烧四百五十吨煤，明天烧四百四十吨煤。那么，他以后更有兴趣，一定要努力再减少”[28]。卢作孚倡导职业青年在集团组织生活竞赛中也要跟自己纵向比较，今天的成绩比昨天有进步也可以激发起职业兴趣，这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组织激励思想，也符合心理学中成就动机、自我实现的理论预设。对此，卢作孚曾举例说道，当年他去大连港码头参观时，碰见一位中国话说得很好的日本职员，交谈中该职员对码头的航线、吨位、吞吐货量了如指掌，如数家珍，随口脱出的详细数字既熟稔又准确，让他十分惊叹。然而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殖民我国东北三省，对我国虎视眈眈，觊觎之心昭然若揭之际。卢作孚振臂疾呼“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也做得来;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也做得来”，不仅要在国防、军事上与人比赛，在经济上、职业中也应奋起直追，让每一个青年在职业比赛中找准兴趣点。卢作孚通过集团化的社会组织生活促起一种积极向上、你追我赶、只争朝夕的组织内部氛围，再通过精神的或物质的各种激励来调动青年个体对职业的兴趣和热情，更能强化职业教育的效能。

3.服务社会才是青年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

卢作孚主导的青年职业教育是在宏观的“教育救国”运动的大背景和秉持的“实业救国”思想的具体行动策略作用下开展进行的，因此在他看来，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社会和帮助社会。“我们是从个人的活动，变到社会的活动，一方面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而活动，而是为了社会而活动;他方面不是个人独立的活动而是社会组织中间的活动;例如医院的医生是为了社会的病人而活动，而又各活动于医院一个社会组织当中”[29]。卢作孚认为其中含有两层意义，个体在社会中的职业行为本身是对自己最好的训练，同时也是对社会最好的帮助。在卢作孚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有其狭隘的地方，那就是看重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因此一个家庭或者一群亲友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这家庭或者这群亲友成功，所以“大家只求个人出路，不想到国家民族;所以一直到现在，虽然成功了若干人，社会乃至于国家却被这些人毁坏了”[30]。在他看来，有必要打破以血缘继承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依赖关系，建立以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个人依靠事业，事业依靠社会的新的共生共享关系。

卢作孚进一步指出“我们这样训练人，不是要求他们仅有一种自找饭吃的能力。自找饭吃还算是中国人优为的，还不算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普通的缺乏—缺乏要求、缺乏习惯、缺乏能力—乃为如何帮助社会”[31]。培养训练具有职业素养的青年的目的，不只是教会他们寻找饭碗的能力，而是让他们在具体从事职业的同时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卢作孚提出青年不应只为个人谋福利而应为社会找寻出路，“我们是为社会而读书，是为社会找出路，绝对不是为自己找出路”[32]。其在较低层次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帮助社会排除灾害，在较高层次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帮助社会创造福利，青年应将职业教育后的能力提升和对社会的帮助回馈作为个人职业价值目标。“培养人的目的，即在事业上，而事业的目的，是在社会上”[33]。从个体的生存发展升华为个体通过事业的贡献上升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是卢作孚所始终秉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卢作孚领导的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最宝贵的品质。

五、结论

从容闳提出“近代化的机器生产，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工，因此提倡设立实业学校”[34]，到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再到“可建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推行继续教育的盛宣怀[35]，再到“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将实业和教育相结合的张謇[36]，最后到黄炎培所提倡的“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国家效用”[37]，构筑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的脉络。然而，卢作孚以及其领导的民生公司因为地处西南地区，而且其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突然辞世，使得其青年职业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不被大众与学术界熟知。通过对当时卢作孚领导的社会建设中职业教育运动的社会学考察，总结了其三大特点、成效及其历史经验，希望能拓展中国青年职业教育的视野和角度，并为当下中国青年职业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正如有人认为:“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38]。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指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39]。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报告中所指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主要是针对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而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要群体是应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和农民工。这样的举措与民国时期卢作孚倡导的青年职业教育运动理念颇为相似。卢作孚“工兵要工人化，工人要军事化”的思想将四川各军阀裁撤下来的士兵和嘉陵江峡防团务局赋闲的防匪士兵经过职业化训练后，或充实到社会事业建设单位，或招募为民生公司等企业职员，又或直接去开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同时卢作孚认为工人应有强健的体魄、向上的思想和团结的精神，他多次在北碚举办茶房、水手技能训练班和军事体能训练班，可以说民国时期青年职业教育运动所奉行的理念与当下“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40]。

恰逢“五四”青年运动100周年，遥想百年前的今天，既有那些在面对国家危亡、主权沦丧时展现出义愤填膺、慷慨赴国难的激情、热血、大无畏的一面的青年们，亦有俯首甘为孺子牛，默默无闻为国家、社会和民族做贡献的青年们。青年职业教育运动正是反映民国时期青年们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尝试和探索。“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41]，这样的理念100年来一直未变，民国时期传统礼俗社会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以至于国力维艰、列强觊觎，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滚滚浪潮不仅是有识有志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青年们的夙愿。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剧变，重大社会问题时有爆发，青年一代如何在国际形势云波诡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洪流当中找准定位、勇立潮头是青年职业教育新的历史使命。尽管卢作孚认识到青年职业教育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功的基础上，但是考虑到民国社会凋敝状况，注定了那场职业教育运动不可能获得持续的成功，但是卢作孚所呼吁的“故每个青年中学生，都应该认清学校培养人才，是盼望社会成功，而不是盼望个人成功，盼望为社会谋出路，不是为自己谋出路”[42]，对当下青年职业教育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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