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关键词：留守经历；主观幸福感；时长效应；时间窗效应；监护效应

作者简介：刘志军、杨帅、王岩，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人们关心的重点逐渐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Diener，2000）。总体来看，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程度、财富状况、健康水平等个体性因素（邢占军，2011；黄嘉文，2013）；二是过往经历、所处时代变迁等结构性因素（Yang，2008；曾迪洋、洪岩璧，2016）。换言之，个体当下的幸福感不仅受当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受过往人生经历的影响。“留守”作为一种童年经历，可能是影响个体成年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中西部人口也逐渐向东部大规模流动，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Zhang，2004），这导致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的产生（叶敬忠等，2005；Xiang，2007）。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其中，流动人口为3.76亿。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留守儿童问题都将在中国社会持续存在。

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抚育，会使得留守儿童身心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叶敬忠等，2005；谭深，2011）。以往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聚焦于留守经历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当期和中短期影响（Lahaie，et al.，2009；Schmeer，2009），缺乏将留守经历置于个体生命历程之中的宏观视野，从而忽视了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且对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幸福状况关注尤为不足。同时，这些研究由于过于强调留守与非留守之间的差异性和留守群体内部的同质性（江立华，2011；陆继霞，2011），忽视了留守儿童内部因为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的不同而产生的异质性，导致对留守儿童成年后幸福感的内部差异重视不足。

因此，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将“留守经历”作为个体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数据，考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留守群体内部的幸福感差异，以期从一个侧面来揭示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与留守群体的内部异质性。具体来看，本文主要关注四个问题：童年留守经历及留守时长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长期影响；留守经历结束后，这种影响是否会随时间的增加而减弱；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留守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是否存在关键窗口期；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留守时监护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留守经历造成的生理影响和心理冲击

当前有关留守经历对个体当期和中短期影响的研究已有很多，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尽管在留守会对个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争论，但多数研究认为，父母的陪伴、照料和关爱在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留守经历会给儿童的身心发展带来负面影响（Bonke and Greve, 2012）。

首先，留守经历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父母外出务工不仅会降低留守儿童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增加留守儿童的患病概率（Schmeer，2009；李钟帅、苏群，2014；赵晓航，2017），还会增加儿童沾染不良习惯的风险，如吸烟、饮酒、沉迷于网络等（Gao，et al.，2010；王锋，2017）。而且，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降低了亲子间情感交流的频率，致使留守儿童不仅与父母的情感出现疏离，还会产生冷漠、内向、孤独、自卑等心理问题，表现出人际关系敏感、社交退缩、不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特征（叶敬忠等，2005；Lahaie，et al.，2009；陆继霞，2011；刘志军，2021）。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儿童的这种负面情绪不仅没有被消减，反而会在社交心理上呈现从自我孤独向社交回避的“内化→外化”转变（张婷皮美、石智雷，2021）。

其次，留守经历对个体的负面影响具有中短期效应。有研究发现，即使外出务工的父母在子女的童年期返乡，也不一定会逆转或弥补曾经缺席的后果，有留守经历的儿童在情感交流、同伴关系、亲社会行为等方面依然面临社会心理障碍（Zhao，et al.，2017；Wang，et al.，2019）。并且，留守经历会对个体成年早期产生影响。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不仅消极情感更多，还呈现留守时间越长，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程度越低的特点（王玉花，2010；周春燕等，2014；姚远、张顺，2018）。对有留守经历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也发现，留守经历一方面会对人际交往产生负面影响，留守时间越长，社交困难越大（刘志军、徐芳，2020），另一方面，也会使其更有可能处于精神健康高危状态（刘志军，2019）。

此外，不同阶段留守对留守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不过，究竟哪一阶段的留守带来的负面冲击更大尚存争议。有研究认为，幼儿期的留守经历对个体造成的影响更大，不仅会对留守儿童的当下心理健康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Liu，et al.，2009），还会对留守者青年早期的主观福祉造成最严重的负向冲击（姚远、张顺，2018）。但也有研究发现，各阶段留守对个体成长发展的不同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不相同：就社交困难而言，小学及初中阶段留守造成的消极影响最明显（刘志军、徐芳，2020）；就精神健康而言，学前和初中阶段留守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刘志军，2019）。

综上所述，关于留守问题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首先，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留守经历对儿童身心状况的当期和中短期影响，忽视了留守经历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即使有一些研究注意到留守经历的中长期影响，但也只是将重点集中在留守经历对成年早期的影响上，而这种经历是否会对一般成年人群体产生持续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索。中国大规模留守儿童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段成荣、周福林，2005；叶敬忠等，2005），并一直持续至今。从时间节点来看，第一批留守儿童如今早已成年，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为学界研究留守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次，已有研究主要从留守经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讨论，忽视了对这种负面影响能否随着留守结束而逐渐消失的探讨。此外，虽然部分研究涉及留守经历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但也主要是基于同质性影响，忽视了留守群体内部因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因素产生的幸福感差异。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由一系列角色和事件构成的人生轨迹会受到社会结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某些重要事件会形成里程碑效应，并产生持续的影响（埃尔德，2002）。生命历程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将微观个体的生命事件置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之中，关注嵌入社会历史背景的生命轨迹（trajectory）；二是将个体生命事件置于漫长的生命历程之中，将时长（length of time）、时机（timing）、转折点（turning points）等作为核心概念，关注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对个体命运产生的后续长期效应。关于如何把留守儿童嵌入国家社会变迁的论述已有很多（叶敬忠等，2005；Xiang，2007；江立华，2011；谭深，2011；张学浪等，2013），但对留守经历长期效应的关注仍有很大不足，本文主要聚焦于后者。琳达·乔治（George，2014）进一步总结了生命历程研究中的四个重要的时间效应：“暴露时长效应”（Length of Exposure），即个体暴露于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时间越长，产生特定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时期依赖效应"（Duration-Dependence），即如果某一事件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没有发生，那么随后阶段发生该事件的几率将会很小；“时机和关键期效应”（Timing and Critical Periods），即特定的事件或经历发生在个体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转折点或里程碑效应”（Turning Points or Milestones），即一些重要的事件、经历或转变会永久或长期地改变既定轨迹的方向。本文将沿着上述思路考察留守经历产生的长期影响。

1. 留守之创：留守及其时长的持久效应

发生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如同一个转折点，可能会永久或长期地改变个体既定的发展轨迹（George，2014）。个体成年后的差异可以追溯到生命历程的早期。童年期留守即可被视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个体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而留守，生活从父母陪伴变为父母双方或一方缺席，这不仅会造成子代与父代的感情疏离，负面影响还会泛化到子代与同辈群体的交往，使其产生社交退缩、焦虑等问题（梁洁霜等，2019），这种影响甚至还会有持续性，影响个体成年后的疏离感状况（刘志军、徐芳，2020）。此外，留守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比如，有童年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周春燕等，2014；姚远、张顺，2018）。成年群体作为青年学生的宽泛外延，虽然在时间线上距离过往留守经历更久远，在群体身份上内部组成更复杂多样，但留守作为个体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和关键转折点，对幸福感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会消失。因此，本文提出留守经历的“长期效应假设”：

假设1：与没有留守经历的个体相比，有童年留守经历者成年后的幸福感更低。

个体暴露于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时间越长，产生特定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George，2014）。默顿在对科学界职业分层的研究中发现了“累积优势效应”（Cumulative Advantage），即科学家早期职业绩效的回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并在职业后期产生更大的成功（Merton，1968）。也就是说，个体或群体建立在关键性资源（如职业地位、财富或健康）基础上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有利条件可能带来更多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不平等不断累加的过程。同样，不利条件增加了新的不利条件出现的可能”（埃尔德，2002：440）。不同于职业分层研究中对累积优势的关注，不平等研究更聚焦于累积劣势（Diprete and Eirich, 2006；石智雷、吴志明，2018）。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的高学历者在就业市场中更不容易找到与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一旦出现“教—职”错配，他们就会被长期分配在该职业位置上，并且这种错配会给他们带来持久的“伤疤效应”，即最初的错配会产生累积的不利因素，这不仅使他们难以从错配中恢复，还会不断扩大与白人群体的职业发展差距，进而又导致进一步的种族不平等（Lu and Li, 2021）。关于户籍不平等的研究也发现，农村户籍的高学历者在工作收入或就业质量上处于相对劣势，并且这种劣势会随着时间的增长有扩大的趋势（李骏，2016）。因此，如果将留守视为一种劣势表现形式，那么，与留守相关的初始劣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最终可能会导致留守者与非留守者之间出现某种系统性差异。已有关于留守经历长期影响的研究发现，留守时间越长，青年学生和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精神健康也越可能处于高危状态（姚远、张顺，2018；刘志军，2019）。尽管大学生和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都有鲜明的独特身份印记，但留守时长累积的负面影响依然可能会外推至所有成年个体。因此，本文提出留守经历的“时长累积效应假设”：

假设2：童年期留守的时间越长，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越低。

2. “时间冲淡伤痛”：时间对留守经历负面影响的修复效应

既有研究一直沿着“处境不利导致发展不利”的思维进路探讨留守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忽视了“伤痛如何修复”。埃尔德（2002：449-452）发现，虽然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会在人们身上留下痕迹，但大萧条的孩子直到中年都遵循一条具有恢复能力的轨迹，逐渐使生活好转。“心理弹性理论”也指出，个体在经历创伤后会有一个恢复过程，这种恢复的弹性可能源于自我潜能、社会支持或时间冲淡，使个体适应和抗压能力逐渐增强，可以从创伤中慢慢走出来（Nettles and Pleck, 1994：157）。

虽然亲子分离会对留守者当期和中短期的身心状态产生很强的负面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守者可能会逐渐适应并调整身心状态。尤其是当留守作为一种过往的经历时，对个体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有研究发现，留守者的精神健康与留守时长并非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型关系，长时间的留守生活反而会增强留守者的抗逆力（刘志军，2019）。按照上述逻辑，是否意味着随着结束留守时间的增长，留守经历对个体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渐变小，甚至消失？基于此，本文提出结束留守时长对留守负面影响的“修复效应假设”：

假设3：结束留守时间越长，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越高。

3. 时间之窗：留守阶段的差异效应

特定的事件或经历发生在个体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George，2014），但哪个阶段的留守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最大仍然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儿童早期（学龄前）的成长经历与后期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家庭是个体早期社会化最重要的渠道，与家庭成员亲密互动交流会帮助儿童与主要照料者建立情感连接，进而形成一种“内部运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s，简称IWMs），即儿童会根据主要照料者的反应来评估自己被接纳的程度，从而形成关于自我、主要照料者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模式（Bowlby, 1969, 1982）。因此，安全型依恋关系不仅会为儿童的生存提供物质保障，还能提供情感支持，有助于儿童顺利完成早期社会化。实证研究发现，安全依恋有助于儿童形成积极互惠的人际取向，表现出更强的情感理解、合作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Thompson，2008）。当儿童与主要照料者之间的安全依恋关系因分离被打破时，就会产生陌生情境，导致儿童出现抑郁、自卑和焦虑，产生心理挫伤，对情绪发展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Thompson，2008；王锋，2017）。

埃里克森（2015）的人生成长“八阶段理论”则指出，青少年时期（12—18岁）是个体自我角色形成和在集体中确立情感位置的关键期，个体在这一时期会经历同一性危机。亲子分离和同辈群体的不稳定会导致个体的社会融入困难，形成冷漠性格（唐有财、符平，2011）。研究发现，初中留守对儿童造成的心理危害比小学更严重（王树明等，2011），同时对个体社交困难、社会融合造成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刘志军、徐芳，2020；刘志军，徐蕾蕾，2021）。因此，本文提出一对关于“留守早晚效应”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4a：童年期留守阶段越早，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越低；

假设4b：童年期留守阶段越晚，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越低。

与父母的日常互动是儿童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而留守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即是负责照料儿童日常生活的直接监护人的变动，这导致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连带也发生变化。在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儿童的监护人是谁不仅直接关系生活照顾的好坏，还涉及社会互动、情感维系等方面的培养与发展，进而对行为、教育、心理等产生影响（叶敬忠、王伊欢，2006）。在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中，单亲监护（以母亲监护为主）和祖辈监护是最主要的两种类型。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17年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5年中国有留守儿童6 877万，其中，单亲监护占53.14%，祖辈监护占20.63%。其实，无论是单亲监护还是祖辈监护，都意味着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位，这会使孩子缺乏社会连带与社会支持，失去对父母和家庭的情感寄托和认知，带来焦虑与不安（黄斌欢，2015）。相关研究发现，母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降低儿童的总体幸福感，增加消极情绪（高亚兵，2008；范兴华，2011）。并且，这种因家庭结构变化产生的父母抚育缺位和社会连带缺乏，不仅会带来当期的负面影响，还可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冲击。

进一步看，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对留守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存在某种系统性差异。单亲监护意味着核心家庭结构被拆分，即使父母中的一方可以给予留守儿童较好的生活照料，仍会面临情感缺失、亲子沟通不足等问题，进而影响身心健康的发展（范兴华，2011）。祖辈监护下的隔代照料则可能因为溺爱和代际差异，只重视对留守儿童物质上的满足，忽视对思想的引导和行为的管束，容易形成“引导真空”和“管束空挡”，使留守儿童面临内部或外部问题危机（Patterson，1986；叶敬忠等，2005；范兴华、方晓义，2010）。不过，究竟哪种留守时的监护类型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对关于留守时“监护效应异质性”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5a：在各阶段，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且单亲监护的负面影响大于祖辈监护。

假设5b：在各阶段，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且祖辈监护的负面影响大于单亲监护。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8）数据。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收集，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等议题。样本覆盖中国28个省市区（港澳台地区、海南、西藏和新疆除外），调查对象为15—64岁的劳动人口和64岁以上仍在工作的群体。CLDS2018针对1980年后出生的受访人群专门设置了有关留守经历的题目。因为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幸福感的长期影响，因此选取了1980年后出生且18周岁及以上的人（即1980—2000年出生者）作为分析样本，并采用基于链式方程的多重插补方法填补了分析数据在自变量上的缺失值（Von Hippel，2017），最终共有4 093个有效样本进入分析。

(二) 变量

1.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该变量包括“生活过得是否幸福”“对生活状况是否感到满意”“对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感到满意”三个维度，由被访者从1到5打分，分值越高，表示越幸福/满意。本研究使用主成分法对这三道题进行因子分析，其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57，KMO值为0.6559，适合做因子分析。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1个公因子，命名为“主观幸福感”，该公因子可以解释掉原有题目的73.80%。

2. 自变量

留守经历 留守儿童通常是指因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或经商而被留在老家半年以上的未成年人（段成荣等，2013；刘志军，2018）。CLDS2018询问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成年被访者在各个教育阶段“主要和谁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本文参照刘志军（2018）的做法，将在学前、小学或初中阶段凡是父母有一方不在身边的情况，都视为具有留守经历，编码为1，而将从学前到初中阶段父母都在身边的情况视为没有留守经历，编码为0。由于问卷中询问的是被访者在各教育阶段“主要和谁生活在一起”，因此可能存在将“随父母一方流动”视为留守的情况。根据段成荣等（段成荣、梁宏，2004；段成荣、周福林，2005；吕利丹等，2018）利用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资料所汇总统计的数据可知，2000年中国留守儿童为2 290.45万，流动儿童为1 409.7万，其中，与父母一方生活的比例分别为43.83%和6.9%。经计算可知，该年度与父母一方生活的儿童总量为1 101.17万，其中，流动类型仅占8.83%。考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儿童随父母一方流动的比例只会更低。综上所述，本文将“主要和父母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子女视为“留守儿童”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留守年数 因为很多受访者具有多阶段留守经历，为便于考察留守时长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生成了“留守年数”变量。具体转化方法为：“仅学前留守”=6年，“仅小学留守”=6年，“仅初中留守”=3年，“学前、初中留守”=9年，“小学、初中留守”=9年，“学前、小学留守”=12年，“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全留守”=15年。

结束留守年数 受访者结束留守年数是通过受访者在调查年份时的年龄以及受访者结束留守的阶段倒推得到的。例如，如果A在2018年接受访问时的年龄为30岁，其留守类别为“仅在学前阶段留守”，则结束留守的年数为24年；同理，如果A在小学阶段结束留守，则结束留守的年数为18年；如果在初中阶段结束留守，则结束留守的年数为15年；如果A没有留守经历，则在本变量没有取值。换言之，结束留守年数和留守年数一样，都是有留守经历群体的内部比较。

留守阶段 通过对学前、小学和初中阶段单独赋值，生成“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三个变量，表示个体在该阶段是否有留守经历，其中，“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

监护类型 根据受访者在各教育阶段“主要和谁生活在一起”来确定监护类型。与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为“双亲监护”，编码为1；与父亲或母亲一方生活在一起为“单亲监护”，编码为2，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为“祖辈监护”，编码为3。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主观阶层地位（1—10分值）、自评健康（“健康”=1，“不健康”=0）、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婚姻状况（“在婚”=1，“不在婚”=0）、工作经历（“有过”=1，“没有过”=0）、现在户籍类型（“非农”=1，“农业”=0）、党员身份（“党员”=1，“群众”=0）、性别（“男”=1，“女”=0），以及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其中，受教育年限、主观阶层地位、个人年收入（取对数）、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为定距/定序变量，进行了标准化。

(三) 方法

本文研究的关键是估计曾留守者与未曾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中，先用OLS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基本结果。考虑到个体童年时期是否有留守经历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即一个人有留守经历的概率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本文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并用匹配后的样本对相关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数据偏差和混杂因素所带来的干扰，缓解可观测变量的系统性差异。

在具体研究中，本文预测倾向得分的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0）、出生时户籍（“非农”=1，“农业”=0）、受访者14岁时父辈职业地位及其平方（按照职业大类声望由低到高排序，分值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出生时所在地区（根据受访者所在省份，将受访者所在地区区分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并分别编码为1—4）以及受访者的出生队列（以5年为一代，划分为“80后”“85后”“90后”和“95后”，分别编码为1—4）。在此基础上，分别以“是否留守”“学前是否留守”“小学是否留守”和“初中是否留守”（四个变量编码都是“是”=1，“否”=0）为因变量，拟合了4个Probit回归模型（见后文表 5）。

表 1列出了多重插补后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共有763人有留守经历，占总样本的18.64%；有439人曾学前留守，477人曾小学留守，601人曾初中留守。在有留守经历的人中，平均留守9.57年，平均结束留守13.53年。本文进一步比较了曾留守者和未曾留守者的主观幸福感均分，T检验发现，二者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差异（p < 0.001）。

四、研究结果

(一) 留守经历、留守时长与主观幸福感

表 2显示了留守经历、留守时长和结束留守时长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模型1为未控制任何变量时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较于未留守者，有留守经历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要低0.163个标准差（p < 0.00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可以发现，虽然有留守经历者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比未留守者从低0.163个标准差变为0.116个标准差，且显著性降低，但有留守经历者的幸福感依然比未留守者低（p < 0.01）。这一结果证实了假设1，说明留守作为人生轨迹中的重要转折点，会对个体造成长期影响，即使成年以后，这种负面影响依然存在。

表 2的模型3进一步比较了留守群体内部基于留守年数的幸福感差异，可以发现，个体的留守时长每增加1个标准差，成年后主观幸福感会降低0.063个标准差（p < 0.05）。假设2得到证实，换言之，在留守经历中存在“累积劣势效应”，即留守时间越长，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冲击越大。综合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说明，留守经历不仅会对个体造成当期和中短期负面影响，也会对个体造成长期的负面冲击，且留守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大。

(二) 时间之创：时间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

表 2的模型4进一步比较了留守群体内部基于结束留守时长而产生的幸福感差异，可以发现，结束留守时长每增加1个标准差，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会提升0.035个标准差，但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随着结束留守时间的增加，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会显著提升，假设3未被证实。那么，结束留守时长的幸福感效应是否会因为留守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模型4到模型6分样本查看了学前、小学和初中开始留守的人结束留守时长对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学前、小学还是初中开始留守，随着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都不会有显著回升。这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哪一阶段的留守经历，给留守者带来的不只是长期影响，甚至可能是永久和无法修复的负面影响。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模型3到模型7均是留守群体内部比较，且模型5到模型7是各阶段留守样本的内部比较，因此样本量较小，样本内部异质性变大，使得模型6和模型7中结束留守年数的标准误较大。

(三) 时间之窗：留守阶段的效应

表 3的模型1到模型7分别展示了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全留守，以及这三个阶段分别有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模型2、模型4和模型6是全样本，模型3、模型5和模型7是留守样本。由模型1可知，学前、小学、初中三个阶段均留守会使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降低0.201个标准差（p < 0.001）。由模型2、模型4和模型6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个阶段留守，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学前、小学和初中三个阶段的留守者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比未曾留守者分别低0.206（p < 0.001）、0.131（p < 0.01）和0.111（p < 0.01）个标准差，在负面影响程度上呈现“学前留守> 小学留守> 初中留守”的特点，说明个体留守的阶段越早，对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且越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a，假设4b没有被证实。模型3、模型5和模型7进一步在留守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学前留守者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比学前未留守的留守者低0.189个标准差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5），而小学留守者与小学未留守的留守者、初中留守者与初中未留守的留守者之间在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进一步说明学前留守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最大。上述结果表明，对个体的成长发展来说，学前阶段是一个关键窗口期。在这个最需要父母照料和早期社会化的关键期，因父母外出务工或经商导致的亲子分离会对留守者的心灵造成严重甚至无法修复的负面影响。

表 4的模型1到模型6进一步区分了各留守阶段监护类型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为包含未留守者的全样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学前、小学还是初中阶段，与双亲监护（即未留守者）相比，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且这种负面冲击呈现“单亲监护 > 祖辈监护 > 双亲监护”的特点。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5a而拒绝了假设5b，即在各阶段，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且单亲监护的负面影响大于祖辈监护。

表 4的模型2、模型4和模型6进一步在留守群体内部比较后发现，只有在学前阶段，与双亲监护（即在学前阶段没有留守经历但在小学或初中阶段有留守经历）的人相比，单亲监护会给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著负面冲击（低0.237个标准差，p < 0.05），而在小学或初中阶段，与双亲监护相比，虽然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也会给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一方面，只要在某一阶段有过留守经历，即使在其他阶段不再留守，既有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学前阶段留守的单亲监护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大。

(四) 稳健性检验与效应异质性

表 5的模型1到模型4汇报了预测留守、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和初中留守的倾向值得分情况，可以发现，出生时户籍、父辈职业地位及其平方、出生队列和出生时所在地区均可以较好预测个体是否留守。在计算倾向得分后，本文按照近邻1∶4匹配，将有留守经历者与未留守者进行了配对，发现有留守经历组与未留守组之间的标准化偏差基本小于5%，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匹配后得到是否留守、学前是否留守、小学是否留守、初中是否留守的样本量分别为3 634、3 337、3 362和3 485。

此外，我们使用“罗森鲍姆界限”（Rosenbaum Bounds）对上述倾向值匹配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检验在预测倾向值时是否忽略了某些关键混淆变量，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表 6可知，对于“是否曾留守”的匹配结果而言，当Gamma系数取值为1.2时，已有结论就变得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童年期留守经历确实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便我们已经在模型中尽可能多地控制了一些个体、家庭和地域层次的可观测变量，还是无法有效控制所有同时影响个体童年期留守和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变量，比如，父母对子女的喜爱程度，以及父母的教育理念、社会关系网络、情感关系等。而且，这些因素大多是不可观测的，难以反映在调查数据中。此外，通过敏感性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对于“学前阶段”的匹配结果而言，当Gamma系数取值为1.3时，已有结果才变得不显著；而对于“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的匹配结果而言，当Gamma系数取值分别为1.1和1时，已有结论就会变得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小学或初中阶段相比，同时影响学前阶段留守和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可观测因素相对较多，因此结果相对更为稳健。换言之，相较于小学或初中阶段留守，学前阶段留守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前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核心是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很多影响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如当前阶层地位、当前健康状况等，并不影响童年是否留守，因此，利用匹配后样本的同时，纳入只影响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而不影响留守的因素，有利于进一步观测童年期留守经历对其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净影响效应。表 7汇报了利用匹配后样本所做的曾留守以及各阶段留守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与前文研究相同的发现：首先，曾经的留守经历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冲击；其次，各个留守阶段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各个阶段的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冲击在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程度两方面均呈现递减趋向，即学前留守的负面影响最大（降低0.197个标准差，p < 0.001），小学留守其次（降低0.105个标准差，p < 0.05），初中留守最小（降低0.097个标准差，p < 0.05）。这验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即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冲击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

利用匹配后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依然只能显示留守以及各阶段留守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效应，而对不同倾向得分的群体来说，留守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具有异质性。图 1展示了基于倾向得分的留守效应异质性估计，以及各阶段留守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如何随着倾向得分的增加而变化的，可以发现，图 1-1至图 1-4基本呈现了留守倾向得分越高，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冲击越大的趋势。图 1-1为有留守经历的异质性估计，可以发现，留守的倾向得分越高，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冲击就越大，且留守倾向得分大约从0.2开始，即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负面冲击具有统计显著性。从图 1-2到图 1-4显示了从学前到初中阶段留守经历的倾向得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中，学前阶段留守倾向得分（95%的置信区间）未包括0的范围最大（0.09到0.27），初中阶段留守倾向得分（95%的置信区间）未包括0的范围最小（0.2到0.3），小学阶段留守居中（0.13到0.26）。这也进一步说明，学前阶段留守更可能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小学阶段留守次之。

五、结论与讨论

由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17年联合发布的数据可知，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共有6 877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5.36%。随着城镇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日益频繁，城镇留守儿童规模迅速增加成为近年的新趋势，已从2000年的310万增长到2015年的2 826万。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他们的成长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持续关注。

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聚焦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留守”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个体造成的长期持续影响以及留守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过往留守经历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长期持久的负面影响。留守与否将儿童划分为两类不同的群体，经历留守不仅会对留守者产生当期和中短期负面影响，还会对个体造成长期负面影响。第二，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具有“双重时间效应”。一方面，童年期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就越大，具有明显的“累积劣势效应”。这与既有研究结果（姚远、张顺，2018；刘志军，2019；刘志军、徐芳，2020）一致，且本文将这一结论的适用性进一步扩展到所有有留守经历的成年群体。另一方面，随着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会明显回升，这表明，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冲击，难以修复。第三，特定的经历在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留守经历中存在“关键窗口效应”。尽管童年期各个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同留守阶段产生的影响大小和持久性是不同的，其中，学前阶段是“关键窗口期”，与其他留守阶段相比，学前留守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换言之，儿童早期是个体生命发展的敏感期（Cunha and Heckman, 2007），因此，“无论怎么强调幼儿时期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赫克曼、罗斯高，2019）。父母的亲情关爱和有效监护在保障儿童早期的健康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能促进儿童形成和维系安全型依恋关系。第四，无论在哪个阶段，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 > 祖辈监护 > 双亲监护”的特点，尤其是学前留守时的单亲监护，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最大的冲击。至于为何单亲监护的负面冲击比祖辈监护更大，很可能与留守在家的单亲面临较大的养育和生活压力及代际压力濡染机制有关。囿于数据限制，我们未能对此猜测做出验证，有待后续做进一步研究。最后，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验证了童年时期各阶段的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

外出务工或许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决定孩子命运的是父母的养育质量，而不是收入本身”（赫克曼、罗斯高，2019）。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过早地外出务工，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当外出务工不可避免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晚外出、短外出，是对自己子女健康成长的次优选择。政府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做好近年来在全国铺开的儿童主任制度的设计与落实，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整合利用教育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多种渠道的资源做好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工作；二是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规模，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流动政策，积极推动家庭整体迁移，同时扎实推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支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合理回流，在家乡即可共享发展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