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的母职化是现代社会母职转型的新形态，是在高度竞争性教育下，家庭应对教育私向化趋势而对母职进行重构的结果。教育母职化给母亲带来较大的负荷，使女性在子女学业和个人职业发展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激烈，产生了较深的母职焦虑。此种负面情绪在群体间弥漫扩散，由此成为一种“公共麻烦”。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微观领域个体心理困扰的社会化，促使了教育过度竞争等议题公共化，推动了教育公共性的系统变革并有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推动包括亲职共担在内的家庭性别关系平等化的变革；为母职实践带来突破困局的发展动力，也为部分女性在个体发展实践中提升自身文化资本和拓展职业道路带来新的资源。

关键词：母职研究/教育母职化/家庭性别关系

作者简介：杨笛、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焦虑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某些人群的综合征，比如“母职焦虑”，它正因不断地被书写而凸显。学者吴小英曾有趣地发现，中国社会和学界对“母职”及理论的关注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30年，而就在当下短短几年中，对母职与母职焦虑的关注度就迅速升温，有关母职焦虑的流行网文阅读量动辄可进入“10万+”。为此她曾撰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母职”是如何在中国成为一个热词，又是如何与“焦虑”相勾连的。与此同时，在媒体之外，学界对“母职”的研究讨论也在持续升温中。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母职”“母亲角色”“母亲身份”为关键词搜索，以年度发文量计，2001年之前每年发表量不过个位数，但自2009年开始，相关发表篇数直线上升，到2019年，当年的发文量已超过136篇，明显呈现了该主题由冷到热的变化。当然，面对满屏的“母职焦虑”难免有人要质疑：这种焦虑是否真实？是否是因网络平台炒作而被夸大？亦或是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女性在亲历“为母之艰”后驱动了相关写作，从而大大提高了“母职实践”和“母职焦虑”的能见度？不过从部分公开披露的大数据平台所给的信息来看，似乎中国母职高度焦虑的客观性是具有一定数据支撑的。

学者林晓珊曾指出，母职的焦虑是从“准妈妈”开始的，对母职焦虑的研究几乎涵盖了孩子孕育、抚育、教育的各个阶段。而本文拟将分析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母职的“教育焦虑”之上是因为：第一，尽管我们在研究分析上可以将“养”与“育”分开，但现实中，家庭当下对“育”的关注和投入已高度渗透在“养”的全过程，“教”早自胎儿期就已开始、喂养和心智开发、抚育与良好习性的养成、未来追求卓越的情志培养早已杂糅一处，“育”占据了更核心的位置。第二，中国当下的“母职实践”明显向教育职责倾斜，而当教育成为国家和家庭“投资未来”的一项巨型工程时，研究由此产生的教育母职化和母职因教育重负产生的焦虑，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笔者一方面将继续吴小英“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母职如此紧密地和‘焦虑’相勾连”的追问；另一方面将探讨为什么中国当下的教育会呈现母职化趋向？教育的母职化在把焦虑提到一个新高度的同时，对改变现有的社会系统和性别制度有什么意义，对女性的个体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母职焦虑研究文献梳理及研究方法

从过往有关母职和母职焦虑的研究来看，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可分为母职理论的思辨性建构研究和关注具体母职实践的实证性研究两大类。

（一）有关母职和母职焦虑的理论研究

1. 母职理论：从批判到重塑

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成名作《成为母亲》（Of Woman Born）一书中，将相互交叠的“母职”含义区分为“制度性母职”（motherhood）和“经验的母职”（mothering）两个范畴。前者指“母亲角色”或者“母性”，后者则具有“做母亲”“为母”和“母职实践”的意涵。里奇强调，制度性母职是由主流男性所定义、为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对母亲角色的期待和要求，因而与父权制紧密相关；而作为经验的母职，则是女性独有的个人体验。这一区分对母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一方面延续了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批判传统，对其生成的母亲职责、规范对女性所产生的压迫性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它也指出女性在“做母亲”的实践过程中，是可以通过能动性的发挥实现自我赋权的。这一区分在西方推动了母职研究从批判到重塑的理论转向，也对我国的母职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2.“密集母职”理论及批判

“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是女性主义学者基于北美社会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中产阶级建构出的一整套有关“现代母职”的话语。莎朗·海斯（Sharon Hays）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视母亲为孩子“最理想的照料者”；认为母亲应以孩子身心发展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甚至放弃自己的发展。具体而言，“密集母职”要求母亲全天候不间断地照料、以饱满的情绪提供高质量的陪伴、为孩子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负责，即在时间、情感和责任三方面进行“密集投入”。当下“密集母职的社会期待”业已传输到中国，首先影响城市中产家庭，并逐渐形成以“科学主义加母性主义、智育和卓越取向”的主流养育观念。有中国的女性学人很明确批判“密集母职”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母职标准，导致女性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够称职”，从而对女性形成普遍的“压迫性力量”。

3.母职焦虑之源的探讨性研究

对母职焦虑之源的研究归纳起来有三个分析向度：其一，从现代性角度分析母职如何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被“重构”的。如有研究指出：精细化育儿模式本非中国家庭既往的长期经验，而是因社会转型、国家隐退以及资本侵入导致教育市场化转型等多重因素使抚育高度“私人化”和“内卷化”，抚育责任被一步步限定到母亲身上，并被“层层加码”的结果。

其二，从女性职业发展与做“称职母亲”角色冲突的角度揭示有职母亲的深度困境带来的焦虑。如佟新等学者研究分析指出，由于现有的劳动经济体制和主流母职话语之间存在不相容的矛盾，因此工作和母职间的冲突成为“众多有职母亲挥之不去的难题”。杨菊华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性别-母职惩罚”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市场化的劳动体制如何加深了母职的困境。洪惠芬则指出，现代工业社会制度既设定了“理想的工作者”“理想的照顾者”两套对立的角色标准，又要在工作母亲身上加以整合，这成为有职母亲焦虑的内在根源。

其三，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竞争性教育、教育内卷引发母亲过重的身心负荷而产生深度焦虑。如有研究者指出，母职的科学化、精细化强化了女性“操心者”的角色并带来沉重的精神负载。这种精神负载既由社会主流文化对“完美母职”的高度期待而加重，也因多数“父亲缺席”这一在亲职分担问题上的性别不公（或所谓的“性别差异”）而加深，从而强化了为母的困境体验。

4.“教育母职化”和“母职教育焦虑”：母职再造的新议题

有研究指出，中国当下出现了母职明显向教育职责倾斜的现象，教育“拼妈”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竞争私向化的逻辑以及家庭为应对教育全球性竞争而对母职进行的重新形塑。杨可曾在其研究中提出，中国城市的母亲业已成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这种“母职经纪人化”现象尽管在中国出现时间不久，但在部分学者看来，它已成为一种左右母亲们母职实践和认知的“强势规范力量”。与此同时，在教育母职化的研究中，另一个尚未经严格理论化的概念“母职内卷化”也逐渐兴起，与“母职教育经纪人化”一起成为当下研究中生成的两个极具本土意味的新概念，在未来有可能在母职研究方面进一步激发出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个案访谈、焦点群访、参与式观察，共收集案例39例，其中9例为男性，其中包括三对夫妻。访谈对象主要为高校、企事业单位、医院等从事专业技术和行政工作的人员。此外，在这些实证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在分析部分我们将会结合一定的文献分析法对与本文所提出的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文本解读，以此将个案中微观层面的“个人麻烦”置于公共的分析框架之中。

三、教育母职化：母职新转型

一些基于教育统计和数据库的量化研究发现：当今母亲的教育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益有重要影响，但这些研究都尚未对其关联性的内在机制做出进一步解释。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变迁和在变迁背景下母职被不断重构这一角度对此问题做初步分析。

（一）“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历史上的母职转型略考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亲职分工，特别是士大夫家庭，“教”是父之职，“鞠养”是母之责，父职母责分明。古代也强调母教，但基本将其归于道德教化之范围，且服膺于父教。如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在《内训·母仪章》中开宗明义说：“孔子曰：‘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亲职的分工体现了父严的权威、确立了他们在知识传承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士大夫齐家治国，“课子”即为“齐家”之重要内容。据对曾国藩日记分析所知，“课子”是他每日必做的四件事之一。如家由母亲“课子”，一定是“父亲缺席”而母亲又有家学渊源，例如《红楼梦》中的李纨和《儒林外史》中的鲁小姐。

虽然李纨和鲁小姐都是清代小说中人，且在传统社会凤毛麟角，但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技术与性别》一书中通过对中国母教研究指出，晚期中华帝国确实经历了一个“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式的母道转型——在宋元时期对母亲角色的评价已发生了变化，母亲的学识变得比德行更重要。高彦颐（Dorothy Ko）的研究亦发现，明清时期一些母亲执书课子，成为了传道授业之师。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则是科举制下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宋元时代“精通儒家经典的母亲能够提高儿子科考成功率”的母教效能已得到了广泛认可。因此，与孟母传统榜样并存的，是一股鼓励妇女接受文化教育、以备成为儿子蒙师的“强大潜流”。曼素恩（Susan Mann）的研究也揭示了盛清存在的“承母教”现象，即那些受业于满腹经纶父亲的寡母，将娘家的“家学”传给儿子，以“母师”之尊严顶立门户。李国彤将此母道转型背后的逻辑归纳为宋代以来科举考试与家庭文化之间不断强化的纽带“影响了母道语境”，妇女通过为人母，特别是“执教课子”达到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亦即当科举制成为朝廷人才筛选的主导机制、举业成为士人向上流动的不二渠道之时，女性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就会成为家族间竞争的加持筹码。换言之，是科考日益激烈的竞争，促成了母道由“慈”向“教”的转型。

（二）教育母职化的现代转型

当然，宋元以来的母职历史转型影响有限，依高彦颐之见，“新母亲职责”的打造，并不是通过对惯常“三从”美德的否定，而是通过对母道进行了巧妙的“再阐释”。而近一二十年的母职被加持更重要的教育职责，则具有影响亲职乃至性别角色规范变革的现代转型意义。布迪厄的教育与再生产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即文化资本。要点之一即：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教育通过考试、提供文凭和资格证书筛选和选拔人才，因此教育系统性地起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作用。其二，在以教育制度为中介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 ,最具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即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承，是以家庭为单位实现的。其三，教育竞争的加剧，促成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细化 ,表现于公立与私立学校、重点与普通学校、名牌院校与一般高校之间的区分。

用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反观今天的中国教育，可以看到一个变迁脉络：中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就业市场的筛选机制变得异常强大，这迫使不同的家庭为追求子女学业的“卓越”“差异化”和“筛选优势”，加大了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影子教育”的密集投入。如有研究所指出的，这使基础教育阶段的竞争从校内转向校外，校外补习甚至逐步演变成社会分层与流动的重要工具。

同样，子女教育作为当今家庭最重要的未来“投资”已成为不同阶层家庭的共识，家庭亦成为文化资本的重要生产场所。我们从个案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个受访家庭面对竞争性教育都有通过在经济、时间、精力三方面进行密集投入作为应对之策的行为。所访问个案中有3个家庭为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买了学区房、2户租房而居，有16个受访者回答了孩子校外补习费用的问题，他们每年所花的费用基本都在2～3万元之间。一旦有加入艺体兴趣班和外出游学的，这笔投入就要翻倍（M7、W2）。一位在大型集团公司做中层管理的母亲为了补偿自己无暇顾及孩子学业，甚至请了三位私人家教（W4）。

但这些受访者同时也都表示，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主要压力还不在“花钱”（受访家庭一般认为还承受得起），真正沉重不堪的是时间和精力的巨量投入。平日下班后要监督辅导作业、打卡、参加各种“家校互动”；周末应对校外的补习班、兴趣班，孩子就像一部时间的“压榨机”，几乎“榨干”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W1、W2、W8、W7）。一位被访者谈到：“放寒暑假了，不仅需要为如何安顿一个不安分的学童操心，而且假期需要通过家校通打卡的项目更多，例如作业完成情况、身体锻炼、学做家务、看课外书、是否坚持练字……感到这种大量消耗时间的日子无止无休，令人精疲力竭。”（W13）

这种教育职责所带来的家长压力在许多教育相关的研究中都早有涉及，但如果我们尝试从性别角度思考，那么就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家庭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任务最终是加持于母亲身上并成为现代母职极为重要（如果还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内容？

一位受访的男性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家庭中夫妻间总是要有分工的。我家如果不是我在外兼职，仅靠我俩工资是没力量把孩子送进双语幼儿园的。所以她多负责管孩子学习的事也是合情合理的。”（M5）另一位男性则认为妻子总抱怨他对孩子管得少是没道理的，他在外拼事业（包括下班后经常的“应酬”）也是为了经营社会资本，他反问：“如果一个男人事业无成，没能力供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她能满意吗？”（M1）这两位被访者都认为，现有的夫妻分工模式是符合家庭效能最大化的。还有一位受访男性认为：“别看她平时怨声载道的，其实女人很享受通过管理孩子教育指挥全家的感觉，在孩子教育方面我要说点不同意见，她就说我是‘猪队友’，不要我干扰她的教育规划……一天到晚说这焦虑那焦虑的，是知识女性的‘矫情’。”（M7）

但是受访女性对为什么母亲要承接加持于亲职的教育重责也有自己的看法：“母亲的教育职责是很难委托别人或包出去的。我的父母、阿姨只能分担孩子的生活照料、接送上下学和辅导班那类。即使是专业的教培师，也不可能代替一个妈妈给孩子每一个关键阶段、每一个环节的教育做出最负责的规划。此外你还有监督实际操作全过程的职责，做妈的就像孩子成长的操盘手一样，没人能替代。”（W5）

妈妈全程介入能提高学业效能也对部分受访女性起到模范效应。一位受访的有职母亲曾对孩子所在班级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稳居前六名的学生中除了一名确实是天资聪颖外，其他五个都是有全职妈妈在后全盘规划、督导，她说她不得不相信原来认为是给人“洗脑”的“好妈妈胜过好学校”之说了（W4）。

那么父亲们为什么不能同样扮演统筹孩子教育的“策划师”“操盘手”角色呢？几位受访女性都认为在家庭教育方面“靠男人是靠不住的”。

他只有兴趣来了，才会陪孩子玩一会。你让他日复一日做这些耗费心力的课业管理是不可能的。孩子教育的事不能靠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W5）

买学区房之类的大事当然需要两人一起商量，但是单位一个电话来了，他会拔脚就走，家里孩子怎么样了他不会操心。而要我遇到同样情况，我必须把孩子的事当成一个优先项安排好才考虑其他。总之，孩子需要一个最终的“操心者”，这个角色只有妈妈才能担当。（W2）

另一位高校女教师说丈夫“就会坐而论道”，“班上家长群曾推他做群主，没两天他就退群不干了，说太烦心，太没效能感了。我要继续待在群里，男同事们也会笑话我说：‘你闲得慌吗？没正经事干了吗？和一帮婆婆妈妈们混！’”（W1）

一位女研究员说，孩子从幼升小、小升初到初升高，丈夫都一直当“甩手掌柜”，还振振有词地说：“当年谁管过我学习了？我父母都不识字，我不是照样读到博士？”她愤然说：“他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今天的环境，家长放任自流孩子还能学业有成，有可能吗？他不是无知，就是不想负责！”（W3）她认为只有那些对孩子有高度责任感和深切的爱的母亲才会用心去研究教育竞争形势的变化、耐心学习统筹规划的方法。因此也只有女人才能对教育市场的风云变幻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和行动力。

有一位儿子经常被老师同学嘲讽是“大脑不动小脑动”的悲情母亲，她的奋斗目标已不是为了追求“卓越”，而是希望儿子能成为被老师同学接纳的一个“正常孩子”。为此她经年不缀地带孩子奔波于所谓能疗愈“多动症”“统合失调症”类的特殊培训机构。开始丈夫还不反对，后来觉得希望渺茫就冷冰冰地说：“别费那事了，我们可以再生一个。”对此她坚决拒绝。她认为当父亲的通常只在意有没有一个能成器的儿子；而对于母亲，孩子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只有母亲“才会对孩子永不言弃”。（W9）

由此，我们再次回到了这一问题：当基础教育的公共优质资源供给不足和不均衡产生的竞争压力下沉至私领域的时候，为什么最终家庭会把教育职责加注于母职？我们从对这一小群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研究看到，如果如一些受访男士所认为的，是一种效益最大化的家庭内“合理”性别分工，那么它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对女性在家庭内时间、情感、责任密集付出的无酬劳动价值的低估。一个家庭应对教育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之时，征用女性无酬的、低机会成本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无形的文化资本就成了一种“最经济”的选择。

但是无论合理分工以期效益最大化说还是母亲更有爱心、更有责任感的解释，似乎最终这些受访者都未能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这种传统模式又在当下的生产与再生产不相容的劳动体系中被强化，形成了从家庭立场上来看，极为“理性”“合理”，从个体立场来看十分“性别不公”的格局。而其中女性倾向选择的合理化解释即所谓的女性拥有对子女更强烈的爱和责任感一说，其实也非质出天然，而是传统母职在微观心理层面长久自我再生产的结果。

（三）母职教育化转型和新“母职焦虑”

教育的母职化是母职现代转型的一个新高地，它使母职实践具有了“知识和情感密集型”的特征。而新母职也给女性带来新的焦虑，一旦密集母职的高期待加注于教育化的母职之上，那么，对家有学童的妈妈来说，这就像在她们身上压上了一座大山。而这座大山很大程度上是素质教育提升带来的“高质量陪伴”对母亲要求提升所带来的：“该在课堂上做的读写训练，老师要求家长课下‘强化’，这就把本来是学校的事分了一大块给家长，压得家长透不过气来。”（W7）更让母亲们心生恐惧的是，这座大山不仅沉重，而且还在“不断增高”。一位高校女教师说：“一提倡素质教育，家长的事反而更多了。比如学校搞21天‘亲子共读’，我就得精选童书、做读书计划、一路陪伴到活动结束，孩子之间还要交流阅读心得。二年级的孩子懂做什么PPT啊？可老师就布置了，还不都得我们家长动手啊。我自己晚上也要备课、改作业，一个人在工作之余能有多少精力耗在这方面呢？”（W12）

另一重焦虑来自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的感知，它从校内传递到校外，从家长间蔓延到孩子。一位妈妈讲，因为她对影子教育很抵触所以没有送孩子参加过培优班。一次孩子突然质问她：“你还是我亲妈吗？”她原以为不要孩子学得太多太累，儿子会轻松快乐，结果适得其反。他缺了一块别的孩子都有的体验，在同学中感到很孤立。她听了特别震惊也特别心疼，意识到“在一个人人都要竞争的环境里，你不让他参与其中，他会被孤立；校内竞争你不给他外部助力，他会觉得不公。这不仅影响他的社会交往，而且影响他如何确立自我价值”（W11）。如何在一个校内校外都在激烈竞争的严酷环境下，保护孩子心灵不受伤害成为这类妈妈特别揪心的事。

当访谈人问到为什么“焦虑的总是母亲？”时，一些受访的男性也会反问：“为什么从未听过上一辈母亲说焦虑？今天她们受了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本，应该有条件应对子女教育的要求，搞不懂她们为什么还要老是抱怨？”（M2、M3）。而受访的一些女性则说，她们的焦虑源之一正是因为男人对她们承受新母职之重的无感和无视，这把她们置于独自面对压力的困境（W1、W3）：“他不愿分担也就罢了，还说不是说‘为母则刚’吗？他就是认为，一个女人既然做了母亲，就应能应付得了任何问题。”（W2）

深层的焦虑还在于当意识到新母职对个人主体性是一种压缩后的挣扎和痛苦，特别是对那些对个人职业发展有追求的母亲：“我爱陪伴我的孩子成长，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生命意义的全部。做全职宝妈时我常自我追问：孩子是一个主体，我也是一个主体，我的主体在哪里？我如何才对得起我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和我曾经的追求？”（W5）

教育化的母职越是向高级形态拓展，焦虑就来得越强烈。例如那些成为孩子“教育经纪人”的母亲。杨可将其概括为：以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胜出为经营业绩目标的家庭教育投资项目的“CEO”。她们不仅应有能力在市场游刃有余、应对诸多不确定性，也在投入方面有陷入“母职内卷”的风险。

“内卷”这个概念最初由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指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刚性化。而黄宗智将小农的内卷化解释为“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而今天进入互联网语境的内卷，如“市场内卷”“教育内卷”，其语义已脱离了原意，变为形容某个领域因为过度竞争导致人们相互倾轧、内耗的状态。“母职内卷”针对的就是妈妈们竞相在孩子身上“越投入越多”，不知道何时终了，但又停不下来，像一个被抽打的陀螺。人类学家项飙认为，“内卷”被大众话语广泛挪用，就是用于表达焦虑。换言之，最深的母职焦虑其实来自被身不由己“卷入”母职竞争的这种面对一个自己并不完全认可的“庞然大物般的”竞争体系时的个体无助感。

四、问题与讨论

（一）有关教育母职化的反思

教育的母职化和“母职的经纪人化”显然形成了教育对妈妈的单方面的依赖。而无论是从亲职均衡化变革的角度还是从女性主体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都需要思考，它是否应该成为一个需要加以改变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将“教育母职化”问题化。有研究将女性面临做母亲和自身发展冲突时的选择总结为以下三种：完美规划型、接纳不完美型和自我增权型。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母职实践是多样的，面对母职被不断加码的难题，母亲们也有多种应对方法和选择。

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母职实践自我赋权的不仅有“自我增权型”的母亲，即使是“接纳不完美型”的母亲，也在被动中意外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资本。一个人文学科专业的博士妈妈，因为丈夫缺席，不得不陪孩子参加了奥数、逻辑思维、编程、围棋等校外培训。开始她觉得这些远离了自己所学的专业，纯粹是一种无谓的消耗。但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读来，她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也在拓展，例如学了数理逻辑对自己的专业提升不无裨益。在她看来，扮演教育妈妈的角色，对自己“既是消耗，也是充值”（W3）。另一位家境优渥的全职妈妈在守候孩子的日子里，发现她内心真实向往的生活是要过一种有创造性的学术生活，于是她从怀着二胎时就开始了考博之路（当然也因此一再被拒），并最终在二孩两岁之时敲开了学术之门，开始边带娃边苦读的生涯。她利用自己所学管理学专业知识进行统筹规划：一是对家庭支持性资源的管理，例如将四个老人分组成两个梯队，加上阿姨，为常规团队，而被称为“天使投资人”的父亲也被编进“应急部队”，共同服务于两位小朋友的学业需求；其次是进行时间的科学管理。在她的学业渐入佳境的同时，每天还能保证有亲子互动、共同阅读童书的时间。（W5）

可以看到，女性在教育母职化过程中并非全然是被动的、被简单编织进某种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她们一边被结构着一边也在自我赋权，通过多样化的母职实践在自身发展维度上寻求着新的“突破”。

当然，在我们肯定教育性母职实践在自我赋权方面的积极面向的同时也应看到，与之并行的是部分为母者也可能不自觉地参与到新母职压迫的再生产中，特别是当它变成一种主流话语之时。毕竟，能够顺利实现如“教育经纪人”般华丽转身的母亲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在压力下不堪重负的“失败者”和“负疚者”。而且，在笔者看来，即便是少数的成功者，也未能超越现代母亲应该能“一手抱娃，一手把钱也挣了”的这种男性主位的“理想母亲”的文化脚本。在母亲登上“教育前台”，变成所谓“家庭教育的掌舵手”“家族竞争的总设计师”的风光之下，是倍增的负荷和深度“卷入”后更多的“焦虑”。

显然，升阶版的教育母职（包括成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是儿童抚育职责在社会、市场和家庭间重新界定和重组的产物，它顺应了本应具有公共性的教育职责下沉到私领域的导向，也顺应了市场通过专业化、精细化旗号，大举扩张其利益之需求。

（二）母职焦虑和焦虑倾诉的两种面相

通常人们看到的是母职焦虑的负性面相——向内形成紧张不安、焦灼、暴躁等情绪困扰；向外寻找宣泄出口（例如怒向不省心孩子的“母亲吼”），并在焦虑和负面情绪的扩散传播中将之建构成一种“公共麻烦”。但是母职焦虑和焦虑讲述也具有积极的面相。为母的焦虑，可能会化成一种抵抗压力和寻求突破的巨大动力，例如在被迫“内卷”的情境下，“逼出”了一批游弋于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的“自我增权型”母亲，如基于母职实践的经验创业。

其次，女性通过焦虑倾诉寻求社会关注和支持，同时也通过对困境的揭示、思考，将情绪层面的焦虑“问题化”，将个体、微观领域的问题社会化。例如，年纪尚轻的母亲们纷纷以“情绪失控、精神病态”的“中年老母”自称，在一派戏谑、自嘲的“狂欢”中，揭示着被不断加持教育职责的母职困境，树立起“丧而不妥、难以摧毁”的韧性母亲形象；通过以“丧偶式育儿”般的辛辣话语批评“父亲缺席”，使持续的焦虑宣泄“发酵”演变成一场对亲职分担中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问题的社会性“反思”浪潮。

（三）选择与抗争：教育母职化中的性别议题

当一个女性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亲职模式、我们可不可以拒绝做“超级妈妈”之问时，本身就是女性对现有性别文化范式的一种抗拒。当家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时，它的应对模式一是可能沿袭“男外女内”的传统路径，即将新增加的亲职职责压向具有收放“弹性”的母职、使之功能向教育“拓展”；第二种可能是走向亲职共担的平等模式。反思性研究也大多提出以父亲参与作为亲职变革的突破口，以消解“母职密集化”带来的“母职焦虑”。

但是，推动亲职共担的理想模式，并非女性一厢情愿所能达到。市场化的劳动体制也极少为有家庭责任的男性员工适当提供尽责的时间。不少受访母亲在抱怨男性缺席的最后，也会一定程度上“同情”自己的丈夫，承认他们也不是不想顾家，而是工作根本不允许。一位丈夫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女性表示，丈夫更像“长工”，没日没夜挣钱给家里，虽然分担育儿指望不上，但他自己其实也没享受过什么家庭温暖或“照顾”（W7）。因此，在再生产问题上的变革其实是必须与生产系统的变革关联在一起，才有可能实现的。

其次，男性作为固有性别分工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是否会具有推动亲职变革的自觉？在我们个案访谈中看到，对亲职的分担以及公平性问题，两性往往观点彼此相左。男性倾向于加持教育的母职之所以会过于沉重完全是女人自己给自己加码“造”出来的。她们缺少抵抗教育职责私人化、市场化的理性，随波逐流。一位高校教师说，孩子小的时候夫妻两人就达成共识，将来一不择校，二不进培训班，顺其自然发展。但是后来妻子完全转向了，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带着孩子在外租房、上补习班，他认为这是一种“堕落”。（M1）也有男性认为女人因为喜好相互攀比，自己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她们就喜欢进这个妈妈群、那个妈妈帮的。与其说相互切磋不如说是相互比着炫‘鸡娃’。进这种群能让她们精神正常着进去、失魂落魄地出来。”（M4）受访男性还认为她们爱抱怨是“看不到父亲们在参与养育孩子方面的进步”（M5），“现在像我们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参与育儿的爸爸是很少的了”（M7）。一个喜欢以“晖爸”为网上昵称的高校教师说：“看一个家长尽不尽责，不在于陪伴孩子时间的长短，而是看陪伴的质量”。晖爸说他尽管没有像晖妈一样每天“打卡”监督作业，但他每个周末都会陪伴女儿外出运动，寒暑假带她出去游学。他相信，自己给女儿提供的是高质量的陪伴。（M9）

从两性间的“隔空对话”中，我们看到性别议题从有关教育母职化和教育母职的焦虑讨论中浮现。如前所述，在诸如对“丧偶式育儿”的“鞭挞”和“中年老母”式自我调侃背后，除了通过情绪宣泄后的自我解压，也是一种对性别公平的诉求，是从家庭内如何提高父亲参与儿童养育，实现亲职分担的话题开始，到女性自我价值如何实现的讨论，这使女性私人层面的抗争进入公众视野。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要实现亲职共担的理想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除了两性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人们还必然受制于包括性别化的工作体制和分配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如郭戈所指出的，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如何重新分配育儿责任这类微观抗争，有可能导致抚育责任进一步向私领域内卷。因此，要想根本疏解母职焦虑，有待于未来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例如推动“对有家庭责任员工友好”的工作体制变革、加强“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的建设，同时对教育这一体制性文化资本再生产系统进行变革。近日国家“双减”政策重磅出台，执行力度颇大。那么这一变革对凸显基础教育的公共性、降低教育过度竞争以及减轻教育化后的母职重负，是起到“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的作用？多数受访的从事教育工作的母亲认为，为中小学生“减负”对消除影子教育的魅惑无疑是有效的，自己用于孩子校内校外课业的负担明显减小了。但是基础教育的减负与高等教育“拔尖”机制之间的矛盾犹在。竞争只是向后推延，高含金量文凭作为未来的“筛选之鞭”仍然悬在家庭头上。而只要家庭面临高度竞争并持有向上流动的愿望，就会驱使母职实践在教育上着力。可以说母职的焦虑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因此教育变革的重点在强调基础教育均衡性的同时，应最大可能满足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变革的希望在于让高等教育为未来就业铺就更多分流的轨道，社会为教育的出口端提供更大的向上流动的空间。

此外我们尚需一个对女性家庭内无酬劳动价值重新评价的过程，或说需要对文化观念系统进行重建。如黄微子所说，只有当社会不再把母职看作一种低价值的次等劳动，而是视它与一切公领域的工作有同等价值之时，女性才能实现对母职实践的自主、多元的选择，以及给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母亲带来发展其主体性的可能。

（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