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2018年的六期中国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对我国居民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教养观念的时期与世代趋势进行了研究。时期效应表明，生存导向观念在1990—2007年间呈现强化趋势，近十年则趋于弱化；自我导向观念仅在2018年的调查中体现出显著强化趋势。从世代效应看，我国居民教养观念并未呈现出年轻世代更注重自我导向品质的线性变迁趋势，且不同世代组依然较重视生存导向品质。上述发现表明，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仅部分印证了英格尔哈特对社会发展与观念变化之间关系的论断，展现出我国教养观念发展的独特性，该特征或与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及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此外，个体的教育水平、工作状况、婚姻状态、子女数量等个体特征影响与既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关键词：自我导向；生存导向；后物质主义；年龄-时期-世代分析

作者简介：吴玉玲，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一、引言

教养观念是指导父母培养子女何种品质以应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标准或基础(Alwin,2001)。通过对教养观念的研究可反观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子女教养实践与个体社会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养观念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其阶层差异是早期研究的关注重点。很多经典研究发现中产阶层更注重培养子女的自我导向品质，而工人阶层则更强调顺从维度上的品质培养（Kohn,1977;Hitlin,2006;Baker & Barg,2019）。所谓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是指个体支配自己的行为而非服从于自身之外的力量；自我导向的品质包括独立、自主等（Alwin,1984）。此后，大量研究关注性别、家庭结构、宗教背景等影响因素，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个人特征与家庭背景如何影响教养观念与实践及社会再生产提供了依据（Fjellvang,2011）。

与此同时，教养观念的趋势研究逐步兴起。该类研究尝试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对子女理想品质的偏好。阿尔文对20世纪60—90年代美国教养观念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人们对子女顺从维度的品质偏好逐渐减弱，而对子女独立自主品质的偏好逐步增强（Alwin,2001）。推动这一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正是当时美国社会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与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环境等（Inglehart & Baker,2000;Xiao,2000;Al⁃win,2001）。与美国类似，欧洲社会的教养观念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即人们日益偏好自我导向的品质（Tulviste et al.,2011）。

然而近些年的研究则发现，在美国，自我导向品质依然是美国民众的首选，但有所弱化；同时，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担忧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生存导向的品质偏好逐步增强（Doepke & Zilibotti,2019;Nomaguchi & Milkie,2019）。所谓生存导向（survival oritentedness）的品质，是指为达成经济安全所需的品质，比如努力、勤俭等（Nomaguchi & Milkie,2019）。一项针对荷兰人教养观念的研究也发现，向上流动的个体在子女教养观念方面并没有展现出对自我导向品质强烈的偏好（Sieben,2017）。这些研究发现表明，人们的教养观念似乎正在经历转变，而这种转变明显受到了个体所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的影响。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旨在探讨1990—2018年近三十年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趋势与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经历了剧烈变迁，并带来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化。比如，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日益强调主动进取精神以及创新、竞争、自主等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Yan,2010；Zeng & Greenfield,2015）。同时，我国社会转型与人口转变也引发了人们对子女养育标准与实践的热烈讨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子女日益成为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家长不仅关注子女养育的科学性，更对子女学业进行了大量投入，所谓密集型母职或经纪人母职等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在教养实践上的典型特征（陶艳兰，2018；杨可，2018；Gu,2021）。目前，大量研究已经展现出社会变迁与教养实践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我国教养观念的研究并不多。

教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历史、文化及社会结构共同影响下，个体是如何建构起对社会发展的认知与理解的（Alwin,2001；Nomaguchi & Milkie,2019）。1990—2018年的近三十年，我国社会一直处在不断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对人们教养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出生于不同世代的人们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不同历史事件的影响，这种差异化的集体经历也会在人们的观念上打下烙印，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区别开来（Ryder,1965）。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年龄-时期-世代模型，以时期与世代效应为重点，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二、研究综述

年龄趋势、时期趋势与世代趋势是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变迁趋势研究中的关注重点，特别是时期与世代趋势分别指向了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与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影响（吴晓刚、李晓光，2021）。因此，本文借助时期与世代效应分析，深入探讨我国教养观念的演变特征与趋势。

（一）时期效应

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主张，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型，还将不断满足并催生人们的日常需求，从而促使人们不断调整价值观念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因此，工业化必将引起社会层面与观念层面的转变（Inglehart & Baker,2000）。自20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经济在二战后发展迅速，物质文明日益发达。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新的需求会出现，人们的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Maslow,1970）。在此基础之上，英格尔哈特等人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研究发现，物质的富足会促使人们由对物质的、生理的或安全的关心，逐步转向对自我实现、独立、创新与生活质量的关注，这一转变体现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和流行（Inglehart & Abramson,1994;Inglehart,1997）。英格尔哈特用稀缺性来解释这一转变，即人们会优先看重那些相对稀缺的事物。比如在物质较为匮乏的时代，人们更关注物质满足、安全、秩序；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转而关注非物质层次的需求，如社区责任感、政治参与、自由、独立等（Inglehart,1997）。

后物质主义观念的流行也体现在教养观念上。利用1958—1983年的数据，阿尔文发现美国底特律地区的父母对培养子女自我导向品质日益重视（Alwin,1984）。另有学者利用1986—2018年的美国数据发现，一方面，自我导向品质的受重视程度在此期间有所弱化，但依然是美国人教养观念中最为看重的品质；另一方面，人们对生存导向品质的偏好则稳步增强（Nomaguchi & Milkie,2019）。对努力奋斗等生存导向品质偏好的持续增强，学者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竞争激烈、技术变革等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人们越来越注重对子女生存导向品质的培养（Nomaguchi & Milkie,2019）。由此可见，在美国近60年的发展过程中，民众的教养观念展现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较为一致的趋向，也体现出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特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并促使社会观念发生转变。一项针对1990—2007年国人工作态度变化的研究发现，我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逐渐弱化人们以工作为中心的生活态度（Kwon & Schafer,2012）。同时，我国社会也展现出个体化特征，自我表达、自主、独立等后物质主义观念渐趋流行（Sun & Wang,2010）。理论上讲，当人们的价值观念从关心物质、安全与秩序向关注自我表达、自主与自由转变时，人们对子女品质的期待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因此，在趋势研究部分，笔者首先要探讨的是，1990—2018年的近三十年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时期效应是否与西方社会发展相似，即逐渐注重以独立、自主为主要特征的自我导向观念。

此外，近三十年我国社会在不同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反映在观念上或许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国企改革与企业重组，下岗失业浪潮席卷全国，尤其到了2000年前后，尽管我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展现出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上升等特征。在这些时期，人们是否会更注重努力奋斗、勤俭节约等生存导向观念？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对社会发展与儿童发展的理解，从而对个体教养观念产生影响，这是时期趋势研究部分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二）世代效应

在社会学研究中，世代是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李春玲,2020）。曼海姆在其“社会代”（social cohort/social generation）理论中指出，在个体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将会深刻地影响着这一群体，并使其形成区别于前辈群体的价值观念、态度与行为模式，构成属于这一群体的共同身份与独特的社会性格，这一同龄群体即被称为一个社会代（Mannheim,1952）。因此，这一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特定的代际位置，基于共同的生活经历，具有相似的代际认同与代际意识。英格尔哈特在社会化理论中也指出，个体的未成年时期是个体的社会化时期，对个体观念与人格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发生于该阶段的重大社会事件则会影响个体观念的形成，且很难通过成年之后的生活经历加以改变，因此，他认为价值观的变迁会随着代际更替而完成（Inglehart,1997）。比如，在欧美国家，成长于物资匮乏时期的世代可能更担心生存并对生活持保守的态度；但成长于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的年轻世代则更强调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伴随年轻世代逐步取代前辈世代，社会价值观也随之转变（Inglehart & Baker,2000）。

埃尔德在其生命历程理论中也将个体与历史紧密关联起来。他认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并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将个体置于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并由此去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世代群体的影响（Elder,1974）。同时，埃尔德更关注历史事件对相邻世代的影响差异。在对“大萧条的孩子们”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中，埃尔德对出生在大萧条不同时期的个体生存境遇、行为选择与态度倾向进行了比较，发现出生于大萧条早期（1920—1921年）的孩子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已经独立，因此萧条贫困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明显，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抗挫能力；但出生于大萧条晚期（1928—1929年）的孩子，由于教育与生活资源缺乏，他们的成长与成年后的发展均受到了较大影响（Elder,1974）。埃尔德的研究不仅为曼海姆的“社会代”理论提供了典型例证（李春玲，2020），也为本研究探讨世代差异提供了依据。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我国社会发展与个体生命历程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事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1958—1961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改革开放（1978年至今）、一孩政策（1980—2015年）等。这些重大事件将成长于其中的群体划分为不同世代。很多研究都表明，我国年轻世代更看重个体主义价值观念，更具有创新精神，对雇主的忠诚度更低，对未来更乐观（Hung et al.,2007;Sun & Wang,2010;Yi et al.,2010），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在性别观念上更支持男女平等（Shu & Zhu,2012）、更愿意相信别人（Hu,2015）等。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将对世代间的教养观念差异进行分析。根据社会化理论，发生于青少年时期的重大事件更可能对个体价值观念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出生于1941—1950年的群体可被划为新中国建设一代。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与计划经济时期。出生于1951—1965年的群体被划为“文革”一代，他们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改革开放一代则涵盖了出生于1966—1980年的群体，他们在青少年时期见证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独生子女一代则指出生于1981—2000年的人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处于家庭资源的中心，被称为家庭的“小皇帝”。同时，这代人也成长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时期，见证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于每代涵括了10~20年的时间跨度，为更细致地比较世代内的差异，笔者将根据出生年份，以五年为一组，划分出若干不同的世代组，对不同世代组的教养观念进行比较。在世代趋势研究部分，本文重点关注如下两个问题：教养观念的世代效应总体趋势是否会呈现出年轻世代更注重自我导向的价值观念，而年长世代更注重生存导向价值观念的特征？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革与跌宕的特点，不同世代以及世代组内是否存在差异化的教养观念，以及这种差异化体现出何种特征？

（三）年龄与其他个体特征因素

由于年龄因素在教养观念研究中并不是探讨的重点，所以我们将年龄效应与其他个体特征因素一并讨论。年龄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生命周期效应，即在不同生命阶段，个体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角色与地位的转变通常伴随期待的转变，从而引发观念的改变（Kohlberg,1969）。既有研究发现，个体越年轻，越有可能关注自我成长与表达，因此在子女教养上也就越有可能关注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培养(Xiao,2000)。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增多，面临的社会环境更复杂，压力不断增大，在子女教养上也就越有可能强调勤俭努力等与生存导向相关的品质(Wu & Xiao,2020)。

此外，性别、教育、阶层、工作等也是影响教养观念的因素。有关教养观念的性别差异，一些研究表明，男性更注重培养子女的个体导向品质(Hitlin,2006)；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由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生活中受到更多结构性制约，因此她们愈发意识到独立自主品质的宝贵，因此在子女培养上更注重自主性的培养(Xiao,2000)。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所处社会阶层对教养观念也有显著影响。一般来讲，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就越能发现个体独立性与内驱力对成功的重要性，因此越认同自我导向的教养观念(Kohn,1977;Xiao,2000;Alwin,2001;Martins et al.,2015)。因此，除分析时期与时代效应之外，本研究也会对上述个体特征的影响进行探讨。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国样本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数据。WVS主要用于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洲国家进行第一次调查后，WVS已经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调查。所有WVS中国部分的数据均采用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得，应答率超过了70%。本研究采用的六期数据横跨28年，由于六期调查采用相同的抽样原则与调查问题，因此笔者借此对我国教养观念在1990—2018年近三十年的变迁进行跨期与世代研究。由于教养观念是个体对子女品质的期待，依照育龄期划归范围（15~49岁），本研究将样本限制在49岁之内的成年人。WVS中国数据中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和2018年的样本量分别为1000、1500、1000、1991、2300和3036。剔除缺失值以及加入年龄限制之后，最终分析样本量分别为679、1104、643、827、1264和1690，样本总量为6207，其中男性3011人（48.51%），女性3196人（51.49%），平均年龄为34.63岁。

（二）变量

WVS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题目测量被访者的教养观念，即“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要求被访者从如下9个常见品质中最多选择5个：独立、勤奋、责任感、有想象力、对别人宽容和尊重、节俭、坚韧、不自私、服从。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提取。根据KMO检测结果删除不符合条件的品质选项之后，剩余独立、勤奋、责任感、对别人宽容和尊重、节俭与服从6个品质选项，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最终提取两个因子（见表1）。其整体KMO为0.6316，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显著（p=0.000）。笔者将由独立与责任感指向的变量定义为自我导向观念，该操作基本符合过往文献中对自我或个体导向的品质的操作（如Sieben,2017）。同时，将由勤奋与节俭指向的变量定义为生存导向观念，该操作也与过往研究基本一致（如Nomaguchi & Milkie,2019）。以自我导向观念变量为例，如果代表该维度的两项品质均被选中，则被赋值为2，表示该观念较强；仅选中一项则赋值为1，表示观念程度一般；均未被选中则赋值为0，表示该观念较弱。因此，在本研究中自我导向观念包括由弱到强的三个层次。生存导向观念也做类似处理。

作为本研究的趋势变量，时期变量由WVS六期数据采集年份构成，包括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2年与2018年；世代根据出生年份，以5年为一组，从1945世代组(出生于1941—1945年)到2000世代组（出生于1996—2000年），共计12个世代组，涵括了新中国建设、“文革”、改革开放与一孩政策四代12个世代组（见表2）。

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社会阶层、子女个数等个体特征也被纳入模型。由于WVS没有采集被访者的户口及独生子女身份信息，所以本研究没有将这两个变量纳入模型。所有变量的测量与描述统计如表3所示。

（三）分析模型

年龄-时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APC)是用于趋势研究的主要模型。为解决年龄、时期与世代的共线性问题，学者们尝试了多种方法，APC随机效应模型(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APC-CCREM)即是其中一种。该模型将年龄置于第一层次，将其作为个体变量，以估计其固定效应；将时期与世代置于高阶层面作为宏观的随机因素，它会对个体层面的截距产生影响(Yang & Land,2006)。由于自我导向观念与生存导向观念均可被区分为较弱、一般、较强三个有序层次，本研究对此采用APC有序逻辑随机效应模型(Ordinal Logit CCREM)进行处理(Yang & Land,2013)。

以对自我导向观念的估计模型为例，其中模型第一层为：

在该累计logit模型中，m=3表示自我导向观念由弱到强三个有序类别。i=1,2,…,njk，代表在世代组j和时期k中的个体；j=1,2,…,12，代表世代组；k=1,2,…,6，代表时期。β0jk代表截距，即参照组在世代组j和被测年份k中所有个体自我导向观念的均值。β1，…，β8为第一层固定效应的系数。

第二层为：

该方程中，γ0是指各个时期和世代组在第一层次的变量都取0时，个体在各时期与世代平均具有较强自我导向观念的期望logit值；μ0j是世代组j作用在β0jk的随机效应，ν0k为时期k作用在截距上的随机效应(Yang & Land,2013)。据此，世代组j效应为γ̂0+μ0j，转化为概率为Exp(γ̂0+μ0j)/[Exp(γ̂0+μ0j)+1]，时期k效应即为γ̂0+ν0k，转化概率为Exp(γ̂0+ν0k)/[Exp(γ̂0+ν0k)+1]（Yang & Land,2013）。本模型是在比例比数假设的基础上，对概率在较低有序值上进行累积，因此，模型中系数表示具有较强自我导向观念相对于其他程度自我导向观念（一般与较弱）的概率，以及具有较强自我导向观念或一般程度的自我导向观念相对于自我导向观念较弱的概率（Yang,2008）。在分析结果部分，笔者对时期与世代效应的分析主要基于较强自我导向观念相对于其他程度自我导向观念的概率，因此，在估计世代与时期效应时，γ̂0主要取表4中的第一个截距值（参见Yang,2008）。对生存导向观念的估计模型做类似处理。本研究采用SASPROCGLIMMIX做统计分析(Yang & Land,2013)，并使用EXCEL做图表处理。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在本部分，笔者对我国民众在4项品质选择上的趋势变化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图1与图2）。根据图1，独立与责任感的选择率总体保持在高位，但是在1995年均急剧下跌，并于2002年回升。此后，责任感的选择率较为平稳地上升，独立品质的选择率则微降，并在2012年之后平缓回升。勤奋的选择率在近三十年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02年到达峰值，随后有所下降。节俭的选择率在2007年之前表现平稳，此后大幅下降。根据图2，这两组品质偏好表现出迥异的世代变化趋势。尤其在年轻世代组中，独立与责任感的选择率最高，勤奋和节俭的选择率则逐渐下降，特别是节俭的选择率最低。

（二）模型结果

表4是基于有序逻辑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首先，年龄对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观念的影响不显著。就子女与婚姻的影响来讲，子女数量越多的个体，其自我导向观念偏好越弱，生存导向观念偏好越强；已婚的个体更偏好生存导向的教养观念，但婚姻状态对自我导向教养观念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教育与工作状况对教养观念也有显著影响。一方面，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偏好自我导向观念，生存导向观念越弱；另一方面，工作状况虽对自我导向观念影响不显著，但对生存导向观念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对两类教养观念偏好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时期与世代效应，笔者在表4的基础上绘制了时期与世代效应图(见图3与图4)。从结果来看，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观念的时期与世代方差效应均显著。就时期效应来讲，自我导向观念在1995年显著弱化，在2018年则明显强化。生存导向观念偏好在1990年显著弱化，在2001年与2007年有显著强化趋势，但之后开始弱化，并在2018年呈现显著弱化效应。就世代效应来讲，自我导向观念在1980世代组有强化趋势，在1995世代组中显著弱化。生存导向价值观念在1965世代组以及1985世代组与1995世代组中均显著弱化，而在1945世代组与2000世代组中有显著强化表现。

五、讨论与结论

通过利用WVS1990—2018年近三十年的数据，本研究对国人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教养观念的时期与世代效应以及个体特征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描述统计与模型结果，自我导向观念在近三十年呈现不规则变动，但自2012年以来似有强化趋势，并在2018年得到显著强化；而生存导向观念则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尤其是近十年逐步弱化。同时，两组观念在个别时期也表现出独特的演变特征。世代效应表明，在1980世代组之前，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观念在不同世代组的高低起伏变化方向相反，而在1990世代组之后，两者的变化趋势则逐步一致。英格尔哈特认为，伴随西方现代化发展与代际更替，价值观念将逐步向后物质主义观念转变。本研究发现则表明生存导向教养观念在近十年有弱化趋势，但是自我导向观念呈不规则变动；从世代效应看，我国不同世代组民众生存导向型观念依然很强。因此，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化只是部分地印证了英格尔哈特关于社会发展与观念变化之间关系的论断，体现出我国观念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或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与重大事件的影响。

具体到教养观念的时期趋势，自我导向观念在1995年出现了剧烈的弱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迅猛，以个体成功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得到了认可与鼓励，但也出现了一些贪腐现象，90年代初期国家在积极进行腐败治理的同时，日益注重价值观念问题，积极弘扬以孔繁森为代表的奉公克己、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因此，在1995年调查中，人们在自我导向品质上的选择更为谨慎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但由于缺乏相应数据的支持，对1995年自我导向观念弱化的原因尚待更深入的研究。

就生存导向观念来讲，在1990—2007年间，该观念呈现出持续强化趋势。虽然改革开放使得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裁员数量迅猛增长。根据国家统计数据，在2001年前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均处于高位。在这一时期，人们追求个体成功，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通过辛苦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这解释了为何这一时期人们对生存导向品质的偏好逐渐强化。自2007年之后，伴随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失业浪潮逐渐消退，社会经济发展持续繁荣，生存导向的价值观念开始逐步弱化，这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有关观念转变的论述。

就世代效应来看，自我导向观念只在1980年世代组出现显著增强，在1995年世代组则显著弱化。1980年世代组属于改革开放世代的晚期世代组，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处于1992年以后深化改革时期，他们更易于接受改变、创新、自我实现等观念，因此相比于前辈世代群体，他们在教养观念上也就更倾向于自我导向。但在年轻世代中，尤其是出生于1985—1995年之间的一孩政策世代组对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品质的偏好均有所弱化。这一代人成长于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更受益于一孩政策，处于家庭资源分配的中心地位。一方面，他们生活较为富足，生活环境相对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各种竞争，如教育、就业等。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稀缺性解释，虽然他们依然重视独立自主、勤俭节约，但是这些品质或许不再是他们首要看重的品质，他们可能会更关注其他方面，比如关心环境、社区参与、社会责任等。由于WVS只有固定有限的品质选项，因此笔者暂时无从对这一代人的教养观念从更多维度进行深入探析。

比较而言，1945年世代组与2000年世代组的生存导向观念表现出强化特征。1945年世代组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成长于新中国建设时期，物资匮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艰苦朴素、勤劳节约既是时代提倡的美德也是生存之道，因此这一代人生存导向观念强是不难理解的。2000年世代组出生于20世纪末，成长在新千年。一项针对95后和00后群体的价值观调查显示，这些年轻群体特别是00后中近九成的被访者相信个体成功依赖于努力奋斗（王聪聪、朱立雅，2018）。本研究发现也基本印证了该群体的这一观念特征。

除时期与世代效应之外，笔者发现，个体的教育水平、工作状态、婚姻状况与子女数量也是影响其教养观念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与既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在本研究中并不显著。一方面，在WVS中，个体所处阶层由被访者自我评估，可能会出现与实际所处阶层有所出入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本研究专注于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观念的研究，这两个观念维度的阶层差异不显著并不代表教养观念其他维度上的阶层差异也存在趋同现象。

综上，本研究描述与分析了1990—2018年近三十年我国民众教养观念的变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民众教养观念变迁部分印证了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向后物质主义观念转变的论断，同时也展现出我国观念发展的独特性。教养观念研究是国际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但是国内相关研究缺乏，WVS为我国教养观念变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亟须未来进一步完善。首先，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仅能从自我导向与生存导向两个维度来了解民众教养观念的变迁特征。其次，由于现有数据对观念的时期与世代变化并不能提供支持以做因果分析，因此本研究仅尝试对所发现的时期与世代效应进行解释。此外，本研究是对18岁以上育龄期成年个体进行的大样本分析，理论上讲，在子女的不同成长阶段，父母教养观念或存在差异，但现有数据并不支持笔者对此进行分析，未来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全面地理解民众教养观念特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