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在欧亚区域安全与合作方面具有枢纽型位置，同时也成为周边和域外大国关系协调的主要着力点之一。由于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彼此互为陆地邻国的地缘位置，因此，了解和认识吉尔吉斯斯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亚、欧亚甚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进程，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历史和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边疆问题。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层面上看，在我们传统的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阶段性认识框架，一种是基于历史学维度的中西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的认知，另一种则是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维度的中苏关系、中国-中亚关系背景下的认知。在前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理解和分析主要侧重于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的相关区域的认知，而在后一种认知框架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则基本服从于对苏联的认知以及之后与新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新关系、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空间上的断裂以及时间线上的空白，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形成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性认知。随着中国对外视野的逐步扩大，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也将逐渐超越这种断续性的局面，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具有连续性和前瞻性的阶段。正因如此，笔者力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及其所在区域情况的梳理与勾勒，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社会及其知识人在复杂动荡的近代转型中的、我们之前所忽略的中亚认知的具体场景与细节问题，从而使我们的对外认知图景更为全面和完善。

二．时局与认知：近代中国视野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区域

19世纪下半叶，近代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又苦涩的转型时代，这种转型不仅表现为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帝国主义力量面前节节败退，而且还体现在当时中国人认识外部的范围与心态波折过程之中。面对着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认识纷繁变幻的外部世界，尤其是与当时中国接壤的周边力量，就成为当时国内知识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当中，如何重新去认识当时地缘政治变化之后的“西域”，并形成对于近代中国自身关于中亚区域的新认知，就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的重要议题之一。[2]

当然，由于思想和认识层面的迁延性特征，对于中国西北周边区域及其内部政治单位的认知转变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认知框架的影响，因此，要清晰了解这种转型的过程，就需要将时间轴进一步前推到清朝前中期，唯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关于中亚及其相关具体区域的认知，以及在这背后的国家政治与地缘环境的变迁。

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因清廷重新统一新疆地区，乾隆帝特诏命重修《大清一统志》。对此，御史曹学闵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曹学闵在奏本中称：“《大清一统志》……久已颁行海内，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前命廷臣纂修《西域图志》，并令钦天监臣前往测量各部经纬地度，增入舆图。惟《一统志》尚未议及增修，请饬儒臣查照体例，将西域新疆敬谨增入。再查《一统志》自成书以后，迄今又二十余年，各省府厅州县添设裁并多有不同，亦应查照新定之制逐一刊改。”[3]在乾隆年间续修的《大清一统志》中，首次为新疆地区设立了“西域新疆统部”。这是“西域”与“新疆”两个指称首次同时并用，而这种并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清廷在当时已经逐渐意识到“西域”与“新疆”之间的不同，由此逐渐形成了各自含义与范围上的分疏。

进入十九世纪，随着当时知识界对于外部真实世界的认知逐渐深入，西域开始脱去其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泛指西部疆域版图的一般性意义，而成为一个既容纳国内行省、又包含周边藩属国的庞大区域。当时国内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龚自珍（1792-1841）于1820年在其《西域置行省议》中这样写到：“天下有大物，浑员曰海，四边见之曰四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其实居地之东，东南临海，西北不临海，书契、所能言，无有言西北海状者。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唐努海总管治而止。若干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来，宅长白之山，天以东海畀大清。最先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逾。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绿旗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然则一损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官事办益办，必由是也，无其次也。”[4]他在文中将广阔的“西域”空间大致分解为“行省”、“西藩属国”和“西海”，大致对应如今的中国新疆、中亚诸国和中亚以西区域。这一划分方式，体现了国内知识界开始有意识地将“西域”空间加以区隔化处理，进而为更好地认识疆域空间上的“中”与“外”提供思想基础。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清末知识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魏源（1797-1857）在其《海国图志》叙中则这样写道：“《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5]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表达了当时知识界在认识外部世界方面的重大转变，即在对外认知图景的形塑方面，开始摆脱仅仅以传统的中国知识来描述外部世界的方式，而开始对以外域本土语言描述的外域知识加以系统性的介绍，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以往基于中国语境的认知图景截然不同的认识框架，在当时意义深远。[6]

上述两方面的准备使近代中国知识界逐渐接受了外域知识及其塑造的世界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及其周边。到20世纪初，在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地理教科书中，有的已经专门说明了亚洲诸国饱受殖民侵略的总体形势：“方今独立之国，自日本外，惟清、韩、暹罗、波斯四国，基础未固，多为强国所乘。其余各地，皆为欧米各国占领，为藩属及殖民地。欧米之人，竟以此洲为扩充之场也。”[7]并进一步将其中的亚洲部分区分为“露领”（俄国占领）、“英领”（英国占领）、“佛领”（法国占领）以及“和兰领”（荷兰占领）等，其中中亚地区主要为“露领”。[8]鉴于教科书的使用普及度，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的国内知识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亚地区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大变革，那就是俄国对这一区域的整体性控制已经成为现实。到了1912年，在孙毓修、朱元善所编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地理讲义》中，在第二章“亚洲俄罗斯”部分，叙述了中亚（中亚细亚）的情况：“中亚细亚，亦称土耳其斯坦，介于西伯利亚、波斯高原之间，东邻中国，西滨里海，面积凡一千二百余万方里。”在这个叙述中，就已经把传统的西域与中亚区分了开来，而专门指称俄国中亚区域，这种叙述影响将中亚与俄国控制区域内在地联系到了一起，也成为后世对于中亚政治地缘所属的一般性认知。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与俄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相伴而生的一系列边界条约则在现实政治层面形塑了中亚版图新的样态。清廷与俄国在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以及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共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在1881年、1884年又被迫分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俄续勘分喀什噶尔界约》，先后失去伊犁以西以及帕米尔地区吉尔吉斯人长期生活的大片领土，其中一部分区域构成了如今吉尔吉斯斯坦领土的重要部分。尽管这些条约无疑是中国方面在沙皇俄国强权压力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客观上成为近代中国认识吉尔吉斯斯坦的现实基础。

正是在上述的空间认知基础和现实基础之上，中国知识界开始逐渐有了对于构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疆域相关地域的基本框架，进而形成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与现实的新认知。

如果说19世纪的中亚历史相对封闭，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动权在后期主要掌握在俄国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中亚历史则充满着动荡与转折。在20世纪的初期，“经济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以及1905年的革命动乱，都预示着变革的到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旧制度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了。俄国中亚也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前十年的许多理想和价值都被置于一旁或者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许多思潮都被窒息或歪曲。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9]俄属中亚地区经历着各种思想的洗礼，深受来自俄国欧洲地区政治形势的影响。1916年，为扭转欧洲战场不利局面，沙俄当局强征中亚吉尔吉斯人服兵役，引起吉尔吉斯人的大规模反俄起义。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属中亚地区也逐步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18年4月，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塔什干正式成立，中亚吉尔吉斯人分属于该自治共和国不同行政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苏联政府开始逐步在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和民族划界。1924年5月，当时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专门组建三个分委会——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委会讨论相关事宜，其中吉尔吉斯的自治问题由哈萨克分委会负责。1924年成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隶属于当时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首都由塔什干迁往比什凯克。1925年改建为吉尔吉斯自治州，1926年2月1日又改建为吉尔吉斯苏维埃自治共和国，依然从属于俄罗斯联邦。1936年12月5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组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0]这一事件是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内部地位的一次根本性变化，开始从附属于俄罗斯的次级政治体转变为与俄罗斯平级的加盟共和国，从而开始形成延续至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基本国家结构。

清末之前国内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决策层对吉尔吉斯人分布情况的了解与掌握，并服从于清廷对于蒙古准噶尔部以及俄国的总体政策。当时留下的相关记述主要是吉尔吉斯各部首领与清廷（经由边地将领）的往来文书，例如，在1758年，清军将领兆惠、富德等在深入中亚伊塞克湖、塔拉斯河等地追击准噶尔阿睦尔撒纳残部的过程中，曾派乌尔登等人向在纳林河中游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雅萨克部落头人图鲁起拜等人宣读乾隆帝的招抚谕文。在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曾派员赴安集延等地招抚吉尔吉斯人，当时的首领阿济比代表西部鲁特十五部向清军将领兆惠表示归属，在信件中说到：“当率诸部，自布哈尔迤东20万人众，皆作臣仆”。[11]此举影响深远，标志着清朝对浩罕以东的整片吉尔吉斯人生活地域实现了有效治理。在一般知识界，对于吉尔吉斯人及其所在区域的认知尚付之阙如，更不用说对这一区域的专门讨论了。

随着国内近代报刊媒介的兴起，知识界对于中国周边事务的认识渠道和讨论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当时俄-苏属中亚的介绍与讨论也逐渐展开。但由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上半叶吉尔吉斯斯坦政区结构的频繁调整以及中国国内对于苏联中亚地区事务疏于关注的现实，使得当时中国国内知识界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了解十分有限。国内知识界真正开始有意识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尤其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开始的。这一方面在于吉尔吉斯斯坦本身已经基本完成本国在苏联内部行政层面的大调整，开始以较为明晰的形象对外展示；另一方面则是在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大背景下，作为援华大通道的中亚地区，其政治、社会发展状况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

就笔者所见，国内较早专文介绍吉尔吉斯斯坦的汉文报刊是1938年的《申报》，该报记载了当年苏联苏维埃各级代表选举的相关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12]

进入四十年代，随着苏联援华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本国卷入苏德战场，中苏双方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彼此互动更为频繁，与之相应地，中国国内对于苏联中亚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介绍也更多、更密集。1940年，《新华日报》以《吉尔吉斯水利工程》为题，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水利建设发展情况。[13]1943年6月15日，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成立，当时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记载了吉尔吉斯设立苏联科学院分院的情况：“（傅隆兹十五日电）苏联科学院在吉尔吉斯首都设立之分院于八月十三日开幕。开幕典礼由苏维埃党政代表、科学家、作家、美术家及其他弟兄共和国之来宾参加。苏联科学院主席比亚拉夫发表演说，高级科学研究所之成立——我国内之第九所……证明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各族人民斗争力量估计之错误，在吉尔吉斯之科学院分院将在弟兄共和国中之各科学中心中占光荣之地位，并对于人民之文化进步与对于此共和国不能枯竭与甚少发现之天然富源之开拓有极大之贡献。”[14]

1944年，随着二战进入后期，国际战场胜负大局已定，中国国内对于苏联后方建设情况的兴趣逐渐增强，当时的报章开始出现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工农业生产的相关报道。例如，当年的《时代杂志》就以《日用品产量激增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一名为题，记载到：“这个共和国地方工业的工厂今年的产量到年底可望达到一九三九年时百分之六百九十。因为在战时，他们以一部分的力量致力于促进这类工业，其中大都是出产大众日用品的小厂家。今年，由于生产率高，与利用地方上的原料开办新生产业，产量增加得惊奇的迅速。……促进地方工业中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入厂代替参加军队的男人的妇女担当。广大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保证工厂有了必要的技术人员。”[15] 

二战结束，苏联作为雅尔塔体系确立的世界两大力量中心之一，开始产生国际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对其内部事务的关注自然也成为当时对战后世界秩序和国内重建充满期许的中国知识界的关注重点。顺应这种形势，大批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书籍陆续在这几年出版，其中就包括对吉尔吉斯斯坦相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详细介绍。例如在1946年1月，《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介绍了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相关情况，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北纬四十三度二十分与三十九度四十分之间，东经三十九度六分与零度五十五分（此处似有误——笔者注）之间。面积二十万方公里，约等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与瑞士四国的总面积。东南与新疆交界，北与卡萨赫斯坦接壤，西南与塔吉克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为邻。……帝俄掠夺吉尔吉斯是在一八五五年开始的，当时游牧于伊绥克库尔湖东南的鲍古族决定向俄皇投诚。越过卡斯契克山隘的俄国军队遇到塞累巴布希族的吉尔吉斯人的武装抵抗。俄军击溃吉尔吉斯人于托克马克。可是吉尔吉斯人并不立即投降。要完全征服吉尔吉斯并将它从科冈王国版图内分割出来不是一两年能做到的。沙皇为掠夺新殖民地曾蓄意利用种族间与民族间的内讧。一八七五年斯科贝列夫将军利用反对科冈王国的土人起义，掠夺了费冈流域的许多大城市，后来在一八七六年又对未屈服的阿拉斯基和柴阿拉斯基的吉尔吉斯人实行进攻。这次进攻实际上完成了帝俄征服吉尔吉斯民族。……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全苏联第八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斯大林同志所作的关于宪法的报告之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加入苏联为第十一个加盟共和国。……忠实于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原则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正在一天天的生长和发展。”[16]同年，《苏联十六国的经济》一书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该书编纂于抗战即将最终胜利之际，编者记中这样写到：“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苏联M·库特里阿佛佐夫（Mikhail Kudriavtsev）所著<苏联各民族友爱的经济基础>文，库尔斯克（A. Kursky）所著<苏联计划经济> 一书，1945年日历以及其它几种文章和书籍写成的。内容只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对于认识及研究友邦苏联可作为一初步的读物。当兹国人努力抗战准备建设新中国之际，编者特将此书贡献给我国一般读者，想来是必要的。”[17]书中记述了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其中写道：“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Kirghiz S. S. R.）在苏联中亚之中部，与中国为邻。过去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现在已建立起大的炼糖工业、缫丝工业、制革厂、烟草工业、制造新的纤维制皮的工厂、农业机器修理厂、轧棉厂、煤矿、金矿以及其它工业企业。吉尔吉斯是中亚各共和国中的一个重要的煤站。该共和国农业中主要的一个部门，就是牧畜业，在山地及山麓有许多肥美的牧场。大部分牧畜的人们，已过到一种定居的生活。共和国中的可灌溉的田庄大大发展了，因为还有马群的牧畜。有一半耕种的土地，是种着棉花以及在吉尔吉斯新近种植的东西如甜菜、南方的苎麻、长织线麻、烟草、罂粟，此外还有果木园、葡萄园以及许多英亩的谷类。旱田主要地是种植五谷。在苏维埃政权下，已建设了一条铁路将该国的首府佛福兹（Frunze）和苏联的铁路网连结了起来。在过去，在吉尔吉斯的朱伊（Chui），是一个与世界孤立的小国，它有它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它自己耕种土地的制度。在今天，在集体农场的田园上，已用不着采用过去的原始工具了。原始的木犁及木耙，不论是杜干（Dungan）的、吉尔吉斯的或俄罗斯的，现在都搁置不用而陈列在博物馆中以作为往日生活的证明了。……吉尔吉斯现在已被称为中亚的一个汽锅房。中亚四个共和国的铁路及工厂，都是用这里的煤工作。每年有二百余万吨煤，是在佛尔哈纳（Ferghana）盆地出产的……”[18]在第二年，本书以《苏联的经济》为题在中外出版社重新出版，内容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947年，时值俄国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中国国内报章频繁刊载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刊出的报道多达15条，如《吉尔吉斯的东干集体农场》、《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艺人推荐斯大林为候选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三十周年的苏维埃吉尔吉斯》[19]、《吉尔吉斯集体农产的财富》、《吉尔吉斯的赶马老人：（照片）》[20]、《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国营畜牧场的羊群：（照片）》[21]、《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傅龙芝的医学院：（照片）》[22]等。此外，《战时苏联地理学者之总动员》一文则指出：“中亚细亚之地理研究，除哈萨克外，更从事其毗连区域之调查，如南之吉尔吉斯北部，北之鄂木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吉尔干，同时对于阿尔泰山区及汾甘纳低地，亦均有贡献。”[23]同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南京以中文编印《三十年来的苏联》一书，其中收录了时任吉尔吉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伊莎耶夫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给了吉尔吉斯青年些什么？》一文，其中写到：“在那天山插入云端的地方，苏联的东南部，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国家。这便是我的祖国——苏维埃的吉尔吉斯。永远披着白雪的山峰，辽阔的阿里比草原，都是非常伟大的，高山上的湖泊格外的美丽。河流和哗然的瀑布挟着它们的水猛烈的流下。吉尔吉斯的森林广大无边，它的植物世界的多样性令学者们感到惊异。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由的吉尔吉斯人民创造劳动的成绩：工厂的烟筒在冒着烟，矿井的挖掘机和石油采掘机高耸着；百花怒放的盆地纵横着运河；深谷上面悬着建筑良好的桥梁；耕作过的田野宽阔地平铺在那儿；数千的畜群在山地的牧场——阿里比的草原上放牧着。不久以前我的祖国还是落后而且贫苦的。它的巨大的富源——煤炭、石油、稀有的及有色的金属，任何人都不知道。农业处于未发育的状态。牧畜便是这国家中基本居民的主要工作。吉尔吉斯人带着自己的畜群在山谷之间游牧，从一个牧场走到另一个牧场。土地和畜群都是属于极少数人的。绝大多数的吉尔吉斯人民大众都为富人而工作。这里从来没有过学校，更不要说俱乐部和剧院了。吉尔吉斯人通常都是文盲，人民因为疾病而死亡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吉尔吉斯人民的生活中奠定了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他们的民族复兴和社会繁荣的时代。沙皇俄国过去的殖民地的面貌已经认不出来了；青年们的情况已经根本地改变。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们学校、学院、俱乐部和剧院、自由而愉快的劳动、无限的发展的机会与前途。……我属于吉尔吉斯人在苏维埃政权的时期长成的那一代。关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青年们从前怎样生活这一件事情，我是从书籍上和老人的故事中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牧放畜群的，不识字而无知的人。然而我的生活多么不像我父亲的生活。靠了苏维埃国家的关怀，我受了高等的教育，我积极地参加了国家的工作，帮助改建祖国吉尔吉斯的生活。……吉尔吉斯的青年们坚定地相信着自己的光明的未来。他们非常的明白，这一个未来是属于劳动的人们，这些人们热爱着自己社会主义的祖国，自己贤明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的领袖斯大林。”[24]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也出现了对之前从中国西部迁居出去、如今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及其社会组织活动的相关介绍，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一群体更为细节化的日常生活场景。在1947年撰写的《吉尔吉斯的东干集体农场》一文中这样写道：“……很难想象出来，在二十年以前，这些被尖锥形的白杨围绕着的景物如画的村落，这些茂盛的花园与田野之处，不过是一片荒芜，遍布着烧过的野草的斑迹。……除了当地的吉尔吉斯人以外，哥萨克人、鞑靼人、乌克兰人、东干人移居到这个迄今无人烟的乔斯克盆地。他们在自己新的土地上成立了丰富的集体农场。不久以前我们曾到过东干人的村子，那时乔斯克盆地的东部。东干这一民族是革命以前从中国来到这儿的。但他们十五年以前才定居在乔斯克盆地。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他们的小屋子的平顶上开放着罂粟，燕麦也在发绿。沿着街道伸起一排粘土和麦秆做成的围墙。小小的院子中长着桃树杏树，小村的四周像丘地一样降下稻田，由于水和反映在水中的天空闪着蓝色。东干的集体农场名字叫做弗隆兹集体农场，我们曾访问过它，是吉尔吉斯最大和最富足的农场之一。当你走进集体农场的时候，好像跌进了一个不大而整齐的镇中。村中央有一所石头建的戏院，大厅可容三百人，有为演员预备的房间和休息的走廊。并排有两所学校，一个有淋浴和浴池的澡堂，集体农场经理部的红色的房子。……东干人是一种有很古的中国文化的民族。他们曾怀想过真正的农民劳动，在吉尔吉斯得到了土地以后，他们仔细地开垦每一小块田地，整理好灌溉用的运河网，在土壤上施肥，并且开始播种自己的民族文化——稻米。……乔斯克盆地有九个东干人的村子。大多数的农民早已团结成集体农场。这使得他们有巨大的优先权共同用机器耕地，和正确地分配稻田里的水。集体农场的收入，除了在农民们之间照劳动日的多寡去分配以外，用在建设学校和农民的新房子，给图书馆买书，和电影放映机上。集体农场用自己剩余的钱买减轻耕作劳动的工具与机器。这些来自中国的人们工作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和定居在苏联的其它民族享受同等的权利，并且享有苏维埃政权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25]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介绍又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改革、边疆史地、艺术生活等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形象与认知也在向多元与立体发展。1948年的《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文记载道：“图画一般的塔兹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都在中央亚西亚，而且是紧紧相邻的。疆域全是山地，在苏联各邦中地势最高。各拥有人口一百五十余万。给乌兹别克、土尔克曼及哈萨克等国供给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达亚、塞尔·达亚等河流，均由塔兹克及吉尔吉斯的高峰中发源。这两国的土地只有极小部分是谷地及山坡。……本邦东西区有个地方相传是古代亚当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后住居的所在，他在山外建设了诺史城（Osh），那是世界第一古城。现在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丝织业中心。据说，亚当曾带了几条蚕在身边，给他的赤身露体织了衣服，这便是该城丝业的起源。（译者按，中亚及欧洲的蚕种和丝，约在前汉时从我国经西域各国向西传去。）这个传说使许多人相信人类最早的住处也许就是吉尔吉斯。可是没有人敢信吉尔吉斯人就是最原始的人类。在十三世纪以前，当这些面孔扁平的鞑靼人到来之前，是什么遗迹也没有的。在这之先，他们曾经游行全亚，有一时期，甚至到了中国的北京。稍后，鞑靼人被蒙古的大汗国所征服，最后又以苦战反抗俄国的沙皇。俄国大革命前一般人都误称它为加拉吉尔吉斯（Karakirgiz），而北面的哈萨克人反混称为吉尔吉斯人，因此到如今，哈萨克共和国北面的大草原还袭旧称，叫作‘吉尔吉斯大草原’。吉尔吉斯人是山居的游牧民族，住在黑色的帐幕或泥土的小房子里，屋顶是平的，顶上可以存积冬天用的干草。……和别的落后民族一样，吉尔吉斯人在帝俄时代的生活充满着贫困污秽和疾病。据说他们大多数人一生只洗过两次浴，生下来的时候一次，死的时候一次。革命之前，人口锐减，一九零三年到一三年的十年间减少百分之十，当时识字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二。……今天的吉尔斯斯可大不相同了，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参加苏联以来，它就有着飞跃的进步。它起初是自治共和国，到一九三六年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这些年间，吉尔吉斯人的生活，已大半由游牧转为农业，生活比前安定许多。……但今天的吉尔吉斯可也不会忽略了工业，电力厂到处都是，煤及其他矿产大量开发，近年科学家发现这里是全苏联稀少金属蕴藏最富的区域。……吉尔吉斯的文化教育，也和工业农业有相同的进步。最显著的成功就是制定了方言字母。一九三九年，本地识字人数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不过本地人的旧习俗一时尚不能完全去掉，例如他们还是穿那填了棉花的袄裤，白色沿有黑边的毡帽。”[26]在同一年的10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主办“版图”栏目第20期刊发张其��的文章《北方边外》，其中写到：“中国建国的前途，首先要看北方局势的安危，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近二十年来，世界地理上最大变迁，是苏联国力的骎骎东向……苏联的边疆便是我国的边疆……吉尔吉思国在乌孜别克之东，热海（Issyk Kul，面积约二千四百方英里），吹河（Chu）即在是国境内。首都日夫伦士（Frunze）位于吹河沿岸。全国面积七万六千方英里（犹五倍于瑞士），人口一百余万，吉尔吉思人占三分之二。此族在新疆称布鲁特人，为纯粹的突厥族。其生活多在山上放牧，现在本地只大尾羊与美利奴种交配，本地体格较小而以耐劳著称的良马，与阿剌伯与英国种交配，成绩至佳。吹河流域现有织布、制糖等业。……我们环顾中苏边界，得到几点深刻印象。第一，这些地方大都本是中国旧壤，八十年来，几度划界，几次失地，至今大片版图仍在变色之中。第二，中苏两国的边疆民族，如蒙古族、突厥族等，种族同、语言同，彼此互有吸力，苏联一贯的扩张政策，深堪注意。第三，苏联确能启发边疆的宝藏，例如天山、阿尔泰山之麓，自从农牧改良、工矿振兴而后，均已一变而为精华荟萃之区，而我国方面空虚落后之状，自不免相形见绌。第四，苏联的铁道网已经环绕我边界一周，并有多数支线及公路线、航空线，深入我国门庭重地，演成目前我国边疆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外重内轻的现象，瞻念前途真有不胜忧惧之感……”[27]该文在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苏联与中国接壤地区的社会建设状况的介绍中，提出要重视中国国内边疆地区的社会建设与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与稳定。此外，当时还有关于吉尔吉斯斯坦艺术方面的相关介绍，例如《吉尔吉斯的演剧生活》一文这样写道：“……几盏水银灯在山丘上燃亮起来，照着低低的用毛毡铺着的木台。指挥者举起指挥棒，弦乐队振动弓弦。美女爱依·朱列克走到舞台上去，唱着诀别的歌曲……前面的观众坐在草地上，后面的站着，骑着马的人从后边看着舞台。二千五百多个康特斯基区的吉尔吉斯农民倾听着‘爱依·朱列克歌剧’。响亮的广播机在狭窄的山谷上传播着音乐的旋律和歌曲的字句。在夏季的时候，吉尔吉斯的歌舞剧院就举行这样的旅行演剧。乘载着演员和音乐家的汽车，装满舞台装置和道具的卡车都往矿坑和集体农场驶去。通常在五月，剧院的管理人就开始接到邀请旅行的申请书。在夏天，吉尔吉斯的剧院、木偶戏院和吉尔吉斯音乐爱好会的音乐团体都分别出发到各村庄、各工厂和各矿场去。……”[28]到了1949年，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革，对于苏联中亚地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化发展开始加以特别关注。其中的《苏联近事：其他：吉尔吉斯共和国过去一年间的成就》一文就介绍道：“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杜拉巴伊·库拉托夫去年十二月廿八日对塔斯社记者说：吉尔吉斯的劳动人民在过去一年中遭逢了许多愉快的事件。许多企业早在预定限期之前，就完成了他们的全年计划。煤矿工业在十月一日，达到了五年计划中的一九五〇年度水准。集体农人们获致了丰收。吉尔吉斯共和国在限期以前完成了谷物储藏计划。畜牧发展计划亦已超额完成。大规模工业建设正在着手进行中。在集体农场上，建造了许多电力厂。公众教育也有飞跃的进步。本年肄业的学生，约增加二万人。最近又开设了一所新的师范学院。医药机构的数目也大见增加。去年，吉尔吉斯共和国庆祝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的第五周年，这个机关对于从共和国当地人民中间培养科学干部的一点，贡献极大。”[29]在同一年，著名作家茅盾还专门写有《吉尔吉斯共和国京城之街景》一文，记述了当时伏龙芝城的情景。[30]

三．结语：认知热点与中国议题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在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方面，经历了如下几个较为明显的阶段：从19世纪中叶年至19世纪末，这时期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主要局限在最高决策层，其认识服从于当时清朝与俄国的双边政治军事关系和地缘议题，普通知识界对吉尔吉斯斯坦所在区域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更无从知晓当时中俄之间围绕边疆问题进行的交涉与博弈过程；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知识界的关注重心转向欧美和日本，加之苏联中亚地区频繁的政区调整，国内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识多有波动，总体的认识图景尚不明晰，并存在较长时期的信息滞后；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中亚政区调整的完成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基本疆域、政治结构的确定，同时，随着苏联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苏联中亚-中国新疆这一苏联对华援助大通道日渐重要，国内知识界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更为深入，并且开始对该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系统性介绍；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关于中国国家重建和现代化的话语开始成为国内知识界的讨论热点，作为苏联国内建设一部分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建设以及现代化发展情况也相应地成为国内介绍和认知的重点。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自身问题关注的一种折射，近代中国的吉尔吉斯斯坦认知就是鲜明的例证。随着中国对外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践，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也将逐步超越官方和知识精英的层面，而逐渐在一般知识界和公众层面加以展开。这种新的“一般”中亚观的出现，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中亚认知流变以及更为具体的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认知转变过程，也将进一步为中国-中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彼此交流与互视提供新的契机与可能，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得以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中国本身。

*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中亚诸国的认知观念流变” （立项编号：CCSIC2017-ZD03）阶段性成果。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