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目标要求。民族学研究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 深刻领会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 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 促进吸收借鉴与守正创新相结合，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单一民族研究与中华民族研究相结合， 汉文文史资料与少数民族文史资料研究相结合， 国内民族研究与海外民族研究相结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键词： 新时代； 民族研究； 转型

作者简介：段红云（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员，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 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系统阐释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政策举措，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 是党的治国方略在党的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 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对我们构建新时代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认真总结我国民族学研究的成功经验， 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 把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深刻把握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历史逻辑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多民族国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 形成了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 各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边缘的分布格局。由于汉族居住地区多处于平原和丘陵地带， 雨量充沛， 适宜农耕， 使得汉族先民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上相对高于周边少数民族。于是在长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 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天下观” 和“夷夏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以汉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多数历史时期强调“夷夏之辨” “守在四夷” “ 以夏变夷”， 推行“贵中国， 贱夷狄” 的大民族主义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歧视和压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甚至在很多官方正史中， 都将各少数民族先民的族称中加上“虫” “犭” “豸” 等带有明显侮辱性质的偏旁， 加之很多少数民族先民居住在边疆地区， 中原王朝统治力量难以深入， 对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多来自一些官员和商人的道听途说， 往往对其风俗习惯进行不实的记载和歪曲的解读， 少数民族先民成为野蛮、粗俗、落后的代名词。

在长期的压迫和歧视面前， 很多少数民族在强势群体和主流文化面前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自卑心理。甚至在少数民族强盛时， 也要想方设法把先祖与汉族联系起来， 强调其华夏血缘的正统性， 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如西汉时强悍的匈奴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曰淳维”。 鲜卑拓跋氏建魏之后追溯其先祖时认为：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 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 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 建立辽国的契丹亦认为“ 辽之先， 出自炎帝”。在云南，很多少数民族的家谱中， 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苏、湖广一带。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民族识别时， 一些少数民族按照“名从主属” 的原则， 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汉族， 等等。这些现象虽然不排除各民族发展过程中与汉族有过密切的往来这一事实， 但也反映出在长期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下各少数民族自我意识里的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和想改变这种生存状况的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国家实行新的民族政策， 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积极推进边疆稳定、和谐发展、共同繁荣。通过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等措施， 使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得到了保障。然而，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间差异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 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仍不同程度存在。尤其在“文革” 期间， 由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于是相应的民族文化也多被贴上落后的标签， 不论优秀与否逐渐被抛弃， 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被遗弃， 或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与汉族文化逐渐趋同。

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 各少数民族经济不断发展、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平等意识、交往意识、发展意识、认同意识明显增强， 加上国家对少数民族， 尤其是边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文化教育和干部培养任用等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和支持， 一定程度强化了民族作为获得政府投入、社会支持， 甚至某些特殊政策和资源的符号和标志， 产生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大致梳理下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同程度强化了各民族自身的身份认同， 一定程度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甚至产生了对国家和政府等靠要的思想， 不利于各民族团结一致， 奋发图强， 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上， 一些特殊优惠政策是根据民族身份而不是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确定， 导致生活于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享受到的国家扶持政策存在差异， 从而不同程度激发了民族情绪， 影响到各民族间的团结。同时， 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相对突出， 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三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 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在主流文化冲击下逐渐淡化流变的同时， 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意识的复苏和民族文化重拾的现象。在成立民族文化研究会、传习馆、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协会等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不同程度存在把民族文化商品化、浮浅化、庸俗化， 甚至出现标新立异， 歪曲、丑化民族文化的现象。

四是受特殊历史积淀和地域文化影响， 部分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等不同圈层的民族认同中存在一种摇摆离合的特征， 甚至更多表现出一种利益认同， 一定程度影响到国家制度建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五是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人权、宗教等问题恶意炒作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等， 煽动民族情绪， 制造民族仇恨， 误导国际舆论， 企图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当前， 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这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做好民族工作， 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稳定， 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成就， 深入分析了当前党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 明确提出新时代民族工作要创新发展， 就是要坚持正确的， 调整过时的， 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 可谓恰逢其时， 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时代性、针对性、操作性， 对我们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转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深刻认识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现实需求

中国民族学学科是在２０ 世纪初中国面临由传统的“ 天下秩序” 向西方主导的“ 条约体系”转变过程中， 适应西方全新的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体制挑战的大背景下， 为探索构建近现代民族国家需要而由国外传入的。

自１９０３ 年林纾、魏易翻译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并于由京师大学堂书局出版算起，中国民族学已经走过近１２０ 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 中国民族学走过了一条由西学东渐到逐渐本土化、几经波折逐渐发展壮大的道路。民族学创建之初， 一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回国人员系统学习西方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知识， 并将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和功能学派等许多国外民族学理论和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 并从上世纪２０ 年代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等学校纷纷开设相关专业， 培养民族学方面的人才， 陆续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社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 形成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江村经济》《金翼》等经典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民族研究为国家整体性社会改造及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智力支持， 民族学研究取得瞩目的成绩， 顺利完成了民族识别工作， 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撰写民族简史和简志并最终形成“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等。虽然在上世纪５０ 年代国家大规模的学科体系和院系调整过程中， 民族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冲击， 尤其是“ 文革” 期间民族学教学和科研最终被迫中止， 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民族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１９８０ 年１０月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 １９９０ 年起民族学被认定为一级学科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几代民族学者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民族学逐步发展成为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和服务民族工作为宗旨， 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科。

当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的民族学源于西方， 其理论体系、知识体系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影响和冲击。直到目前， 国内尚有部分学者奉西方民族学理论、方法和范式为圭臬， 脱离中国国情， 脱离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 生搬硬套西方理论， 不能有效回应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我们都知道， 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隐含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假设， 既提供了在现代语境下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一定解释力， 也削弱了中国本土经验及其理论概括的话语地位。具体而言， 当前中国民族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涉及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上， 中国民族学的理论创新和知识贡献不足， 未能有效维持其原本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二是对学术传统形成路径依赖， 偏好研究少数民族、前现代传统和小型共同体， 对社会变迁条件下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不足。

三是学科知识体系老旧， 既未彻底摆脱前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 更受到当代西方人类学的知识挤压， 亟待形成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四是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 研究特殊性的论著多、探讨普遍性的论著少， 描述性的成果多、创新性的成果少， 谈理论的成果多、研究实际问题的成果少， 还存在有些应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分析和科学依据等问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要求， 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也是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鲜明主题， 更是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研究的时代命题。我们亟需对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进行战略性调整和整体性改造。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 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瞄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聚焦新时代国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将继承学术传统与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相结合， 将民族学科研究与其他相近学科研究相结合， 坚持扎根中国大地， 坚持守正创新，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咨询。

三、深入实践中国民族学研究转型的具体要求

从２０ 世纪初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引入中国， 民族学学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直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 服务于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 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人民性、实践性、服务性。站在新的历史时期， 适应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民族学研究必须进行战略转型， 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更加顺应时代需求， 更加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 更加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具体来说，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吸收借鉴与守正创新相结合。一方面， 要以开放包容的理念， 借鉴国外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但不能盲目迷信或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 要立足中国实际， 有批判地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为我所用。另一方面， 要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和各民族特性， 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与时俱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形成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风格、气派， 更加精准地解决新时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知识支撑。

二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一方面， 要聚焦学术前沿， 围绕中国民族的重大理论问题开展研究， 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讲清楚， 把理论上存在的误区搞清楚，以高水平的理论创新指导高质量的民族工作。另一方面， 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围绕如何在民粹主义、分离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的形势下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 如何实现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进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高质量发展； 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 有效应对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形势下民族群体面临的就业落户、社会保障、就医就学等困难和问题； 如何有效解决“ 藏独” “ 疆独” “ 台独” “ 港独” 等问题，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等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应用研究， 为党和政府制定新时代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建言献策。

三是单一民族研究与中华民族研究相结合。一方面， 要突破民族学以国内少数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 突破过于关注单一民族和小型共同体的研究情况， 突破过于关注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单一面向， 突破“一村一族一地” 的１９ 世纪风格的经典民族学研究范式， 淡化民族研究中偏重个性、差异性、特殊性的倾向。另一方面， 要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把国家带回来”； 注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单一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民族关系研究， 强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注重各民族间共同性、普遍性、规律性问题的研究， 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 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理念，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四是汉文文史资料与少数民族文史资料研究相结合。一方面， 要进一步加强对汉文文献、考古、碑刻、谱牒等文献资料的抢救、挖掘和整理， 推进大型文献资料的系统化、数字化、平台化建设， 为加快推进民族研究提供更加全面、权威、便捷的查询、著录、交流途径。另一方面， 要加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培养力度， 培养具有深厚学术功底、扎实语言基础的专业人才； 加大对各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 从少数民族文献中查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证据，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加广泛而坚实的支撑。

五是国内民族研究与海外民族研究相结合。一方面， 要加强国内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研究，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地区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 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另一方面， 要加强跨境民族和海外民族研究， 密切关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民族问题， 实现民族研究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的拓展， 形成民族研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为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和全球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 引领全球的民族研究发展。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新华文摘》2022年第12期/《思想战线》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