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与费孝通研究民族的思想维度

郎维伟 文晓波

原文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摘要：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建构包含三个层次，费孝通的学术成果作为第三层次是对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贡献，而且为第二层次理论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费孝通作为民族研究领域的大师级学者，他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研究中国民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边区开发和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民族“文化自觉”的理论等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完全契合，将其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

关键词：民族理论本土化/费孝通/民族思想

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是不可回避的命题，而这个理论的来源具有多层次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每次会议是对民族工作的研究部署和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本土化的总结，而后者不能不说与费孝通这样一些大师级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费孝通在回顾学术选择时说：“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1](253)可见，费孝通民族思想的形成有鲜明的政治认同，将他的学术成就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费孝通致力于将民族和民族社区作为他一生的学术工作主线，通过深入实际直接调查，使他的研究成果不落虚空，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重温费先生的著述，研究他的民族思想和他对中国民族理论的贡献，对理解和指导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乏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建构的三个层次

在我国的民族学学科下有一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其中，民族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民族理论。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寄望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先导解答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问题[2](291)。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命题。费孝通赞成这个主张，他甚至认为中国化的理论和道路“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3](60)。就民族理论的本土化而言，他认为民族在中国是客观普遍存在、世代相传、颇具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1](254)。中国的民族形成和民族概念的界定与西方所谓的民族存在不完全相同的含义[4](109)。

回顾民族理论本土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构成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来源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在经典著作中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这些基本立场和方法应该坚持和奉行，属于基本理论层次。如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两种违背本土化的现象：一种是继续沿袭对经典作家著述误解误读的说法；另一种是鄙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只有西方的某些学科才是分析民族问题的工具，出现新形势下的“言必称希腊”现象。实际上，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片面化、主观化、教条化的表现，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真实含义；后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与民族理论本土化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原著的研究，并做出符合时代的解读，仍然是中国民族理论的一项基本任务。

二是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代表，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民族理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正确的理论。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开创，它包括党在那个时期主张的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这些理论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更加系统、全面和完整，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民族平等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把民族问题治理纳入依法治国的范畴，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两个共同”目标等。党的领导集体创立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具有统领民族工作的指导价值，属于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上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民族关系之所以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这不能不说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坚持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总结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民族理论，这些仍然是民族理论本土化的重要任务。

三是以专门从事民族研究并形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丰硕成果的著名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理论成果构建起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在学术话语和实际应用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属于民族理论来源的第三层次。由于这些理论源自科学的方法和认识，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同样具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三个层次都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后两个层次还以研究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为己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三个层次共同组成中国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缺少任何一个层次都是不完整、不科学的。当下中国民族理论要坚持指导思想不变，加强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做到准确地继承，避免脱离实际的教条化倾向。第二层次的民族理论有把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全局的指导意义，需要认真解读领会和落实在民族工作中，把这些理论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的理论依据。由于党的领导集体的主要精力在于统揽全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民族问题上，实际上第三层次的理论成果往往转化为第二层次的理论决策，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民族理论的第三层次中，费孝通称得上是民族理论本土化的担纲者。他的诸多学术贡献和理论成果被国家所采纳，甚至成为看待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费先生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丰富而珍贵，前人侧重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理论的学术评价。其实从民族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费先生涉及民族理论的成果十分丰富。倘若沉潜深思费孝通研究民族的范式，不难看出他是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入手的。文化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又是由文化而融成，文化则由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具体表现出来，因此，历史、社会和文化是观察民族的最佳视角。概而言之，费孝通通过历史的维度，创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通过社会的维度，研究边区开发，提出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通过文化的维度，创立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这些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理论，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国情中的民族状况和问题，是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完全契合[5](25)，所以，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二、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费孝通最早接触民族研究是在1935年，此时他在大瑶山的调查中已经观察到瑶族是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和民族识别工作，开始真正思考和探索“民族”认定的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现实给了我们学习民族理论的好机会，这时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民族，并将经典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对民族理论的一些思考。费先生认为，民族社区调查实践证明，民族并非想象或虚构概念，而是人们世代集体生活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并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1](255)。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心民族概念和民族实体的研究，费孝通把这一研究视线延伸到“汉族对其他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怎样看待‘中华民族’”两个问题[1](261)。说到底，这是中国民族理论应该阐释清楚的两个问题，因为它涉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如何界定不同层次的民族、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转变等问题。从认识论上看，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逐步形成的，但在历史上又是经常有变动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为我们厘清上述关系和认识民族变动的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从方法论上看，这些又属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任务，但民族理论学科又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通过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相结合，最终形成本土化的民族理论成果。费先生坦言，弄清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描述一部中国民族通史，这也是他从事多年民族研究的夙愿和目标[1](264)。1989年，费先生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文，这一成果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为巩固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学理依据。费先生说这个理论“是从研究中国民族的现状和历史的实践中得到的”[1](264)，正因为如此，它的科学性和学术生命力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民族理论把揭示民族产生、交融、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任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阐释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发展规律，以及与各民族的关系，这些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完全契合。民族理论学科把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作为己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当然可以转化为培养公民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体系，成为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意识培育的内容。因此，这个理论有非同一般意义的学术价值，可以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费先生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归纳起来，要点如下。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它包含三个主要论点[1](263～264)：其一，中华民族包括中国疆域内相依共存、不可分割的56个民族实体，而且各个民族实体形成了共同的高层次的、休戚相关的感情和道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56个民族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基层，而中华民族是高层。这样，民族认同意识就存在多层次性。其二，汉族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在多元基层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黏合剂作用，将56个多元、分散的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一体。该理论还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间和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论”观点。其三，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并行不悖。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排斥低层次的56个民族认同，他们在各自的认同层次自由发展，并形成了文化多样、语言多样统一体。因此，高层次的民族内部是差异的一致和“一体多元的复合体”。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延伸出来的观点

1.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世代相传、颇具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的语言，使得民族成员怀有强烈的共休戚、共荣辱的一体感，形成了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民族是客观实在的社会共同体而非空洞的概念。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就是民族意识[1](254)。费先生的著述中没有对“民族”专门下定义，但他不回避民族理论研究必须关注“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他表达了自己源自对中国民族的广泛接触和深入研究后的观点，并深有感触地说：“套用西方的民族的概念确有许多困难”[6](197)。这足以说明未深入接触和研究不同国家的民族，只做书斋式的概念讨论是空洞的。

2.民族形成和民族认同意识的一般规律。费先生认为，民族名称形成的规律通常是“他称”先于“自称”，民族实体先于民族得名。只有和族外人员进行接触和比较，才会产生民族意识。换句话说，从自在到自觉是民族认同(民族意识)的一般规律[7](7～8)。费孝通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民族的主要特征。在有些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尽管已经感觉不到什么民族差别，但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说明在一体的格局中多元还是顽强地存在[7](17～18)。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民族意识，费孝通采用社会学中的in-group(圈内)和out-group(圈外)来加以说明“我族”与“他族”区分的民族心理特征[1](266)。一般而言，人们将民族视为稳定的共同体，但是以历史的维度观察，费先生发现，在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中，民族实体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经常有变动的[7](33)，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就是很好的例证。

3.历史上的民族交融或相互吸收是中国民族关系的具体状态。民族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融是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事实。费孝通分析道，无一例外的是所有民族都吸收其他民族的人，其成员也被其他民族吸收[7](20)。同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并非是融合于其他民族的决定因素。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一般而言，民族融合的条件“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8](413)。然而，政治干预的效果往往差强人意。政治歧视、政治压迫往往激发民族意识、增强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7](31)。费孝通的这些观点有很重要的警示意义，民族理论本土化显然不能割断历史、抛弃传统、丢掉根本，而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4.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为更大的多元统一体的形成做出了贡献[7](8～13)。费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对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充分肯定。费先生还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等同于当今的“世界”，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思想并非指现代(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离”[9](544)。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不能拿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去套用或解读。费先生还提出一些对今天有意义且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例如，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的主线，但是哪些内在机制和文化(思想)基础维持了古代中国“和而不同”的局面？中国分散的多中心局面究竟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哪些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古人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心态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9](544)

三、从社会的维度建构边区开发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

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师从吴文藻先生学习社会学，立志“从实求知”“学术报国”，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现实分析的方法，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由此可见，费孝通从社会的维度研究民族，与他的学科背景分不开①。费孝通采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实证方法，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吴文藻先生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范围，一是民族研究，一是农村研究[1](252)。后者也包括了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区域。1949年后，他把研究重点转向民族。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民族访问团”的工作，参与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创建，这一切使他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接触少数民族和民族社会，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他继续在民族研究领域不懈地“行行重行行”，几乎每年安排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各地做实地考察[9](540)，主张理论研究要和实际相结合，除西藏和台湾未能如愿前往外，其他民族省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从社会的维度研究民族，目的是“志在富民”，提出了若干促进边区社会发展、民族繁荣的理论观点，对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不失为民族理论本土化的成果。

第一，主张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费先生认为，民族之间团结互助的措施是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前提，这是各民族实现政治平等以后的课题。因为处于较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民族无疑在自由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起点不平等会导致弱势民族走上可以预见的淘汰或者灭亡之路。费孝通主张国家要在经济、文化各方面赋予后进民族优惠政策和切实帮助，先进民族要饱含兄弟情谊，支持和帮扶后进民族的发展。早在1985年，他提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定要符合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10](39)。他的观点成为制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和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越是现代化，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越大，共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费先生认为，社会的富裕或贫困程度对社会成员生存方式的选择颇有影响。一般来说，富裕社会更有利于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同样，现代化水平越高的民族获得发展民族特点的机会越多。因此，工业化进程有利于民族特点的发展，而且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将愈来愈多[7](35)。

第三，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观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统一国家不同民族特点的民族互助合作、共同繁荣发展的基本问题。民族区域自治的出发点，承认统一之下的特殊和各成分的特点，在实践上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费孝通从理论的高度明确这个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但这只是个开头。怎样完善这个制度？他提出，首先要用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自治权；其次，建议要有一个法律咨询机构，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来设立，负责解答和服务。违反民族区域自治法，可以依法请求有关部门裁决，直至向法院起诉。其实，费先生早在1987年提出的这些观点既有理论，又有可操作性，与当下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需要建立依法治理体系、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顶层设计是不谋而合的，足见其解决民族问题的洞察力[6](197～200)。

第四，边区开发的理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怎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成为中国经济和民生的重大问题。1982年，费先生提出做活人口问题的“两个眼”，一个是发展小城镇，另一个是开发边区[11](11)。他把全国分为沿海、内地、边区，三个区域各有优劣势，从发展战略考虑，需要研究三个地区存在经济要素差别基础上的协作。边区基本等同于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西部，通过调查，他提出边区开发的一些观点，例如，东西部协调发展的方针“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以边区诸省为经济发展中心，重开西部“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攀西开发为中枢，重建“南方丝绸之路”；“两南兴藏”带动西藏现代化[12](420～421)。这些战略性、前瞻性的发展设想得到采纳并变为现实。边区开发是站在国家的高度，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都改善了我国的民族关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路。费先生还提出边区开发的一些原则：民族地区离不开民族本身的发展。利用民族优势发展经济是解决生存问题和保持民族特点的重要举措。因此，各民族要扬长避短，发挥其文化优势和体质特长，利用当前良好的外部条件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地区发展和民族自身发展的双重目标[12](422)[13](433)。

四、从文化的维度建构民族“文化自觉”的理论

文化必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14](3)。从文化与民族的关系看，要了解民族，必先从其文化入手，但凡研究民族，文化必成为研究对象。费孝通研究文化与他选择研究民族有关，也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他把研究文化与民族结合在一起，从文化的维度来表达对民族的人文和社会关怀，同样，从文化的维度来分析和把握国家和民族对待文化、文明应持的态度。

“文化自觉”理论是费孝通研究民族文化的学术思想核心，其理论形成：一是源自思想积淀；二是源自对中国民族的实地调查。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事关文化存亡的论争和一次次的文化或政治运动，以及对文明的不同理解，使费孝通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文化做出了更高层次的思考，主张以“从实求知”的基本态度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人类文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前往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黑龙江赫哲族居住地考察，发现两个民族的生存模式都因资源衰败和消减而面临生存危机。1997年，一位鄂伦春青年学人在一次学术研讨班上提出民族“文化存亡”的问题，并引起费先生的关注和重视。费孝通意识到，对原有文化的生存感到忧虑并非诸如鄂伦春族等弱势民族特有的问题，而是现代工业化背景下的全球性问题。这个事关人类文化命运的问题应当引起所有文化研究者的重视和深思[15](226)。从“文化自觉”理论产生的直接来源看，始于少数民族社区的实地调查实践而不是中西文化的比较[3](59)。针对“文化存亡”提出“文化自觉”，通过自主反省，做到“自知之明”，远比“客位”介入更加有效。当然，这个理论不局限于中国民族，他涵盖人类文明的大格局。总而言之，费先生从文化的维度关注民族的发展和未来，这与民族理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契合的。他从文化的维度研究民族的思想，为中国民族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来源，这些理论归纳起来要点如下。

第一，民族“文化自觉”的理论。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概念的对象可以从人口较少民族放大到主体民族、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3](59)。在费先生看来，“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自己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向，既不带文化“复旧”或“回归”之意，也不主张“全盘他化”。“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的“两个自主性”，即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并非一个轻松而容易的过程。如何深刻认识自己文化和准确理解他者文化，是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找准位置的前提条件，如何在自主适应的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联手建立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守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15](232～233)。“文化自觉”理论阐发了民族和国家在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础上应有文化的主体性认同，同时与各种文明一道追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处守则。

第二，文明(文化)的基本守则。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先生认为，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文明，每一种文明无一例外地都有精华和糟粕。我们对待异文化要保持“理解”和“选择”的态度[9](550)。二是“文化没有界限”，文化有中心和扩散的范围，远离中心的可称为边际，边际是不能用界限来划定的。费先生认为，不可用国家领土概念对文化划界，否则会带来文化冲突的极大危险[15](225)。费先生从学理上论证了不能把具体的国家利益之争，混淆成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三是唯我独尊或故步自封的文化心态并非文明的生存之道。无论是强势文明(先进民族)，还是弱势文明(后进民族)，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文明的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9](547)。四是对研究者来说，研究异文化要有一种“进出自如”的心态，这样才能真正体验所要了解的“跨文化”的感受[9](541)。费先生的这句话看似讲研究方法，实际上理论意涵丰富。的确如此，研究者对异文化应不持偏见，给予尊重，但尊重不等于无价值判断，无道德良知，无是非认知。五是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需要“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费孝通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这种思想与其说是受学科背景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传统儒家文化濡染的结果。他说：“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以这种人格和境界影响了他，他把这种思想引申为对待文化和文明的态度或“守则”。

第三，中华文明有诸多启迪，应“从实求知”。首先，就文明的内涵来讲，世界上不论哪种文明，无不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交融而成。费先生认为，“多元一体”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世界文明并非“纯粹”的传统文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必须以综合的、动态的视野处理不同文明的关系，而不是往昔那种机械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9](543)。其次，多元的文化形态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文化。费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对待异文化或异民族的特点是“王道”而非“霸道”。中华文化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常常以仁爱之心处理与他文化和异民族的关系。费先生极力推崇这种以理服人的传统文化，甚至认为它是形成全球新的和平秩序的重要启示[16](299)。再次，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一国两制”的实践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还有文化意义，就是可以凝合不同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统一[3](60)。“多元一体”的思想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经过中国古人的不断探索、积累和完善，高度政治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蕴凝集的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相当成熟。“一国两制”政治实践就是缘于中华文明的协调模式[3](60)[9](545～546)。

综上所述，费孝通致力于多学科视角研究民族，通过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调查，以及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族现象，推动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呈现他的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民族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延续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命脉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这些理论是中国民族理论的第三层次，那么它的绝大多数已经通过第二层次转化和反映在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决策中。这既体现了他研究民族问题的目的，也体现了他专注学术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民族理论的本土化是绕不开的命题，学科束缚将失去生命力，只有吸收这些“从实求知”而来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完善学科，服务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

注释：

①费孝通先后学习过体质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他研究民族社会的学科视角，而从社会的维度研究民族，这是他的研究对象。社会的维度不是社会学的维度，后者指学科，前者指对象。社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广义而言，费孝通是从社会的维度研究民族，狭义而言，是以农村和城镇社区的民族社会作为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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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郎维伟，文晓波，西南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41；文晓波，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402160 郎维伟(1956- )，男(满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藏学研究；文晓波(1972- )，男，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生，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社会治理研究。

标题注释：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与民族政策完善创新研究”(11&ZD058)；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政策博士授权一级建设项目(2016XWD-B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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