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的城市化是乡土性消失、城市性生成的过程。而本文基于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离乡精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虽然已经彻底“去乡土性”，但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却表现出很强的“乡土韧性”。对此，本文主要通过离乡政治精英反哺家乡的事例来呈现。乡土韧性表现在，对家乡初级社会关系（血缘和乡缘）的重视和依恋、祖先崇拜、宗族认同、视自己为不变的村里人、在乎村里人的评价，等等。乡土韧性保留了离乡精英以在城的方式嵌入村庄的社会结构中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彻底的“乡土损蚀”并没有出现，相反，它促成了一种“人”的城乡回路，使得村庄变成了一个城乡互融的社会系统。鉴于乡土韧性的巨大力量，我们的城乡政策应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以使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离乡精英；精英反哺；乡土韧性；城乡回路

作者简介：粟后发，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城乡关系、农村发展

一、引言

在村庄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精英反哺农村的现象：从农村走出去的、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老家输入项目资源，以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

离乡精英反哺村庄反映了什么问题？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过，不同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和状态是不一样的。从城市化的衡量指标——户籍、工作、住房、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来看，离乡精英俨然“去乡土化”了。作为离开了村庄的“城市人”，他们为什么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回馈村庄呢？这就涉及城市化中的核心问题：乡土性-城市性（urbanism）。乡土性和城市性覆盖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核心体现在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西方的城市化是乡土性消失、城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在经历四十余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从农村走出的人，其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处于何种状态？位于中国城市化最前端的群体——离乡精英，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

在下文中，笔者将以离乡政治精英为主要探讨对象，分析他们行为背后的社会联结与内在情感，并探讨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工业化与城市性兴起

乡土性消失和城市性的兴起，与工业化直接相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引发的城市化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换言之，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不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聚合体，而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心理状态、文化类型和社会秩序（帕克等，1987：1-47）。沃斯（Wirth，1938）指出，巨大的人口规模、密集的人口分布以及个体的异质性，使得城市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乡村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并将其概括为“城市性”。综合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生活高度私人化；价值观理性化，强调利益而非情感；社会交往匿名化、短暂化和冷漠化；契约关系取代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情感性关系；正式控制取代道德控制（Wirth，1938；帕克等，1987：1-47）。乡村移民进入城市也会被逐渐同化。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W.I.托马斯等描绘了受工业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原来的初级社会群体（家庭、邻里和地方社区）的解体和社会重组过程（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受其影响，美国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在《背井离乡的人》（1951）一书中展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被“连根拔起”的过程：城市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吞并，使他们陷入工作不安全和家庭解体的境地，最后他们与原来的文化疏离。简而言之，西方的城市化总体呈现为一个“拔根”的过程：乡村移民原有的人际关系解组，不断个人化，最终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中（Kearney，1986）。进入后工业社会，高度的现代化使得社会朝着更加个体化的方向发展（鲍曼，2002；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后福特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推动个人主义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公共精神丧失，公共生活日渐退化（霍普，2010）。

西方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理解乡村移民进入城市之后社会文化层面变化的基本框架。不过，以此来理解离乡精英，他们是“离乡离村”的，而不是和村庄保持如此长久和紧密的联系。

（二）从城乡循环到乡土损蚀

对“精英反哺”的理解，需要回到乡土传统中。乡土性是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底蕴。其在城乡关系上的表现是：即使人口向外流动，城乡之间也能维持有机循环。具体而言，落叶归根的传统和桑梓情感为乡土社会保持着人才，这些人即使跃登龙门也不忘本，而且把对根源的保卫和培养看作一种责任（费孝通，2011：402-403）。瞿同祖也指出，传统士绅保有一种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福利的责任，不会因为离乡而改变（瞿同祖，2003：292-293）。可见，传统的乡土性的情感结构为精英反哺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不过，在近代开启的现代化冲击下，城乡间的文化情感联系逐渐被侵蚀，造成了“乡土损蚀”。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中，随着国家渗透的压力加大，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村庄精英退出乡村政权，离开乡村（黄宗智，1986；杜赞奇，2003）。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根本上打破了城乡间的有机循环。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学生们缺乏回归乡土的情感结构，最后不再回村（费孝通，2011：404-4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损蚀和百年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长于乡土的精英在城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工作和定居于城市，最后不再回村。不仅如此，在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村劳动力也被吸入城市，导致村庄空心化。同时，乡村社会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阎云翔，2012；张良，2017；解彩霞，2017）。个体从以往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社会范畴（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宗族网络等）中脱嵌（去传统化），转而寻求个人的权利和幸福（阎云翔，2012：326-345）。以上事实和判断表明，“乡土损蚀”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加强，“精英反哺”似乎越来越难以出现。

（三）从“乡土性”到“乡土韧性”

那么，如何理解“乡土损蚀”和“精英反哺”之间的张力呢？关于“乡土损蚀”，费孝通是基于新旧教育的对比以及人在城乡之间的空间位置做出的判断，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城市化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否发生变化。当然，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也没有提供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而当下的离乡精英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窗口。

在经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后，不少学者认为乡土中国已经走向了“后乡土中国”（陆益龙，2017）或者是“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不过，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讨论社会性质的特征，强调乡土性的存续和变迁。而关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何种变化的讨论并不多见。杨善华和孙飞宇基于调查经验指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了一些“难以变化”的“恒常”——“社会底蕴”，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以及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并且这种社会底蕴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呈现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杨善华、孙飞宇，2015）。在具体的研究中，卢成仁对一个边远山村的研究发现，市场力量给村庄所带来的人、物、货币的流动冲击，会被村庄乡土力量——互惠机制所转化消解，维系着共同体的整合（卢成仁，2015）。卢晖临在对三个村庄的长期跟踪调查后发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民生活的“非农化”和村庄的“空心化”，但是乡土性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展现出一种韧性，表现在人们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对人情和关系的推崇（卢晖临，2019）。

以上研究表明，在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中积淀而成的乡土社会文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中会展现出一种强劲的韧性，本文称之为“乡土韧性”。其理论意涵体现为：在城市化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积习于上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仍然能够存续，并不断与新的条件相结合，对乡村社会产生影响。受此启发，本文拟以“乡土韧性”概念来理解“精英反哺”，即主要通过呈现离乡政治精英反哺村庄的过程、情感和心理来体现乡土韧性的具体内涵，最后分析它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三、田野调查与村庄

情况本文的案例资料主要来自西南某省东北部的温山村。调查时间集中于2020年4—8月，资料收集方式主要是访谈和参与观察。温山村全村共913户、3130人，8个自然村，12个大队。本文所要呈现的两个自然村分别叫李村和兴村，人口都在400人左右。两个村都有离乡政治精英，只是在级别和影响力上有差别。

李村是温山村北边的一个自然村，与村中心距离较远。不过，在所有自然村中，李村的公共设施最完善。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村外有人”。根据笔者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村走出的大学生有近30位，远多于附近同等人口规模的自然村。其中，李家老二于1987年从一所著名985大学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现在省城某部门担任厅级领导职务。他的哥哥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政府工作，现在本市工商局工作。其他大学生分别在县城、市里、外省工作定居。村里的公共设施，除环村公路外，主要由李家兄弟从政府运作项目建成。

兴村位于温山村中心偏西北，与李村相比，其公共设施的状况要差一些，主要得益于在县里工作的邓局长和周主任的运作。邓局长是最后一批推荐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县里的机械厂当工人，后来又进入二轻局、县组织部等部门工作，最后在科技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兴村的后山公路、引水的坝塘（三次）都是由邓局长运作项目建成的。周主任则是在大专毕业后进入县水电局工作，现为县水电局办公室主任。村庄的农网升级改造项目就是由他运作的。两个村公共设施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四、人为桥梁：项目进村与村庄整合

（一）离乡政治精英与项目进村

政府的惠农项目都是经过“条”和“块”进入村庄的。普通村民对其知之甚少，更不知从何申请。于是，将项目信息反馈给村庄，成为离乡政治精英反哺的第一步。反馈项目信息的作用有：第一，解决村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在此基础上促使村庄开展修建公共设施的集体行动。兴村的农网改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兴村于2013年进行农网改造，是整个温山村中最早进行农网改造的自然村，其他村都是最近两年才开始。原因在于在水电局上班的周主任提供了项目信息，并参与了项目运作。周主任过年回村期间告诉村队长有农网改造的项目，并建议申请。得到信息后，村队长很快就召开村民大会，获得村民同意后，马上就选出了“筹委会”成员。“筹委会”向水电局申请后不久即得到批复。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兴村的农网就改造完成了。（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资料编号：XC20200506ZJF）

一般而言，离乡政治精英向村庄反馈项目信息，往往也意味着他有把握为村庄争取到项目，或者能够为运作项目出力。李村的娱乐文化室、运动器材、篮球场、停车场等项目都是在李家兄弟在向村里反馈信息后主动运作下来的，只是兄弟二人的分工有所不同：李家老二级别高，主要负责将项目资金运作到地方政府；李家老大负责与地方政府联系，推动项目进村，并组织村庄和政府对接。

以娱乐文化室为例。当时，李家老大带着两位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村里，又把村里几位做事实在的人请过去开会，告诉他们现在项目资金已经到乡政府，让他们成立筹委会，把娱乐文化室建起来。整个娱乐化室花费20多万，都是由政府拨款。娱乐文化室建好之后，篮球架等运动器材、停车场又通过其他项目进入了村庄。（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编号：LC20200809LFY）

李家老二的反哺不仅停留在自然村层面，还扩展到整个温山村和乡镇。2012年，温山村准备修建村庄主干道，村委向县交通局申请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村主任请李家老二出面“说情”，后来交通局批下了33万元项目资金。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李家老二又积极奔走，从财政部门协调资金补足缺口。

当时，修建整条主干道的预算是90多万元，除去村集体收入28万和项目资金33万元，还有30万元左右的缺口。对此，村委采取了向在外工作和经商的游子募集资金的办法。到了省城后，他们受到李家老二热情招待，李家老二主动询问还缺多少资金。村干部把情况向他说明后，他马上给在省财政厅工作的朋友打电话，问能否批一部分资金，财政厅的朋友听了后问他要多少。他担心不够用，先说了40万元。不过，财政厅的朋友告诉他，最多只能拨30万元。他觉得30万元基本够用了，就没有进一步“争取”。（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编号：CW20200425JZS）

不仅如此，2016年乡镇领导还在李家老二的协助下申请到价值200万元的太阳能路灯项目。他让乡政府留出一部分安装在了温山村的主干道和李村的主路上。

（二）离乡政治精英与村庄整合

离乡政治精英运作项目回村，也促进了村庄整合。村庄公共设施的建设会引来村民不同的想法，甚至还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只有将这些问题处理好，项目才会顺利落地。李村娱乐文化室得以成功修建，关键在于他们（主要是李家老大）作为村庄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人物促进了村庄整合，这体现为组建理事机构和化解分歧。

李家老大回到村庄第一件事即是成立筹委会。筹委会成员一般是曾被选为林管会成员或者经常主持村庄治丧事宜的村民。除了有经验之外，他们在平时处理村庄各种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积累了较高的威望。筹委会成员确定后，村庄便形成了一个由离乡政治精英以及具有威望的村庄精英构成的领导机构。项目中的日常事务（召开村民会议、协调不同意见、腾地、采购、记账、记工、监督工程质量，等等）主要由筹委会负责，遇到问题时再和李家老大商量。

更重要的整合发生在解决项目落地的各种阻碍的过程中。以李村为例。由于李村没有公共用地，找地成了李村修建娱乐文化室、篮球场、停车场的关键问题。李家老大和筹委会商量后认为，最合适的地块是原来集体所有的谷场。不过，谷场已分给农户，要想在上面修建娱乐文化室，就得重新将地块合并在一起。为此，筹委会召开村民会议，希望大家把地捐出来。可是一小部分人则不太愿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筹委会做通了大多数村民的工作，但也遇到了几家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为此，李家老大经常（甚至在工作日请假）回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以大家受益和把村庄建设得更好的理由劝说。最终，除一户外（地块较偏，不影响建设），其他农户最后都同意把地捐出来。

娱乐场所、篮球场、停车场都是建在我们老集体的谷场上，那都是已经分到私人的地，让人拿出来不好拿，虽然大部分人都同意拿出来，但还是有部分人不愿意。我们筹委会也不好做工作，做通了大部分，实在处理不了的就交给他了。他不一样，在外面工作，说起话来比我们有用。很多工作都是他去和人讲道理做通的。（访谈编号：WS202007LFY）

由上可知，离乡政治精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项目运作上，还体现在整合村庄上。萧公权（2014：372）指出：“在传统社会，没有绅士的村庄，很难有高度的有组织的村庄生活，或者像样的有组织的活动。”本文的案例表明，虽然离乡政治精英居住在城市，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扮演了传统士绅的角色。

五、跨越城乡的社会-情感联结

已与村庄生活、生产脱离的政治精英为什么还会出力将项目运作回村呢？究其根本，不在于他们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而在于他们和村庄的社会-情感联结。

（一）跨越城乡的社会联结

中国人对自身的定义，不是从个体出发，而是从关系出发，由父母、兄弟姐妹等至亲关系及其延展出来的社会关联来确定（渠敬东，2019）。尽管离开了村庄，离乡精英仍无法斩断生于村庄的社会网络。

1.城乡之间的家庭纽带

父母、兄弟姐妹等血亲关系构成了一个人最基本、最紧密的关系，贯穿其生命始终，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离乡精英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父母往往因为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而居住在农村。在父母不离村的情况下，城市的新居只是一个“小家”，只有父母所在的家才构成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家。这种观念在春节有着集中体现——只要父母还在村里，离乡精英都会带着妻子儿女回来与父母团聚。李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李家兄弟经常回村看望父母，过年更是要回老家过。家在村庄之中，离乡精英和家人共享着村庄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村庄不仅是他们“家”的外延，甚至构成了“家”本身，村庄公共设施的好坏也意味着“家”的好坏。

有一年，李家兄弟回村过年，恰好村里的自来水系统坏了。因此，去邻村挑水成为李家兄弟每天的头等大事。这个情况让他们很受刺激，他们想到父母乡亲常年在村，如果没有自来水，用水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他们一边和村民商量如何把自来水系统重新建起来，一边和县长“打招呼”。开春后不久，村里就获得了项目资金，重建了自来水系统。（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编号：LC20200416QLP）

除了父母外，村里已分户的兄弟姐妹、叔伯父母、堂兄堂弟也是重要的家人，是离乡精英与村庄保持联系的重要纽带。邓局长的父母早已去世，他自己退休后也一直在县城居住，但他每年总会多次回村，因为村里还有他的兄弟、堂兄弟以及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这些联系都确证了他仍是这个村庄的一分子，村庄的发展和他息息相关。

有一次回家，他听到堂兄弟讲，村里引水的塘坝被洪水冲毁了，水田没法灌溉。听闻此事后，他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那乡亲们连饭都吃不上了”，紧接着便和村民说：“我来想办法解决。”回城后，他就去水利局跑项目，当年就把村里的塘坝修好了。后面几年连年涨洪水，修好的塘坝又被洪水冲坏了，他又不厌其烦地为村民争取项目，总共为村里修建了三次塘坝。（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编号：XC20200709ZJF）

邓局长的所为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邓局长是随母亲改嫁来到兴村的，继父家经济困难，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可村里人待他友善，经常拿吃的给他。所以他对整个村庄都有深厚的感情。现在种田的人都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兄弟、堂兄弟以及一起长大的伙伴。他积极为村里修塘坝，就是不忍心看到自己的亲人吃不上饭。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离乡政治精英虽然已定居于城市，但是他们和家乡的父母、兄弟、亲属等的关系就如同无形的线牵引着他。只要还有亲人在村，他们和村庄的紧密关系就会保持下去。村庄也会构成他社会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2.城乡之间的宗族联结

宗族网络也是维系离乡精英和村庄的重要纽带。宋代以后，聚族而居成为中国基层社会主要的组织形式（徐扬杰，1992）。历史上，宗族是一个集祭祀、教育、救济等功能于一体的组织。进入新社会以后，宗族其他功能消失或淡化，但作为一个祭祀单位仍然延续至今。例如，李村是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由李氏宗族和蒋氏宗族组成。两个宗族在村里都有自己的祠堂，每年清明节，他们会以宗族为单位祭祀祖先，并在祠堂举行会餐。像李氏宗族，每次会餐的规模在7~10桌，占所有宗族人口的一半左右。

由于祖先和族人在村，村庄仍构成了离乡精英寄托人生意义的社会空间。清明祭祖表达的是对祖先的怀念。在外的人只要时间允许都会回来，如无时间，他们的父母或兄弟也会代表他参加。李家老二公务繁忙，并不一定有时间回家，但李家老大一般都会回去。当然，在乡土观念里，祭祖也有现实目的——祈求祖先保佑自己或子孙。此外，还可以借此机会展示自己的成功。李家兄弟已无须再显示自己的成功，但他们仍然期待祖先的保佑，而且他们还很注重祭祀物品的选择。据村民私下透露，李家老二祭拜父亲时只用高档酒。其次，无论是否在外工作，村民遇到结婚和生子的大事，都要回宗族的祠堂祭拜，将自己人生进展告诉祖先，祈求保佑。例如，在调查中，兴村一位已经在城市定居的企业家告诉笔者，即使过年出现疫情也一定会回村，因为他的小孩即将出生，要带其回去拜祖宗。

最后，宗族会餐往往会转变为公共性的“议事会”。在聚餐时，笔者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作为族人参加，不论官职大小，也不论财富多少，只以辈分看尊。会餐时人们推杯换盏，交流感情。村民的想法可以在酒桌上提出并讨论，除了宗族事务（如修缮祖坟）以外，更多是村庄的公共事务，比如，哪些公共设施还没有完成，哪里又需要改善。像李家兄弟这样的族人，族里的积极分子或长辈会特意找他们交谈，希望他们出力。一般而言，离乡精英只要能够帮忙，基本不会推辞，甚至还会主动提供帮助。

每年清明节，邓局长也会回到村里和族人祭祀祖先。这几年，看到其他村都陆续建起了娱乐文化室，一些村民也想修建一个，每到宗族会餐时，家族的积极分子（邓局长堂兄弟）就会和邓局长讨论此事，希望他能跑一个项目下来，把娱乐文化室建起来。邓局长答应道：“你们把地找好，我把项目跑下来。”不过，由于地块还未找到，兴村的娱乐文化室至今没有建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编号：XC20200506ZJF）

综上可知，宗族是一个在世族人和过世祖先交织的社会网络。在乡土观念里，祖先去世并不意味着消失，只是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并与子孙产生着福祸相依的联系。祭拜祖先，就是要不断唤起人们的宗族意识和自己从哪里来的身份意识。从李家兄弟等人身上不难看出，离乡并未淡化他们的宗族意识，他们依然与宗族保持着稳固的联系。

（二）跨越城乡的情感联结

1.“不变的村里人”

在温山村，因为离乡政治精英吃上了“国家粮”，村里不再给他们分田地，只有山地会以折半的方式分给他们一份。换言之，他们不再完整地拥有村庄成员权。不过，这不影响他们视自己为“村里的人”。例如，当笔者问到邓局长时，他告诉笔者：“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死后也要回来的。”“土生土长”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在乡土社会里，“土”是农民的命根，为他们提供生存食粮，如同母亲一般。而离乡精英在出村之前，是靠村里的土地生活，在村里长辈的爱护和教育下长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生命是整个村庄所给予的。

传统的中国人活在祖荫下。活着的人对家庭或宗族中已经去世的成员的态度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永久的怀念和自始至终的爱（许烺光，2001：208）。如今此种观念依然很强。和祖先的联系使得人们在离乡后仍将自己视为村里人。在调查中，笔者遇到一位已在宁波买房定居的温山村人。笔者问他现在算不算宁波人，他惊讶地回答说：“不是我在这里买了房就是这里的人，不仅我还是温山村的人，我的子女也是温山村的人。”当进一步问为什么还会这样认为时，他说：“我的祖先还在村里，没有祖先就没有我，我走到哪里都丢不掉的。”这种对祖先的情感在离乡政治精英身上体现得也十分明显。在过年前，李家兄弟也会依照当地习俗，回村给祖先供奉分岁酒，再回城里过年。从这一点看，离乡的政治精英也没有完全“离开”村庄。

同样，村民也将走出去的精英视为村里的人。有能力却不为村庄做事的离乡精英，很容易遭到村民的埋怨，会被说没有为村庄做贡献。极端的情况是，这类离乡精英回村会受到村民阻拦。李家兄弟的弟媳特意向笔者透露，李家兄弟也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并视其为警醒。

2.向内的认可与荣耀

在村民极高的期许下，离乡政治精英很难将自己置身于村外。他们为村庄做出贡献，会得到村民高度的赞许和认可，这也是他们回馈村庄的重要基础。也就是说，离乡政治精英把增进村庄福利既当作一种责任，也当作一种获得认可和荣誉的机会。这在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中早有体现——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动机在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并不是追求物质利益（杜赞奇，2003：20）。也就是说，地方的文化网络中的象征价值在离乡政治精英身上一直延续着，并没有因为离乡而消失。李家兄弟的堂弟媳跟笔者讲，堂哥们很在乎自己村里的名声。她说：

他自己和我说，他到了这个位置，不给村里做事，人家会说他一点事都没做，即使做了，可能还是会有人说他没做。但得到大多数人认可，（他觉得）就可以了。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做，不管大家认不认可，他也已经尽力了。（访谈编号：LC20200409QLP）

传统士绅在外做官，大部分还将家眷留在家乡，所以家乡仍是他们重要的生活世界。与之不同，离乡政治精英几乎将全部生活转移到城市，可以不用和原来的村庄发生太多联系。但他们依然在乎自己在村庄里的名誉和受认可度，这也意味着，在他们的意义结构中，村庄依旧是重要的构成部分。例如，一直让李家兄弟觉得自豪的是，其父亲去世治丧时，全村人都来送别老人，就连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都赶了回来，这种礼遇在村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一般较少回来，除非是自己亲人过世。

3.不忘本与报恩

离乡精英对村庄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元的，远不止为了获得在村里的名声。“不忘本”和“报恩”在他们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中，“报”的观念体现的是交互报偿原则，是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杨联陞，2009）。而报恩是对所受恩惠予以报答，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情感，存在于父母亲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也以超人际关系存在于人物之间。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也是离乡政治精英为家乡公共事业出力的重要因素。

我们这些人出去了，在外面都有房子，父母都在外面，为什么还想着这个村子呢？我们就是舍不得这个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落叶归根，回馈村庄，是那种报恩感恩的意思。（访谈编号：LC202006013LLD）

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离乡的政治精英身上，也体现在离乡的经济精英身上。兴村的一位企业家，不仅在村庄修路架桥时慷慨捐款，还会在春节前准备丰富的礼包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笔者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的回答与前面类似“：我是村里土生土长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温山村都是我的根，树长千尺不忘根，回报乡亲是应该的。”

综上所述，离乡精英的离乡并不是拔根的迁移，相反，在深层次的情感结构中，他们依然保留了自己作为村里人的认同和对于村庄的责任。当然，这种认同与为了获得认可和荣耀是交织在一起的。

六、乡土韧性与城乡回路

传统城乡关系是一个有机循环。在费孝通看来，现代化的浪潮会破坏这种循环。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要远远超过费孝通所处的时代。但是，当下的中国城乡关系展现出非常复杂的画面：一方面，乡土损蚀持续存在并且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层面的乡土性在这个过程中又展现出强劲的韧性。

在户口、居住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离乡精英都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不过，这些转变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典型意义上的“城市人”，在社会关系、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上，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乡土性的特征：对家乡初级社会关系（血缘和乡缘网络）的重视和依恋，尤其是对家的重视；对宗族的认同；对祖先的崇拜“；视自己为村里人”“，在乎村里人的评价”“，希望获得村里人认可”；等等。这是乡土性在城市化中依然坚韧的内涵和表现。城市化没有切断离乡精英与村庄的社会关联和情感关联，村庄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社会文化空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离乡的政治精英为什么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村庄源源不断地输入资源。这也表明，乡土社会在一个人身上所孕育出来的社会关系取向、文化心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有延续的可能性，可以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并行不悖。

乡土韧性对城乡关系以及乡村社会影响巨大。在乡土韧性的作用下，离乡政治精英构建了一条制度外的城乡回路，即“人”的城乡回路——离乡的人还会不断返乡，并成为连接城乡的中介，城里的资源、信息通过他们进入村庄，从而对村庄治理和村庄发展产生影响。在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后，它发挥了巨大的能量。例如，惠农政策和项目制为离乡的政治精英反哺家乡提供了基础，也推动了他们与村庄发展出更紧密的公共性联系——从政府内部运作资源回村，参与村庄建设。在共同的村庄认同下，这也会形成“城乡互动”——村民期待他们的反馈，他们也在乡土情感的推动下积极地为村庄跑项目。可以看到，一个村庄里只要有一两个保有乡土情感的离乡政治精英存在，就可能改变村庄的面貌和组织状态。乡土韧性使得离乡精英能够以在城的方式嵌入村庄的社会结构中。在这个意义上，彻底的“乡土损蚀”并没有出现。城乡回路的构建也意味着村庄的边界发生了变化。离乡政治精英从城市带回信息、资源、知识，无疑表明村庄的边界延展到了城市内部。而且，乡土韧性不仅体现在离乡政治精英身上，甚至也体现在普通的农民工身上。在离乡经济精英身上，其最直接的体现是为村庄公共设施建设捐款。例如，李村的环村公路并不是依靠项目资金而是依靠捐款修建的，主要来自村庄的一位女婿。实际上，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反哺了乡村。他们在城市里挣到的钱，以及学到的知识、技术、经验，都通过“返乡”的方式推动了村庄的发展——例如，凭借打工收入，全村近90%的家庭建起了楼房。而这些是制度化的城乡连接所无法提供的。

最后，在社会形态上，“人”的城乡回路也使得“城乡社会”得以形成。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形态已经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农二代不回村、不返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刘守英、王一鸽，2018）。不过，此判断依据是值得讨论和补充的。他们以断裂的视角看待离乡农民和村庄的复杂关系，没有看到农民和村庄的社会-情感联结，进而忽视了城乡本身互相包容和互相渗透的状态。从“人”的城乡关系看，村庄不同层次的人如同乡村社会的不同触角，进入了城市内部。保有乡土情感的离乡政治精英进入城市的政治系统中，离乡经济精英进入城市经济系统，普通的打工者则进入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这种联系下，地理、行政边界清晰的村庄本质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城乡社会系统。每一个村庄和城市都不是割裂或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和渗透的关系。每一个村庄都是“城乡社会”，中国也成为“城乡中国”。

七、余论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是建立在自身文明基础上的转型。在一个以乡土社会为起点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人的流动方向会决定乡村社会的未来以及社会形态的走向。不过，“乡土韧性”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形态未来的走向除了取决于人在户口、住房上的城乡位置，还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即使农民进了城，其身上所保有的乡土性的社会-情感的联结，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城乡关系的状态，进而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

从乡村振兴角度看，乡土韧性构成了村庄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不管是离乡精英，还是普通农民工，只要身上还具有这种乡土韧性，村庄之外的资源、知识、信息就有可能通过他们回到村庄，甚至他们本人也会回到村庄，成为推动村庄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新乡贤就是在乡土韧性的作用下回到村庄，成为推动村庄走向善治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阶段，政府应该充分重视乡土韧性这一社会文化基础，充分利用其积极效用，同时也要极力避免乡土韧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离乡政治精英运作项目回村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项目资金的公平使用，同时带来村庄分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观点和论据主要来自第一代离乡政治精英，这是本文的局限所在。但这也隐含了另外一个问题——代际变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第一代离乡精英身上所具有的乡土情感和他们从小浸润在乡土环境中有很大的关系。在第二代离乡精英中，不少人还有村庄生活甚至是干农活的经历，这使得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对乡土的深切感受。在温山村，我们也看到一些成为精英的农二代保持着面向村庄的生活态度。不过，在现代化浪潮下，他们对村庄的态度以及和村庄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也有不少农二代不再回村。最可能发生巨变的是农三代。他们中不少人从小跟着父母在打工地上学或被父母送往城里读书，从小就脱离了乡土的环境，很难再建立起对家乡的情感。综上所述，代际更迭会对城乡关系带来重要的影响，但是变向何方，还有待更多观察和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