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开始反思在急剧地现代化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自我（self）”问题，是在三年前读两本著作时：一本是大卫·哈维的《后现代的条件》。在本书里他将后现代文化表述描述为对于后资本主义“逻辑”的回应。这二者在他看来都是基于他称为的“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其中，他指出，在如此的文化和经济环境中，建立关于自我以及关于未来的长时间感受是相当困难的。我十分困惑的一点是，哈维的问题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国如今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当我和我的导师王斯福讨论这些想法的时候，他推荐我去读刘新（中文出版用的是“流心”的笔名）最近出版的著作《自我的他性》。刘新认为存在于具体人群（他的田野对象是商人、干部以及小姐）中的对于未来的长期感知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我开始在中国农村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田野研究。“自我的感知”成为我研究的重要理论关注点。

在伦敦做了一年的研究准备，在中国学了一年的汉语和旅行，在恩施呆了一年，我有一些时间来更多地思考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问题。我开始意识到，研究象“自我的感觉”这样抽象的问题，或许对发生在一个小地方的具体变化，它的地方历史、经济和社会——也就是说，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做人类学描述为最好的开始。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描述一下最引起我论文兴趣的一些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存在于中国乡村广阔而相异的社会空间和人群认同之中。另外我想解释为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我要选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

首先我要向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以及参与者道歉，因为我的研究并未涉及太多土家认同的问题。对于此问题我没有太多深入研究因此我想我并不够资格来讨论。我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我对于中国历史以及民族起源的知识也十分欠缺。土家、苗族以及侗族的民族认同究竟对于我这次要谈到的“自我意识（senses of the self）”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当然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在未来共同探讨的问题。

去年五月，我在恩施南边的一个村子中安顿了下来。至今，研究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年了。我每天的田野工作主要包括观察以及聆听人们的所做所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参与到他们的工作一起其他日常活动中去。在这一年里，我有许多机会参加村民的葬礼、婚庆、寿诞乔迁以及其他公共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着体会不同形式的“自我实现”所引发的不同感情——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这个时代生活的。

有了这些田野经验，我开始采用新的角度去检视我原初对于中国乡村的看法以及我自己的学术背景。首先，日常生活的实践与学术写作需要的客观化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我看来，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恰恰弥合了这个鸿沟：田野研究可以抵御不着边际的抽象化理论。我意识到，以往吸引我的关于“自我(self)”的理论恰恰与日常实践极端地相分离。但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通过在乡村的这些经历，我更为确定这种参与观察方法仍然是研究“自我的感觉”或其他社会分析和描述的抽象问题的最有价值的方法。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巨大优势是：社会分析以及描述所需要的抽象化过程实际上已经嵌入在日常经验之中，就像一块打在研究者身上的烙印。

我认为要理解关于自我的形象和感觉、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中国乡村里的希望，以下的几个方面有必要纳入考察范围。

——农活：包括知识和技能、工作的社会组织、关于生命和年复一年的劳动的象征意义、农活之间的相互联系、市场活动以及农民工流动问题。

——变迁中的家庭环境、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内部的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和过程。

——地方政治、权力关系、对于权利和道德的意识以及“日常道德”。

——地方史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更大历史背景。

我先就最后一方面展开：当我第一来到中国时，对于中国历史我知之甚少。我所知道的大多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正像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我对于毛泽东时代者有着十分幼稚的理解，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细节知道得非常少。当我面对如今中国社会和我过去对于中国理解之间巨大不同时，历史是一种“出路”：在历史叙述中，人们可以发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背景。更具体地说，那正是为我开放的一大片田地；当地人并不很容易明白我研究的目的。他们往往把我当作研究“当地习俗”和“当地历史”的学者, 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社会研究。

但是用这种方式我所学到的历史大多是“叙述的历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如教师和老年人所保存和再生产的。除了这些，还有大范围的“蕴含性（embodied）”的社会记忆，这种记忆在人们的身体性活动，如仪式和工作中是可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只有当走在或是劳动在仍然能追踪过去痕迹的地方时，一个人才能够记起过去的某件事，某个建筑，如寺庙或是祖先的陵墓。经常，我问某个地方的过去的长时期的历史，当我们正好在那个地方时，问题就很容易谈论下去了。

我觉得“自我的感知”同时属于年复一年的农活的一部分，农民阳历二十四气节和阴历的往复循环——所有这些都重复并且扮演着“自然”的交替，一个生产出“传统世界”的循环。在周年循环的农业生产之外，同样还有年度的节日。许多这样的节日并不再向过去那样被视作是仪式典礼，但是人们依然将习俗作为“好玩”的东西延续下来，一些人欢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比如，在恩施，人们会在农历新年之前打糍粑或者在“社日”之前吃“社饭”。

在许多领域，农业生产的多样性被市场激发出来。越来越少的农民继续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如：水稻、玉米和马铃薯。但是，虽然这些新经济作物如茶叶、烟草和药用作物的“节奏”与传统作物在“年度循环（annual cycle）”中明显不同，农民依据农历还是知道播种与收割的日期。与这些农业劳动相对的是城市里的流动劳动力。当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通常不再愿意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许多观念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再相同。传统粮食作物与新经济作物的对立、农活与商业的对立、在田里劳动和在工厂里劳动的对立以及其他方面诸如种田与管理的对立、农民和干部的对立等都是对于特定社会总量（social inventories）的回应，同时生产出不同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

在家庭环境中、在老一辈和新一代之间以及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如此的半职业化以及身份分化变得十分明显。进一步说，家庭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家庭是教育和亲属关系的主要场所。同时，它也是生产和消费被组织起来的主要空间。家庭的环境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就改变了许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中家庭变成了生产的主要单位。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每个家户的子女变少了。并且现在许多家庭中的年轻人并不住在家中而是进入城市打工。这同样是一个非常难研究的领域，尤其对于我这样的外来者。在这里，我认为参与式观察是了解家庭生活的最好方法。虽然我并没有在恩施认干爹干妈，但是我在一户农家待了很长时间。一开始是作为一名客人，最后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

在乡镇企业和地方政治之中，家庭和亲属关系非常重要。这些权力结构，尽管有着多种形态，但都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巨大历史变迁。在最近的农业改革中，中央政府正努力地“现代化”官僚体制。中央政府希望将地方政府的职能从原先的“控制”转变为“服务”。最近的新进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列举措。我在恩施的时候，恰恰有机会见证这些举措的具体落实过程。

地方权力和权威的基石何在？换句话说，什么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这个问题直接引向了我研究的另一重要主题：“自我”的感知是如何与特定的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知道并感觉到什么是“自我”同时也需要理解“自我”应该是怎样以及作为一个“自我（self）他/她应该做什么。

许多作家以及研究者注意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产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道德困境。普通人变得更加自私而对于公共事务更加淡漠了么？一个到处可见的例子是我到过的各地的老人的谈话：是的，物质生活的标准提高了，我们都过着更好的生活。但是年轻人的道德出了问题。有太多的赌博、卖淫嫖娼、盗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不信任。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相信访谈对象所说的所有话。关于这些有关道德的言说是否是真实的我想了很久。在一方面，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在80年代这些问题确实增长了，因为在毛时代它们全面被压制了。另一点清晰的是，从集体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意味着许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化的过程往往是与旧有集体主义福利系统和家长制的道德的共谋。现在不能确定的一点是，相比现在，过去在集体主义时期人们之间的信任究竟有多强。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常常在考虑这些问题究竟会不会在中国产生新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资本主义的兴起会不会生产出自由的价值观。但是现在我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历史、社会以及文化条件与欧洲大相径庭。人们必须找到适合中国的语境（context）的模式来描述和分析这些理论问题。

对于所有这些经验都很重要的是，在说有这些领域都有自我（self）以及关于未来的希望的连续性存在。大多数中国乡村的普通人身上，体现着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人最“简单”的愿望：对于教育、消费品以及婚嫁仪式的投资。这些愿望集中体现在家庭财富和地位之上。当我努力探询“自我”的更深层领域之时，我发现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希望到处存在着，而它们恰恰证明了不同于许多学者所宣称的虚无主义（nihilism）另一面事实。

在这些“平凡之事”之中和之外，有关于希望、公平以及繁荣的其他更加复杂方面。这些方面并没有被很好地描述出来。可以说，感情被“埋藏”在日常的实践之中。在那些感情的顶端，关于认同和社会空间（我前文提到过的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场所）的各个方面都在扩展和多样化。中国社会空间（social spaces）的多样化正在前所未有地增长。

注：本文为作者的发言稿（北京 2007-5-10），中文稿由陈晨、余成普翻译而成。原译题目为“自我的感觉在乡村”，现用题目为谭同学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