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

刘昶[i][1]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

I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开始是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运动，后来转移到农村成为一场乡村革命，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是谁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农村，是谁向农民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组织他们起来革命呢？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上的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普罗米修斯的角色，把革命传播到了乡村。而没有人进一步追问，是知识分子当中的哪一个群体，通过什么途径来帮助中共实现这个重大转变的？虽然，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已经不计其数，但我们对上述具体问题的了解还是非常贫乏和有限。

原始资料的缺乏可能是多年来妨碍人们去研究这个棘手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档案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回忆录和地方历史出版了，这个障碍应该不再是个问题了。现在大量可资利用的史料应该允许我们来解决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个谜团了。在这些史料中有两类对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特别有帮助，它们是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和新县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收录了各地早期党史的大量回忆录。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普遍编纂的新县志也都详细记录了各县地共产党历史发展情况。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这两类资料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个社会群体在中共早期的乡村革命活动中特别活跃，它就是各地的乡村教师。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确定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ii][2]。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获得一些感性印象。

1929年春天，刘通庸到[河北]容城小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当校长。当时，我在午方村北校教书。听说刘来了，我去看望他。这时刘通庸对我宣传革命的道理，大意是：国民党从1927年叛变革命后，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勾结北洋军阀。要想革命，只有参加共产党。当时，我们正对国民党不满，这些道理恰符合我们的心愿。白龙村敬业两级小学教员李子英、蔡友堂等人的思想也是进步的。刘与李并介绍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左翼小说要我们看，……那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还有野桥小学教员李岐山、农民王有定。陈志新等。我们不仅做口头宣传，还油印了《告穷朋友书》的小册子，署名是“容城县共产主义小组”，散发给一些小学教员和附近的农民。

1930年，…..我离开了午方村北校，到容城县通俗讲演所工作。……因我和本县大多数教员都熟悉，有些教员进城时常到我这里来。……借此机会我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四、五月间，我们发起并组织了“革命文艺研究会”。……

1931年4月间，保定特委陆治国同志来容城。……[他]对我说：“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并要我去保定。到保定后，中共保定特委书记贾振峰同志……对我讲了政治形势、党的组织、工作方法、接头方式等。……对我说：“你回去后建立中共容城县委，县委建立后，由你任县委书记。”……

……1931年4月下旬，中共容城县委在我家召开了成立会。

党和团的初建，成员多是小学教员、师范教员和学生，农民较少。……(阴一刚，1983：86-92)

最近，笔者的一个学生，上海师范大学的丁留宝，在他的硕士论文“乡村革命的播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