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打造农村现代职业体系的创新探索[i]

——武汉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和实践的社会学分析之一

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6期

乡村建设与农民运动的历史启示：

抓住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问题的中心

历史地说，中国社会学的两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学院派传统，对乡村建设、农村建设都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社会学中乡村建设学派的核心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前辈的观点已经广为人知。他们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借鉴中外各种社会学理论学说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以此为指导，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事业。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农民运动，即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的土地革命。这一点梁漱溟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确；“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ii]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自然也有自己的调查研究和理论论证。在根据地内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中，作这一工作的分别有毛泽东和陈翰笙等这样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两种运动都分别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两种运动的根本分歧是旧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派这样看，李景汉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定县土地调查》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iii]。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是之所以不彻底的，实际工作是之所以社会改良性质的，主要就在于没有抓住土地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例如，晏阳初（1890—1990）等人曾根据他及平教会提出的“愚穷弱私论”，提出中国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农村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其根本问题则是人的问题。他反复论证说，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着四大缺陷，或曰四大基本问题，这就是“愚”、“穷”、“弱”、“私”。针对这四种病，他提出要进行四大教育：“文艺教育”救农民的愚，“生计教育”救农民的穷，“卫生教育”救农民的弱，“公民教育”救农民的私。这种不触动愚、穷、弱、私的根本原因的教育救国论当然是行不通的。又如，梁漱溟（1893－1988 ）根据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把中国的失败归结为文化的失败：“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iv]提出中国应走从农村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之路。在他看来，若能走这条路，则乡村必然得救，中国必然得救。他还具体谈到了他以上构想的实现所依靠的力量，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的合作。[v] 解决的办法就是实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即一种乡村自治自救运动、社会文化运动。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健全了，新的社会组织也就建成了，新的国家也就慢慢形成了。由于“乡村建设学派”没抓住根本问题，只是停留在次要的东西上，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他们提出的办法也不能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正是由于“乡村建设学派”没有抓住根本问题，他们不能不碰到两个无法摆脱的难处。首要的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vi]，例如，晏阳初先生在河北定县搞实验县，不仅有河北省政府的支持，而且还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搞实验县则得到山东军阀韩复渠的支持。因此他们的运动是国民党允许范围内、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改良，是间接直接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的。这种所谓“社会改造“当然也只能治标，谈不上治本。第二个难处就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vii]。即是说，它们是脱离群众、缺乏群众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没有为农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没有想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梁漱溟承认，无论定县，还是邹平，情况都是如此。他说：“我们试以乡村工作的几个重要的地方说：头一个定县平教会，在定县人并不欢迎。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是彼此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viii]。这种情况与当时根据地里紧紧围绕土地制度问题成��发动群众，土地改革受到农民群众热烈拥护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对旧中国农村社会恶性运行的现实的修修补补，但这一学派所作的探索还是有一定贡献和价值的[ix]。其中，乡村建设学派的探索引起了社会学界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事业。如吴景超在其所著《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一书中，提出“发展都市救济乡村”这一针锋相对的看法。当时社会学界另一知名学者陈序经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一书中，批判了梁漱溟提出的在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组织时要以中国儒家固有的文化精神为基础去接受西洋文化的思想。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在推动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事业上的贡献功不可没。特别是，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大多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然而，他们为着自己的理想，仍然勤勤恳恳，勉力为之，这种“草根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最后还应当指出，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但在发展农村教育，培养农村人材，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村合作及其他公益事业等等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在中国甚至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派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两者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两点尤其重要：

第一，要抓住不同历史时期农村建设的中心问题。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的中心问题或根本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抓住这个问题是成功的前提，抓不住这个问题则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那末，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我认为，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问题则是如何把广大尚处于现代职业体系以外的农民群众逐步纳入现代职业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关键，也是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社会主义农村具体制度方方面面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治本的途径。过去我们年年讲“三农”，“三农问题”年年如故，甚至年年加重，除了有客观的发展水平等原因之外，主观上没有自觉地、系统地注意打造能够容纳广大农民群众的现代职业体系，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最近，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一些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文件和其他资料，并且于去年和今年三次到他们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的几个试点实地考察[x]，使我形成了上述看法。我认为武汉市的做法，好就好在他们能够“以产业带动就业”，较为自觉地围绕打造能够容纳更多农民群众的现代职业体系这个方向在思考、在行动、在推进。

第二，要关注和投入当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领域之一；关注和投入乡村建设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八十年后的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学有义务有责任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以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关注和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无论在规模、内容、方式上，还是在目的、主体、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都是后者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不要说全国不能比，即使是武汉市也不能比。武汉市现有858万人口和8494.41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其中农业人口308万，占36%，农村面积占92%。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着历史上最广泛、深入的社会改造和制度创新，解决着我国社会最为复杂、最难解决的“三农问题”，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非常值得我们社会学者关注和投入的。我们也要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先辈们一样，学习他们的“草根精神”，做一个深入基层的“草根学者”。

武汉市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宏观方面：

以产业带划分为标志宏观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努力和探索     

一、武汉新农村建设的探索：从“社区建设行动计划”到“家园建设行动计划”

启动于2005年5月的武汉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是在2005年10月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之前提出的，普遍被认为是起步早，起点高，切合中央总体思路的行动计划。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这是武汉市的一个创新、一个贡献[xi]。起步早主要是由于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是紧接着2002—2005年城市“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成功实施后提出的。他们认识到，搞好城市社区建设是重要的，但是统筹城乡协调，惠及农村同样是重要的，而且是更为迫切的。正如李宪生市长提出这项计划时考虑的那样：“在调研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我市二元结构比较突出这样一个特点，借鉴城区‘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的成功做法，我们适时提出了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xii]。在武汉，农村家园建设是“883”利民经验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是“883”惠民举措的“下乡”。

2005年5月以来，武汉市在全市农村的2087个建制村和农场大队中先后选出330个（2005年110个，2006年220个）开展了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试点工作，以建制村为单位推进“致富门道明晰、基础设施完善、社保体系建立、社会和谐稳定”等“四到家园”。后续行动是：从2007年起，再用5年时间，按每年350个村的规模推进。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计划叫做“家园建设2087行动计划”，——这种叫法似乎跟他们的“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更对称、且显示出连续性。尽管农村与城区有差别，基础条件也不一样，但是，因地制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受益，特别是让弱势群体受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样的。

“家园建设2087行动计划”，可以看作是武汉市着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探索武汉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路的最近努力之一。从我们考察过的一些试点村来看，前两年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积累不少有益经验，受到试点村农民的广泛欢迎，受到非试点村农民的深深羡慕。这些经验，特别是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思路和经验，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提炼，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二、“以产业带动就业”：为农民增收致富、转变职业提供大平台

武汉市在推进“家园建设行动计划”中，始终把明晰致富门道、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和核心工作。“致富门道明晰”主要包括落实惠农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科技兴农，健全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培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等。

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是“致富门道明晰”中带有全局性的关键。武汉市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特点、优势，经过反复调查，上上下下讨论，因地制宜地勾画了这样一幅由六个地区组成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蓝图，这个蓝图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在北部，以木兰生态旅游开发为主导产业，带动32个试点村调整农业结构；

——在东北部试点村按照“相对集中、形成��块、形成特色”的思路，以建筑业、建材加工业、蘑菇经济等七大板块，集中连片推进家园建设；

——在西北部试点村规划沿汉江18公里范围内，结合正规化、田园化蔬菜基地建设，打造一条以春桃、夏榴、秋桂、冬梅四季花卉布局的“农家乐”休闲旅游观光带；

——在中西部试点村依托武汉开发区，走“一主三化”路子，通过“支部+协会”的形式，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在南部试点村以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导产业，实现“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沿107国道逐步形成花卉苗木、蔬菜瓜果、水产养殖等五大产业板块和优质稻米、红菜苔等八个优势农产品产业基地，通过项目集中、产业集中、资金集中，形成优势产业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和基地连片带动的家园建设“T型”示范带；

——在西南部试点村以打造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引导龙头企业带基地带农户的模式推进家园建设。

从这个令人振奋的蓝图及其实践中，我们看到武汉市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的一些特点：

第一，他们从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出发，着眼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增加本市各个农村地区经济的总量的同时，大力提高这些地区经济的产业级别，而没有简单地停留是在传统产业层面上，进行一般性的结构调整。我们看到，上述六个地区组成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升级，六条相对明确的产业带的构成的规划，都与武汉市城市总体功能、城市产业结构、城市消费结构以及生态环境需求有关。这样的调整和升级，才能使武汉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推进，更加适合武汉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也才能真正打造农村现代职业体系。 

第二，他们重视从传统农业向包括生态农业、高科技农业、都市农业等在内的现代农业的提升，这是他们调整产业结构的第一个方向。调整、改造传统农业不等于不要农业，而是要使农业升级为现代产业，并通过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的发展，与旅游业的结合，多方面延伸现代农业的产业链。这是符合世界各国、我国一些先进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的。这个趋势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正因为这样，现代农业是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和方面。不久的将来，新型农民、农业工人、各种各样与现代农业有关的工作者，包括农业蓝领、白领等新兴职业，将是现代职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他们同样重视从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提升。这是他们调整产业结构的第二个方向。他们围绕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等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同时培植壮大建筑业、推进休闲旅游业等，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这个方向同样也是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和方面。不久的将来，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广大现代服务业的从业者，会成为农村现代职业体系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他们贴近农民群的需求，以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来系统地、整体地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他们经过自下到上和自上到下的多次互动，引导各区、乡镇和试点村坚持因地制宜，找准自身优势，把培育支柱产业与建设美好家园结合起来。他们的许多产业项目都是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基础上，板块策划、整体推进，以现代产业园区拱卫农村新社区，“以产业带动就业”、安置农民就近就业，或者从事现代农业，或者从事非农产业。因而能够在使农民得到增收致富的实惠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改变自己从事的产业，提升自己的职业。这种调整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变为他们自觉的行动，就不奇怪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使农民从“要我做”向“我要做”方向转变。试点村的农民就这样一步一步融入了现代职业体系。他们的这些做法，既避免了过去乡村建设运动中“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缺陷，也避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新农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些毛病，如一刀切、形式主义、强迫命令、急于求成等。武汉市的做法是必须坚持的，也是值得各地借鉴的。在不少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毛病的苗头，已经显露，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很严重。

第五，全市的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层层落实发挥作用。两年来，全市330个试点村，村村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95%以上的农户填写了增收致富明白卡。市政府累计投入1.1亿元致富门道专项资金，重点扶持343个发展潜力较大、带动能力较强的项目，出现了一批有适合自己情况的主导产业的特色村、专业村。使这些村的农民转变成了新型农民或非农的从业者。不仅如此，两年来，330个试点村，经过培训，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近3万人，这些人经过多种培训，具有积极转变自己职业的能力和潜能。2006年，全市330个试点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65个百分点。农村现代职业体系，现在尽管还是雏形，但是已经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通过上述蓝图和实践，我们看到了武汉市通过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系统打造农村现代职业体系的努力和探索。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正在改变着试点地区农村的面貌。

武汉市打造现代职业体系的微观方面：

示范村、特色村、专业村由点到面

武汉农村地区各试点村，在全市和各自区整体规划的基础上，明晰了自己的主导产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力求把致富门道明晰落实到项目、地头和农户。在各个试点村，我们看到的是三种力量、三个积极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农民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发挥多功能作用。在一些示范村、特色村、专业村，这三种力量彼此协调，良性互动，在建设新农村中打造着农村现代职业体系。更可贵的是，单个示范村、特色村、专业村，往往成为龙头，由点到面，推广到更多的村，甚至形成产业带的雏形。

一、产业创先、就业优先：政府企业农民联合打造农村现代职业体系

黄陂区坚持规划领先、产业创先、还建在先、就业优先的原则，采取“政府引导、农户主导、业主开发”的方式，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