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

贺雪峰

一、真问题与真学问的断裂

当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可以划分出学术风格不同、研究取向也不一样的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以对中国农村现实关怀为切入点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其中尤其以农业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社会学界的田野研究为代表，诸如对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村民自治研究、农民流动研究以及农村法制状况的研究等等。这个部分的田野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尤其以自上而下政策实践状况作为关注焦点。另一个部分是以对学术问题的关怀为切入点，进入到中国农村田野之中，这部分田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进入农村田野来理解超出田野的中观或宏观理论问题，尤其希望通过田野研究来为学科化知识的积累提供帮助。其中尤其以人类学和地方经济社会史的田野研究为代表，社会学界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在这些方面着力。这部分田野研究关注的焦点并非农村本身，更非自上而下政策在农村实践的状况，而是试图以对农村的田野研究来回答超出田野的理论问题。人类学以惯有的对异文化的关注，来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地方经济社会史则试图通过复活日常生活的历史，来挑战严整的大历史命题的宿命，并因此恢复历史的真实或找到历史中的人。有了活着的人，历史宿命才可能改写，未来才有希望。

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的，且中国社会科学以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生长的基础，这就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中国现实对应方面，即在词与物，理论与现实，所指和能指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可能性。第二，在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与中国现实发展需要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可能性。具体对应到以上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农村研究的两个部分就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中国问题意识的农村田野研究，往往缺乏从西方社会科学已有研究中获取学术营养，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学术积累及学科化努力也远不成功。因为缺乏学科背景及学术积累，这些现实关怀往往会依据需要而从西方已有社会科学中硬性寻找依据，在西方社会科学之词与中国现实之物缺乏对应性的情况下（缺乏站在中国主位立场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吸收），硬性寻找的西方社会科学依据与中国现实关怀之间，就缺少有力的逻辑联系，由此使这些具有现实关怀的中国农村研究，很容易变成泛意识形态的研究，只不过这种农村研究所借用的西方理论资源与以前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有所不同。泛意识形态研究的核心是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资源之间缺乏真正的互动，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经验研究本身不能形成积累，也不可能对借用理论资源构成质问。这样的经验研究就往往只是一些佐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有理论的质料。

而以学术关怀作为切入点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因为中国社会科学本身的不成熟，而不能不以西方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范式基础和对话目标，其结果，以学术关怀为切入点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因为缺乏整体关怀，在强势的西方话语下就很难不被消融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中（虽然西方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学科及不同的范式），用林南的话说，这种在西方学科范式下的中国经验研究虽然左冲又突，“猴王终究未能挣脱金箍咒的束缚和限制”（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载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92页）。如何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有益的社会科学，或者说如何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让西方社会科学有助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问题，的确不是那些追求以中国之物去对应西方之词的田野研究所可以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农村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误会，一个部分是具有中国现实关怀的田野研究，这部分研究因为缺乏学术积累，而存在泛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另一个部分具有学术积累的可能，却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被消融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不能真正具有中国现实关怀。换句话说，有关怀中国现实能力的田野研究，往往没有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关注中国自己问题的田野研究，往往缺乏进行这种关怀的能力。真问题与真学问之间，缺乏结合与沟通，更没有成为一体（这种划分和诊断虽然可能失之简单甚至无端，却可能有助于学术的反省）。而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理解及改造中国农村的前提，则是真问题与真学问成为一体，即将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而以从事真学问的精神及规范研究之。

二、多学科研究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

如何将真问题与真学问联成一体，必须找到合适的问题与角度。如果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研究，则有可能以乡村治理研究为主线，找到一条将真问题与真学问联结起来的途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找到将真问题与真学问联结起来的途径。中国之庞大及中国问题之复杂，也需要众多的将真问题与真学问联结起来的视角。以下从我们关注的角度，以乡村治理来展开这种联结的尝试。

具体来说，要理解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状况，就必须同时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法律是如何制定及实施下来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尤其以理解中国政治及行政体制为要，这个方面的研究，相对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研究，已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可以暂时不予考虑。另一个方面的工作是理解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对自上而下实施下来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过程和机制。中国农村极其庞大，区域非均衡状况也十分严重，因为区域非均衡，而使自上而下的各种安排在与不同农村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产生十分不同的后果，不理解农村区域性的差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农村政策实践的机制与过程，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农村政策实践结果不一样的原因。虽然我们今天都知道中国农村是非均衡的，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不能一刀切，但我们事实上却又都将中国农村非均衡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而不能理解或不愿下决心去理解这个出发点是如何得来的，其内部的结构中，有多少是以我们的想当然，而不是由社会科学的经验性研究，来予以支撑的。因为对中国农村非均衡这个结论本身缺乏经验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的过程与机制，也就不能理解农村政策实践后果差异的原因。我们都感受到了政策一刀切的负面后果，痛感政策不能一刀切，却因为不能真正理解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不同类型农村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缺少起码的经验研究）实践的过程与机制，而不知道自上而下的政策应该如何去切。我们虽然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并因此否定了一些东西，我们却不能确切地知道真正需要什么东西，因此无法肯定某些东西。

必须对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因为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域庞大，情况差异极大，对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进行经验性研究，就必须建立起可以积累和交流的学科化的研究机制，建立这样一个研究机制的关键，是众多的以经验资料为基础的研究，可以相互交流，并形成学术积累，这些可以交流并积累下来的研究，最终可以服务于对中国农村非均衡状况的理解，并因此建立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应该在不同农村如何去切的理论体系。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农村极其重要、庞大，要理解这么重要而庞大的中国农村，就必须构筑一套有力的学术概念体系与框架，建立起一套现代的学术研究体制，并因此形成一个多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也正是理解中国农村区域非均衡状况本身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政策涵义（现实价值及这种价值可以为此类研究提供的体制性可能，研究岗位乃至机构，研究经费等等）。使这些可以交流与积累的中国农村研究，可能在吸收其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建构出一套自我消费的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以中国农村经验事实作为支撑，在众多研究者智慧的、经验性的及批判性的研究中，逐步发展完善，并最终形成了真正本土化的社会科学。

要真正将当前作为前提或出发点的中国农村非均衡性作为研究的目标，就必须多角度多学科地进入到对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之中。多角度之一是从不同侧面进入到对农村的理解，尤其注重从一些政策实践的具体过程及其后果，进入到对农村社会的理解之中。比如，为什么同样的农民负担政策，会在不同农村有不同的实施后果（效果）？其中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与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本身，在决定政策后果中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由此展现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村社会本身的何种差异？我们不仅可以从农民负担政策，而且可以从几乎所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来研究乡村社会本身的差异，即农村本身的非均衡性结构，比如可以从水利制度、调解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实践，来理解农村社会本身。这个角度因为具体到某一个政策方面，而可以清晰看到同样的政策机制在全国不同农村实践过程、机制与后果的差异，从而容易产生明确的问题意识。但这个角度的研究，因为缺乏对全国不同农村本身的深入研究，而可能缺乏对政策实践区域差异的深刻理解，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差异的原因。

另一个关键的角度是深入对不同农村社会本身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个特定农村的全面解剖，理解此一农村地区的内部结构及其历史演变，有助于对前一个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深刻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对中国特定村庄的研究，就不仅仅在提供异文化的启示上，而且在深入解剖村庄本身的运作中，及理解村庄结构中，建立起对于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践区域差异有益的田野经验。人类学深描的方法，不仅对于理解异文化的研究具有意义，而且是深刻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所需要的基本功。地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也就不仅仅对挑战大历史观有用，而且对于理解特定区域农村的类型及比较区域差异，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地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和人类学的研究，均不仅在破的方面具有作用，而且在建构方面具有作用。

三、中国农村研究主位视角建立的过程

自改革开放重建中国社会科学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化这些引进过来的西方社会科学，让西方社会科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西方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其方法和规范，尤其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和经验研究基础上的注重积累的研究传统。另一个方面是具体积累下来的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以学科分化为基础所容纳的各种具体的命题和判断。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西方社会科学本身的知识也在快速积累和更新，而使社会科学大师退位，各种学科的乃至更狭小领域的专家大量产生。通才型的社会科学大师逐步让位于专业型的社会科学学者。

一旦社会科学进入细致的专业领域，社会科学的整体视野被屏闭，专业学者容易失去对技术问题的整体观照。这样的专业研究，不可能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话语，也无法跳出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预设。或者说，当社会科学被分割在不同学科，并因此仅仅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的话，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本土化。

当前中国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也大都是以分科为基础的。虽然西方社会科学的分学科引进事实上不仅提升了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而且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但当前以对话为取向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努力，均限制在具体的有时是十分狭窄的一些学科领域，在这样的对话中，即使使用了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也会淹没于西方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之中，而不可能生长出中国的社会科学出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生长，必须要有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并对中国经验进行整体观照的系统研究。

以中国为本位，系统观照中国经验的研究，当前恰恰是那些研究水平不高，甚至不乏泛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因为要对中国现实进行整体观照，就必须有宏大话语。但在未对宏大话语本身进行细致检讨和经验研究（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宏大话语可能只是将塞入的前提当作研究的结论拿出来的虚假研究。这种宏大话语，表面上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规范，事实上只是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结论，在抽离西方具体语境的情况下，套用到中国现实中来。这种宏大话语，既不需要也无能力对中国经验进行深入的研究。

要排除泛意识形态的影响，就必须深入考察中国经验，就必须在细节方面进行专业研讨，不过，一旦进入专业话语，往往又因为对专业话语的宏观语境缺乏把握，而陷入学术积累无法与对中国的整体理解相结合的困境。

具有中国现实关怀的学者，往往具有对中国现实的整体性关怀，这一关怀往往突破了学科界限和地域界限，而使这一关怀可以具有对中国问题的特殊敏感性和良好的问题意识。这些具有中国现实关怀的学者虽然因为缺乏对每一个环节细致可靠的专门的经验研究，却可能正确地提出问题，并敏感地把握解决问题的方向。因为这种现实关怀将中国经验本身作为一个整体，而可以具有宽广的视野，而可以轻易跳出因细节不清而引出的判断困境，而可以逃避西方社会科学的西方特殊性陷阱。这种关怀本身将某一个环节问题的思考，置于中国经验的整体关怀之中，就比那些轻易将中国经验思考纳入到专业学科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去的研究，更能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个环节的问题，并因此能够为这些问题定位。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试图说明，当前的具有中国关怀的中国农村研究者，与具有专业关怀的中国农村研究者，在仔细理解中国农村，从而重建以中国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均存在着缺陷。随着具有现实关怀的农村研究者，在其研究中纳入以可积累和对话为目标的专业化、技术化和经验式的现代学术精神，以经验研究来替代往往是大而无当的意识形态判断，这样的具有现实关怀的农村研究才会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问题，并更可能找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而只有当那些专注于专业关怀领域的农村研究者，从那些具有现实关怀的学者中那里获得问题意识和整体感受，专注于专业关怀的农村研究者才更能在理解中国农村的过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四、大国学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能性

提社会科学本土化，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容易受到如此质问：难道社会科学能够以国别来界定吗？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科学不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吗？有中国的社会科学，是否就应该有伊拉克的社会科学、菲律宾的社会科学以及其他各个国家的社会科学？

问题是，社会科学是对谁的抽象概括，以及作为一套解释体系的社会科学本身自主性的基本前提在哪里。

西方社会科学是西方进入近代社会才产生的，是对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社会事实的概括与解释。这种对西方事实的概括和解释，也就是对西方社会事实的抽象，在抽象的过程中，某些西方普遍的因素作为前见预设，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的视野，而那些进入理论视野的社会事实，一定是在西方社会中被凸显出来的事实。作为社会科学抽象概括的概念、框架和体系（所谓“词”）是与西方社会事实的物相对应的，没有社会事实作为基础，西方社会科学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很快也会作为玄想被抛弃，而不产生重要的社会作用。只有对社会事实保持敏感，并因此可以解释这些社会事实（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社会科学，才会成长并兴盛。

西方社会科学移入中国，就会造成西方社会科学所指称之物与中国事实的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依靠抽象同时依靠简化来概括社会事实的西方社会科学在具体运用于中国时，却因为抽象和简化，而将一些不能舍弃的事实舍弃掉了，这样就难以运用西方的概念体系来推测和解释中国的事实。在中国事实中，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被抽象出来却被简化掉了，这样的理论，就必须与中国事实相结合，并经受中国事实的检验。

西方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也可能与中国需要关注的问��不同，因为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是西方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一些在西方社会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则可能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中国必须要有以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来关注中国自己的问题。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必要性不成问题，问题是可能性。

社会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再仅仅是一项业余爱好，而已成为了工业化社会体制性力量的一个部分，这个体制性力量的核心是大学及研究所，和这些大学与研究者所提供的研究岗位，和这个社会所提供的研究经费。

仅就中国农村来说，如何理解9亿农民的生活，如何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如何理解中国乡村的治理及如何建设中国乡村，是需要有大量智力投入的一个场所。因为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农村地域庞大，研究农村就必须有长时段和大量研究人员，也因此，专门的农村研究机构及大量研究岗位的设立，就成为必须，中国农村研究的体制性资源及因为三农引起全社会重视所带来的体制外资源就会很多。众多的研究岗位和研究资源，必然构成一个新的知识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研究人员众多，学术竞争激烈，构成检验学术水平的标准，不再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否发表及对西方社会科学是否作出修补，而是对中国农村本身的解释是否到位，理解是否合理，而是能否正确理解中国当今农村的处境及其原因，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及可以作出的选择。总之，在众多的中国农村研究者中，检验学术水准的语境是中国的，虽然可能大部分的方法乃至理论都是西方的或从西方改造引进过来的。在中国语境中及更重要的是以中国语境（中国目标）为诉求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引进、改造并最终真正建立起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社会科学，就应该不成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问题。理解中国农村，并为改造中国农村提供学术意见，将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一份事业。成百上千个中国农村研究岗位的设立，及以对中国农村问题理解好坏为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就使得中国农村研究可能（且必须）建立起一套可以互通也可以交流积累的概念体系和讨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逐步从中国农村之“物”中发育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之“词”，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最终中国本土社会科学到底是什么样子，但中国作为大国，中国农村问题作为大国的首要问题，中国农村研究便因此有了纵深，中国自主的农村研究的学术市场便会得以建立，这时候，我们再辅之以从西方社会科学中借鉴那些有用的经验与成果，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科学就可能建立起来。        

本文为2004年在武汉召开的“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的发言，发表于《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