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前后写了四年。

四年前，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抱负要比现在大得多。当时，我想以新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为研究对象，以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习俗和文化传统）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影响为分析重点，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事实证明，我对自己的能耐估计太高了。在真正写出的书稿中，我只涉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少数几个问题。更多的问题，因为感到自己的思路还没有理清而暂时放弃了。希望再经过四年的思考后，我可以在另外（但同样是少数）几个问题上，有一点发言权。

本书可以大体分成两部分，前5章涉及的是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与农村居民，后4章涉及的是处于外来冲击中的中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每一部分中各章的顺序，则按照初稿写作的先后时间排列。

书既然公开出版，我个人的观点也就公之于众了。在这篇序言中，我想交代的是另外一件事：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探讨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点正文中可能涉及也可能没有涉及到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第一章“中国式的制度变迁——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苏南社队企业兴起的探讨”写得最早，思考的时间也最长。作为当年插队于苏南农村的知青，我目睹了当地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兴起过程。但从80年代初开始，我就发现，无论是学术界、政界还是媒体，外界所见到的苏南社队企业状况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知道实际情况的人并不少，但习惯于“闷声大发财”的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在乎的是什么说法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而不在乎这些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像我这样了解一点实际情况的人，也不希望因为说真话给父老乡亲找麻烦。于是，社队企业兴起时期非驴非马的形态，特别是社队企业如何既迎合又利用计划经济、迫使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坚持者也不得不让步的事实就被掩盖了。我不否认，有时候说些“瞎话”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总结苏南乡镇企业的成败时，“瞎话”的负面效应就出来了。建立在半真半假资料基础上的分析，就像一半地基是沙滩的建筑，有倒塌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界一些人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是我撰写“中国式的制度变迁”的又一动机。我看到的文章中，大多数从20世纪90年代末两种模式的发展现状出发，认为温州模式强于苏南模式。而在我看来，比较的角度至少还有另外三个，具体来说，它们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看哪个模式促进当地经济较早起飞。按照这一角度，假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早10年召开，现实中起步于1979年的温州模式能够相应提前10年起步，则温州模式将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但事实是，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非驴非马的苏南模式使得当地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起飞，而温州模式的萌芽则还在与计划经济顶牛，当地经济还是一片萧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南模式争取了10年的经济发展时间。

——从两地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看哪个模式促进当地经济较快发展。现实是，从发展模式来看，温州模式还在温州大行其道，而苏南模式已经消亡；但从经济发展来看，包括苏南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正在高速发展，而且吸引了以台商为主的大量外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被认为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理想模式的温州模式，却对习惯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生存的外商缺乏吸引力呢？

——从模式演进的角度出发，看哪个模式为经济体制的演进留下较大余地。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多次进行的。因此，除非两地经济已明显分出高下，否则，就应该随着情况的变化，对两种模式的演进进行追踪比较。到目前为止，苏南经济与温州经济的竞赛还在继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比较似还应该继续进行。

在征求意见时，有读者提出，第一章的标题太大了，有以偏概全之嫌。确实， 20世纪70年代苏南社队企业的兴起，至多是中国式制度创新的形式之一。我之所以加上这样一个大标题，是因为我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创新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驴非马的。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创新可以逐步达到或逼近某一理想模式，但由于人们对理想模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断发展，因而现实中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制度创新与同样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理想模式之间，仍然会有不小的距离。因此，制度创新即使100%达到预期目的，也还是会受到以各种理想模式为参照系的批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实际的制度创新，永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如何看待这些批评呢？我认为要一分为二。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批评者有其存在价值。其理由不仅是因为他们指出了现存事物的弊病，而且是因为他们提醒世人，即使最成功的实践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它应该与时俱进。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与提出理想化的制度创新方案相比，提出现实条件下的最优制度创新方案要更难，因为这种现实方案不仅要考虑不理想的现实环境，而且要考虑不理想的各方利益权衡。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想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他就得准备因“媚俗”而挨批；如果他真想当一辈子的批评者，他就必须能够忍受孤独与寂寞。

第二章“一滴水与一个世界——从禹作敏引起的思索”所试图探讨的，是禹作敏这样的“土皇帝”为什么能够崛起和存在。从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对内的专权、对外的抗上这两方面，禹作敏的行为是一贯的。显然，在中国农村有禹作敏存在的土壤。既然大邱庄是村企不分的，禹作敏以企业“老板”的做法治村就顺理成章；既然中国人赞同凤阳小岗式的提着脑袋干起来再说，“抗上”就有存在的土壤；既然中国人对“依法办事”的理解重点在“办事”而不是“依法”，那么，与依法而办不了事相比，不依法而办得了事的做法就会存在并得到相当多人的同情。和尚不食荤腥，这是成文制度。但在老百姓眼里，少林武僧行侠仗义，因而可以破戒，理由在于他们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济公活佛奖善罚恶，因而也可以破戒，理由则是他的“修心不修口”。在这样的习俗和文化传统下，若想不出现禹作敏，谈何容易。

在“一滴水与一个世界”中，“说一不二与共同富裕”那一部分写得最晚，探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先进村的一些共性问题。地域性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些先进村中，说一不二与共同富裕并存？为什么这些先进村的经验推广不开？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先进村将难以为继？当然，我所给出的答案只能被视为一种假说。这些答案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第三章“乡下人、城里人”涉及的是今天中国的现实问题，目的是想说明农村居民进城是一件既有利于宏观经济，也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好事。在我看来，对城乡差距的现状，刘纯彬先生的研究[1]大体上已经说明白了。对于农村居民进城的质疑，与其说是源于事实认定上的分歧，还不如说是来源于利益的冲突。换句话说，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要想顺利进行，就需要作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农村居民的自发行动，不管市民有什么意见，农村居民照样往城里闯，从而迫使市民承认，大量农村居民进城是今天中国的国情，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另一方面则是设法尽可能地兼顾进城农村居民与原有市民的利益，尽可能减少双方的冲突。“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对扩大内需的影响”这一章就是想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在第三章中，我指出，以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对象，会遇到效率方面的障碍，而以城市中高收入阶层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对象，则会遇到公平方面的障碍。相比之下，农村居民进城落户而带来的内需扩大，则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条件下取得的。有人担心农村居民进城会与城市普通市民“抢饭碗”，对此，我的回答是，“抢饭碗”（即需求约束型就业岗位转移）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城市居民的“让饭碗”（即个人选择型就业岗位转移）和进城农村居民的“造饭碗”（即拾遗补缺带来的就业岗位创造），特别是因农民提供劳务导致的消费习惯改变和市场覆盖面的扩大（即“面的效应”）。因此，即使是从城市低收入阶层（如下岗工人）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总体上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第四章“土地流转引发的话题”是我想了很久的问题。在我看来，一项政策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制订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并尽可能地预设对策，特别是要考虑到各个有关利益集团可能对政策的有意无意的曲解甚至扭曲。第一章“中国式的制度变迁”中提到的苏南农村干部群众对“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的理解正是利益集团曲解政策的一个典型，而本文中土地流转由承包者说了算则是政策考虑不周的一个典型。土地流转涉及到中央（目标是稳定农业生产）、地方（目标是保证自身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目标是稳定和增加自身收入），而农村居民中又包括承包土地并自己经营农业（这是制定有关政策时设想的基本前提），承包土地但自己不经营农业，以及经营农业但土地是转包而来的三种情况，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替上级政府的任务买单。在利益关系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由土地承包户来决定土地是否流转，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比如说，土地撂荒如何解决？承包户既不种地、又不愿意长期转包，由此带来的接包农民不愿进行长期性投资，以致影响农业生产，如何解决？农村基层政权入不敷出如何解决？等等。如果以5年或10年为观察期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变化幅度并不小。面对着现实的变化，死咬定政策“30年不变”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一定就能取信于民。学者步德迎提出“农业政策的关键在于与时俱进”，[2]我同意这个提法。

土地承包政策的调整之所以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大包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因而也就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尽管谁都同意大包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但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矛头指向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大包干，就不可避免引起一些人的抵触。在他们看来，大包干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历尽艰辛、来之不易，绝对不能动。而在我看来，历史的辉煌仅仅意味着历史的地位。昨天的成绩不能代表明天。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墨守成规，农村基层自发“反叛小岗”[3]是不可避免的。

2003年年初，我看到一则报道，内容是从现在起，中国将通过5～7年的过渡期裁撤乡、村两级政权组织，替而代之的是“农民自治”。[4]这则报道表明，我在第四章“土地流转引发的话题”中所探讨的“上级出主意，下级买单”问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如果报道属实，下级没有了，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来完成？谁来买单？办法一，是把工作任务与工作经费的事推到农民自治组织的头上。但这样做，不是使农民自治组织成为“二政府”，就是造成农民自治组织与上级的频繁冲突。办法二，是上级把执行起下达任务的人员和经费包下来。这样做，仅义务教育一项，也许就需要保留现有的近700万人的乡村教师，而这700万人占目前全国乡镇财政供养的在职人员的65%。作为上级政府下设机构，“七所八站”[5]的部分经费来自乡镇，现在这部分经费也要另想办法。如果这些经费都由财政包，财政是否负担得起？如果财政只包一部分（如基本工资），这些机构和人员会不会“乱收费”，从而使得乡、村两级政权组织的裁撤达不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办法三，是大大减少上级部门布置工作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精简人员。但这样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哪些工作可以减？比如说，在计划生育、卫生保健、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事关全局等问题上，农村的标准能不能降下来，或者至少不要再提高？再遇到1998年夏季长江抗洪或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一类的急事要事，农村基层组织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应战？其次是农民对政府“少收钱、少办事”是否一定满意？在改革中要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但应该尽可能地进行多方面的权衡，谋定而后动。

第五章“长三角  珠三角——对苏南传统的再思索”写得最晚。从副标题中，读者可以看到我探讨这一问题的特定视角：从原有的苏南模式到今天长三角的发展模式，这两种发展模式间是如何对接和过渡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南乡镇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实质性变化，“苏南模式”遇到严峻的挑战。因此，苏南人不得不对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和外向型经济，就是当时为苏南人所认可并付诸实施的药方。但这里所说的外向型经济，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产品出口。至于引进外资，尽管也在不懈地努力，但面对着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珠三角，苏南人根本不敢奢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与珠三角相匹敌的业绩。

面对困境，苏南人要寻找出路，这是必然的；面对台湾地区发展的种种约束，一部分台商要向外、向祖国大陆寻求发展空间，这也是必然的；但台商恰如其时地在90年代末大举进入苏南，与苏南人优势互补，把苏南人做了一半且有点难以为继的产业、产品及发展战略的升级换代做下去并取得今天的成绩，这里面多少有些偶然性。回想起这一段的发展历程，我真为长三角捏着一把汗。

因为写得最晚、思考得还不够，许多有关的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举例来说：

——珠三角居民与港澳同胞、海外华人之间，有着建立在亲情乡情基础上的感情基础。在这方面，长三角要差得多。这个因素对长三角地方政府与外商之间现有互动模式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使得苏南地方干部深深地卷入了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今天苏南县镇两级的干部中，有许多是因为办乡镇企业所取得的业绩而被提拔到现有岗位上的。地方政府这么多干部具有办企业的成功经历，与地方政府为外商提供的“亲商”服务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联系？

——今天苏南企业（包括外企）的职工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乡镇企业职工的子女。与他们“洗脚上田”的父辈不同，这些视中学毕业后进厂是理所当然的“第二代”职工，对工时、工作场所环境、劳动强度与收入高低都有着自己的要求。在第五章中，我初步分析了由此造成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一因素对某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它是否意味着每隔一代人的时间（约25～30年），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就得有一个实质性的大变化？

——从现状来看，长三角农村居民更多地成为企业职工、靠工薪收入为生，珠三角农村居民则更多地成为房地产主、靠土地收益为生。这一现象对两地的经济发展，有何长远影响？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有助于理解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途径之间的关系。

也许，在本书中，最让今天的读者感到看不习惯的，是第六章“争论引起的思考”。因为在这一章中，我所采用的方法，很像是读者久违的“语录战”。

引用这么多的马克思语录，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我所争论的，不是什么样的观点更符合实际，而是什么样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什么样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必须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而什么样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必须以马克思的原意为标准。

其次，我争论的对方，是一位已经故世的老先生。已故世的人是无法再写文章与我争论的。为了不曲解对方的观点，使争论尽可能地公平，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全面地引用对方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老先生对马克思有关观点的引用和理解，我一字不漏地从老先生的文集中引用了几乎整整两页。而为了说明老先生的理解不正确，我又不得不用比所引用老先生文章多一倍的篇幅，引用马克思的观点。

最后，老先生的观点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唯本本是从的教条主义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情况恐怕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表面上是在搬教条，而实际上则是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性介绍。透过这种类似哈哈镜的选择性介绍，读者看到的只能是走了形的思想。什么时候，这种走形才能中止呢？

第七章“也说‘一切向钱看’”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准备。在我看来，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切向钱看”，至少是片面的。美国社会对2001年年底以来发生的上市公司丑闻的反应，表明它还不是无条件地信奉“一切向钱看”。如果要给资本主义贴“一切向钱看”的标签，早期资本主义（比如150年以前的英国或100年前的美国）更合适一些。就中国来说，“一切向钱看”的泛滥与其说是源于无条件照抄照搬西方文化，还不如说是源于中国自然经济的传统，即“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捞一把就走”。西方文化的作用不能说没有，但接受西方文化的毕竟是中国人自己，而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是选择性的。

有意思的是，在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诸方法中，有来自市场经济的，也有不少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甚至有些是“以恶制恶”式的。这表明，中国自然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软制度”即习俗和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演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仅仅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它更像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传统的自然经济（包括作为自然经济变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唱的一场三岔口，在不同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结盟关系。改革开放初期的“包”（大包干）和“考”（恢复高考）与自然经济、传统文化是相容的，因而比较顺利地被社会各界所接受。而当我们引进现代市场经济时，这种相容性没有了，种种曲解和随之而来的矛盾也就发生了。以“2002：入世第一年”为总标题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就是分析这种曲解和矛盾的。

在撰写第八章“2002：入世第一年（上）——企业篇”时，我正在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进修。一面听美国教授介绍美国企业的思维逻辑，一面收集温州打火机企业应对欧盟CR法规的资料，并将两者对照、进行分析，我感到自己确有收获。9个月后的2003年5月，当浏览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反倾销案的报道时，我发现我在第八章中以“关公战秦琼”的方式对中国出口企业所作的分析，恰好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彩电出口企业，特别是占对美彩电出口产品数量88.2%和金额86.7%的长虹[6]。长虹有无倾销，我不得而知。但即使长虹没有倾销，这场反倾销官司打赢了，事情也没有算完。长虹以低价在美国出售彩电，使得长虹在美国彩电市场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001年的不足1%增加到2002年的15%左右。[7]在中国彩电企业的欧美对手眼里，长虹的这种做法就是对发达国家寡头市场“游戏规则”的破坏。就凭这一点，长虹就无宁日。由于中国加入WTO前，与美国和欧盟都达成了协议——如果中国对外出口商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增长过快，有关国家有权采取相应限制措施——因此，除非长虹放弃低价竞争，否则，在反倾销、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等无效时，美国肯定会把上述协议祭出来。对长虹等中国彩电出口企业来说，这一招是致命的。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倾销，中国彩电出口企业势必强调自己的单位生产成本低于产品售价。在这方面，中国企业能够拿出来的主要论据，是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法定最低工资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殊不知，中国企业越是这么说，作为这次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反倾销案起诉方的代表着几十万会员的两家美国劳工组织，就越有理由认为中国彩电的出口对其成员造成实际损害。发达国家的劳工经过上百年的斗争，才为自己争取到比较优厚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他们决不肯���现有的利益轻易拱手相让。因此，即使以低工资为理由把反倾销官司打赢了，中国彩电出口企业与发达国家劳工组织的“梁子”也结下了。就凭这一点，中国彩电出口企业今后也无宁日。

第九章“2002：入世第一年（下）——百姓篇”探讨的是入世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在我看来，对入世感到很不适应的，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中国的普通百姓。

拿消费者来说，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消费者讲的是“消费者是上帝”，潜意识中却想的还是企业应该“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一旦企业根据自身的目标，锁定一部分客户并拒绝其他客户，他们就感到无法接受。

更为严重的是，入世后，表现在发达国家厂商行为中的“嫌贫爱富”一类的“狼性”思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日益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将迫使那些试图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也长出狼的牙齿。而这种“狼性”思维，与中国社会目前流行的对中高收入阶层怀疑和敌视的情绪正好针锋相对。不管对上述社会情绪如何评价，这种情绪的广泛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导致这种情绪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贫困阶层人员组成的“凝固化”趋势。要想消除低收入阶层对中高收入阶层的怀疑敌视情绪，防止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国家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低收入阶层人员组成的“凝固化”。

以上9章内容，各有各的主题。如前所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一条若明若暗的主线，是中国传统经济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想与昨天“彻底决裂”是谁也办不到的，想“毕其功于一役”，一下就找出符合最终目标的最优选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够做到的，是实现“条件系列最优选择”。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就现状而论，最优选择只能是一定条件约束下的。这里所说的系列，强调的是最优选择的多次性和动态性。一个好的模式，不仅应该是当前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而且应该为最近将来变化了的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创造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应该具有前瞻性。苏南模式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其可取之处不仅在于20世纪70、80年代模式鼎盛时期创造的辉煌，而且在于它给模式衰亡后的苏南留下的遗产，在于它为今天苏南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找出并实现自己的条件系列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