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中国是特殊的，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逻辑前提和开展过程，都可能不同于欧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要能理解中国现代化，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就必须真正深入到中国的特殊性中，并在中国现代化预设及开展过程各个层面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就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结论，而必须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是对中国经验进行深入研究，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从中国经验研究和西方社会科理论之间的关系来说，经验研究显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验的准备。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社会科学要以理解中国经验为目的，中国经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有其内在逻辑，在具体的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中，关键之处在于要探索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要沿着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往向前。中国经验是一个整体，就不能以既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已经学科化了的技术化的西方社会科学）切割中国经验。

而从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国经验研究不仅存在数量少水平低的问题，而且存在过早学科化、技术化，缺少整体反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抽象对话等等问题。具体可以列举以下四端。

一是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且普遍，尤其在当前国内大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中十分普遍。所谓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就是试图以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一个具体命题。这种对话式经验研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普世逻辑来展开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命题，有助于加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解，甚至可能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当前中国对话式经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话，而是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教条和僵硬。具体来说，这些对话式经验研究，往往是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产生一些问题，形成理论预设，然后再到经验中寻找相关经验材料来验证这些问题。在进入经验寻找材料的过程中，因为对已经产生问题的关注，而对经验本身的逻辑不重视，对兴趣点以外的经验不重视，对调查中的意外不重视。在进入经验现场后，却又很难找到预设所需要的经验材料。其结果，便是将从经验现场搜集到的材料，硬性地套用到理论预设中，用搜集到的经验材料“委曲求全”地与西方理论命题对话，由此产生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弊病。

其实，对话式研究不是不可以做，但不能太过僵硬，不能两张皮，而需要融汇起来，而要让经验本身说话。具体地说，进入经验现场时，应该允许经验本身的逻辑说话，允许发生经验的意外，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准备，是随时可以提取出来进行对话的基础知识。由经验本身提出问题，尤其允许发生经验的意外，并由此提出要与理论对话的话题，就可能从真正的中国经验中产生出与西方对话的中国经验研究，从而可能完善和发展“普世”的社会科学，而非目前国内经验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材料两张皮。

二是盲目崇拜以模型和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个问题尤在经济学界较为严重。经济学界喜欢从西方引进一些数理模型，在缺少对中国经验整体理解的情况下作定量研究。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所有现象都是多因多果，且这些多因多果往往未得到充分的定性研究。在没有对中国经验进行充分的整体研究的情况下，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进入定量研究，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的结论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容易骗人。

三是以个案经验与西方理论直接对话，完全不顾及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实际。这方面在人类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当个案经验可以找到西方理论的说明之后，个案经验便被夸张，成为中国经验，而缺少对中国区域非均衡和历史复杂性的足够考量。没有足够的国内比较研究，个案本身的细微之处就不能表现出来，因此就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时迷失于其中。

四是缺乏整体性思考，以常识来应对经验，并从抽象的西方理论里为常识寻找意识形态依据，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张的原教旨主义化。这一点尤其存在于中国政策研究和一般人的思维中。典型是所谓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神话。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体验构成了个人理解世界的基础。当一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某种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生活体验便会获得意识形态的力量。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磨洋工”，及每个人对于“剩余索取权”和个人劳动积极性关系的体验，就使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逻辑成为理所当然。剩余索取权越多，个人积极性越高，并以此来解释分田到户的效率和企业责任制改革，以此论证私有制永恒。当人民公社解体，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后，一些人感叹“真理是简单的，原来一分就灵啊”。这些人忽视了，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几十年在水利工程、农田改造等方面的投入，没有化肥、农药、种籽方面的投入，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不得温饱的命运不会改变。之所以承包制一分就灵，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积累下了大量未转化为个人利益形态的“红利”。农村承包制因为将土地分到农户，缩小了生产单位，减少了生产监督成本，调动了农民的内在生产积极性。但承办制也因为农户的生产单位太小，而难以合作起来办成大事。合作需要组织，人民公社的监督成本高，人民公社是组织起来“磨洋工”，分田到户后是分散开来打麻将。其实，分田到户与人民公社各有利弊，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新，国家需要从农村提取工业化建设的资源，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彻底改善数千年未能组织改善的基本生产条件（尤其是水利，但不止是水利），人民公社显然较承包责任制有优势。国家已经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时，分田到户、休养生息，不失为明智选择。这样来看，真理其实是复杂的，不能将小道理抽离大道理，单独来讲。中国的大道理来自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及中国现代化本身的逻辑，而不是来自哈耶克的哲学或斯密的经济学，不是来自原教旨的只强调一点不考虑其他的意识形态力量。

在当前中国正在展开的经验研究中，除在处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外，中国经验研究的自主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前已述，中国开展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在于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以有效理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而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但当前中国经验研究话题选择的自主性却明显存在问题，可以举两例说明之。

一是在现实与历史研究中，经验研究很奇怪地偏向历史，相对忽视现实。显然，中国的经验研究，包括以现实为重点的研究和以历史为重点的研究。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均是有着内在逻辑，是可以用经验资料来验证的领域，不同于单纯的理论研究。中国的现实来自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经验逻辑中，往往是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理清历史的逻辑，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原因。也就是说，历史不仅构成了现实产生的基础，而且历史与现实还往往共享一套逻辑。只有对历史有了清醒的理解，现实中才会更具智慧，避免出现低级错误。

但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仍然是有着重大差异的经验研究。第一，现实研究更为急迫且重要，历史研究正是在有助于理解现实上才显示出其价值。在当前中国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理解现实，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十分地重要。第二，现实资料比历史资料更容易获得，从而使以现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更容易得到验证。经验研究的一个关键是按照经验本身的逻辑来展开，历史资料因其是过去了的资料，资料往往不完整，有若干处的断裂，断裂的地方就要借助推测，一旦推测，就会为各种意识形态的、想当然的或自以为是的东西留下空间。对历史的解释，由于资料限制，正好为不同意识形态争论不休提供了理由。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较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更加困难。第三，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说历史总是为当代的事情服务的，不然就不会有人关心历史。同时，也正是因为现实中获得的体验，才为重新阅读历史，发现历史智慧，提供了视角。没有一个时代不是以自己时代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并重新解读历史智慧的，不关心现实的历史研究，远比不关心历史的现实研究荒诞。第四，也是因为现实经验的易获得性及理解现实的重要性，使不同学科不同关怀的人们可以在中国现实经验中找到各自感兴趣���素材，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可以共享丰富的往往是交叉着的经验平台。正是这种共享的经验平台，使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产生出对经验现实的不同解释的共同基础，产生出对中国经验的中层理论，产生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五，历史资料往往是死的，而现实资料则是活的，活的资料，可以形成交互式具有穿透力的对话研究，可以让研究者深入到历史资料中不可能存在的各个方面。因此，现实研究不只是资料的丰富完整，而且深度也完全不同。丰富且有深度的可方便被研究者获取的现实资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灵感的源泉，为研究者实现研究中的顿悟，建构中层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滋养。

但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是对历史经验的研究甚于对现实经验的研究，很多优秀学者热衷于一个小段的专门史，或为发现一段特殊史料而兴奋不已。对历史的研究，要么是化大力气去重新复原一段史料（而在现实研究中，这些资料却随手可得），要么是精心去寻找一些史料（如考古学一般），要么是为现实的目的去利用一批史料（而不是真正要从史料中生长出一个理论，以解释历史的逻辑），反过来，在现实经验研究中，因为资料易得，就容易建立理论从而容易建构出关于经验运转的逻辑的中层理论。这个时候再将发现的此逻辑或建构的此理论验之于历史资料，就会大有收获。将历史验之于在现实经验中发现的（或从现实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与将现实的意识形态及未验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验之于中国历史资料，其境界差异殊大。（当然，纯史料的史学也是要的，但这不同于这里要讲的经验研究。）

中国学界进入历史研究，还关心两种奇怪的争论，一是关于历史本来面目的争论，二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的争论。这两种争论也是有意义的，但在历史资料脆弱的情况下，强大的理论体系及意识形态体系，就会将经验本身的逻辑吞噬，经验本身没有能力展开说话，这时候，历史研究在形成本土化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争论，就是要回应抽象的理论问题及西方汉学研究问题而起的争论。如中国农民战争的争论和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

当前中国学界的经验研究中，对历史研究的热度高于现实研究的原因，正是与西方汉学的引进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西方汉学因为进入不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现场，而要理解中国，就不得不依靠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依靠二手资料（包括报刊）进行研究，因为当时中国的田野不向欧美学者开放。换句话说，西方汉学研究中，历史研究的水平较高，其原因是西方汉学难以进入中国田野的现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引入西方社会学科，包括西方汉学，中国学界发现西方汉学水平很高，而致出现了新的以西方汉学为榜样的中国经验的历史研究，其热度竟然超过了对中国经验的现实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钻进故纸堆的人数，竟然大大地超过了走向田野的人数。中国学界在历史经验研究方面的水平，竟然高过对现实经验的研究水平，而如前述，事实上搜集历史资料远较搜集现实资料困难。这真是一个讽刺。

西方汉学因不能而不为的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学者却糊里糊涂地在能为处不为，在难为处要有为。

要做经验研究并建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就需要有丰富易得的经验资料。历史资料因其难得性，不完整性，而不容易建构真正基于经验的本土化社会科学，而易于陷入意识形态和西方社会科学的陷阱之中。

当前关于现实的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病，其主要弊病一是过于关注热点，而缺少对经验一般的研究，缺少对经验常规逻辑的研究。这种对热点的关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报刊新闻之间没有了区别。二是过于愿意与意识形态大词联系起来，如与民主、人权、弱势群体、自由等等大词联系起来，而不能够深入到大词背后的经验逻辑中去，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之间的界限消失。当前中国关于现实经验研究中存在的以上两弊，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相对的自主性，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有益于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从而难以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突破。热点关怀和大词关注，因其经验的表面性、断裂性，而难以产生出独立的经验发现，而容易陷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话语，甚至陷入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

热点问题和大词关注，可以成为现实经验研究的起点，但也只是起点而已。有了起点，就需要赶快地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往前走，要容纳新经验，要有意外的产生，要不断地理解更多的、更复杂的、但往往是相互联结多因多果的经验，经验本身的主体性，在这种沿着经验往前走的研究中，逐步显露出来。这样以沿经验逻辑向前走的发现，抽象、提炼及概括，都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生长，提供了有力的滋养。这方面有些类似费孝通对梁漱溟的评价。费孝通认为：梁先生用“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概括自己的治学，“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宇宙无边，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1]

那么，如何开展经验研究才最有益于建立本土化的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呢？因为篇幅问题，简短展开以下五点。

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准备。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约200年，在理论和方法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已经形成了十分细密的分科。作中国经验研究，不可能离开西方社会科学，因此，在作经验研究之前、之中，都需要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为经验研究作准备。

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只是经验研究的准备，而非对话的对象，也非唯一的方法武器，更不是教条。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每个人的研究都应该允许他人的质问，都允许对经验资料的再解释，但所有理论与方法的针对点是经验，而非西方理论。

二是要让经验本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因为学科的限制，人为将经验分割在不同的技术化的学科领域内。要沿着经验的逻辑往前走，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他知识都是理解经验的武器。在这个沿着经验往前走的过程中，理解本身的局限可能会显现出来，这就为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留下了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多，就可能累积出众多发现，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有希望。

三是在经验研究中，要保护机敏，注重枝节，关心细小琐碎的发现，要善于从新的发现中重新解释过去的经验，并比较确定所发现的可靠性，可迁移性乃至普遍性。

四是要强调顿悟。所谓顿悟，就是有了中国经验的积累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注，有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阅读，有了经验研究之间的对话及其他各种看似偶然的机会，就可能突然间提出以前不曾关心的问题，得到以前不曾有过的视角，想到以前不曾提出的框架或概括，这些突然间的得到，可以重新组织概念，并且往往是可以更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经验，并因此可以重新从经验中有所发现，这就完成了经验研究的第一个突破。大量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有了顿悟的突破，这些顿悟汇集起来，形成新的更大的顿悟，就可能有了更适合中国国情从而真正本土化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社会科学生长出来。

五是以在经验研究中细小琐碎的发现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概括、抽象、提炼工作，做进一步的形式化的工作，允许批评和重新回到经验，允许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讨论。为时不久，就可能产生具有对中国经验本身逻辑强有力概括能力的，具有中国学术自主性，有益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