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生代农民的家庭发展转型是一个通过变革生计方式、进行家庭政治来经营孩子、资产和感情的过程。除了父代责任，子代如何经营也是影响家庭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当前家庭的主导性力量，新生代农民以投资本位还是以生活本位来经营家庭，形塑了资本转化和消费升级两种不同的家庭经营模式。在子代经营模式和父代能力的影响下，代际合力出现了配合型、自立型、替代型和失能型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城市融入、代际接力、隐性贫困和弱势累积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甚至出现家庭发展的两极分化。子代经营模式的引入，能够帮助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家庭发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不稳定性，进一步丰富已有研究。

关键词：家庭经营模式/代际合力/家庭发展/家庭分化

作者简介：王旭清，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一、问题提出

打工兴起以来，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在代际接力中实践出一条渐进城市化道路。半城半乡式的就近城镇化，或者说半城市化已然成为中西部农民家庭发展的最优选择。在这一总体趋势下，不同阶层农民家庭选择了不同的城市化路径。实际上，这一县域城市化充满变数。笔者调研发现，同一地域中即便是选择了相似城市化路径的家庭，其内在的发展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愈来愈走向不同的方向：既可能在过度消费中滑向隐性贫困，也可能积蓄起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既可能出现代际剥削，也可能形成温和的代际支持。显然，同一地域与路径意味着家庭在人口结构、代际责任、经济基础以及城市化表现上均高度相似。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分化？

一般而言，通过经营家庭形成代际合力是实现家庭发展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地方经济、代际责任和家庭目标三大因素影响着代际合力与家庭发展能力，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中，地方经济影响着农民与市场关系，形塑半工半耕形态，决定了家庭经济能力。代际责任影响着父辈支持的动力与强度，决定了家庭资源的整合潜力。不同地区父辈在教育、婚姻和隔代抚养上的责任强度形塑了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家庭目标设置决定了家庭资源潜力能否真正转化成家庭发展能力。它影响着城市化意愿和家庭自主性，最终塑造出不同地区差异化的城市化路径。

显然，上述研究的起点是区域间农民家庭发展的差异，内涵了两种假设，第一，假设发展是子代的普遍需求。第二，假设教育和住房城市化是农民家庭发展的标志。通过控制子代需求和发展内涵两大变量，上述研究建构出代际合力的二维解释框架，一方面通过地方经济和代际责任测度家庭资源集聚力，另一方面通过家庭目标来衡量家庭资源转化力。尽管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但是首先，代际合力是父子两代各自能力和意愿综合作用的结果，控制子代这一变量后，家庭目标的设置就容易归因于地方性生活文化，对家庭资源转化力的解释稍显不足。其次，上述研究的内在假设难免会忽视子代如何影响家庭发展这一面向，很难解释同一区域内相同路径中的发展差异。

实际上，教育和住房城市化可以代表农民家庭的经济实力，但未必能代表真正的发展能力。进城只是一种表现，子代如何通过经营家庭完成资源优化配置，转化并积累更有价值的家庭资本才是关键。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研究很多，比如对其消费价值、社会归属)、生存方式、逆城市化等的研究，但是要么将其作为脱嵌于城乡甚至家庭的个体，要么将其假设为具有发展本能的主体并作为分析前提，缺少对其具体如何经营家庭及内部差异的关注。

尽管如此，以代际合力为核心建构解释的分析方式仍然值得借鉴。事实上，家庭资源集聚力和家庭资源转化力仍然是观测代际合力与家庭发展的有效维度，但在同一地域同一路径中代际责任、基础经济能力趋同的情况下，资源集聚力更多地取决于两代人的能力，而当青年人经济能力相近时，父辈在人、物、财方面的支持就成为关键；资源转化力则并不来自某种先赋性的家庭目标，而是取决于子代对家庭的经营。

综上，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如何经营家庭对家庭发展至关重要。经营逻辑是投资本位还是生活本位，直接影响了小家庭的运作模式并决定了对父辈的调动。在父辈支持能力有强有弱的情况下，同一地域农民家庭便呈现出差异性特点。其中，代际合力出现了配合型、自立型、替代型和失能型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城市融入、代际接力、隐性贫困和弱势累积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最终导致家庭发展出现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两极分化。

二、田野经验与研究方法

笔者于2018年11月在驻马店X县、2020年10月在漯河市W县分别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两县均是普通农业县，县域工业基础薄弱，农村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农民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近三五年，两地村庄出现了自发土地流转，家庭劳动力进一步释放。从农民生计上看，除了60岁以上老年人和50岁左右的种田大户常年在村，20-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大都外出务工，40岁以下以远距离务工为主，40岁以上以本地务工为主。其中，50岁以上的男性大都从事建筑行业，一年三季外出；女性大都留守，只有过短暂的外出经历且大都与丈夫同行。40-50岁的男性行业出现分化，比如运输、装修、水电、收垃圾、开饭店、做小生意等；女性以工厂和服务业为主，比如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超市、饭店等。35-40岁的青年男女以工厂务工为主。35岁以下的青年人职业更加多元灵活且大都分布在服务业。受子代教育影响，青年女性有明显的返乡以及就近务工趋势。

调研期间，笔者首先进行驻村调研，除了入户访谈，还在每村抽取1-2个小组，平均15-30户进行统计，收集包括农民家庭人口、务农、务工、住房、购房、购车、孩子教育等基本信息，全面了解当地农民与农村的基本情况。随后进入县城中小学，通过入学子女追踪新生代农民家庭，并挑选典型案例进行随访，观察其家庭生活并访谈家庭成员。两次调研共收集了42个新生代农民家庭案例，以此作为文章提炼的经验基础。为便于分析，笔者根据不同类型选择了8个典型家庭作为案例，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孩子、资产与感情：新生代农民的家庭经营

农民经营家庭的基本逻辑是维持家庭生活、“把日子过红火”。这就意味着个人能动地参与家庭生计与家庭政治。在现代社会，农民家庭必然卷入扩大化生产、消费与投资之中，并且在城市化进程中向核心化、平权化与私密化的现代家庭过渡。相比传统家庭更注重经营生产、人情关系与人生任务，现代家庭更注重经营孩子教育、家庭资产和夫妻亲密情感。因此，新生代农民的家庭现代化转型可以看作是家庭能动地通过变革生计方式、进行家庭政治，来经营孩子、资产和感情的过程。

首先，实践中的家庭经营是一个以某种生计与政治方式来进行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其中，家庭生计基础决定家庭政治生态。家庭生计是指家庭生产以及资源的组织与配置方式，家庭政治是进行分工、关系、权力责任、伦理秩序重塑的过程，而家庭目标与结构形态则是呈现出来的结果。班涛认为“农民可以通过经营家庭来积极应对现代化，包括对家庭目标的调整、家庭资源的优化运作、家庭伦理与结构的调适”。实际上，农民经营家庭时并不会明确拆分几项目标，而是朴素地为了把日子过好主动进行经济与政治调适，学习并采取更加现代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生活，比如打工挣钱、重视投资、积累财富等。

其次，家庭发展重心的改变决定了家庭经营内容的变化。与传统农村家庭围绕着生育、家产和伦理来组织不同，现代化中的农民家庭越来越重视向上流动，因而教育、资产、感情便成为新的家庭经营内容。为此，农民家庭政治从过去的生产政治转向生活政治，并在发展性需求下形成了“新三代家庭”，塑造了新的家庭发展秩序和家庭伦理。

具体来说，作为家庭未来发展的希望，孩子教育替代了过去的延续香火成为家庭重心，农民生育观念也从多子多福向少生优育转变。在阶层流动以及城市化的压力之下，农民家庭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对孩子的半精细、半科学、高预期、高投入式培养逐步替代了粗放式养育。

另外，随着农民生产方式变化、家庭财富积累增加，过去在相对匮乏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构的传统家产观也逐渐向现代社会代际相对独立的家庭资产观转变。换句话说，家庭财产的资本化运作成为经营家庭的重要方式，通过将在农村积累起来的原始财富转化为人力资本、关系资本、城市生活经验资本以及城市中的房产，农民家庭才得以在代际接力中逐渐实现城市化。

在这一过程中，更适应现代生活且具有发展本能的新生代农民成为经营家庭的主体，年轻夫妻之间的配合对家庭发展至关重要。与传统家庭夫妻之间的配合主要靠伦理来规约维系不同，新生代农民夫妻之间需要对感情的经营，尤其是在共同的家庭发展事业中培养出亲密的共同体情感。如果亲密关系建构失败，夫妻关系便可能分崩离析。

四、资本转化还是消费升级：新生代农民经营家庭的两种模式

已有研究虽然将家庭目标区分为生存、发展、生活等类型，但并未呈现家庭内在具体的经营实践。实际上，家庭目标并非一开始就设定好，更非先赋性存在，而是家庭实践的结果，即家庭按照某种经营逻辑去运作时在实践层面自然而然的一种呈现。在新生代农民收入能力相近的情况下，其经营家庭的逻辑会受价值选择的影响而出现分化，从而形塑出资本转化和消费升级两种不同的家庭经营模式。其中，投资本位的家庭会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有计划地换取和积累更有发展价值的家庭资本。生活本位的家庭则注重消费升级带来的个人生活体验，计划性与积累性不强。

(一)资本转化：投资本位的家庭经营模式

投资本位的家庭围绕着家庭资源的资本转化来运作。同样是进行资本转化，对传统家庭而言，男性劳动力以及熟人社会关系是重要的家庭资本；对现代家庭来说，人力质量、家庭资产以及有价值的建构性关系才是更具发展意义的家庭资本。因此，投资本位的家庭会将资源最大化地用于转化成这类资本，并且以孩子教育为重心来经营夫妻感情与家庭资产，呈现出计划性的特点。

首先，这类家庭普遍希望孩子将来可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非常重视教育，也格外注重亲子关系和家庭完整，早早便开始积累人力资本。为此，他们舍得花钱投入，也宁愿放弃高薪工作返乡。小韩和小袁之前在浙江一带的工厂都是管理员或者技术员，每月工资6000元左右，最多可达8000元。但她们还是辞职回家，虽然现在每月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但她们认为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小莲生下大女儿后和丈夫一起外出，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再次返乡。她和丈夫一致认为不该让女儿留守。今年丈夫也返乡，虽然工资只有外出的一半，但他觉得值。从女儿幼儿园开始，他们便想给她最好的条件，上私立、辅导班等等。二女儿在婴儿用品、营养补充上更是讲究。小黄婚后便没有再外出，她已经决心陪伴儿子，哪怕自己辛苦一些也值得。她现在省吃俭用给儿子买每瓶300-400元的海藻油胶囊，并且坚持每晚看着儿子写作业、练字，给他买了不少开发智力的玩具和书。

其次，这类家庭非常重视家庭资产的运作和管理。他们普遍由妻子当家，共同特点是善于计划，乐于储蓄，量力而行，有风险防范意识。小莲家相对宽裕，但她还是学着精打细算，在能力范围内尽量给孩子用好的，给家里人都买了保险，计划等老二再大一些就去上班。小韩对生活一直非常有规划，她先将两个孩子带去苏州，决心买房后便放下孩子打工存钱。三年前，她用夫妻俩积攒的三十多万全款买房，带孩子进城。她花钱追求性价比，计划着给儿女报辅导班、买婚嫁险，坚持认为“钱是一定要存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小黄和小袁家暂时还没有买房。小黄计划先存几年钱，等公婆有余力后再做打算。比起让一家人过早背上经济压力，她更愿意存钱培养儿子。小袁因双方老人患病，经济上一直困难。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租房陪读，给儿子买婚嫁险，在给孩子补营养、学习上从不吝啬，并且打算这几年撑过去后再继续打工。

最后，这类家庭夫妻目标非常一致，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多地建立在共同经营“家庭事业”上。对他们来说，婚后的感情交流是在为了家庭和孩子共同打拼、互相配合、理解尊重中完成的，经营好家庭自然也就经营了感情。比如小韩有一次因为刷碗的事发脾气，丈夫闷着不吭声转身出去了，回来后趁她睡下便把碗刷了，她在房间听到后好气又好笑。她曾跟丈夫开玩笑“你啊，一点也不会疼人，也就我跟你了”。虽然也期待浪漫、礼物与情话，但这些并非必需。小黄讲起今年丈夫送自己玫瑰花的事时说“真没想到。结婚了嘛，送花很奢侈的，但收到了还是非常开心。就觉得他是把你放心上的。”小莲和丈夫婚后的话题都是围绕孩子，小莲说“别人都说结婚后感情就淡了没话了，我俩没啥感觉，话还越来越多了”。总之，这类家庭夫妻之间会在经营家庭中同心协力、互相理解，逐渐形成夫妻的默契和语言，通过彼此会心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相互温暖支持，并且宽容信任。

可以看出，在投资本位的家庭中，孩子教育是发展大计，夫妻类似家庭经营合伙人，资产运作和管理主要围绕未来投资、风险控制与确保生活质量展开。对他们来说，家庭资源转化成有利于长期发展的资本才有价值。因此，教育永远排在第一位，买房必须提前规划筹备，家庭消费从来量力而行，而且有储蓄习惯，夫妻感情正是在共同经营家庭事业的过程中被滋养并且加深。

(二)消费升级：生活本位的家庭经营模式

生活本位的家庭围绕着消费升级来展开。他们的生活没有重心，也没有明确的家庭规划，夫妻关系松散，孩子仍然粗放养育，家庭资产缺乏管理与运作并有一定的盲目性。虽然适应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但这类家庭并没有转型成现代化的家庭资本意识，家庭资源大量用在了生养、消费、休闲娱乐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务上。

首先，这类家庭缺少人力资本意识，对孩子没有强烈的发展期待，仍然采取粗放式的隔代抚养模式。对他们来说，“只要生下来有两只手就不怕没饭吃”。在教育投入上，他们普遍认为孩子能不能成材主要靠天赋。如果孩子学业跟不上或者性格行为出现问题，比起采取措施及时补救，他们更倾向于放弃投入和管教。小毛和王某家儿媳妇类似，她们不会特别注意婴幼儿的护理或者主动学习科学育儿方法，对孩子也不依恋。相反，外出上班恰好可以逃避带孩子。而张某的大孙子这两年开始叛逆，张某多次向儿子儿媳提议，让他们回来管教，但年轻夫妻认为孩子已经长大，性格已然如此，再管也改不了。张某恐怕小孙子再过三两年会和大孙子一样，于是又提议将孩子送进县城。但儿子儿媳认为，小孙子年龄还小，就算进城也未必能学好，不如再等等，看孩子的表现再说。张某虽然无奈，但也只得配合。

其次，这类家庭没有“当家人”，大都缺乏资产运作和管理意识，家庭资源使用缺少规划性并且非常容易盲目跟风、透支消费，比起通过自我克制积累更有未来发展价值的家庭资本，他们情愿活在当下，享受消费带来的个人体验。小毛如今信奉“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衣服、鞋包、化妆品上从不亏待自己，虽然也会犹豫，但还是“忍不住的时候多”。她给儿子买了很多玩具，但从来不带孩子或者管孩子。她说“公公管得比我好，我一回来孩子就只知道玩，他爷爷教还听话些”。张某的儿子儿媳已经形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经常要和朋友去唱歌聚餐，开生日聚会。虽然已经外出十多年，两人的积蓄还不足十万。崔某和王某家负债买房却面临着无力支撑的困境，出现了家庭“失心”。其中，小崔花销太大，前不久又背上了车贷，妻子常年不见踪影。小王频繁换工作，全靠父辈维持。

最后，这类家庭中的小夫妻虽然结婚却很少承担家庭责任，仍然保持着恋爱状态，感情需要依托消费娱乐、礼物往来以及频繁的私人情感互动来维系，而孩子、家务以及人情关系都交给父辈打理。等到恋爱初婚的甜蜜阶段过去，二人经济独立、分散务工，夫妻关系很快松散化，感情变成了熟悉甚至疏离，经不起波折。小毛至今还处于对婚姻与丈夫幻想破灭的阵痛期。恋爱时的甜蜜安全、被宠爱与温暖的感觉不复存在，眼见的都是赤裸裸的恶习、金钱与性。她现在自己挣钱自己花，没钱了或者有什么想要的就找丈夫。她觉得没什么不好意思，“这是他应该的”。这种往来已经成为小毛与丈夫的互动日常，也成为证明二人感情还可以维系的一种方式。崔某的儿子儿媳过去常年在杭州打工，两年前二人私下离婚，据说是因感情不和。这对小夫妻是自由恋爱，郎才女貌，而且家庭实力匹配。婚后二人一同外出，亲朋们从未听说他们有过争吵，二人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关系。

总之，在生活本位的家庭中，家庭资源的价值在于满足个人消费式的生活体验，孩子和家庭责任很难约束个体行为。因此，他们一方面很难在家庭事务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又很容易被裹挟进过度消费之中，夫妻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家庭风险不降反升。

五、代际合力与家庭发展的路径分化

在两种不同的家庭经营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对父辈的需求和调动也有差异。在父辈能力有强有弱的情况下，家庭发展出现了配合型、自立型、替代型和失能型四种代际合力类型，分别对应城市融入、代际接力、隐性贫困和弱势累积四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子代经营与父代支持：代际合力的四种类型

已有研究大都假定子代为家庭发展的主导者，重点关注代际责任差异下父辈支持能力与支持意愿对代际合力与家庭发展的影响。实际上，代际合力是两代人互动的结果，父子各自的能力和意愿都会产生作用，控制子代这一变量可以有效解释农民家庭的区域发展差异，却很难解释同一地域内部的分化。而当同一地域条件控制住父辈意愿和子代能力两个变量后，子代经营和父代支持就成为影响代际合力的两个关键指标。

首先，子代经营决定了他们将如何调动父代参与。对子代小家庭而言，孩子照顾、日常生活以及小家庭亲密互动是家庭必须面对的几项问题。在由于务工而不得不拆分家庭的情况下，农民家庭普遍会产生人力支持、物质与金钱支持以及私人生活空间几方面的需求。对投资本位的家庭而言，这几项需求都非常强烈，他们有极强的动力将父辈卷入小家庭，由自己掌握家庭主导权和决策权，并以代际交换和情感互动的方式润滑代际关系。对生活本位的家庭而言，这几项需求则相对较弱，他们对父代的需求更接近一种责任的转移和推卸，由此把自己从家庭中剥离出去，获得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

其次，父代的支持体现出他们对子代需求的具体回应。如今，80后、90后子代的父辈大都是50后、60后以及部分70后，务工性质以及劳动能力高度均质。对他们来说，身体与年龄是决定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一般到65岁，父辈外出务工机会减少，能力会出现明显下滑。在父代支持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全面回应子代在人力、物质与金钱以及私人生活空间上的需求。比如，帮忙带孙子、提供粮食、出资支持购房购车、为生活方便而主动分开吃住等。而在父代能力弱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只能提供有限支持，甚至需要子代反哺，比如只能勉强照顾孙代温饱、无力出资支持，甚至需要子代照顾等。

综上，可以将子代调动和父代支持简单划分成强弱两类，由此可以得出四种不同的代际合力类型如表2所示。

具体来看，配合型代际合力的主要特点是两代人高度互嵌。其中，子代以资本转化为核心来运作家庭时会产生强烈的生产与经营动力，在孩子教育、日常生活以及亲密互动等各方面都需要父辈的支持与配合。由于父代能力较强，中老年男性可以专注提供物质与金钱支持，中老年女性则可以进入小家庭提供生活支持。如此一来，全家人就都被调动起来进行生产与生活劳动。家庭分工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年轻女性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年轻男性在外务工阶段性返乡，中老年男性留守乡村，中老年女性工作日照顾小家庭周末回农村，既有利于小家庭经营，又给两代人留出了一定的私人空间。上文中小莲的公婆虽然就在她家附近做生意，但两代人还是分开吃饭，各自生活。她预备小女儿再大一些就外出工作，届时她便考虑让婆婆帮忙带孩子。

自立型代际合力的主要特点是父代支持弱，发展主要靠子代自力更生。一般来说，这类家庭父辈年龄都比较大，很难在提供人、财、物方面的支持。面对孩子、生活以及亲密互动的问题，他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此时，由女性返乡带孩子进城便成为最佳选择，一来进城有利于孩子教育、亲子互动以及小家庭生活，二来生活空间分离也有利于减少代际摩擦，三来就近进城也有利于年轻女性往返城乡照顾老人或者从农村获得生活补给。虽然夫妻之间难免要分离，但这已经是家庭发展的最优解。上文中的小韩与小袁家便是如此。由于公婆年事已高，她们只希望老人“顾好自己”。周末或者假期时，她们会带孩子回老家看看老人，丈夫休假也直接回县城的新家。两代人相对独立，关系的情感性凸显。

替代型代际合力的主要特点是父代替代子代进行家庭发展，子代从家庭责任中退出。由于子代并没有很强的动力调动父代，父代向下支持时的自主空间增大。再加上父代能力比较强，出于责任感仍然会主动经营家庭，于是便出现了对子代的替代。典型表现在对孙代教育及未来规划、买房以及家庭资产管理上。小毛的公公已经决定自己管孙子，他情愿两个年轻人不要回家。因为只要他们回来，孙子就只会看电视玩手机，而且哭闹不听话。他已经在城里交了房子的首付，决定以后送孙子进城读书。至于儿子儿媳，他只希望在他老之前他们可以尽快懂事。张某的情况比较类似，虽然他苦口婆心劝儿子儿媳攒钱，但一年到头他们还是存不住钱。为了孙子的未来，他开始帮子代管存折，但越管越焦虑。最后他只得放手，尽己所能地照顾孙子。

失能型代际合力的主要特点是家庭的“失心”，子代退出后父辈也无力支撑，最终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家庭再生产。典型表现在，子代夫妻关系不稳定，不承担家庭责任，父代勉强维持基本生计，照顾孙辈日常生活，甚至还要贴补子代。王某总说儿子不争气，一年到头看不到钱，自己都管不好自己。前段时间小夫妻吵架，没想到买房之后两人还是离婚。如今王某一人挣钱养活两个孙子，有时看到儿子落魄还要贴补他一些，家庭非常困难。

(二)向上流动与向下滑落：家庭发展的路径分化

尽管代际合力的类型不同，但家庭在城市化表现上却很可能非常相似。如果仅从买房和教育两个指标来观察，很难看出农民家庭发展的内在差异。如果从“人的城市化”角度，即从能否积累在城市持续生活与发展的资本的角度来看，相似的城市化表现背后其实隐藏着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条不同发展路径。其中，配合型家庭已经进入了城市融入的阶段，自立型家庭走上了代际接力的道路，替代型家庭很可能暗藏隐性贫困的危机，失能型家庭则在弱势累积中逐渐滑落。

首先，配合型家庭的父辈实力强，能够给子代提供比较高的家庭发展起点，在子代的用心经营下，小家庭可以很快进入城市融入的发展轨道。由于县域工资比较低，年轻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而年轻女性出于家庭考虑更能接受本地就业。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尤其是一些加工行业的下沉以及县城消费、服务业的繁荣，县域也出现了一些适合年轻男性的就业机会，比如电商、市场销售、工厂代理、家具加工等等，因此返乡也成为一部分人的选择。比如小莲的丈夫，疫情期间偶然在家乡获得了一份沙发加工代理的工作，每月收入5000元左右，虽然比在外务工少，但出于离家近也可以接受。总之，这类家庭的子代年轻，就业机会多，有充分的时间积累资本并且在县城立足，构建在县城的小家庭生活才是他们的重心。

其次，自立型家庭的父辈实力比较弱，子代进城立足难度大，一般都将发展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类家庭的子代大都在35-40岁，年轻女性返乡还可以从事服务业，年轻男性却没有返乡优势，因此小家庭必然长期分离，并且很难在县城扎根立足。因此，他们在县城生活的寄居性比较强，大都是为了孩子教育。等到儿女长大，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外出，进入支持孩子发展的下一个循环。比如小韩家虽然买了房，但小韩丈夫常年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每月工资8000-10000元。不论从年龄、技术还是经验上看，丈夫都很难转行，更不可能返乡。小袁家更加典型，他们不打算买房。而小袁准备等儿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总之，这类家庭一般都会走上代际接力的发展道路，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城市化，由下一代完成。

然后，替代型家庭虽然有能力进城，却可能潜藏着隐性贫困的危机。一来这类家庭父代虽然有能力，但在体力精力上逐年下滑，二来这类家庭子代积累能力弱而消费欲望强，容易超前消费提前享受。虽然现在表面上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很高，甚至也买了房，但从家庭的积累和发展能力来看，他们很难积累真正有效的家庭资本，很可能陷入债务危机。崔某家虽然买了车和房，但是小崔已经离婚，工作又高度不稳定，经常需要崔某帮忙还贷，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压力非常大。张某家如果子代懂得经营，完全有能力转化成配合型家庭，但消费生活使他们很难积累资源，更难进行资本转化。

最后，失能型家庭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他们已经进入了弱势积累的恶性循环。一来家庭基本生计存在问题，二来背负着家庭债务，三来子代又无力经营，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家庭积累。尽管父辈仍然努力维持，但也只能勉强支撑。王某家便是如此，虽然他们也买房进了城，但由于儿子“不争气”，家庭只能靠他一人支撑。如果从家庭结构上看，王某家不是没有机会成为自立型或者配合型家庭，但现在他们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六、结论与讨论

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家庭选择买房、教育进城。从物质生活水平与教育资源获得的角度来看，这固然是农民家庭发展的表现。但如果从“人的城市化”，即在城市立足、生活、发展的能力来看，却未必意味着发展。实际上，在半城半乡和就近半城市化的发展之路上，农民家庭千差万别。同一地域中即使选择了同一种城市化路径的家庭，其代际合力仍然可以区分为配合型、自立型、替代型和失能型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城市融入、代际接力、隐性贫困和弱势累积四种不同的家庭发展路径。新生代农民家庭经营这一视角的引入，可以帮助理解当前农民家庭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其中，子代是以资本转化还是以消费升级的模式经营家庭，对家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在信息爆炸、竞争加剧、高速流动的互联网时代，有着相似情感与生活体验、经济能力与社会背景的人们，会快速在网络上汇聚，产生有着群体、身份和阶层特点的网络文化，并在内部形成示范和传递效应，出现各种“标配”符号。新生代农民也不例外，他们以网民的身份构建起互联网中庞大而有活力的草根需求市场。通过使用拼多多、抖音、快手、惠农等App，新生代农民在手机上就能分享距离遥远却有着相似追求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能快速找到满足他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信息。

尽管提供了无限便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不仅仅是服务平台，也是一个市场运作的资本平台，是将人们的注意力、潜意识以及精神需求转化成流量，更进一步变现的平台。作为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互联网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反过来在主动抓取他们的注意力，制造并且传播着可能脱离于实际生活的需求，比如对于有房有车标配生活的建构、对男女情感以及家庭关系的夸张展示、对孩子家庭教育的大力宣传等等。这些互联网中的理想生活，会在无形中捕获受众，进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加速新生代农民生活预期的整体抬升，加快生活压力的传导，最后集中表现在对房、车、子女教育上非理性的投入与追求，甚至出现阶层内部的内卷式竞争。

实际上，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通过代际更替与传递来完成的过程，大部分家庭都需要两代人合力，经受长期的分离与频繁的流动。互联网的进入，在传导了压力的同时，直接凸显了这一进程中农民家庭能力的差异，甚至加剧了家庭发展的两极分化。显然，配合型家庭能够快速适应并且将互联网作为家庭发展的工具，加速家庭资本的积累；自立型家庭可以凭借青年夫妻相对稳固的发展观与长期坚持来抵抗巨大的压力，实现突围；替代型家庭由于缺少青年夫妻合力的抵抗，很容易在互联网传播的影响下被消费主义和竞争焦虑捕获，在城市化中不断内耗，最终掉入贫困陷阱；失能型家庭则可能直接被甩出主流秩序，以逃避社交、屏蔽信息等方式逐渐自我边缘，成为沉淀在底层，逐渐与已经融入城市秩序的农民相区隔的弱势群体。

总之，新生代农民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如果家庭发展压力过大，会使得原本就具有结构不稳定性的家庭变得更加脆弱，部分家庭甚至会进入过度消费和弱势累积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农民家庭发展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对此，应注意农民家庭现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和风险性，除了做好以农村为本位的基本保障，还要为其进一步实现转型、构建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创造有利的市场、就业与公共服务条件。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2期/《兰州学刊》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