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赖晓飞，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在社会学研究中，情感认同一直是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在整合社会分歧、凝聚社会力量、增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涂尔干在讨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指出，要解释分散的个体如何构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个体之间如何达成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共识，就要探寻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个体。为此，他提出了集体情感的概念。他认为，集体情感往往是通过共有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施加于个体行为之上的道德约束，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群体心智。这其中就有情感认同积极作用的意涵。

凝聚新时代的乡村情感认同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时，乡村治理应通过搭建情感的桥梁，沟通好个人、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情感认同一般被认为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形成认同的过程是在认知上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也是在情感上寻找归属的过程。情感认同的最后实现还需要寻找在行动上付诸实践的载体。因此，与此相对应，可从三个方面加强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

首先，通过乡村社区制度建设，深化村民对国家的情感认同。社会学家对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理论旨趣，从孔德、迪尔凯姆到帕森斯，不断在建构社会功能体系上探寻。20世纪30年代，帕森斯开始写作时，正逢美国与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时期，帕森斯深受罗斯福的影响，惧怕经济动荡，想为维持秩序作出贡献。在帕森斯构建的功能系统中，行动被划分为五组“模式变量”，由于任何社会行动都必须采用模式变量，因此，个性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等行动亚体系“集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帕森斯认为，这些不同层次的体系之间有一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否则社会系统就不能持续。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是如何产生的？帕森斯在说明社会体系的一致时使用的关键词是“制度化”。他认为，被内化的价值等因素使行动者发生符合角色期待的行动，这样的价值等因素及其引导下的行动，就制度化了。制度化使角色期待的种种内容明确起来，并把不同的角色期待区分清楚。制度化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运作，各种角色分别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社会体系，并减少紧张和越轨。由此，我们看到，乡村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乡村的手段，在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中，既维护了乡村秩序，也推动了乡村发展。人是构成国家的元素，国家通过乡村制度建设，统筹规划了乡村发展，规范了乡村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村容村貌整洁，村民之间互助友善的美好画卷，这些都需要在乡村治理的制度中得到体现。村民在乡村发展中受益，在个人发展中得到制度的保护，实现个人与乡村的共同发展，从而深化对国家的情感认同。

其次，通过乡村社区新乡土文化建设，深化村民对村庄的情感认同。村民对村庄保有深厚的情感，而维系村民与村庄之间情感的桥梁，毫无疑问，是乡村故有的乡土文化，是村民无论身在何处，漂泊于世界的何方，都挥之不去的乡愁。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有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既有历史文化，也有现代文化。因而，加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全面的工程，既要在乡村规划中体现乡村文化，也要在乡村建设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要传承乡村历史文化，也要发展乡村的现代文化。让乡村文化汇入历史的河流，源远流长，如此，才能留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乡村的情感。

最后，通过乡村社区互助活动，深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个体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物，人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并非没有情感，建立于情感基础上的行为，会达成情感共识。在乡土社会，村民之间的情感互助，自古就是乡村社会的传统。其中，凝聚的道德共识、情感共识，是流淌在乡土社会中的精神血脉。村民之间不求利益回报的互帮、互助、互惠，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情感纽带。费孝通在描绘乡村社会关系的时候用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乡村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乡村治理中，助力搭建乡村互助平台，将有利于深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维护乡村情感共同体。

乡村社区治理作为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迫切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许多来自乡村的问题和诉求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性。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采用强制方式解决的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方式方法，以适应村民在富起来以后对生活所提出的更高要求。面对基层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方式方法生硬，容易激化矛盾。通过加强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搭建乡村社区互助平台、完善乡村社区制度建设，有利于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社区治理，凝聚村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情感认同；有利于疏导矛盾，构建乡村社区建设“安全阀”机制，进而增强乡村软治理能力，构建多维乡村治理体系。

（全文详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2日第22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