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逝世，倏忽十年。我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一生经历了众多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五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制度的变迁，尤为荣幸的是，我经历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伟大的改革事业。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留下了他终生不懈的追求。今日追思小平，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他。对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去完成小平这些追求。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76年，我才被“解放”。此后大约有两年时间，我处于“待分配”阶段。在这两年中，国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毛泽东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邓小平再次复出。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战略政策开始出现变化，我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1979年初，我调到新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得以在农村改革中尽一分心力。

　　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他认为我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是很重视农业的。他们办了几件好事，比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地区减免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些措施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很有帮助。但有些同志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还是持反对态度，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初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同志则对我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

　　争论是难以回避的。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改革的。

　　我主持那次会议，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我说：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这次座谈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召开的，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讨论生产责任制，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对“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在会议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众的选择。但是，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经过讨论，大家的意见趋向于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3月20日下午，**约见会议代表。**从农村形势讲起，他说，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最后，**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由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此后，**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

　　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则再次举出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互助、合作的事例，说明非集体化不可。

　　当时，邓小平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我认为，这为他以后支持包产到户埋下了伏笔。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数量在逐步增加。不过，在那个思想仍未完全解冻、禁区并未完全打开的年代，要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

　　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这一年的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会议。4月2日，他先召集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议之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万里在座。

　　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像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区，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的大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在政策上对这些地区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姚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让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小平同志的表态，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这次会议，除了包产到户问题以外，还解决了薛暮桥等人提出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应改变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太弱的格局”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上届计委是有争论的，此次会议对薛暮桥的意见重新予以肯定。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5、316页)。

　　这次谈话，正当中国农村突破的敏感时刻，小平的谈话，表现出灵活变通和大智大勇的精神，对推动农村改革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为了引领社会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敢于承担风险，这才是伟人作风。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邓小平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邓小平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肯定包产到户，从而为这场伟大的变革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的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之后，小平同志单独找我，和我谈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按：指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说：“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

　　邓小平沉吟了一下，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我又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小平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

　　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精神传出来之后，坚定了各级干部推动农村改革的决心，也大大加快了农村改革的步伐。形势发生迅速的变化。

　　6月，**在陕西米脂县孟家坪的考察中，发现了专业承包的责任制。村里20个劳动力，12个专包农业，两个放羊，其余的组织基建队，按评工计分的办法包下去。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专业承包在经济分工比较发展的地方也可以用，贫困地区将来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主张包产到户，可以多色多样。目前全国不论什么地方，群众选择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产到户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对。

　　我向耀邦建议，将此信转发到全党。这封信转发下去，传达了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可以说，在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和强有力的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或者被大大拖延、推迟，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陷入长期与农民顶牛的局面。如果那样，就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在小平同志开创的整个改革事业中，关于发展的三步目标，关于“一国两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设置特区开放政策，尤其是关于引进市场经济的论述，都直接间接地有助于解决新农村建设问题，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促进农村生产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未来发展中也会继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怎么办？我认为，首先需要一以贯之的理论加以指导，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另外，要有新的理论思维。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