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星村承载着我国乡村振兴的美好期待，也是当前舆论关注的热点。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也是明星村产生的关键因素。基于A村的发展经验表明，乡村外部权力与内部文化权力网络的互动、内生资本积累与外部资本的导入，以及政治、资本与社区的有效互嵌是乡村集体经济与明星村生成的基本逻辑。但政治、资本、社区多重因素的聚集容易导致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和明星村的可持续发展困境，即乡村内部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特定主体的权威治理，以调动村庄内的资源，调和各类矛盾。这也导致了集体产业的传承危机。正视这些问题以及不可复制的明星村经验，对于当前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关键词：明星村/集体经济/权威型发展

作者简介：王阳，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吴蓉，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提出：乡村集体经济与明星村

随着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实施，明星村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明星村”顾名思义是指超出一般村庄发展水平或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典型村落。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明星村承担着社会对于乡村能否振衰起敝的期待，体现了关于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诸多理想形态。特别是产业兴旺的要求，明星村一般都对应着颇具规模的集体经济，因为发达的集体经济体现了乡村集体的组织活力和治理水平，是其他条件达成的前提，对于解决乡村公共事务意义重大。同时，大多数集体经济发展背后都有一个艰苦创业的能人故事，这构成了明星村的文化，对明星村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明星村现象的争论越来越多，明星村的经营问题极易形成网络舆论热点。2021年2月，一则华西村遭遇挤兑，面临破产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并且在网上形成了关于明星村危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明星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集体经济的发展，但大多数村落的集体经济都受益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依赖于土地红利的集体截留，有学者认为“集体经济就是吃租经济”，大量的明星村都是不切实际的“政治盆景”。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明星村虽然面临各种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在发展经济、治理乡村等方面的优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些争论构成笔者研究的问题缘起，明星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否可以在学理层次上厘清明星村的发展经验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认识明星村具有积极意义。

针对明星村究竟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在实践层面已有如下诸多解释。一是能人带头论，这类解释认为乡村带头人是乡村振兴成功的重要原因，将人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说明“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对人的重要作用。二是集体经营模式论，有学者认为逆市场化的集体模式有助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从而在市场化过程中占得先机。三是文化权力视角论，认为意识形态和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威是明星村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大大降低组织的运行成本。四是区域经济发展论，认为明星村的发展得益于所处的空间位置。这些研究在实践层次上总结了明星村产生的原因。有一些学者尝试跳出明星村本身来回答这一问题，做出了宏观层面的理论贡献。如从制度变迁与效率的视角来解释明星村的产业发展，认为模糊的集体产权和村庄意识形态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初期具有特定的效率。有学者将明星村的产生视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示范机制”，明星村是政策示范的代表。另一种解释是将明星型地方经济理解为科层体系的纵向激励与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如晋升锦标赛说等。熊万胜把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理解为集权体系下地方自主性的建构过程。冯仕政认为明星村的产生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将这一问题引向国家与市场的层面。这些理论从更深层次解释了明星村现象，也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些普遍规律。

总结这些理论，主要从两个视角解释了明星村的产生背景：一是经济学的视角，关注明星村的产业，这是明星村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二是政治的视角，关注明星村内部结构，以及国家与乡村的关系，这是明星村作为社区和集体不可回避的制度背景。这两种视角抓住了理解和认识明星村的关键因素，也是明星村产生、发展、转型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然而这些理论一方面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并没有回答明星村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争论，或者说经济视角或政治视角的单一视角都不能解释明星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关于资本和政治关系的争论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经久不衰甚至具有终极意义的争论，本文所关注的“明星村”现象也牵涉这一对关系。明星村的产业发展体现了资本市场的强大活力，但中国特有的集体产权制度、村庄社区文化以及国家政治背景等都成了明星村发展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明星村的发展不仅可以在微观场域内说明资本与政治的关系，还可以在具体的经验中探查“政治干预型经济”或者“国家干预型经济”的前景。本文提出集体经济治理权威化的概念，并以A村为典型个案阐释政治、资本和村庄多重因素下乡村集体经济的形成过程，说明村庄作为国家基层治理单元和传统社区在面对市场化过程中，乡村集体的发展权威是如何形成的，又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以此探讨农村集体可能的发展前景。

二、框架与个案：集体经济的产生逻辑与A村经验

(一)分析框架：多重逻辑下乡村集体经济的权威型发展

集体经济是乡村社会市场行为的一种独特类型，也是明星村产生的基础。农民集体是一个高度现象化的概念，在中国乡村发展历史上突然产生而后又迅速衰落。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农民集体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边缘化，但集体文化已经深深植根在中国政治关于共同富裕的美好想象中，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被创造出来，如合作社、集体股权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集体产生的背景决定了集体经济的性质，集体经济和独立的市场主体全然不同。在既有研究中，关于乡村社会的市场行为已有很多研究，如斯科特的道义经济学观点，与其观点对立的塞缪尔·波普金斯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还有速水佑次郎在综合“社区桎梏论”与“市场罪恶论”两种对立观点基础之上提出的资本、社区、国家互补关系。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乡村社会的市场行为，但在解释集体经济时就难以自洽且高度抽象。对于中国乡村而言，一方面，中国社会急速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影响深远，即便是拥有根深蒂固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国乡村也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塑造了迥异的现代化路径。“集体主义村落不仅是一种制度性建构，同时也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基层自治传统的延伸，以及红色革命时期集体主义制度和生活的延续，中国乡村的传统关系网络势必影响村庄的市场行为，因而国家的政治力量、市场的资本力量和乡村社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可以说集体经济的产生是政治、资本与社区等多重逻辑相互耦合的结果。

首先，是政治权力对乡村集体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乡村的集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治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体现，不仅包含集体化的组织形态，也包含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另一方面，对于乡村而言，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同构关系赋予了乡村社会更多的自治权，因而在乡村内部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权力文化网络；虽然传统乡村常常被描述为“一盘散沙”，但作为主导的儒家意识形态实际是强调乡村自治中的公共性的。正是来自村庄内外的权力文化共同推动了乡村的集体化进程和集体经济的诞生。

其次，是市场资本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所有的乡村集体都可以产生集体经济，这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乡村与市场的关系。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前提。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强调村庄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忽视村庄内部资本积累与发展对于乡村市场化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村庄内部资本的积累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意义更大。例如，调研发现，凡是早期村办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面向外部市场的竞争中就容易占据优势。乡村内生资本的萌芽与积累，以及外部资本或市场导入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最后，无论是政治逻辑还是资本逻辑都只能在村庄社区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一方面，村庄社区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特殊场域，乡村固有的权力文化网络会对资本和政治逻辑重新整合进而影响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集体在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过程中改变了社区原有的特征和性质，也决定了乡村社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征。不同的发展逻辑是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的关系，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常常相互转化。许多村庄的经济组织往往主导了村庄的治理结构，也是上级政府作为政治典型的重要资源。但又有一些时候，政治资源会转化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本，例如在土地资源的调整与分配过程中等，明星村的政治意义往往能够直接转化为市场资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农民集体经济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体，又是国家的基层治理单元，其独特性使得资本与政治往往密不可分。

以上基于政治、资本与社区的多重逻辑分析了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发展历程。然而，多重逻辑间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既相辅相成又充满张力，内含的冲突使集体经济的发展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在现实实践中，多元的发展逻辑塑造了集体经济各式各样的治理结构，例如，有的是合作社治村、企业治村，有的是村治企业或者村委会与企业班子平行治村等。治理结构的多样性本身也反映了乡村集体多重逻辑间的复杂性。这些矛盾在乡村集体的日常生活中有着生动的体现，例如，对于“不患寡患不均”的村民而言，期望能够获得“公平”的分配，而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分配才能实现激励的目标，因这点不同所形成的“鸡毛蒜皮”的事就足以摧毁整个村庄的信任体系。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重逻辑塑造了集体经济的独特性，也是集体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而又快速衰败的重要原因，而那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坚持下来的村庄则成为追求共同富裕的政治典型和明星村落。为了有效克服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多重逻辑间的张力，乡村集体必须依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以参与市场竞争，否则就会产生高额的组织成本。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才能把政治、资本以及乡村内部的资源转化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合力。这是乡村经济权威型发展的本质原因，也是明星村故事中必有“能人”的制度基础。“能人治村”也成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这些“能人”不仅是村庄内部资本积累的带头人，也是整合乡村域外资本的企业家，还是村庄内部的权威主体和政府资源导入的枢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乡村集体经济的正常经营。“能人治村”现象背后是乡村集体经济产生的多重逻辑及其权威型发展的制度背景。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能人”离开，集体经济的内部矛盾就会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对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构成挑战，这是集体经济由生产经营方式向物业经营方式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明星村遭遇质疑的瓶颈问题之一。笔者将在以下研究中结合A村的发展历程做进一步阐述。

(二)研究个案：集体经济明星村A村

A村地处长三角城市发展的中间地带，位于“强村”环绕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沿海城市工业化起步较早，当地大多数乡村都具有兴旺的产业基础，各村庄内的私营老板随处可见，村民们不是自己当老板，就是在亲戚朋友的工厂里做工，村民生活富裕。但这些村庄大都以个体经营为主，村庄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政治特征不显著，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不明显，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比较冷漠，村庄的公共生活缺乏，内部分化明显，资本精英相对政治精英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许多村落甚至出现老板治村的案例。与该地区的大多数村落不同，A村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也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A村村域面积1600亩，其中农用地700亩，分别用于200亩绿化用地和500亩农业种植园。村域常住人口4000多人，本村居民约400户，户籍人口1082人。A村具有规模较大的集体经济，总资产超过10亿元。A村集体产业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以生产手工工具和五金配件为主的工业；二是以农业旅游为主体的农旅产业；三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新兴产业，如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果汁果酒公司等。A村不仅经济基础较好，还有着浓郁的“红色文化”和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这是A村成为明星村的基础。集体经济的存在既可以保证良好的村庄福利，还可以彰显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红色文化”的传承可以有效整合和化解村庄内部分歧，还可以与外部政治资源形成有效对接，在村庄发展中发挥实际功能。笔者将结合A村的发展和治理经验阐述明星村的形成过程及其困境。

三、政治-资本嵌入与A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

明星村的产生不仅仅基于乡村内部的自我发展，还是乡村内部与外部政治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全面理解明星村产生的多重逻辑，需要通过对村庄历史的纵向考察来说明资本与政治嵌入社区的过程。A村除了集体经济发达外，其发展过程也极具故事性。根据领头人W书记不同时期提出的三句口号，该村将村庄的发展故事总结为三个阶段：“穷则思变(20世纪70年代)”“创业万岁(20世纪80-90年代)”“人民第一(21世纪以来)”。笔者将在这一故事文本基础上说明政治-资本是如何嵌入社区，并将A村塑造为明星村的。

(一)“穷则思变”与村庄内生资本的积累

“穷则思变”讲述的既是A村的故事，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的普遍特点。这一时期，资本的发展是明令禁止的，村庄生产力普遍较低，农村社会矛盾突出。村民们为了生存通过各种方式“找活路”。受制于特殊的制度环境，发展集体经济是提升农村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面对乡村的现实问题，时任A村某小队队长的W书记在墙上写下“穷则思变”的标语，并因此而获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治生态产生了变化，A村的几个生产小队在村内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队办企业和经济作物(柑橘)种植。这些队办企业既保持了公有制原则，符合工业化发展方向，也激发了生产队之间的竞争，乡村内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产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期，“穷则思变”成为村民们的共同心声，因而W书记被推选为生产大队队长，随后当选大队书记。这一时期外部的制度环境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当时村里已经有4个生产小队办起手工作坊，还有小规模的柑橘种植园，W书记逐步将4家生产小队创办的村办企业合为一家，创办工具厂，并扩大了柑橘种植园，引进新的品种和技术，发展集体经济。由生产大队创办企业既可以兼顾社员的生存和就业压力，也可以更好地对接外部资源，如争取上级的政策支持，引入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以及和市场有效对接等。村集体企业的创办为村庄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也为后期外资的引进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对村庄影响较大的政策是“分田到户”在全国的推进，由于当地工业已经粗具规模，当地农民普遍不愿意再耕种土地，A村的土地经营也就保持了集体发展的道路。这是A村农业旅游公司发展的前身。A村发展村办企业的历史与同一时期周边其他村庄大同小异，经过发展集体经济，这些村庄也都成为当时的明星村。

(二)“创业万岁”与村庄域外资本的嵌入

“创业万岁”概括了A村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A村主要发生了两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第一件重要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与香港某公司合作创办工具厂，通过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和人才，将产品逐步打入国际市场。港资的引进彻底改变了A村村办企业的规模和市场，通过与香港公司的合作，曾经主要面向周边地区工业发展需求的小型工具厂转变为以外销为主的合资公司。外来资本的引入不仅改变了A村工具厂的技术、资金和设备等，还带来了成熟的企业管理理念，这些理念使村集体经济脱嵌于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权力网络，逐步成长为一所独立的、遵循市场规律的现代企业，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影响着社区的权力结构，村集体企业的领导与A村的社区领导高度统一，基本为身兼多职。这一时期，如何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W书记再次提出“创业万岁”的发展口号，鼓励村民们开动脑筋，大胆创业。

第二件重要事件是1994年3月《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的颁布以及快速落实的集体企业改制。对于集体企业改制的原因已经有很多分析，这一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自上而下的广泛欢迎。现如今有一些学者分析认为，除了集体企业发展的客观因素推动了转制的快速落实外，非公有制经济会挑起集体企业经营者和官僚的私心，这是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失败。A村周边的村落迅速落实了改制政策，改制也确实进一步激发了资本活力，一些村庄在改制基础上诞生了许多小企业主，也有村庄的集体经济整体转制给外来资本，转制后集体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两类乡村企业转制的案例也成了长三角地区集体企业转制的普遍方式，遗憾的是，这些企业转制的成功并未转化为村庄治理的优势。面对改制的潮流，A村带头人W书记认为，“当时村办集体企业随着外部资本的导入已经实现了较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企业连年盈利”。他顶住改制压力，“放弃了当老板的机会，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并借机购进周边村庄的4家村办企业，扩展自身生产规模。坚持集体经济不仅使村集体经济在动荡的改制潮流中抢占了市场竞争的先机，也让A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源，W书记也逐步成长为村庄的权威主体。

(三)“人民第一”与集体经济的政治化过程

A村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为村庄积累了规模庞大的集体资本，2000年前后，村里积累的银行存款已多达6000余万元，并且每年都有超过1000万元的经营利润。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A村开展了“旧村改造”工程。由于A村地处城市郊区，土地空间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地方政府将旧村改造置换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作商业开发，土地拍卖所得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外，全部发放给A村用作新村建设。新村建设总投资1.8亿元，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其中地方政府支持近6000万元，2005年当地村民全部搬入新宅。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使A村的社区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2003年5月，全村所有社员又签订了土地集约经营劳动力货币补偿协议，2005年11月，村委会为全村村民办理了社会养老保险。2017年村集体的可支配收入达到3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用于村民分红。W书记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人民第一”的口号，意指通过工业发展反哺农村和农业，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随着村庄集体资本的积累，当地的集体经济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投资地方商业银行、发展生态农业、投资教育事业、开展物业租赁等，村集体逐步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A村的集体经济也转化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资源，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在A村集体经济依托政府支持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村庄的政治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人民第一”的号召和发达的集体经济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使A村成为当地乃至全国开展政治学习教育的重要基地，并且进一步转化为村庄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政治资源的不断嵌入，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得到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支持。在发展过程中，A村得到了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例如，2003年，村里决定发展生态旅游业时，获得政府近亿元的资金用于农业植物园的开发，A村的农田也成了高楼间的一道独特景观。尽管当地的土地价值已经非常可观，但A村的土地因为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被保留下来，村里的农业用地性质也由一般农业用地转化为永久保护农田，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四、集体经济权威型发展与明星村的困境

政治、资本与社区的紧密结合是A村成为明星村的基础。A村能成为新时代的明星村，不仅仅是因为富裕的村庄经济，更重要的是因为集体经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乡村集体资本是一种独特的市场主体，虽然它秉承了资本追求利润的特点，但村庄集体的权力文化网络以及乡村集体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使其承担着诸多政治社会功能。资本、政治与社区的互嵌，使集体资本也成了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集体资本同时担负着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推动共同富裕，以及通过资本权益分配调整村庄内部关系等治理职能。这些职能承载了人们关于集体主义能克服市场经济中资本负面效应的美好理想。然而，我们所期望的也恰恰是我们所忧虑的，资本与政治内含的固有张力以及集体资本在面对市场资本时存在的压力，使明星村的维系并不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聚光灯下的明星村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及其困境不断显现出来。以“能人”带头发展起来的明星村逐步演变成“能人摆平”的局面，村庄的各类问题只有依靠“卡里斯玛”型的权威领导来解决，村庄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政府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村庄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各种矛盾等，都成为制约明星村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一)政治典型与“庇护型”经济体的形成

作为新时代明星村的A村，因其独特的发展历史而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这也使其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例如，在旧村改造时期，A村附近村庄的土地相继被政府征用，而A村的土地不仅得以保留，并且政府还将从周边村庄征用的土地原价转让给A村，以扩大A村的经营规模。据A村村主任介绍，“我们村原本只有1200亩左右的地。2004年前后，政府当时要建高教园区，就把北边的顾家村和南边的外段村以及大路桥自然村的土地征用了。但是后来又用不了那么多地，政府就以农用地征地的原价卖给我们村，当时有偿受让土地500亩。随后政府又支持我们村出让(用于房地产开发)了70亩土地，就是建好的那个‘东方湾邸’(商品房小区名)，这里面40亩地是那500亩地里面的。土地拍卖的钱，除上交国家税款外，市里、县里还有街道都把钱给了我们村，用于新村建设。后来还有一些地出让了，但钱也都给我们村里了。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指土地价值)，本来发展都差不多的，现在隔壁几个村地都征完了，村里人也都到处安家了，那几个村有些人意见很大的”。A村作为政治典型，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不仅获得了周围村庄的土地资源，并且在土地入市以及土地资源增值分配中获得优势。

在产业发展方面，地方政府一度为了支持A村发展桑果酒业，在附近村庄动员大规模种植桑果，但因为土质不达标，果酒品质无法满足欧洲标准，导致果汁果酒厂和附近村庄种植户大规模亏损。这期间，政府累计投资超过1亿元用于原果酒厂的搬迁重建，并计划在原果酒厂建设古镇旅游区。这些资金基本用于果酒厂搬迁和亏损的弥补。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大量补贴当地的生态农业建设，包括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大棚等，虽然农业收入每年仅能实现净利润不到100万元，但作为村庄的名片仍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政府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已经成为维系A村运营的重要资源，而W书记也成了维系这些资源的枢纽。在访谈中，大多数村民认为“如果没有W书记，就不可能有A村。他作为人大代表，政策了解得多，接触的干部也比较多，争取项目时职能部门一般都会给面子”。就政府的角度而言，W书记的品德和威望，可以确保政府的支持收到预期成果，也更希望将政策和资金支持交予A村。问题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使A村的经营正在走向“庇护型”的经济体，即A村集体经济的运营必须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对于A村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二)混合分配体系与村庄内部矛盾的激化

集体经济性质决定了村庄治理与企业分配体系的特殊性。一方面，村庄内部并行着多套分配逻辑，有基于外部市场标准的分配逻辑，也有基于政府和社区逻辑的分配标准等，共同构成了村庄内部的混合分配体系。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分配标准的差异巨大，相关主体都觉得“干得多，拿得少”，更加激化了村庄内部的矛盾。A村W书记认为，“A村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而是建立一个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集体利益实现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这样管理过程就很少依赖激励手段”。在实践过程中，A村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将体现集体主义的党建文化和德治传统作为A村治理的重要手段。W书记以身作则，“每天很早起来巡视村庄并到办公室工作”，激励其他人担当奉献。村里对党员干部有一条规矩：“先国后家，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在社区或村集体组织中身兼数职，但只领一份工资。在全村各处遍布各类景观石头，上面镌刻着各类鼓励人们担当奉献的标语。A村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重视，不仅源于“红色文化”、集体主义精神的传承，更重要的在于其现实合理性。通过持续不断地宣传集体精神，弘扬集体文化，不仅可以塑造村庄的德治权威，调整村庄红利的分配，还可以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压缩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然而，这样的德治权威以及由此主导的分配体系正在遭受市场化观念的挑战。

市场分配规则对集体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家庭内部。大多数乡村集体经济都有“泛家族主义”的特征，在实际治理中先公后私的精神往往要求不仅不能“后私”，而且不能“有私”。这对于创业者来说可以做到，但对于守业一代却难以接受，因为他们为集体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却不能要求他们像带头人那样不计回报。依托前期发展集体经济的经历与资源，W书记的子女纷纷离开集体而创办自己的公司(与集体企业产生业务往来)，他们也要求承包A村的一些公司。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但在村庄之中却引发了不小矛盾，按照集体分配原则，村民认为集体资源配置不够公平、公正、透明，而一些企业经营者和村庄管理层则认为自己干得多、拿得少，还要遭受“不干活拿分红之人的闲话”。此外，当村庄经营复杂化后，也越来越需要引进外部人才，然而引进的人才通常很难融入本地文化，并且与外部的收入会形成显著对比。以A村合资建立的基础教育集团为例，A村派驻的会计一年收入8万～10万元(村集体发)，但财务岗位外聘的人员一年的收入高达20万(学校发)，两人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但收入差距显而易见。在访谈中，一位农业技术员是2001年通过地方政府“人才引进计划”来到A村工作的3个大学生之一，也是唯一留下来的大学生，她表示虽然工资低了一些，但是村集体在工作上的人情味，对自己各种困难的关心，使之产生了家的归属感。尽管如此，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庄内部“混合”分配体系和不同主体不同的参照标准使村庄内潜藏着各类矛盾。

(三)资产经营困境与乡村集体经济形式的简化

“集体经济就是吃租经济”，这样的概括虽然略显片面，但确实呈现了乡村集体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乡村集体经济产生的多重逻辑造成了集体经济经营的复杂性，特别是治理权力不断向带头人集中时，各类资源与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向其集中，形成治理结构的威权化趋势。随着集体产业规模的扩大，带头人是没有足够精力去协调所有矛盾和利益关系的，因而只有通过资产“发包”或者简化经营类型来减少管理幅度，分散经营责任。此外，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集体资产的政治包袱和决策体系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也不利于参与生产性企业的经营。A村的集体经济以生产各类工具起步，但目前正在朝多元经营转型，最重要的是向物业型(如厂房出租、酒店、农旅等)产业转型。在A村的资产结构中，目前还在经营的生产性企业只有工具厂，但A村只占30％的股份且不参与管理。另外，当年投入重金打造的酒厂，在经历亏损后转由W书记的女婿承包，每年向村集体支付100万承包租金。村里实际经营的产业只有政府高额补贴的农旅产业，古镇旅游项目的物业、酒店，以及教育产业。村集体所属的其他几家公司目前也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革。在A村的收入结构中，农业公司的经营并不赚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补贴。在经历了多次的投资经营亏损后，A村集体经济不可避免地转向了物业经济，依靠“收租”来维持集体的运营。

(四)集体观念的代际差异与集体经济的传承危机

农民集体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价值观念，植根于经历过集体生活的老一代农民记忆深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使老一辈创业者在决策和行动时自然地以集体为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和群众的想法，这也是村庄领导者权威的来源。然而，在市场观念的冲击下，集体主义的传承在代际间产生了断裂。对于成长在市场化大潮当中的新一代乡村领导人，他们虽然生活在乡村，但已经少有集体主义的情感，更难以建立起集体主义与道德权威的双向激励。面对市场竞争，乡村的新一代领导更倾向于“甩掉包袱”(乡村社区)，做强做大产业，走市场化道路。新老领导之间关于集体观念的代际差异，是A村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乡村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困难。

W书记是A村产生与发展的带头人，也是A村能够成为明星村的关键因素。面对村庄内外的复杂局面，W书记个人已经成为制度化的存在，他“能否主持大局直接关系着乡村集体经济的兴亡”。在A村的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了多次波折。按照W书记的说法，他本计划在10年前就退休，并且为企业挑选了3位接班人，但这3位接班人在担任村支部书记后产生了各种问题，使得老书记不得不“两下两上”重新掌舵。W书记在乡村内部的威望与外部的社会资本，都无法简单地让下一个接班人继承。对于接班人来说，他既需要有足够的威望来协调共同体内部的利益矛盾，又需要足够的资源来为集体争取资源。在对于集体经济的理解上，不同的代际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其中一位接班候选人在访谈中表示：“意识形态的内容不能转换成实际的生产力，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首先想到并不是给村里贡献多少，而是要让我负责的企业赚到钱，这是我的压力。”“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有用而非空洞的思想，实事求是，以实际工作为主。乡村振兴战略对于A村的意义应该是‘重新起步，再出发’”。他在对自己身份的自我认同上，更认为自己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集体经济只是市场的参与主体之一，对于乡村发展，产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乡村想要发展，必须要接受市场的规则。

类似想法对W书记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与A村的历史逻辑是相悖的，A村的集体经济在承担众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获得了众多的社会资源，如果单纯发展产业那就相当于重走改制的道路。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A村的接班人问题仍然是村庄矛盾的集中点，W书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乡村集体经济与村庄共同体的剥离，集体企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的分离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方向。也有一些村民在零星出售新村改造时分配的房屋，而村集体也开始鼓励村民们出售房产以消解传统乡村共同体给村庄管理带来的巨大压力，乡村集体经济的去村庄化正在发生。A村的未来前景如何，仍然维系于未来的带头人，权力的交接困境是A村必须要面对的阵痛。

五、结语：不可复制的明星村经验

明星村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体现了特定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现实要求，其发生、发展与转型都具有典型性。研究明星村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明星村的发展经验中探讨村庄发展的实践经验，从中得出有益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性知识，而且，研究明星村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明星村作为一种典型的村集体，体现着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观念，也体现着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更反映着当代农村集体能否承担起乡村振兴重任的重大问题。明星村的产生不仅有能人带头、经营模式、区位禀赋、文化特点与组织优势等自身原因，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情境，它是国家政治嵌入和市场资本相互竞争、制约和促进的结果。市场资本的发展赋予了乡村发展的潜在禀赋，而国家政治引领过程中对“典型”的需求以及主动嵌入，让明星村具有区别于其他一般村落的独特优势。尽管政治、资本与社区的紧密结合塑造了明星村在乡村发展中的优势地位，但资本与政治内含的固有张力以及集体资本在面对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压力，使明星村的维系并不容易。国家政策的支持容易形成“庇护型”的经济体系，村庄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政策以及资金的支持，基于社区传统形成的混合分配体系和村庄内部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各种矛盾等，都成为制约明星村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期待，然而正视和深入研究明星村面临的治理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是在关注明星村独特的成长历程，而且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我国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虽然政治、资本以及社区资源在权威主体的主导下可以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合力，但这些转化条件充满偶然性且不可持续，特别是随着现代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外部条件并不能有效化解乡村集体经济内含的种种矛盾。因而，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必须谨慎用好“示范”“典型”机制，严防乡村振兴的“人造盆景”现象的形成，适度考虑为乡村集体留有适当的、稳定的“集体资产”，如物业经济、集体股份等。以此来调动基层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带动乡村善治，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2022年第1期/《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