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需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06CGSS的分析*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8年第15期转载。

摘要：科学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科学地认识农民和农村现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全面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基本需求和心态提供了系统数据。调查显示，农民的相对剥夺性需求依次是：扩大收入、减轻负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保险保障体制、充实公共管理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农民的期望性需求依次是：保险保障、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对这些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对农业的依赖、非农业收益机会递减、社会保障及公共品获得较少。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需求、CGSS

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小康目标等宏观政策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在2006年被提到较高的政策层面，并已经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农村地区广泛推进。虽然新农村建设的一般意义易于理解，但就政策或制度安排而言，在其自上而下宣传和推进时，其实质仍是抽象的精神，而非具体政策，亦非具体制度安排。因此，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给学界和政策实施者较为开放的想象和探索空间。换言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践将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这一精神的理解。科学地研究和认识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村科学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进制度创新和设计科学合理的政策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主要目标受益群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体，也就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生活来源的群体，以及部分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其他阶层群体。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建设规划，还是基层具体建设措施，都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否则，规划将可能失去实际意义，或是建设实践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和参与，这些都不利于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科学地认识和判断农民的现实需求，并深入了解影响农民需求的因素，把握农村发展实际状况，是制订合理规划和政策的现实依据。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 CGSS）是一次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背景、观念意识和行为事实的全国性抽样调查，其中包括对农村居民的综合性调查[1]。这一调查涉及农村居民的基本情况、家庭生活、经济活动、认同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对更加精确把握农民需求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系统的经验数据。

一、新农村建设理论及问题

在农村建设和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丰富研究已从不同视角提出诸多理论或观点。在社会学关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费孝通在对农村社会的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基础上，立足于“志在富民”的路径探寻，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费孝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民权模式”等能够富民的农村发展模式，以及小城镇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农村发展模式理论认为，乡土社会有着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特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各地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去探索适当的发展模式。这一理论实际主张地域社会要充分调动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开辟一条能够致富的道路，就像苏南一带那样，在宏观政策没有提供具体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他们自己走出了一条乡村工业化和发展小城镇的致富之路。

经济学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二元结构论，二是制度主义。约翰逊（D. Johnson）曾提出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属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均衡问题，即受保护的经济部门在剥削农业，要促进传统农业的发展，需要消除对农业的歧视，减轻税负，增加对其投资，才能促进其走向现代化[3]。 林毅夫实际上也是从二元结构的视角来剖析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的，他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通过“新村运动”来促进市场均衡和中国农村的新发展。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内需不足问题主要是因为市场结构不均衡引起的，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市场需求比例却相当小。农村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是因为农业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以及农村建设滞后。在公共基础建设方面，财政用于农村基础建设支出不足1%，而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则超过2/3，这种二元的财政结构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发展[4]。言下之意是，要拉动内需，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的发展；要促进农村市场发展，就需要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农村和农业投入。

制度主义对“三农”问题分析通常聚焦于土地产权制度。如周其仁认为，农民的主要资本甚至是唯一资本就是土地，农民收入低下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土地产权的安排问题。如何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让农民从土地产权得到更多收益和收入保障，是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关键[5]。

农民的分散性或低组织化、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是政治学关注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视角。从早期的乡村建设学派，到今天乡村建设学派和乡村治理学派，都倡导农民要从分散走向合作，从个体农户迈向组织化，以此来提高自身的市场谈判地位和利益表达地位，从而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和权益。同时通过合作化和组织化，来有效获取市场信息、防范市场风险，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和收入[6]。乡村治理学派则主张通过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提高村民自治的效率，来改变“三农”的命运。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号召提出来之后，学界涌现出较多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各种各样的解读。这些研究较多是一般性理论推导，或是从常识经验去解读新农村建设，或是从典型个案中探寻建设规律，较少有从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中去把握一般事实和探寻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中，几乎都是决策者和学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究竟是怎样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呢？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新农村建设呢？

如果没有把握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真正需求以及影响他们形成这些需求的原因，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还是从下而上的动员，可能都难以与农民的意愿相符。虽然在政策安排、制度设计与农民意愿之间，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吻合，但是，如果能够准确把握农民不同需求及影响因素，并通过相应的调节策略，就可能在这两者之间实现最优化的均衡。

本文正是要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以及影响这些需求形成的个人社会经济因素。由此可以针对需求形成机制，规划或调整促使这些需求满足的策略和路径。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非常广泛，有增加收入的需求、扩大消费的需求、政治参与需求、文化休闲需求、福利保障需求等多方面，而且各方面的需求也较为复杂。为了从结构上更加明确地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来测量：一是根据农民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认识或评价，来测量农民在主观感受上较为迫切的需要，这一需求在本文界定为相对剥夺性需求，指农民对相关方面的发展现状感到不满，或认为应该得到更好地发展。根据农民对突出问题的选择比例，确定前四位的相对剥夺性需求，形成四个0-1型(否为0,是为1)二分类变量作为因变量。

第二是从农民希望政府向他们提供的资源的角度，来测量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因而将其界定为期望性需求。同样根据农民所选择的期望性需求情况，从中汇总和列出排在前四位的需求类型，形成四个0-1的二分类因变量。

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有什么样的需求非常重要，认识农民为何产生那些需求也同样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农民需求的内在意义和形成规律。为分析影响农民不同需求产生的因素，本文选择农民的人力资本、经济活动特征、收入、阶层以及认同态度等方面的因素，以及区域因素作为自变量。在分析中，将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各种因素的作用及影响程度进行估计。

二、农民的相对剥夺性需求及影响因素

对农民相对剥夺性需求的测量和分析，是根据农民自己对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问题的评价而作出的。如果农民认为某种问题较为突出或严重，那么，这将说明农民对与问题相关方面的发展较为不满意，或者说在这些方面他们应该得到发展却没有得到发展。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排在前6位的农民相对剥夺性需求依次是：扩大收入来源、减轻负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医疗及养老保险、充实公共管理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相对剥夺性需求状况

从表1的情况看，农民最普遍需要的是解决收入偏低问题。较多农民认为，收入来源少加上农产品销售困难是他们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次，有60%以上的农民要求解决农业负担问题，这里的负担包括一般负担和农业生产资料费用增长带来的负担。目前，在政府取消农业税费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为农民和农业的较为突出的负担。如在小岗村，每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给农民增加20%以上的负担，或者说，农业生产资料部门每年要多夺走农民20%以上的农业收入[7]。

有60.7%的农民认为，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由此反映出较多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感到不满，要求改善这一状况的意愿较为强烈。排在第四位的相对剥夺性需求是医疗及养老保障需求，因为农民在和城市职工相比较时，会在这些方面感到明显的城乡差距，因而产生相对剥夺感。此外，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公共管理和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表2 农民相对剥夺性需求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a为回归系数，b为标准差。*****p< .001, ****p< .005, ***p< .01, **p< .05,  *p< .1 。

农民的六种相对剥夺性需求从整体上反映了农民群体对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主观判断和认识，但这种主观评判是他们针对客观经验而作出的，也就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那么，为何农民会产生不同的主观评判呢？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农民的各种意识和需求的形成机制。

通过对前四位相对剥夺性需求影响因素的多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我们发现四个变量有普遍显著的影响，它们是：1)认为在城里找工作难，2)家中的田地必须耕种，3)普通农业生产者，4)认为自己的收入报酬相对于自己条件不合理。这一结果可以这样来理解，农民对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不满足，主要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不得不从事纯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希望能获得更多非农业外的收入机会，但这种机会却越来越难获得，而农业的收益率又相对低下，因而较多的农民觉得自己所得报酬收入不合理。

此外，从具体需求来看，对农民要求增加收入来源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非农业就业机会、从事农业生产和对收入报酬的满意度。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这一层次，高等教育明显降低农村劳动力对收入不满足感的概率，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如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可能将促进他们收入的提高，降低对收入的不满足感。在家耕种田地的普通农民、家中有人外出打工、在城里难找工作以及认为收入不合理的人，提出增加收入要求的概率显著提高。至于减轻负担的要求，主要影响因素可归纳为从事种植业和非农业就业困难两方面，因为对于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农业成本的大幅提高成为他们提高收入的重要障碍，同时，在城市寻找打工机会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工资报酬偏低，无形中使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不过，有非农业经营活动与减轻负担需求呈负相关关系，表明非农业收入将会有助于农民减轻经济负担。

对于那些生活在高原山区、必须在家耕种田地而且正在从事农业生产、家中有人外出打工的以及认为收入不合理的农民，更倾向于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的不满，这一结果说明，高原山区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状况就相对滞后，而以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通过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了解到外面世界的发展情况，会更加体会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对自己生产和生活的制约，甚至会认为自己收入偏低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差有关。

至于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评价，主要与两方面因素相关：一是农民的职业，二是保障的供给现状。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对保障问题更为敏感，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和保障的获得相对较少。那些已享受保障待遇的明显降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不满，这也意味着较多的农民，尤其是依靠种田的农业生产者更需要得到保险保障待遇。

三、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性需求及影响因素

农民的期望性需求是根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您希望政府为农村提供什么？”这一问题来测算的。农民在这一问题上的选择，反映出他们最期望从政府得到的支持。通过对选项的分类合并，总结出了四种基本需求。按照农民选择的比例多少，依次分别是：保险保障需求、农业补贴需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教育培训需求（具体数据见表3）。

表3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期望性需求状况

从表3来看，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对获得保险保障的期望最为强烈，根据需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1)对保险保障待遇的需求是普遍的，区域差异不大；2)目前农村享受福利和保障待遇较少，多数农民没有得到保险保障；3)农民难以获得非农业经营和收益机会对这一期望性需求影响显著。

表4 农民期望性需求的Logistic回归结果

注：a为回归系数，b为标准差。*****p< .001, ****p< .005, ***P < .01, **p< .05,  *p< .1 。

其次，农民对政府给予农业补贴的期望也较为强烈。从分析结果来看，农民对农业补贴的需求较为普遍，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地区，农民都有这种期望。尤其对于那些依赖于种植业、觉得在农业外难以获得收益机会的农民来说，这一期望更为明显。此外，农民认为自己的收入报酬不合理，以及得到福利和保障较少，也是产生期望农业补贴的重要原因。

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方面，那些依赖于农业和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愿望更为强烈，由此说明，农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经感到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而且他们希望政府来承担这一责任。此外，有非农业经营以及外出打工经商者，也希望政府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等公共服务，这样，可以促进和方便农村人的农业外或农村外的经营活动。

对广大农民来说，期望政府增加农村教育和培训投入的需求较为突出。就分析结果而言，产生这一需求的主要原因有：1)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初中以下的人居多，他们明显期望政府改变这一现状；2)职业的需要。无论对从事农业生产还是从事非农业经营的农民来说，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如那些在城里找工作遇到困难的人，还有那些觉得自己收入报酬不合理的人，会发现这些问题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有关，因此，他们更为希望政府能加强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3)政治身份和区域因素对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的需求有负相关，普通群众和高原山区的农民，教育培训的需求明显降低。这一结果可能反映，贫困落后的山区以及一般群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因而对教育的期望并不高，需求不强烈。

就农民期望性需求的整体情况看，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种植业的依赖，而非农业收益机会偏少和收入偏低，是当前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困境；此外，从政府得到的福利补助和社会保障待遇相对稀少，以及农民对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认知等，这几方面的因素支配甚至决定着他们之所以提出政府应该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社会保险保障待遇、加大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增加农村教育培训投入。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是医疗、养老及最低生活等方面的保险保障，动机和原因最主要源自于农民的生计模式，即对农业的依赖以及非农业收益机会的不确定性。尽管在一般观念看来，农业生产是农民保障生活的最有效途径，然而现实是，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及受自然灾害和生产成本提高而产生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成为农民对生产和生活产生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从影响农民需求的因素中反映出，较多农村人对获得非农业的收入机会有相当高的期望，而且这一期望可能与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有密切关系，然而，农民人力资本和农村教育及基础设施落后等社会资本的限制，已经制约着他们在城里寻找就业机会和扩大收入来源。

对于那些不得不在家耕种田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对政府在农业补贴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发展方面，有着较高的期望。这表明，在农民尤其是纯农业生产者眼里，收入增长来源主要取决于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社会资本的增长，即政府需要帮助农民走出结构性的困境。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全国性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50%以上农民选择的、排在前6位的相对剥夺性需求是：扩大收入来源、减轻农业负担、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民医疗养老保险体制、充实农村公共管理和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这一结果基本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重点关注和着力解决的。

影响农民相对剥夺性需求的因素主要为对农业经营收入的依赖、非农业收益机会获得困难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认知观念。由于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而生产成本的增速过快、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民在农业外谋求收益机会的愿望加强，但现实条件制约着他们非农业收益机会的获得，这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产生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观念。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对政府的期望主要为四个方面，它们依次是：保险保障、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培训。影响农民四种期望性需求的主要因素仍为农民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依赖，以及社会保障资源和农村社会资本的相对短缺。农业生产及其净收入偏低和不确定性增大，以及获得非农业就业机会困难加大，使得农民的不安全感渐增，因而对政府提供保障资源的需求尤为强烈。对于面临复杂市场因素挑战的传统小农来说，光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获得农业的增收，可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农业，所以他们期望政府能够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来扩大收入来源。

经验调查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精确地认识到当前新农村主体－农民需求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农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心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如能把对农民需求的了解作为最基本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将会有助于建设实践规避形式主义的风险。

就政策或制度安排而言，新农村建设可能需要抓主要矛盾，即解决农村最突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来看，首先，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险、保障体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新农村建设在宏观政策规划中，需要制订一个路线图，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明确这一体制建立分几个目标步骤和政策措施，明确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和转型问题。农民的农业收入偏低和增长缓慢问题不是简单的经营问题，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仅靠微观调整难以奏效，必须有宏观政策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在宏观制度安排中，要完善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农业补贴政策，其中包括对种植业户和养殖业户的直接补贴、为平抑农资价格对生产和销售企业的价格补贴、对农产品购销储运企业的最惠待遇。此外，为提高耕地产出率，要促进农村承包耕地有序、有效流转，细化耕地产权制度安排。为扩大农民收入来源，改革和消除农民在农业外就业的制度障碍，增加农民非农业就业的公共服务。

最后，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把交通、通讯和教育置于优先发展位置，因为这些投入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善农村的面貌和环境，更重要的是给农民增加能扩大收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