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与城市化道路

——以河北定州为例

奂平清

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摘要] 中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困境之一是农业人口的出路问题。农业人口的转移可以通过农业的深度开发和多种经营吸纳劳动力、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向农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以及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等途径。河北定州的调查表明，由于城市化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继续在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中寻求生计，众多的商贩在乡村集市中巡回销售，乡村集市盛行，坐商、店铺发展缓慢，使得小城镇发展更为缓慢，表明华北乡村仍处于“内卷化”状态。只有走大中型城市或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才能走出困境。

[关键词]乡村社会转型；城市化；小城镇；乡村集市

一、我国乡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农业的深度开发和多种经营吸纳劳动力；二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向农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三是向城市转移劳动力。

1．农业发展及其对劳动力的吸纳

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主要产业，也是容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直到现在，我国就业人口中还有一半左右从事农业生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为49.1%）。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即使城市化达到较高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仍将以小规模、相对劳动密集的经营为主。而且现在中国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正在由以粮食为主向与西方相似的粮-肉、鱼并重方向转变，因此种植业内部也将发生结构性的转变，从“以粮为纲”转向种-养兼重以及粮-肉-菜兼重。由于蔬菜和水果以及舍饲养殖在土地利用上都比一般种植业需要更高程度的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换取更高的报酬，因此，这一转变可以吸收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并以新型农业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来消解中国长期以来农业内卷化的压力。所以中国农业的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1]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部门占总产值的比重将是持续下降的。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他部门产品对消费者产生了较强的强制供给和引诱。[2]而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则相对较低，所以恩格尔系数随着经济发展呈不断下降趋势。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农业产值比重已从1978年的28.1％下降到2003年的14.6％；农业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也由1990年的41.9％急剧下降到2003年的4％。[3]与这种变化相对应，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员一般都下降到10％以下。我国农业就业人数从1952年的83.5％下降到2003年的49.1％，1996年至2003年间一直徘徊在50％左右。[4]总之，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必定是逐渐减少的。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的深度开发所容纳的劳动力也必定是有限的。

2．乡村工业在转移劳动力中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乡村手工业一直是农业重要补充，也是容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之一。黄宗智认为，中国几百年来都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直到197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改革，“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5]

改革开放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业化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转移了部分劳动力。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乡镇企业出现了市场竞争力降低、发展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下降、亏损面及亏损额增加等问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从总体上看，我国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周围和沿海，缺乏空间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迄今只改变了一小部分城市周边农村的面貌[6]。所以，乡镇企业也难以担当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

3．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向外扩张、农村人口向城市迅速转移、农村城镇化等过程和方式。其中，大中城市向外扩展边界的方式���会促使大量村庄消失，农民成为市民，但这种方式所吸纳农村人口相对有限。而农村人口向城市迅速转移的过程，其影响最为强烈，使得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农民进城打工成为我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从乡村到城市的大量人口迁移，也是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现象。

从农村城镇化的过程和实践来看，它对中国社会城市化转型的推动并不明显。下面对我国小城镇道路及其困境加以分析。

二、我国小城镇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从中国乡村小城镇发展的阶段及动力来看，一是由乡村集市发展为小城镇；二是作为乡镇行政的小城镇发展；三是由乡镇企业所推动的小城镇发展。[7]

由乡村集市的发展而成为集镇或小城镇的途径，是我国古代农村集镇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方式，许多城市或城镇是在集市、集镇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集市贸易和简单的手工业支撑着小城镇的缓慢发展。施坚雅和费孝通的研究，都把乡村集市当作城市体系的末梢和城镇的摇篮。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以对四川农村集市的实地研究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中国农村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这种乡村市场等级体系和社区结构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认为在理想状态下,基层集市的空间分布意味着平均18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比集市高一级的市镇则是基层集市呈六角形所围绕的经济中心。[8]费孝通在对江浙小城镇发展实践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作为流通中心的集镇对整个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小城镇理论。[9]小城镇理论和政策实践，从改革开放以来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要选择。不过，从农村集市向集镇转化是有条件的，对于集市-集镇-城镇这一发展路径及其困境，下文将以河北定州实地研究的资料为例加以分析。

从乡镇行政推动小城镇发展来看，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由于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兴起的城镇只是少数，尤其是在华北等地区，直到清朝中叶为止，镇绝大部分仍以关津要道和军屯戍守之地受到瞩目，其经济意义大都微不足道。[10]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区、乡政府驻地的集镇的行政中心地位得到强化，集镇的发展与农村行政因素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一阶段国家实行利用农村和农业剩余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的政策，限制了农村集市贸易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使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失去了经济基础和资金支持，农村小城镇普遍出现了停滞甚至衰退的现象，仅靠行政职能维持着乡村中心地的地位。[11]当前的小城镇建设，也带有明显的行政推动的倾向和问题，而仅依靠行政推进是难以实现城镇化的。

就由乡镇企业所推动的小城镇发展而言，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和集市贸易为主的商业相互促进，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如前所述，乡镇企业自身的局限和困境，也使得小城镇的发展失去依托。

三、华北乡村小城镇发展道路及其困境

1．定州集市和小城镇发展状况

从河北定州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为例，定州现辖3个城区、14个镇、8个乡，507个行政村和街道。根据定州市统计局《2002年定州市统计年鉴》，2002年末有303 108户，1,127 529人，其中非农人口只有123 096人，非农比例仅为10.92％。定州14个建制镇,所辖总人口为606 530人，其中非农人口只有16 921人，平均每镇1208人，非农率仅为2.79％。从河北省的城镇发展情况看，即使是重点镇，也存在人口少、凝聚力不强、工业化程度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等问题。[12]

1930年左右李景汉等人的定县调查表明，定县当时就有83个乡村集市。而在近80年后的今天，定州传统集市仍很发达。据我们的调查，现在定州全境有近100处定期集市，可以推算，定州平均每天大约有20个集市开集，全年有近7000个集日。除了定期集市外，定州还有传统庙会集市近80处，每处庙会每年举行1－4次，会期一般为1－4天，这样，全年有庙会100次左右，大约有180个庙会日。定州的14个建制镇所在地都有集市，但许多镇的人口甚至还没有某些村庄大，由此也可以看出定州小城镇发展的滞后状况。

2．定期集市盛行的原因和小城镇发展的困境

根据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各类集镇是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心，定期集市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趋向消亡。施坚雅也认为，中心市场、中间市场和基层集市呈现为市场等级体系，而且，基层市场随交通条件的改善而趋向消亡、经济活动向中心市场集聚。[13]

但是，从定州的情况来看，这些理论预期似乎并没有实现。由集市向城镇演化的模式并不明显，定州近百处集市仍保持着传统的集期安排。镇集和村集相比，除了规模大小有所不同，货物的种类都大同小异，出售货物的也大都是流动商贩，集期都是每旬两集，大多数镇其店铺数量还没有多到每日成市的程度，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小城镇也就虚有其名。集市商贩众多，但是基本上都处于以“家－集市－家”为模式的流动经营状态，而不是向某个中心市场集聚和逐步固定化。

从集市的结构与功能来看，华北乡村集市已经不再是施坚雅所描述的产品双向交换的集散场所，集市已经演变为城市工业产品向乡村销售的“流动商场”。集市主要是为乡村人口提供廉价的消费品，集市依赖于乡村居民的需求而存在和延续。乡村居民收入、消费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对集市的依赖性。

另外，乡村集市仍然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它承担了容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兼业就业的功能，成千上万的专职或兼业的流动商贩“赶集上庙”做生意，在竞争激烈的乡村集市中巡回销售谋取微薄小利和维持生计。因为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但在向城市和现代产业部门转移不能顺利实现的情况下，就只能继续在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中寻求生计。因此，华北乡村因为剩余劳动力众多等原因而盛行的集市，实际上是一种乡村内卷化的表现，表明华北乡村处于���会转型的困境之中。[14]大量乡村集市盛行，其结果是店铺、坐商发展缓慢，从而使得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所在地的城镇化延缓。

近年来，繁荣乡村市场（尤其是乡村集市）成为扩大内需的措施之一。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仅在通过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而不是从社会结构入手解决农民问题，把大多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结果仍然是加剧乡村社会的内卷化。

四、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出路

1．大中型城市化道路——借“外力”推动乡村人口城市化

小城镇道路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离土不离乡”将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实际上，小城镇道路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城乡分割体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乡村工业化也是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无奈选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值得反思的是，“离土不离乡”和“小城镇主义”的实际含义是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阻止他们进入大城市，在城市农民工问题日渐凸显的今天，“小城镇主义”的现实含意已从侧重于“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变为侧重于“阻止”农民进入大中城市。[15]

要真正实现乡村社会的转型，必须靠大中城市来吸纳农业人口。而且，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农业地区外出人口也主要是流向大中城市，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例如，据定州市预防“非典”办公室的统计，2003年4月中旬时，定州市外出人口共有90,854人，其中农村人口88 567人，在已知外出原因的78 332人中，有93%的是外出打工和经营者。从乡村人口外出目的地来看，主要是大中城市，其中到北京的占外出总数的52.2%，到石家庄的占13.8％，到天津市的占7.3％，到保定市区的占5.0％，到以上四个城市的占外出总人数的78.3％。农民工流向大城市而没有流向小城镇，根本原因在于大城市比小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和较高的收入。

一些学者较早就认识到，我国基本上以发展小城市为主城市化道路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导和战略上的偏差，应该转向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发展的道路，挖掘大城市的潜力，扩大和建设中等城市。尤其对于华北地区来说，更需要按乡村人口的实际流向，借助于乡村外部大中城市的“拉力”，通过对乡村人口的引导和教育培训，使之向大中城市流动。当然，这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扩大现有大中城市的规模，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提高其人口容纳能力。

2．以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促进乡村地区社会建设

除了向外部大中城市逐步转移乡村人口外，在乡村地区，也要通过宏观布局，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重点扩大和建设中等城市，择优发展城镇，而不是遍地开花的建设小城镇。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在城乡差距过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的条件下进行的，试图由此缓解紧张的城乡矛盾、促进农村发展。但是，新农村建设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在“三农”之外寻求。

以往“三农”政策的思路，大多着眼于农村、农业本身，如增加投入、提高产出、保护价格、减轻负担等，这些办法在短期可能有一定效果，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吸引和吸纳大多数农民进城，使农民进人现代产业格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真正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16]

由于“城市病”以及认识上的误区，许多专家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仍没有摆脱控制和限制发展大城市的思维，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制约城市化发展的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社会政策，仍未得到彻底改革。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因素，使得农民工仍是在城乡之间的“钟摆”，难以举家移居城市，甚至农民工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农村人口转移滞后于乡村劳动力的转移。

继续让大量农民滞留农村，是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和政策，实际上已成为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也是社会稳定威胁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现代职业体系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综合措施，解决乡村人口的转移问题。只有在城市化的战略前提下，乡村人口有所减少，在乡村内部的一些改革和发展措施（如新农村建设）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乡村社会也才能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