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乡村振兴需要激发从个人到社会的主体性，让各方在“志同道合”中共同塑造内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各方如何走向“志同道合”？本文以泥泥狗的价值变迁为线索，从“人”出发对此进行了探索。制作者与官员、学者、媒体人、经销商、顾客等不断互动，以来自传统“福”的内涵为基础，引入了伴随国家之“扶”而来的对“富”的追求，共同推动了泥泥狗的价值变化。在变化中，制作者从己出发，基于求同的态度、经由感通的方式，与各方共同形成从认知到行动上具有一致性的圈层，由“志同”到“道合”。相比一般制作者，关键传承人通过圈层让各方的主体性从“隐”到“现”，呈现了多样的从“志同”到“道合”的路径。可见，经由人们在各个情境下构建的圈层的交叉和碰撞，国家、市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寻求乡村的内生发展。

关键词：内生发展；主体性；价值；圈层机制

作者简介：罗婧、张书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我国的减贫事业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是一个从党和国家到人民群众，各方“志同道合”的奋斗进程。习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到，在广泛动员下，我们“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需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既需要党和国家总揽全局，也需要继续引入各方力量、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也就是说，国家、市场、社会要在共同意志下共同行动，制度的引导、资源的投放要以人民为中心，以激发个体的内生动力为目标，塑造内生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宏观的制度、政策、环境、体系是以怎样的方式与个体链接起来，实现对“人”的能动性的调动、对社会文化主体性的激发的？这亟待探讨。

从我国既有的实践经验来看，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链接基于一种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制度下，让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走向“志同道合”的路径。我国各个时期的减贫工作都以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为原则：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通过赋予生产资源、改善生产环境等促进农民的发展积极性和发展能力，消除了大面积的农村贫困；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从输血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促使个体得以自力更生、摆脱贫困，最终迎来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吴宝国，2018：23；李棉管，2017：217；汪三贵，2008）。而伴随发展进程，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价值观念也愈益多元，加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这给建立共识、团结各方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志同”才能“道合”。发展的路途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即便目标、终点相同，发展的主体基于不同的制度规范、地方文化等对于如何发展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张汉，2014）。因此，只有“志同道合”，即以“一条心”的态度和意念为基础展开行动，才能塑造出有韧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种种分歧和障碍，实现内生发展、迈向共同富裕。在费孝通看来，“‘心’是个人自我体验和修养的一个概念”，透过“心心相印”“将心比心”，个人的态度导向社会关系，在“人-社会-文化”的连续体中彰显主体性（费孝通，2009：457-458，513）。可见，从“志同”到“道合”，本就是一个“人”经由“态度-行动”而通达“社会-文化”的连续过程。透过研究和实践可以看到，在摆脱贫困、求得发展的道路上，国家的构建、市场的扎根、社会的盘活交织在一起，既具有各自的机制又不断互相影响，而这些都是通过“人”的互动而展开。所以，我们应当进一步从“人”的层面出发，挖掘从“志同”到“道合”的机理，剖析乡村振兴何以实现的社会基础。

带着这一旨趣，笔者关注到了一个泥玩具的案例。泥泥狗是河南淮阳太昊陵地区的一种民间工艺品，其将原始图腾抽象化为泥塑，自古以来承载了“多子多福”“家族昌盛”“平安”等意涵，代表了当地百姓对“福”的向往。伴随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改革事业的推进，国家在“扶”的理念下，制定了推动经济发展、塑造文化认同的政策，为淮阳的发展注入了新理念。这赋予了泥泥狗“富”的意涵，即物质财富的载体、精神财富的象征，让泥泥狗从民俗玩具走向文化艺术、走向商业产品，成为地方内生发展平台的有机组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官员、基层干部、关键传承人、一般制作者、销售者、购买者等各方在观念和实践上从“志同”走向“道合”。

一、泥玩具的价值变化：扶、富与福

泥泥狗源自河南省淮阳地区。每年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坐落于淮阳的太昊陵都会举办祭祀伏羲的朝祖进香庙会。这一习俗流传已久，庙会场面十分热闹，香客人头攒动，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大量流通。而泥泥狗则最具特色，其既是用来消灾祈福的祭祀之物，又是供孩童娱乐的民间玩具（郭新生，2008），很受游客青睐。这使得制作泥泥狗逐渐成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发家致富的“金饭碗”（夏先清，2017）。

笔者所在的调研团队于2019年3月和10月两次到淮阳围绕泥泥狗展开了调研，对相关各方进行了访谈，并且对各方互动、玩具制作、销售的过程等进行了观察。①调研中我们看到，各方的互动经由对泥泥狗价值的阐释和界定而展开，既显现了个体自身独特的认知和行动，也呈现出来自国家、市场、社会的制度和规范的影响，这为我们探微“志同道合”的机理提供了切入口。具体而言，价值是一个联通人与物、认知与行为、内在与外在的概念。像阿德勒（Adler，1956）就从绝对真理、物的存在、人的坐标、行为的等同以及四者的混合情况等维度来归纳了价值的概念。价值可以指代主体的内在意义，而这种内在意义反映在其与外在的交互中。案例中，泥泥狗是制作者基于自身认知的实践产物：一方面，其价值由制作者的解读所构成，而这种解读是制作者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共同建构的；另一方面，其价值也由外在环境的反馈而构成，比如其市场价格、评比获奖、社会赞誉等，而这种反馈也通常和制作者本身的技艺、创造力等紧密关联。在时代的变迁中，泥泥狗继承了由传统延续而来的“福”的意涵，也融入了新的价值元素。

（一）“福”的承载

在对太昊伏羲文化的研考中，有说法将泥泥狗的起源追溯至伏羲女娲时代，认为其是基于伏羲女娲抟土造人传说而来，是远古时期以来人们对图腾崇拜的传承，或者是人祖祭拜的物品（宋兆麟，1989；杨复竣，1995；李乃庆，2008）。尽管缺少考据，但就形态而言，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泥泥狗来自远古的说法（张光直，1960）。对泥泥狗价值的表述蕴含在各个民间传说中，而这些表述构成了复合的“福”的概念。

“福”不仅是个体的认知，还涵盖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共同的认知，即规范、文化等（王铭铭，1997），“求福”更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张佩国，2017）。泥泥狗流通于人祖祭拜活动中，其是幼童的玩具，象征着对求子祈愿的回应、对子孙的佑护，购买泥泥狗是香客们求福仪式的一部分。据说，庙会上幼童可以拦截香客索要泥泥狗，香客必定相赠以图吉利，各如其愿（访谈资料编号20190323CJZY）。另有一种说法是，有一年太昊陵旱情严重，而有一天夜里突降大雨，人们看到了各种形态的泥泥狗在活动，大家认为这是人祖显灵（访谈资料编号20190323HWZJ）。还有传言说泥泥狗可以促进健康，比如把泥泥狗买回去放到井里，或者从其身上“抠下”土来泡水喝，可以“耳清目明”“治疗水土不服”（访谈资料编号20190324CLZS）。在这些传说的表述中，泥泥狗是“福”的象征，也是“求福”的用具，其体现了“多子多福”“家族兴旺”“一团和气”“风调雨顺”“延年益寿”等价值。

（二）“扶”之下的“富”

伴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等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新的理念和思想开始进入到泥泥狗的制作、流通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建设、社会动员等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搞建设、促生产。配合这一目标，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地采集、收录各色乡民艺术来塑造国家认同（张士闪，2007）。20世纪50年代，各级文化局、艺术馆、科研机构等组织人员去往各地对乡民艺术进行调查。研究和采编人员基于统一的要求和自己的理解对乡民艺术进行修订、改编。通过加工和再造，来自民间乡里的文化、技艺等被纳入国家的文化体系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层的活力被大量释放出来：一方面，民俗文化“热”了起来，文化寻根再度掀起新的浪潮；另一方面，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嵌入到乡民艺术中（耿波，2006）。自此，国家以“扶”的思路引导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富”的价值来激发各方参与建设的热情。

1.经济扶持：物质之“富”。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通知》，开启了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减贫扶贫工作，通过政策帮扶提高促进贫困人口和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樊明，2018）。在初期，扶贫工作限定在单一的经济维度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提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开始关注文化扶贫。1993年，文化部成立全国文化扶贫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文化扶贫工作，推动了多维度的扶贫导向。各省市纷纷开发本地的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文化产业”浮出水面。2008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启动了包括文化产业基地建设、文化技术人才培训等十个工程在内的文化扶贫尝试，文化扶贫从“输血”转向“造血”。2013年起，文化扶贫强调对实际情况精准把握，形成“文化精准扶贫”的工作体系。在国家之“扶”下，贫困地区的文化不再是“落后”的，乡民艺术不再只是传统的，而开始具有异质性资源的禀赋和现代化的意涵。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乡民艺术、民间工艺品等成为可以开发的“资源”，是欠发达地区人口的生财之道。在这一背景下，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市政府在2009年主办了研讨会来讨论如何将泥泥狗发展为产业。在“一村一品”的战略中，泥泥狗与各地特色农产品并驾齐驱，同样能够承载商品价值、给生产者带来物质财富。

2.文化扶持：精神之“富”。我国的“民间文化热”贯穿了整个20世纪。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逐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制度，并于201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由此，泥泥狗成为国家承认、官方认可的民间艺术。1983年，淮阳市文化馆对泥泥狗展开研究。1987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对泥泥狗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予以认定（刘彦武，2008）。据村民曾忠德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来太昊陵考察、调研了泥泥狗。2006年，太昊陵举办的人祖祭典进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泥泥狗也因此被带“火”。到2014年时，泥泥狗被正式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这进一步让泥泥狗名声大振。

（三）价值的变化

在这两种扶持力量的交织下，泥泥狗经由市场化和艺术化的同步进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1.构建制作标准。泥泥狗的制作技艺本没有既定的标准。而在国家的扶持下，专家、学者围绕泥泥狗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河南省还据此出台了地方性行业标准，将泥泥狗定义为“以太昊陵（陵庙周边8km以内）的黏土为原料，采用民间传统手工工艺捶泥、捏制、扎孔、晾晒、上黑色底色，然后用红、蓝、白、绿、黄五种基本颜料点画后用固色材料覆表而成的泥制品”。制作者王鸣山介绍说，这个标准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三个不能变，“造型不能变、五色点划不能变、纹饰符号不能变”。

2.衍生出新造型。泥泥狗的造型非常多样，本没有经典造型之说，但“大家接触得多了，或者说啥嘞，专家跟学者吆喝得多了，有的（造型）就认为是有代表性嘞”（访谈资料20190323XJLX）。泥泥狗在发展中不断纳入各色造型，比如销路极广的十二生肖系列。

3.增加涂层工序。泥泥狗的彩绘颜色、细微造型很容易随时间流逝或者在运输中掉落、磕碰受损，所以制作者还会在最外层喷上清漆（即“上光”）作为保护。但制作者也会根据购买者的要求进行调整，比如“专家学者不要上光嘞，说这原汁原味”（访谈资料20191029CHZR）。

4.增加命名方式。泥泥狗在销路上逐渐从祭祀用品、玩具转型为礼品、收藏品，所以有一个能博得“好彩头”的新名称就十分重要，比如将母子猴称为“辈辈封侯”，将骑马猴称为“马上封侯”。当然，这些新名称并未替代老名称，制作者在介绍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时，主要使用老名称，而在商品销售时，则使用新名称。

5.体型从小变大。泥泥狗在早期是由村民挎着篮子售卖，主要是个头较小的“小泥鳖”，顾客为了求子求福，通常“一买一大把”。而时下，顾客一般都是“买一两个意思一下”，将其作为家中收藏的摆件，所以泥泥狗的体型也就逐渐变大：

以前最大的就这人面猴。……那为啥越来越大嘞？那家庭条件好啦，都有博古架嘞……人说徐老师，这个太小啊，你给我弄个大嘞啊？我说那不中，我做大的，原材料那用的也多，我费工啊！……哎那他说了，我给你钱啊！你做不做？哎做，你给我钱我就做。就给拿恁大的来，他说哎不行！我要送人！不显眼儿！……那还得贵。（买家说）没事儿！不差钱儿！那做就做呗！越来越大。（制作者徐克川访谈资料20190323XJLX）

6.知名度大幅提升。泥泥狗原本只是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产物。1987年，《人民日报》在海外版发表了泥泥狗专页，极大提升了其闻名程度。泥泥狗的制作者也通过新闻报道、宣传片、文化展览、电影等各种媒介向大众介绍泥泥狗。比如，王鸣山所带领的泥泥狗合作社就上过3次河南省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知名度的提升让泥泥狗的文化价值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也为其打开了更广阔的销路。

从这些变化中，我们既看到政府部门在国家“扶”的思路引导下的深度参与、专家学者的鼎力“吆喝”、媒体的卖力“叫好”，也看到购买者需求的激发，还看到制作者自身的思考、理解、行动。20世纪80年代起，村民打开思路寻求致富门路，而制作泥泥狗就是一条颇有成效的途径。据记载，20世纪90年代前，泥泥狗的制作者就达到了两百余人（宋兆麟，1989），而在1986年3月20日庙会上，泥泥狗的售卖者达243人（席宇，2008）。在这一过程中，泥泥狗迅速“增值”：

原本几毛钱一个，成为国家级非遗之后我就试着加价，有一次一个人给我说，我试试50能卖么，一看行，再加，到一百多、二百。（制作者刘国英访谈资料20191028SGLX）

不过在变化中，各方对泥泥狗的理解、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差异交汇在一起，呈现出价值的并立、交锋，使得制作者开始分流。

二、变化中的分流

在各方的影响下，泥泥狗的制作技艺、造型等都发生了一系列改变，而这个过程充满了传统与创新的争论。

泥泥狗通过代际“口口相传”而承袭，因此泥泥狗是“人祖爷人祖姑娘造的人和狗”，谁都不应当改，改了“就不是人祖爷时造的人和狗了”（访谈资料20191029CJZR）。不止一位制作者提到，泥泥狗的意象，即“奇禽怪兽这些东西”在远古是存在的（访谈资料20190325CJZX）。但一方面有些制作者成为受到国家认可、专家推崇的文化传承人后，被赋予了“艺术创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泥泥狗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购买者，他们提出了不同的需求，让“很古老的不好卖了”（访谈资料20190324CSLJ）。所以制作者要“变花样”去匹配“艺术品”的定位、迎合市场的需求。在调研时，笔者在徐绶杰的作品中发现了以大象、鸭子为原型的泥泥狗，他解释道：“这是金某（当地大款）特意让我给他加工嘞。”几乎所有的制作者对这种根据“市场需求”开拓新品种的理念都十分了然。但同样，制作者也表达了对传统的强调。比如，王鸣山认为，“粗犷、笨拙、别致才是真正的泥泥狗”。徐绶杰也认为，相比浚县泥咕咕，泥泥狗虽然也在变化，但是“造型还是原来味儿嘞”，而泥咕咕就“跑得太快了”，失去了传统的味道。

这显示出，传统与创新具有内在的张力。与其他文化产品相同，泥泥狗极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卢文超，2018；刘开云，2015）：传统承袭而来的文化价值与制作人经由自身创造而赋予泥泥狗的艺术价值，以及经由市场交换而被认可的市场价值并不统一，还可能出现矛盾。

（是否依照官方标准）（问：泥泥狗底色都是黑的？）是的，有标准要求。（问：但这个陈列的泥泥狗为什么是白色？）这是一个老艺人叫姬国富，他做了一个底色是白色的系列，是艺术创作。他的东西确实非常好，你看，多美，非常有写意画的味道。（淮阳市文化馆讲解员，访谈资料20190322HWZJ）

（是否具有玩具的功能）这种大个儿吹不响！（泥泥狗）原本都响呗！都扎眼儿。后来人说这大的你别扎眼儿了，这是工艺品呐！这个大的我要抱着它呜呜地吹可不中！……这一吹还降低它档次……（制作者徐绶杰访谈资料20190323XJZX）。

（是否还做小的）大的做，小的也做。大的卖钱多。但小的才是能吹嘛，才是玩具，才是我小时那会的样子……谁买得多我就送他一把小的。（制作者姬阳访谈资料20191029CJZM）

可见，“原汁原味”“艺术创作”“市场需求”等元素都体现在泥泥狗的价值中。而不同的制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消解这些元素之间的张力：比如改变造型但不改变传达的内涵，诸如“这个是用泥捏的伏羲、女娲，原来肯定是没有这个造型，但这是人祖爷么，所以这个也属于传统系列”（访谈资料20190325CHJR）；再比如“卖大送小”，兼顾做工精细、外观精美的手工艺品定位和粗犷的原生态意味，还能通过赠送传达“图个好彩头”的意涵。

制作者对各个元素的整合方式促使他们的身份分流，并且彼此之间的差异不断强化。最基本的一种分流即“关键传承人”和“一般制作者”的区分，通常以能否进入传承人名录、能进入哪一级别的传承人名录（国家级、省级、市级）、是否获过奖、制作的泥泥狗能卖到怎样的价格、有多少媒体对其宣传、是否以制作泥玩具为业等为标志。关键传承人被当作泥泥狗的代言人，其得到了官方的、市场的普遍认可。而一般制作者则是“有空时随便做做，卖卖钱”，对泥泥狗所谓的理论体系、标准等都不甚明了（访谈资料20190325CSLJ）。可见，尽管制作者们在以泥泥狗为发展之道上具有相同的目标，但却分流向不同的轨道。

三、圈层的构建：从“志同”到“道合”

泥泥狗的价值悄然发生着改变。来自传统的“福”已不再能构成普遍的、统一的民众生活意义的坐标，不过“福”所传达的美好意义，以及“求福”中所蕴含的佑护仍然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理的慰藉。陵庙前不衰的香火、熙熙攘攘的香客即是体现。当然，香客们多样的仪式活动本身也正体现了“福”的转变，这让泥泥狗处于有传承又有变化的场景中。国家的介入正式赋予了泥泥狗“福”的标签。制作者的技艺不同，对“福”如何绵延、如何转变的理解不同，其手下的泥泥狗也十分多样，所传达出的文化内涵、艺术气息都有差异。由此，泥泥狗的价格、销路、客户群体等也区分开来。可见，尽管“扶”的制度和政策是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但在不同的时空中、面对不同的对象、吸引了不同力量等各种情况下，“扶”并不会带来确定的、单一的结果。

也就是说，从“志同”到“道合”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过程。围绕不同制作人如何建构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身份下对泥泥狗的价值做出不同理解——有哪些价值、何为有价值、有价值的“证据”是什么等，可以归纳出一种“圈层机制”①。具体而言，个人从己出发，基于“求同”的态度、经由“感通”的方式，建立起从认知到行动上具有一致性的圈层，从“志同”走向“道合”。

（一）圈层的浮现：艺术家与企业家

泥泥狗的制作技艺广泛流传于太昊陵附近的村落，这里的村民大都从小就跟着祖辈、亲戚学做泥泥狗，然后拿去卖钱补贴家用。在调研中，一位姬家村走出来、已经是某驾校老板的访谈者就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制作“小泥鳖”的场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泥泥狗是太昊陵大部分村民增收的渠道，农闲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泥泥狗拿去陵庙前售卖。而随着村民收入增加、增收渠道变多，有些村民不再把制作泥泥狗当作谋生手段。而有些村民只是一般制作者，对泥泥狗的文化、艺术、市场等价值“避而不谈”或者“不知道怎么说”，在如何定义和建构泥泥狗价值上的影响是有限的、隐形的。但与此相对，还有些村民则成为关键传承人，即泥泥狗制作的“权威”。他们结合自身的理解和经验重塑对泥泥狗的认识，形成了不同“流派”，并由此获得了不同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人、经销者、购买者的青睐，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圈层。不过，关键传承人的圈层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大致可以归结为“艺术家”和“企业家”两种。而这两种内部也有差别，笔者引入四个人物来具体呈现他们各自的圈层。

王家伦和徐绶杰是两位典型的泥泥狗艺术家。在2006年时，他们一同在淮阳泥泥狗艺术大赛上获得了“中年艺人优秀传承奖”，是第二代泥泥狗制作者的突出代表人物。尤其是随着第一代制作者年事渐高、相继辞世，王家伦、徐绶杰的影响力日益攀升。王家伦是姬家村出名的“乡土巧匠”，他擅长捏制大型的泥泥狗。他在村头临近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有一个十分显眼的门店，里面摆满了他的作品。调研团队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他家时，王家伦正在门口的阴凉地里蹲坐着，聚精会神地捏制新作品。他穿着十分寻常，对于意外的来访并不感到陌生和惊讶，而是继续埋头捏制。他对于自己能够驾驭大型作品十分自豪，在捏制间歇细致地为调研成员讲解手法和捏制大型泥泥狗的难点所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领着部分调研成员去家里后院的“陈列室”参观，演示如何为泥泥狗上黑底色。王家伦10岁起就跟着父亲捏泥泥狗，凭借手艺出名，曾担任淮阳泥泥狗协会的主席。2000年前后，他与下岗后试图以泥泥狗为业的年轻人石冰结缘，成为石冰所开的泥泥狗店铺的供货人。在石冰的引荐下，不少媒体人、专家学者都联系王家伦进行宣传和研究。

与王家伦相比，徐绶杰在外形上像是一个艺术大师。他一头白发，总是穿着中式服装，称自己祖上八代都是颇有名气的泥泥狗制作人。徐绶杰家的院子门前总是人来人往，政府官员、各路学者、媒体人等都是他的常客。正对院子门的是徐绶杰作品的展厅，展架上放置了他做的泥泥狗，以及国家级传承人的认证、获奖证书等。他善于言辞，讲起泥泥狗的发展来头头是道，觉得制作泥泥狗是一份艺术事业，要“听着优美的音乐，高山流水那种”来进行创作，非常享受制作的过程：

你喜欢这个东西，你又愿意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这一辈子都是出路嘞，这一辈子就是幸福嘞。并不是说你腰里装一百万那是幸福。所以说俺能坐下来，这个板凳能暖人。（访谈资料20190324XJLX）

访谈中，我们恰巧遇到淮阳旅游局的官员与文化广播电视台的媒体人员前来对徐绶杰进行采访。从采访过程来看，他们早已相熟，无需相互介绍，径直就架起摄像机开始了对话与录制。徐绶杰十分老练，经常停顿下来询问是否要拍摄制作过程、是否要看获奖作品、建议拍摄角度和地点等。他的“徐氏”泥泥狗从制作到包装都十分精致，印章、签名一应俱全，在陵庙附近的泥泥狗摊位、特产店面中出现率很高。

王家伦与徐绶杰都倾向从“工艺品”的角度理解泥泥狗，不论是他们自身还是舆论宣传都将二人定位成民间艺术家。他们强调泥泥狗的艺术价值，只不过王家伦倾向认为艺术价值是由技艺难度决定的，而徐绶杰则主张以艺术设计来判断。在他们眼里，维持传统对艺术价值的加成十分重要，所以制作中少有“外人”参与，老伴、孩子是最主要的帮手。王家伦不善言辞，他与媒体、学者的联系主要通过石冰进行。徐绶杰则是各路人马眼中的“红人”。而且他对艺术价值变现市场价值得心应手，一个热心的庙前摊位经销商就提到，徐绶杰的“货”有名气、更新换代快，大众喜欢、“好卖”（访谈资料20191029SCSF）。

与王家伦和徐绶杰不同，彭书龙和王鸣山则是两位企业家，他们更倾向从文化产品的角度来理解泥泥狗。作为王家伦、徐绶杰的同代人，他们同样是第二代制作者的突出人物。在2006年的艺术大赛上，王鸣山拿了“中年艺人优秀传承奖”，而彭书龙拿了“创新奖”。彭书龙以其改善泥泥狗易损的工艺而出名，一度开办了一家泥泥狗加工企业。他认为泥泥狗应当走流水线生产，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泥泥狗的品质，把泥泥狗塑造成一个量产的、品质稳定的高级工艺品。相比之下，王鸣山则走了致富带头人的路线。他曾担任过姬家村的村支书，在2011年和儿子一起成立了泥泥狗合作社，“加了32户、128个人的队伍，每年收入几百万”。加入的村民给合作社提供泥胚，而上漆上色、五色点化则由合作社“雇”的10个留守妇女来负责。身着有某化工厂标志的蓝色大褂的王鸣山自豪地介绍道，“县里卖（泥泥狗）的很多，但是他跟我们方向都不一样。我们集体共同富裕！原来有两户，困难户，现在脱贫。”（访谈资料20190325JCLR）

因为合作社的成立，王鸣山与淮阳农业局、文化局保持了密切的来往。这些部门经常帮助王鸣山的合作社开拓思路，比如与服装设计的厂家合作。在成立合作社以前，王鸣山与徐绶杰在媒体报道中的形象相仿，是个快乐的艺术家；而成立合作社以后，王鸣山身上的标签更多是“致富精英”“产业带头人”。合作社的仓库中有大批已经装盒的泥泥狗，工艺和包装相对粗犷，很有地方土特产的风格。陵庙附近的摊位和门店中很少见到合作社的泥泥狗。据介绍，合作社主要是对接外面的“大订单、大客户”。

可见，关键传承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圈层。艺术家的圈层中，各方以艺术价值为中心，文化价值是艺术价值的支撑，市场价值是艺术价值的附带结果：大家会强化相关艺术价值的元素，比如创作灵感、文化熏陶，而弱化市场元素，比如艺术家本人避免提及价格、收入，在售卖时会由他人代理等。企业家的圈层中，大家以能够变现市场价值为目标，对泥泥狗有利可图直言不讳、引以为傲：大家将更多商业元素纳入对泥泥狗的解读中，比如对产品系列的细分，文化、艺术价值则是“变现”的依据。

（二）圈层的构建

圈层是制作者以“感通”来构建的。感通是人与人建立互动和理解的方式（周飞舟，2018），其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情感的沟通、观念的认同、态度的契合等。“感”的渠道是多样的，话语的相互赞同、态度的相互尊重、行动的互相考虑等，都是为了从结果上实现“通”，即达成“志趣相投”。泥泥狗的制作本没有标准流程，其所蕴含的价值元素是多元的，在其被扶持、发展的过程中，标准从何而来、解读以谁为准，正是各个制作者各尽所能与各方感通的结果。

感通既受制于各方所处的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也取决于各方“求同”的意愿和能力，这两种力量通常交织在一起。举例来说，“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就会影响感通的基础和方式。若制作者与官员、学者、媒体等的关系是经过熟人介绍的，熟人实际上已经预先为“通”的实现进行了铺垫。譬如调研团队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的联络人就大力推荐王鸣山，“那是我叔，要是调查泥泥狗，那就得找他，数一数二”，并大力宣扬了王鸣山在制作泥泥狗上的权威。能拉上熟悉、亲近的关系作为感通的基础，双方有更多的互动机会，在互动中也就更愿意求同。除了熟人引荐，制作者还可以通过参加比赛、展览等“自力更生”。而制作者的个人经历、沟通能力，尤其是对官员、学者、媒体等的话语体系是否了解等，都会影响各方能否形成共鸣、达成一致。即便有熟人做中间人，各方也不一定能够深刻地相互理解、发展出长期关系。比如制作者李国伟有在文物复制厂工作的经历，这让他十分熟悉工艺方面的专业术语，能够顺畅地与专家交流、保持来往，其作品不断被各地的美术学院、陈列馆收藏。相比之下，王国伦也有诸多机会与专家、学者交流，但他却无法与之持续互动。表面来看，感通取决于各方“说不说得来”“气场合不合”，很难预测；但实际上，各方在社会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方面的相似性，或称距离，影响了感通的实现。

当然，感通还需各方通过一定的技术进行挖掘和建构。在调研案例中，各方以一种“抬”的技术围绕泥泥狗的价值定位来发掘相似性、拉近距离。“抬”可以是对自己的“抬”，比如制作者强调自己与其他制作者的区别，包括工艺、设计、理解，乃至个人经历、心路历程、家庭背景，力图构建“独一无二”或“无与伦比”的形象。“抬”也可以是“抬”对方，比如调研团队问及徐绶杰与其他制作者有没有技术和艺术上的交流时，徐绶杰反问“跟谁交流”，在旁的淮阳文化局林主任则补充“不是一个档次（不对等没法交流）”，来塑造徐绶杰的“绝对权威”。又如，徐绶杰称“国家政策好，才能让老祖宗的东西焕发光彩”“开会的时候听领导、专家都说了嘛，这体现了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王鸣山提及，办合作社和“单打独斗”不同，“开会讲了”，是要挖掘泥泥狗的“核心竞争力”，各方会不断通过援引彼此的语言来加强和确认相似性。

面对泥泥狗的发展，各方试图构建对泥泥狗一致的认识、共享的情感，而这又出于发自“己”的认知和行动。而透过感通，个体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中实现了向“公”的过渡，也就是形成了以各自为中心的具有内在共鸣的圈层，让各自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发挥影响。

（三）圈层的情境

关键传承人从己出发构建出圈层，也就让其他制作者在其圈层中走向幕后，不论是作为帮手、制作“接班人”的家庭成员，还是其他合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如此来看，泥泥狗作为文化传承和致富之路的发展过程似乎也存在一种“精英俘获”的迹象。这触及了国家以“扶”的理念引导各领域发展的悖论：政策的落地需要寻找和培养带头人，让资源进入并嵌入基层的发展中；但如此一来，资源会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带来发展的不均衡。不过，调研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与以往所关注的功利性、工具性鲜明的“做关系”（沙莲香，2000）不同，案例中关系的资源交换是非直接的。纵然政府、专家、媒体等的关注可以扩大制作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带来更多财富，但这并非必然，“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关键传承人基于圈层构建显示出的发展优势或者说所谓的“俘获”具有情境性。

泥泥狗并非太昊陵地区唯一的致富之路，外出务工、产业升级、大企业进驻等都促进了脱贫致富，而旅游业发展带火的特色产业也不只是泥泥狗。尽管一般制作者在泥泥狗的发展中并未构建出显性的圈层，但大家都有着其他的发展或生活重心。比如一个给合作社供货的制作者被问及是否对王鸣山在技艺上“服气”时就答道，“他们（关键传承人）确实做得更好，琢磨更多嘛，我也不图拿这个（制作泥泥狗）变多有钱哩”。据称，他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收入尚可，他最盼着“给儿子带孩子”。再比如，村民姬家伟也表示，虽然从小接触过泥泥狗，但是“手不巧、弄不来”，而且他新承包了土地，也“忙不过来”。可见，关键传承人确实成为了更具影响力的“中心”人物，但这种“中心”只限于泥泥狗的情境中。

此外，圈层的情境性还体现在时代的变化中。随着社会变迁，年轻一代对泥泥狗不再有从小就习作的记忆和经历，这让制作泥泥狗不再如以前那般“炙手可热”。徐绶杰就坦陈：

你像我那个，年轻时记事儿的时候吧，一进到陵庙，在那后院儿，前院儿，路两旁，那个坟里一圈儿，那房子旁边儿，那一眼看不到头儿，那一个篮儿，一个篮儿，都是卖它嘞……谁家有一搌子泥泥狗，就有一搌子粮食……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生活、现在这个环境，对新一代的人各方面的影响、各方面的冲击（很大）。泥泥狗逐渐也少了。有些孩子啊，他连初中、高中都没上到头，他到深圳啊，上海啊，甭管哪，他一去，进了厂，他一月就拿个几千块钱儿。他要光在家里抠哧这个（泥泥狗），跟那个不敢相比嘞！”（访谈资料20190324XJZX）

四、走向内生发展

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必不可少的。在本文的案例中，制作者们从自身的经历、记忆、理解、技艺等出发，在和各级各部门官员的接触、与各机构专家学者的交流以及和经销商、购买者的互动中不断体会和尝试，以来自传统“福”的内涵作为基础，引入了国家“扶”而来的各种元素，重构了对泥泥狗价值的解读，通过圈层的机制来发挥自主的作用，“志同道合”地将泥泥狗拓展成致富的平台。由此可见，激发内生动力并非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从隐到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各个主体能够达成一致、成为彼此共识的一部分时，他们得以通过圈层“发声”、受到关注，各自的主体性皆从“隐”到“现”，在特定的情境中带来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若各方难以形成对彼此持续的认同、往复的回应，即难以构建出显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圈层，那么主体性势必会被遮蔽或淹没。

尽管本文在分析中将这种主体性的“隐”与“现”简化为一般制作者和关键传承人的区分，但实际上圈层的显现是谱系的、动态的。更重要的是，圈层从构建方式到样态都十分多样。不同的制作者基于差异化的认识、观念、情感等，以多样的感通方式，与各方在不同层面和角度上形成“志同”并走向“道合”。他们基于各自的圈层分流开来，呈现了不同的“志同道合”路径。这种“人-社会-文化”的连贯过程恰恰是“人”与宏观的制度、政策、环境、体系之间的链接通路，各方在其中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以往的分析中，微观视角下的分析单元（诸如组织、个人）总被视为某种宏观体系（诸如国家、市场、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微观的主体与宏观的主体并非这样一一对应。在调研案例中，政府官员既持国家层面的逻辑，像贯彻中央精神对泥泥狗的发展进行扶持、根据所在部门的主管业务着力“开发”泥泥狗，也会基于自身的社会背景，比如是否是本地人、是否熟识制作者等，对泥泥狗有不同的态度和想法。同样，经销商对市场的判断、对顾客喜好的迎合也受到国家宣传、社会关系和文化等的塑造。

那么，如何从微观层面个人的“志同道合”，实现宏观层面国家、市场、社会的“志同道合”？通过对案例的解析可以看到，各方“求同”的意愿、感通的能力与其所处的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相嵌在一起。谁能成为关键人物、谁制作的泥泥狗能成为名品，不仅是制作者个人能力决定的，也是其与持有资源的各方——官员、专家、媒体、商家、顾客等所具有的共性、距离的远近决定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国家“扶”的理念下，各类外部资源以多样的渠道和机制进入乡村社区，比如政府的开发项目、企业的投资项目、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等，都需要得到社区内部的呼应才能发挥作用、呈现效果。另一方面，作为资源的持有者，外部的力量实际上对社会如何呼应具有选择权。如果外部力量的类型、渠道等过于集中、单一，乡村社区成员的感通空间就十分有限，就会出现以往研究案例中外部力量“孤掌难鸣”、只有少数人叫好、“精英俘获”等现象。因此，不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外而内的制度引导、资源投入等都应当以“多中心”为思路，培育多样的发展方向、引入多样的助力主体，为乡村社区的发展塑造多元的情境，从而促使社区成员经由感通构建出多条走向“志同道合”的通路、促成各方主体性在互构中彰显，让社区内部围绕多元的情境自发生长出不同的带头人，由此兼顾内生动力的激发与均衡发展。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基于更多的经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全文详见《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