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粤湘川陕辽72 个村庄的调查考察

陈朋 齐卫平

来源：社会科学 2008.2 

 摘　要： 实证调查启示，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种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也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 相反， 对社会秩序还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因此， 理性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趋势， 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

        关键词： 农民政治认同；后农业税时代； 乡村治理； 农村公共产品

        政治认同是人们政治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于情感上的归属感或依附感， 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对政治价值的信仰。现代化是各国政权既无力回避也应积极追求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实现稳定而避免毁灭性的动乱， 各国政权必须获得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足够的政治认同。其中， 农民的政治认同至关重要。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 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 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在中国， 农民的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得以建立和巩固的关键，也是现代化过程得以顺利展开的保障，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为了应对“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国家先后推行了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 紧接着又免除了农业税， 并以乡镇体制改革为其配套改革。自此， 中国“以农养政”的时代终结了， 正式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

        取消农业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为明显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改变了农民对国家政治的感受。因此， 理性分析后税改时代农民政治认同问题， 如明晰农民政治认同所呈现的新的表征， 这些新的表征本质上反映了什么问题， 在此基础上，如何推动农民政治认同的健康发展， 在推动农民政治认同健康发展的过程中， 应该准确把握的关键因素， 等等； 既具有为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理论参考的现实意义，又有利于弥补当前有关政治认同的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偏重政治哲学论证而缺乏实证分析， 在研究对象上忽视政治认同主体等方面的不足。

        本文以笔者在2006 年寒暑假和2007 年“五·一”假期及暑假于广东、湖南、陕西、四川、辽宁5 省所属的8 个县、24 个乡镇、72 个村庄所获取的调查资料为分析蓝本， 总结归纳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特征， 以及在研究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时所应该深度把握的问题。调研方法以问卷调查、深度访谈为主。

        一、调查对象的生态描述

        在确立调查样本时，我们随机择取了广东省的雨县、蕉县， 湖南省的洪县、衡县， 陕��省的泾县， 四川省的贡市、泉县， 辽宁省的连市。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政治生态、文化底蕴三种主要因素的基础上，于广东、湖南、陕西、四川、辽宁五省所属的县域， 以高、中、低的三重维度， 分别选择了三个相应层次的乡镇， 再采取同样的方式在每个乡镇选择了三个相应层次的村庄。也就是说。样本涉及5 个省、8 个县(市) 、24 个镇、72 个村庄。在这些样本中，湖南、陕西和四川三省的5 个县15 个乡镇45 个村庄是连续调研的样本村。调研共获取有效问卷3352 份，其中， 2006 年1768 份， 2007 年1584 份。以下是对调查对象的生态特性描述。

        1、调查对象的职业特性

        从调查对象的职业特性看，在全部有效数据中， 8712 %的人直接给出了主要工作类型， 其中以“务农”为主的占83.4 %。调查也发现， 受调查区域的影响， 样本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陕西的“务农率”最高， 达86.5 %； 其次是四川， 为84.3 %； 比例最少的是广东， 为61.3 %。这从侧面上大致反映了农村经济非农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从调查对象的家庭农业收入看， 在全部有效数据中， 农业收入在受访者家庭总收入中的平均比例为3611 %。这表明， 尽管调查对象的职业特性反映了其家庭经济发展与农业息息相关， 但农业对家庭经济增长的贡献则相对有限。

        2、调查对象的年龄特性

        在全部有效数据中，年龄最大者75 岁， 最小者19 岁， 平均岁数为42.3 岁。从总体上看，

        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呈典型正态状。以五岁为分组界限，其分布为： 25 岁及以下的占615 % ， 26 岁- 30 岁的占8.1 % ， 31 岁- 35 岁的占11.3 % ， 36 岁- 40 岁的占18.6 % ， 41 岁- 45 岁的占19.6 % ， 46 岁- 50 岁的占21.2 % ， 51 岁- 55 岁的占6.8 % ， 56 岁- 60 岁的占5.1 % ， 61 岁以上的占2.8 %。可见， 多数人是年富力强的农民， 36 岁- 50 岁的占59.4 % ，从这些群体中获取有关“三农”问题的回答， 相信其真实性更具有说服力。

        3、调查对象的文化特性

        从总体上看，调查地的文化特性具有明显的区域轨迹。广东、湖南两地的村庄具有浓厚的南方乡村特色。现代乡村文化的浸润非常明显， 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四个县域的村民。四川省两个县的情况更有意思，川东的贡市与川西的泉县在文化特性上给我们的感受是截然相反， 前者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色彩，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颇为常见。相对而言， 后者比较重视集体，但对集体的关注又不同于南方农村， 它展现出来的是理性计较， 类似于中部农村。陕西、辽宁两地的农村， 具有典型的北方农村特色。也许离中央政权所在地比较近的缘故，受访者虽然比较倾向于个人主义， 但对“国家”事务的关心程度要高于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

        从文化的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看， 全部有效数据中， 受教育时间最长的是20 年， 最短的是3 年， 平均9.3 年。尽管受访者的受教育时间分布在区域与年际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分布的状态也呈正态状。以3 年为分组界限， 受教育时间在3 年及以下的占10.1 % ， 4 - 6 年的占18.6 % ， 7 - 9 年的占54.6 % ， 10 - 12 年的占14.6 % ， 13 年及以上的占2.1 %。可见， 绝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水平， 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及回答能对本调查结果提供较好的支持。

        二、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后农业税时代背景下的嬗变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点面结合、以点(村庄) 为主的方式。前后调查所用的问卷在设计版式、内容等方面没有发生更改。调查完全结束以后，我们尝试着以省份为单位， 将其分别所辖的所有村庄当作一个整体的分析单元， 来探讨后税改时代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然而，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种分析方法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省份的各类结果相差无几，各类项的平均差距为2.8 %。为了做进一步考察， 我们又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即把所有的数据资料放在一起， 进行综合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同前一种分析方法的结果也基本上是持平的，平均误差系数为3.2 %。

        因此， 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问题，我们提供第二种分析方法的相关数据结果。从目前关于政治认同的研究来看， 绝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关注政治认同的客体及其功能， 很少涉及政治认同的类型。其实， 政治认同的客体及其功能都包含于一定类型的政治认同之中，而且政治认同类型的研究， 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政治认同的质， 更好地了解政治认同主体的认同变化，从而为政治共同体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咨询依据， 推动政治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研究农民的政治认同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从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角度， 参照政治认同的常规客体来解构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问题。

        1、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是公民利益的满足程度，利益成为公民进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农民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 他们在具体的策略选择时， 总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是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所揭示出来的生存伦理：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农民不得不关注与自己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行动的逻辑，而且也是农民对政治做出评价的基本标准， 即构成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

        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农业税费是其经济利益的主要关节点。对农业税费的态度能客观地反映出农民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调查显示， 对于国家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这项惠农政策，47.4 %的人表示“非常赞同”， 24.6 %的人表示“赞同”。也即是说，超过70 %的人认可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出于税费改革前后经济负担情况的鲜明对比， 很多受访者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共产党还是为我们说话的啊， 现在不交税了， 一下子给我们省掉了一大半”。这种认同随之直接地反映在农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上。在3352 份有效问卷中， 共有1939 人表示“现在， 对我们国家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信心”，占57.9 % (其中， 表示“非常有信心”的占25.6 %) ；表示“没有信心”的只有248 人， 仅占7.4 %。可以看出， 通过农村税费改革， 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通过农村税费改革的经历而保持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 有鲜明的政治信仰。

        然而， 在回答“您认为取消农业税的政策，给您带来了经济实惠吗？”这一问题时， 3315 %

        的人认为“有很大实惠”， 2913 %的人认为“有实惠， 但作用不大”， 2411 %的人认为“没感觉得

        有经济实惠”， 9 %的人认为“情况一般”， 212 %的人没有回答。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人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效用持疑惑态度。通过深度考察， 我们最终发现， 农民不是不认可党和国家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而是感觉到取消农业税以来，他们的生产、生活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收益。例如， 在湖南、四川、陕西三省的45 个村庄， 绝大多数农民认为 现在乡镇道路没有人修，比以前更难走了； 因沟渠灌溉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增多了， 找乡镇干部办事更难了， 整天找不到人(乡镇干部) ， 弄得“起早赶路， 贪黑还赶不到家”。其实， 这些问题反映出来的是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村公共产品供求之间的矛盾。在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农民对此既愤忿， 又无可奈何。这种矛盾的存在， 不仅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 而且严重削弱了国家实施取消农业税政策以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效果。

        由此可见，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民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 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的情况相比，在总体上保持提升的同时， 其结构更加复杂。既有总体上升的表征， 也有理性反思后的疑惑、滞留之特点，这明显不同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 农民的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一直处于低谷的状态。

        2、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

        在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也是农民政治认同的一种基本类型。但是， 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教化型农民政治认同， 与以封建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中的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不一样，它主要是政治权威通过政治系统中的政治渠道或大众传媒向农民传送、灌输相应的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政治信仰、政治话语以构建农民对政治系统的拥护和忠诚。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对农民进行有关社会主义认同的培育。只不过这种培育的途径日益多样化，不完全以教化、灌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党和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 如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传统空洞说教模式所不及的良好效果。同时， 党和国家还不断更新宣传方式。这种方式既有电视、广播等常规模式，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坦诚表示， 只要有机会， 他们每天都会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80 %的人经常观看其所在省的新闻节目， 30～40 岁之间的大部分受访者能大致说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 也还有其它很多简捷、直观、经济的方式。调查时我们经常看到树立在田间地头、路边的巨大牌幅： “社会主义是我们坚持��正确发展道路”，“发扬改革奋进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大厦”， “争当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等等。

        然而， 这并不能掩盖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的其它某些阙如。一方面，在思想教化实施主体的层次上， 农民有鲜明的层级划分感受。90 %以上的农民认同高层政权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理论宣传，而对基层政权所推动的各种教化型政治认同措施却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甚至是抵触， 把它当作不合法的“土政策”。另一方面， 虽然在信息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 党和国家的政策、理论可以迅速地从中央传到地方再到基层，有“一竿子插到底”之功效； 但是， 农民还是习惯于口授式的信息传播， 对基层政权有很强的信息依赖。然而， 代表国家的基层政权， 尤其是乡镇政府， 在取消农业税以后，逐渐与农民疏远了， 包括以前一直处于其中心地位的思想教化工作， 也迅速淡化于乡镇政府的视野， 被“招商引资”所取代。更重要的是， 取消农业税以后， 国家规定，农民以前拖欠的农业税费一律免收。这样一来， 以前准时足额交纳税费的农民觉得自己现在实际上是吃亏了。所以， 即使乡村干部有“兴趣”对农民进行某种政策、理论宣传，多半是自导自演， 没人理会。我们在广东蕉县调研时， 正好碰上镇党委宣传委员到村庄做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宣传讲解， 不少农民就说， “又来忽悠人， 鬼才相信她”。对于“您觉得，在农村开展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活动， 有利于您更加了解党和国家吗？”的问题，只有22.7 %的人表示有帮助， 39.5 %的人表示“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27.8 %的人明确表示“没有帮助”。

        也就是说，取消农业税以后， 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 随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松懈实际上是在降低。思想教化型认同的下滑， 以及农村文化市场的落后， 使得解放后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在农村社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并有日趋猖獗之势； 打牌赌博日渐横行； 不少以前不信教的农民开始痴迷宗教， 一些粗俗愚昧、低级落后的邪教也在农村找到了活跃的市场， 这些行为与党所倡导的方向相悖。这在广东、湖南尤为突出。几乎在所有的调查样本村中，都有人沉迷于“地下**”的赌马活动， 不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 一无所剩。

        3、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

        这种政治认同是在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发展和保障的基础上形成的。民主权利是社会成员参与民主过程的资格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有了普遍的民主权利，才会有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博弈， 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在回答“在下列选项中， 非常能促使您相信党和政府的是哪些内容？”的问题时， 57.4 %的人指向了维护自己民主权利， 如“政府公正处理损害您正当权益的干部， 纠正干部的错误行为”， “自由、自愿地参与村委会选举”，这远超过了“传达上级有关政策”等利益性和价值判断性的认同选项。

        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不仅表现在直接维护自身民主权利上， 而且还以间接的方式反映在农民更加关注社会公正上。民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和平等，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而平等最接近民主的理论核心，剥夺平等对于民主而言是更深的伤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科恩指出： “民主的自然倾向系为其成员寻求公正。” 对社会公正的诉求越强， 越能反映农民具有更强的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在一道开放式问题中， 83.5 %的人都把“社会不公正”列举为自己最不容忍的事情。在回答“如果您的民主权利遭到侵害， 或者遭到不公正待遇， 您将如何处理(或有什么想法) ？”的问题时， 44.8 %的人表示这会影响其对相关政治系统的信任， 30.2 %的人认为可能激发自己向政府部门讨说法。而这种讨说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有了相应程度的提高。

        取消农业税以后，两大因素直接激发了农民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的显著提升。首先， 不择手段收取农业税费的压力彻底解除后， 乡村利益共同体 随之消失。自此， 乡镇政府不再冒着违反《村委会组织法》的危险和反对民主的压力去变通制度。于此，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的乡村民主易于成为村庄内部的事情。这样一种自治空间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回归”) ，大大刺激了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用广东省雨县林村现任村主任的话说， 就是农民的合法权益， 谁都没有办法阻拦， 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农民不会买账的(不认可) 。其次， 国家在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配套的乡镇体制改革。学界把这种改革看作农村税费改革的“倒逼”效应的结果。在这种“倒逼”效应模式下， 不少地方尝试进行了“公推公选”，“直选乡镇长”， 甚至“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等改革。不少农民深受启发，受到民主的进一步熏陶和训练， 并且很认同这些改革模式， 从而表现出对基层民主生活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预期、高度认可。

        4、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

        阿伯巴克和沃克对政治效能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在对政治信任具有影响的诸多变量中， 政治效能感是最重要的。政治效能感就是政治主体参与一定的政治生活后， 产生出自己是否会影响政治决策等政治生活的感受。与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相关度较大的是农民对民主选举的看法。通过民主选举，农民会更直观地感受到手中选票的分量。在四川省的乡村利益共同体就是乡镇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 而纵容乃至鼓励村干部获取灰色利益， 包括搭车收费、变卖公产、贪污公款等。村干部的谋利行为，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 村民上访告状， 而乡镇却想方设法保护、包庇村干部。

        得到灰色好处且受到乡镇包庇的村干部，会竭力完成县乡下达的税费任务。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村民不愿交纳税费，以及干群对立， 那些老好人式的村干部退出了村庄政治舞台， 而那些强悍的村干部走上台来。

        18 个村庄中， 绝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乡镇领导人的直接选举， 超过90 %的人认为， 这种改革模式更有利于使农民感觉到自己是民主权利的真正拥有者。因为， “乡干部是我们自己选的， 他们不对我们负责， 下一次我们就不选他了”。不少农民都持这种态度， 很多人说， 这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选举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乡镇干部再也不敢怠慢农民了。

        村委会选举更能激发农民的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在全部有效数据中， 76.6 %的人认为， 取消农业税以后， 村干部更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他们的理由是， “本来就应该选举产生，以前那是瞎闹， 所以， 没人相信他们这帮人(乡村干部) “。调查数据显示， 82 %的人认为， 取消农业税以后， 村干部是真正由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对此， 59 %的人表示对取消农业税后的村委会选举持满意态度， 并且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支持当选村干部的工作， 会参加下一次的村委会选举。然而， 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与政治行为所发生的区域范围有很大的关联。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信访。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村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增加了， 尤其是关于农民土地的纠纷。在这些问题于基层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很多农民便走上了信访之路。在全部有效数据中， 34.3 %的人表示， 取消农业税以后有过信访的经历。经过同这些人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 80 %的人由信访前对政府、尤其是高层政府充满积极信任， 转化为信访后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极度怀疑。不少信访者言辞非常激烈，态度温和的人也发出了”政府还是靠不住的“无奈和感慨。这说明， 因信访产生的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在取消农业税前后， 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都表现出较低的态势。

        所以我们认为，取消农业税以后， 对于乡村范围内的事务， 农民的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呈上升趋势， 而对于乡村范围之外的事务， 其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依旧处于低谷， 从而不同于取消农业税之前，不管是乡村范围内还是乡村范围外， 农民的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都非常低。

        三、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嬗变背后的学理性考察

        1、后农业税时代， 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呈复合型特征， 不仅没有出现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认同类型， 而且其内部结构也比较复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 取消农业税以后，没有出现某一种类型的政治认同突然坍塌的局面，但是也没有出现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认同类型。从总体上看， 虽然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全部有效数据中， 显示其认同的比例也没有超过60 %。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虽有降低趋势， 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滑。与此同时，在政治认同类型的内部， 其结构也是复杂的。既有总体上升、局部下降的认同类型， 如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 也有受行为区域范围影响从而使认同程度不一样的认同类型， 如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

        所以， 我们认为，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呈现出复合型特征。在四种政治认同类型中， 不存在核心层面上的政治认同类型， 每一类型的政治认同都可能构成解释农民政治行为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种复合型的政治认同类型下， 各类政治认同不是彼此分离的， 更不是相互对立的， 而是互融交合的。同一个政治主体， 可能会同时反映出不同类型的政治认同。如，我们在湖南、辽宁两省的样本村调查时，经常听到当地乡村干部发出这样的感慨： 现在的农民真是让人弄不懂。国家免除了农业税， 他们还是说(国家) 不好。还说， 折腾来折腾去依旧是没有城里人快活(舒服) 。有的农民党员根本不参加组织生活会， 拿严肃的政治学习当”有趣的戏说“， 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保鲜出口“。其实，这些从深层次反映出，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在物质生活层面获得更多的”劳动剩余“之际， 其理性经济人色彩更加浓厚， “理性算计”的意识更加强烈。同时， 国家的惠农政策，无论是从其宣传效应， 还是从其实际功效而言，客观上大大激发了农民进一步追求权利、公正的意识和行为， 从而使农民产生出貌似百思不得其解的感受乃至行为。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政治认同类型之所以呈现出复合型的特征， 其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 取消农业税使农民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 农民因此获得了相对较大的收益， 由此提升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型认同。其次，取消农业税以后， 乡村干群关系在根本方向上发生了良性转化， 乡村民主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生长、发展空间， 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和发展。例如， 取消农业税以后，县乡政府不再需要借用公检法司的权威来收取税费了， 司法部门本身的某些逻辑因此有了一些自主的空间， 农民的民主权利、正当利益随之得以维护。我们在四川省的泉县、广东省的雨县调研时，不少农民就反映， 现在乡镇司法所的干警比以前好打交道多了。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的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得到明显的提高， 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也在某些方面得以提升。第三，国家虽然实施了取消农业税的政策， 并随之贯彻“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但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民相对贫困的状况。这种相对贫困主要体现在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满足程度上。取消农业税以后，诸多农村公共事业没法举办， 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影响， 其福利因此面临新的损失。调查的过程中， 不少农民反映， 免除农业税带来的好处， 实际上都因乡村公共事业存在的问题而落空，从而导致农民一方面高度认可农业税费改革的政策， 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很大实惠。由此可见， 取消农业税以后， 受政策效应、社会进步和城市繁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产生了强烈的行使民主权利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渴望和发家致富的冲动。但是， 在现实条件和既定制度环境中， 其愿望的实现又总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这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政治认同形成阻碍作用。

        取消农业税以后，虽然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出现了复合型的特征， 但相比较而言， 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是最稳固的类型。其根本原因在于， 民主权利能够保证社会成员公正地享有决策权，从而能够维持社会各阶层和群体间利益的大致平衡。而且，在民主程序公正的情况下， 即使决策结果不能增进某个群体的利益， 该群体也会因参与了决策过程而认同决策结果。

        2、以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为核心， 多角度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对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呈复合型特征的积极回应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 在后农业税时代的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政治认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也一样， 一旦成就不会轻易改变。更为重要的是， 在短期内， 国家不会再出台像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这样大规模的农业政策调整。然而，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民政治认同类型呈复合型的特征， 容易导致农民政治认同出现弱化的倾向。因此， 积极理性的态度就是顺应趋势， 夯实农民相应政治认同类型的基础。

        农民政治认同的最终指向是国家政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农民接触最多的还是代表国家的基层政权及其治理行为。基层政权构成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直接客体， 基层政权的行为及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性质和质量。如我们在五省样本村调研时，不少农民反映， 在他们心目中， 中央和省政府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非常看不惯的只是县政府、乡政府那些官老爷”。农民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对县乡政权的认同直接转移到整个国家政权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 要提升农民对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 必须以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为核心，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取消农业税以后， 乡村更需要的是一种现代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其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需依赖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它注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权与合作。为此， 基于税改后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乡村组织发展的逻辑要求， 在当前有关乡村治理体制的多种主张中，我们比较赞同吴理财的主张--实现乡政自治， 将乡镇政府改造为“官民合作”的组织②。即及时开放乡镇领导干部的竞争性选举、重新配置乡镇的权力，建立和扩大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新型的多元的民主合作机制， 扩展乡村人民民主参与乡镇政治的管道， 使之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到乡镇政府的选举、决策、监督和治理等诸多方面和各种事务当中，使国家与乡村社会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建构这样一种乡村治理体制， 不仅可以维持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形态，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使基层民众有足够的机会认识国家，从而认同国家。

        除此之外，多角度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就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而言， 调查数据已经清晰地反映出，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获得了政策本身所蕴含的经济利益，只不过农民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认同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所预期的那样高。其主要原因就是，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了严重困境①。这些问题给农民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农民从农业税中所获得的收益。例如，在广东雨县农村， 因为取消了义务工， 排涝水沟不能及时得到清理， 导致全村庄稼常大面积受涝而死。陕西农村因为大水利无法使用， 农户不得不家家户户打机井， 机井灌溉不仅成本很高，而且风险很大， 等等。因此， 解决农民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问题的根本办法， 就是在确保国家惠农政策不变的情况下， 合理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对此， 本案例的调查样本及我们在其它地方的调研感受启示，更为紧迫和重要的是建立农村社会内部表达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上， 不同地区及不同人群需求的差异极大， 国家不可能为全国农村提供千差万别的公共产品，只能为农民提供标准化的可操化的物品。简单地说， 在农村对公共品需求极其多样的情况下， 国家根本无法通盘理解农村对公共品需求的多样化状况， 因此， 必须要有一个让农民表���出对公共品需求偏好的机制，促使政府将对农村公共品的财政投入， 投入到一个农民有能力表达出对公共品需求偏好的机制中。

        就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而言，有的学者以前苏联的失败教训为警戒， 认为不能走思想教化式政治认同的老路， 而且这条路径在现代社会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然而， 我们从调研中发现， 农民并不是从骨子里反对这种认同模式，而只是反感那种空洞、教条式的思想教化型的认同方法。而且， 农民内心深处还是表现出对政治的关注， 尤其是对高层政治话语的关注。因此， 我们认为， 不能因噎废食，丢弃了我党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 而是要转化思维模式， 开辟新的途径， 提升农民的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于此， 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至为重要。信息传播是政治统治者进行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 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 国家行政机构的反思性监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信息传播技术的改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 如果没有信息基础作为反思性自我调节的手段，就无法存在下去”。我们的调研发现， 基层政治机构信息公开做得好的地方， 信息反馈渠道往往也比较畅通， 农民的意愿能得到较好体现， 农民的认同程度亦相对较高。因此，对于提高农民的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来讲， 构建以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机制是关键。

        就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而言，它主要关联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基层民主具有主体广

        泛性、内容直接性、发展主导性、进程渐进性的特点。由此，我们认为， 以发展基层民主来提升农民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 重要的是要坚持政府是主导、群众是主体的策略。一定意义上说，基层民主能有目前的进展， 是政府领导并直接推动的结果。我们的调查显示，基层民主需要政府的管理引导， 特别是选举中出现纷争、村庄管理中出现不同利益群体冲突的时候， 农民迫切需要政府的介入和规制， 以获得秩序和公正。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农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国家于政治生活的“在场”， 而不至于过分地陶醉于“自治”而不知“国家”。这是政治认同的一个基本要求， 即认同对象必须出现在认同主体的视野范围内，否则认同的形成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 在基层民主发展的大舞台上， 农民应该是主角。农民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 是检验“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核心标准。通过民主的训练，可以使农民切实感受到自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从而激发出理性的政治认同。

        至于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关联于认同主体的利益和权利的实现情况。因此， 建设农民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的基础设施， 可以转化于前文所述的三种类型政治认同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3、后农业税时代， 农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已经转移到社会公正观上

        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变化，从深层次折射出农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已经转移到社会公正上。所谓社会公正， 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 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 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①。对于农民而言，其政治认同更主要取决于农民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相比较的状态， 即要求相同的方面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因为制度安排不公正， 使一些人处于较高社会地位或拥有大量财富， 与农民的处境存在很大差距，那么即使农民的绝对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 也难以增强农民对现存政治系统和政治秩序的认同。

        这也就是调查样本中很多农民虽然高度认可国家的农业税费改革政策，但是并不认为取消农业税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实惠的原因。因为， 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 农民运用公正观念，把自己的生存、生活状况同其他社会阶层成员进行对比， 发现自己的收益虽有所好转，但是依旧处于底层。因为， 农民判断剥削程度的标准往往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剩下多少”，“农民的反叛远非希望提高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相对地位， 不过是为了维持饱受打击的生存安排而作出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已经造成了农民的被抛弃感、挫折感， 挑战了其社会公正观念。对于农民而言， 不管他如何努力劳作， 他始终受到不是他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收入的急剧减少和痛苦、失望。这无疑会冲击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深切感知。同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直观地反映出农民认同的社会基础已经转移到社会公正上相比，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则从深层次反映了农民对社会公正理念的追求。民主权利意识对社会公正有着天然的诉求。科恩明确指出： 民主的自然倾向系为其成员寻求公正。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塑造了农民的公正观念，并使其政治认同类型发生转换。比如， 农民之所以上访， 更多的情况是在申诉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而并不是要求国家来如何增加他们的绝对收益。我们在湖南省洪县、衡县对农民上访代表进行深度访谈时，听到过不少已经接近于建国前革命口号的说法。他们说， 农民必须获得与其他阶层平等的政治地位， 否则就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处境， 否则就永远无法保障自己的人权和尊严，永远被当成是“后娘养的”而遭受歧视甚至虐待。在这些激昂的言论背后， 是对于上级政府不能言行一致、自己合法权益得不到公正保护的深深失望。

        4、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变化， 实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

        性嬗变政治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 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存在， 离不开相应的客观环境。进一步而言， 政治认同反映了政治认同主体与政治认同客体之间的关系状况。在农民政治认同体系下，政治认同主体就是农民， 客体就是国家。国家意志在农村社会能否得以贯彻， 农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能否得以维护以及农民对国家的态度如何， 都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有关。

        刘岳形象地将取消农业税前后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与农民经常地打在一起， 正如夫妻经常地吵嘴闹些矛盾； 取消农业税后， 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再有联系， 就好比夫妻之间不再讲话。夫妻之间不讲话并不是关系更好了，而是关系更加复杂和微妙了。取消农业税前， 尤其是1994 年中央财政改革， 地方和中央“分灶吃饭”以来， 县乡财政一直紧张，地方政府可谓“权小责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成为常规， 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从农民那里提取税收资源， 以应对诸如政府日常运转、教师工资发放以及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种达标升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县乡政府竭尽所能乃至不择手段地完成税费任务。虽然善政美誉都重要， 但县乡政府可能顾不得这么多了， 它直接干预村庄事务， 肆无忌惮地突破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权利) 边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因此在扭打中被捆绑在一起。此时， 农民的经济利益因负担沉重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也很糟糕， 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相应地处于较低程度， 思想教化型政治认同因干群关系紧张、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也很低， 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和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因县乡权力干预村庄事务及其在某些情况下的缺位同样处于低谷。

        取消农业税以后，县乡政权在“按程序办事”的同时， 却不自觉地促使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松懈下来。例如， 取消农业税以后， 县乡对各种风险更为敏感， 因此愿意按程序办事， 愿意注重软指标，愿意让村民依法选举村干部， 等等。简单地说， 取消农业税后， 由于不再有完成财政收入任务及由此而起的“一票否决”的压力， 县乡政府的行为逻辑也因此与取消农业税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将责任推卸而将好处占有的官僚主义的逻辑，就是不作为的逻辑、不出问题的逻辑。县乡政府不再关心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了， 因为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县乡政府的工作实绩基本无关。比如，出现严重水旱灾害， 乡镇政府可以轻易地解释为天灾， 而不去考虑组织农民抗灾救害， 对此上级政府也无法考核。所以， 农民的经济利益型政治认同并没有出现很多人所预期的那样高；因为身处村庄之外的国家没有对农民的某些要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 政治效能型政治认同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低徘徊的态势。

        总之， 在改变国家政治逻辑的同时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迅速地反映在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变化上。

        四、余　论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政治认同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 逐渐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是客观的事实。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因势利导， 引导积极、健康的政治认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并且努力通过多种途径，使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结构趋于更加合理的状态。

        同时， 我们认为，取消农业税以后， 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呈现出复合型特征， 并不是一件坏事， 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相反， 在我们看来， 这种呈复合型特征的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因为，一旦当农民某一种类型的政治认同迅速降低， 其他类型的政治认同还可以发挥作用， 从而给国家政权系统留下了缓冲和弥补的空间， 而不至于出现政治认同全然坍塌的局面。而且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追求单一化的政治认同类型既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

        不过， 在复合型的农民政治认同类型中，比较理想的模式就是某一种类型的政治认同能居于主导地位， 发挥主导作用。对此， 根据前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 民主权利型政治认同可以承载这个希望。因为， 它既是最稳固的政治认同，也更加符合我们要坚持和发展的民主政治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