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周怡

（原文出处：《社会》2008年第5期（第28卷））

摘　要：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 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关键词：声誉　集体符号　“投资-回报”　族群荣誉

2006年初,我们在媒体声音中再度见证了一个被新一轮荣誉簇拥和眷顾的中国H村。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标题栏下,这一眷顾与村书记(以下以WRB代称)的“先进形象”相联系:

中央新闻媒体在《时代先锋》栏目集中报导了WRB的先进事迹;

《人民日报》刊登通讯“为民谋利的一面旗”;

新华社播发通稿“扎根土地的旗帜”;

《光明日报》刊登通讯“把事业写在H村的土地上”;

《经济日报》刊登通讯“新农村道路的探索者——WRB”;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新农村的带头人”为题专访了WRB;

……

国家级主要媒体的报导, 毋庸质疑代表了政府的声音。于是,一个扎根土地的先进共产党员的形象再度在中国、在中国乡村走红。相比毛泽东时代树立的先进典型多侧重政治意识形态的渲染来说, 后毛泽东时代的样板却一定由其突出的经济成果作注解。因此,我们今天从媒体上知道的村书记,是与他领导的村庄集体经济的辉煌比肩同荣的:

H村从建村时全村6 万的积累,到2005 年全年实现了307. 9亿的开票销售收入, 年人均收入为6. 5万元,人均存款超过百万的“天下第一村”;

到2004年, H村已由原来的0. 96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1 600多人口, 扩展到方圆30多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 人口达30 340人的大H村;

H村孩子的读书从村镇走向城市又走向了国外;

村民的欧式豪华别墅从2000年的13栋,增加到2005的300栋;

……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H村能够始终作为一个“共同富裕”的公众形象、作为主流媒体不断惠顾的先进样板而走响在中国大地,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此,有很多估测、很多分析,但少有人注意到“集体不朽”、“共同富裕”的村庄现象与“媒体眷顾”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和,它涉及声誉与共同体关系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从40多年一路走红的村庄事实入手,在声誉“投资-回报”的理论框架下,解读了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

一、三种不同的声誉理论命题

良好稳定的声誉( reputation)是每一族群共同体都器重并期待发生的现象。像现代人重视物的品牌、人的名望或地位一样,群体对其声誉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其经济活动的投入。经济学家将非经济因素的声誉等同于市场“信息”,将其解释为对其投资可以在未来获得回报的“经验商品”。他们强调正是这种积淀性的投资和对投资回报的预期,导致了声誉现象的维系(Dasgup ta, 1988; Greif, 1999; Klein & Leffler, 1981; 张维迎, 2001) 。社会学者取网络地位视角解释声誉角色,他们认为,在公认而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下,某一群体会极力通过与社会等级较高的群体发展各种关系来彰显自己的存在,表白自己所处的社会网络地位的竞争优势( Podolny, 1993) 。藉他山之石以荣誉自我的范例,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比如人们常说, “我是某某名教授的弟子”、“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学生”, 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话, 在波东尼( Podolny)的分析里却是一幅对社会结构与声誉关系的图解:“名牌”、“名教授”反映人们对社会等级的认同, “教授”、“大学”和“我”则指同一社会网络中的人。两相结合,网络之我便拥有了被社会高阶层纳入的声誉了。很明显, 经济学、社会学都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喧嚷声誉的作用。即别人不知道你,你可以借助投资或用社会网络去让别人知晓。这里,知道与不知道只是信息通达与否的问题。到制度学派论证声誉现象时,声誉的产生、延续和分布已不仅是一个等级的、知道与否的问题, 还是一个“与特定的社会承认逻辑密切相关”(周雪光, 2003:263)的问题。社会承认逻辑的基础是合法性( legitimacy)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合情( approp riateness)合法的主流社会价值称颂的东西才能被社会接受、被社会承认。而主流社会价值称颂的东西多半是制度化了的,受到社会中心制度控制的。人们通过对特定制度的遵守,作出自己是否认同、是否同化和融合的判断。因此,受社会承认逻辑制约的声誉,实际上随着社会中心制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而不同(同上: 262-267) 。这是制度学派点拨声誉研究的主要观点。

声誉现象的三种因果解释逻辑,归纳起来构成三种不同的理论命题。

命题一:按照经济学的解释模式(Dasgup ta, 1988; Greif, 1999; Klein & Leffler, 1981;张维迎, 2001) ,声誉作为一种资本与“投资-回报”相关。群体对声誉的投资越大,回报的期待越高,表示群体成员对集体的声誉越器重,声誉在群体整合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反过来说, 如果某一群体在社会中具有良好的声誉,则表明该群体对声誉的投资较大。

命题二:按照社会学的解释模式( Podolny, 1993) ,声誉作为一种结构地位,与社会网络相关。群体拥有的社会网络地位越高,群体越可能有良好稳定的声誉。同理, 具有卓著声誉的群体,一定拥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地位。

命题三:按照制度学派的解释模式(参见周雪光, 2003) ,声誉受之于社会认同, 与社会中心价值观和制度相关。不同时间不同群体溶入中心价值观或制度的程度也不同:被社会主流制度同化或整合程度高的群体,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获得良好的声誉。同样, 拥有较高声誉的群体, 该群体内部一定具有与主流社会相呼应的共享价值观念和制度,其内部共识性的整合程度也高。

三个理论命题从不同角度谈群体声誉,其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强调声誉是信息不对称的派生物。作为主体的人或单位组织不得不为他人知晓或获得社会承认,借助声誉信号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或依靠自己努力做出“投资-期待”行为(经济学) ;或攀依高地位网络(社会学) ;亦或保持与主流社会相一致的价值制度观念(制度学) 。三种解释的共同点是, 它们都假设研究对象已经具有了相当自律的荣誉自我,即主体是具备声誉意识的,个人荣誉感或集体荣誉感。不同的基点是: 命题一强调声誉基础取决于主体内部每一成员的努力;命题二、命题三则主张声誉基础得自主体是否与外部关系(等级地位/ 价值制度)保持一致。

毫无疑问, 谈H村整合时,声誉应该是该村集体主义能够自我存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层面,因为贯以“名村”符号的它一定存在全程序的声誉追求旅程。用上述三个理论命题去检视H村时,笔者发现:该村的历史——从建村到1992 年全面转向工业再到今日的“走红”——实际上是一段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走向卓著的历史。这一历史的过程可以作为经验事实支持“命题一”的存在,即,村庄人对声誉的孜孜以求,如同对资本的追逐一样,被深嵌在它的“投资-回报”的努力过程中。本文拟用村庄事实来着重描述或验证理论命题一,并辅以对命题二、命题三的必要解释。

二、“命题一”的验证:声誉的“投资-回报”

(一) “投资-回报”的测量

并不是每个人、每个群体从诞生起就看重自己的声誉,也不是每一笔交易都必须在响当当的声誉影响下完成,尤其在转型期,很多投机的一次性生意并不在乎声誉。那么, 缘何一些群体与众不同地注重声誉而另一些群体不呢? 本文以为,这与声誉的三个基本性格有关: (1)声誉是无形的; (2)声誉是积淀性的,它的获得需要主体投入持续的时间和努力; (3)声誉(尤其是群体声誉)的获致还依赖其中每一位成员的认同及其族群荣誉感,而认同的基础首先在利益需求的满足上。声誉的无形与积淀性使得那些短视的急功近利者退却;声誉的集体利益取向又让私利者无法承受。

当然,以上导出的三个基本性格的目的更在于为本文建构声誉的测量标准。具体来说,在确定以经济学解释模式(命题一)去解读村庄声誉现象后,实证分析中如何测量“声誉投资”和“投资后的回报”,就需要借助这三大性格。

首先,群体声誉的投资不像生产投资那样有直接的物或货币的可见性,它所具有的无形的积淀性, 应该起因在群体成员通过持续时间、持续努力而构筑的共享经历中。也就是说,“声誉投资”就是成员个体共享的经历投资。不管这些经历是贫困、痛苦还是富裕、愉悦,也不管作为投资对外产生的影响是声名狼藉还是美誉天下,它们都以同构型( homogeneity) 、共同性( sameness)为基础。成员个体投入经历的同构型、共同性越大,经历投资产生的内在凝聚力也越大,对外的声誉影响就越能显示其一致性。

其次,相对声誉投资本身的无形、无意识和不可见而言,其投资回报则多半是有形、可见、可闻的个体或集体利益。这里的利益可以是主观的,如,获得认同、社会资本以及族群荣誉感;也可以是客观的,如获得奖惩、获得物质利益等。

因而关于声誉现象的“投资-回报”的理论命题被“经历”与“利益”作概念操作化之后, H村的个案史可以用村民的口述语言表述为“我们曾经贫穷”、“我们一同苦干”、“我们获得荣誉”、“我们一块走进工业的繁荣”。其对应的学术分析逻辑是:经历投资(贫困、奋斗经历) →回报(荣誉、利益) →再经历投资(形成工业的繁荣)

(二) 声誉的投资

1. 经历投资1:“建村时我们共度贫困”

建村时H村通过组织农民,及时解决了身处自然灾害中的村民个体的生存危机问题。这是村庄农民的第一次经历:共度贫困的经历。于1961年建村的H村,同全中国人民一起处在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冒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年代,全国数千万的农民因饥饿而死(白沙洲, 2001: 73) 。H村和当时的苏南农村虽没有人饿死,但村庄诞生在这个大饥荒饿殍遍野的年代,它的起点必然是贫穷。有数据记载:

1960年, H村遭受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水稻亩产不到350斤,仅为1959年的一半,社员人均粮食低于维持生命线标准的240斤,人均每天半斤粮……

1961年、1962年,是H村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口粮每月18斤,吃红花草、吃黄萝卜、吃稻糠,一天吃二三两饭是常事。许多人得了浮肿病, 腿肿得无法抬步干活。(冯治,1995: 32)

1961年10 月H大队初建,下辖10 个生产队。人口有667,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年人均分配53元,欠债1. 5万元, 12个小自然村落,破破烂烂,泥垛墙、茅草棚,田块七高八低,高低最大相差1.2丈。(《H大队历年资料统计表》: [ 1 ] [ 2 ] )

贫瘠的土地资源是村庄人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根源。一首村庄歌谣写道,土地“高的像斗笠顶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旱灾水灾无法抗,农民见了泪汪汪”(同上) 。

这些建村期较为穷苦的物质基础,在村民心里构建了患难相处的最初的村庄集体意识(族群认同) 。今天,面对一个今非昔比的繁荣村庄,每一位被访村民,不管是否亲身经历过建村的年代,都会向来访者讲述那段村庄的贫苦历史。他们乐于从记忆深处回忆那种落后的生活片断,表达了他们自己有一种村庄“共同体的体验”,一种唤起归属感的快乐。75岁的老书记WRB回忆道:

当时12个自然村都很穷,各村劳动工分的分配差距比较大,最低的每工分只有0.30-0.40元,最高的也只有0.80-0.90元,一天不足一个工分,年底许多人家是“透支”的。当时最穷的是地田里和孙家基,最好的是我们吴家基。直到“H大队”成立, 1967 年7 月大队核算开始后,每工分增至1.00-2.00元,工分差距才消失,是集体的力量使大家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2003年2月16日下午4: 00-6: 30于WRB家)

1950年出生在H村的ZGY说:

六七十年代,因为贫苦,村里的男人讨不到老婆,不但本村姑娘不嫁本村郎,外村的、即使贫困村的姑娘也不愿来H村。所以,我也在外村找了男朋友。他是邻村的,谈朋友时在部队当兵,我是H村铁姑娘队的一个分组组长。1975年,在谈婚事时,我想让他来H村,他的父母不愿意他们的儿子来我们村,原因除了老观念之外,就是我们村的贫穷以及外面流传的“做煞大队”的绰号。谁愿意到我们的这个累死大队呢?经过几番劝说,他的家人才同意我们的婚事。他是第一例男到女家的H村女婿,现在村庄富了,这种招女婿现象和本村人联姻现象非常普遍。那时候,我们很穷,即使到1975年底,我们全家全年分红也才200元,队里分我们两上一下的房子,我们付不起钱,就和当时的4个知青合住。( 2002年7月26日晚上8: 00 - 10: 00于ZGY家)

65岁的HFS,是一位经历颇丰的长者。种过田,当过小学教师,跑过12年营销,又做过会计,现任村某厂副厂长。他的谈话给人一种比较的视野,他说:

1961年, H村从1957年建立的23社17大队分解出来,同时分开的有6个村:华明村、向阳村、三余巷村等。当时的H村与其它5个村相比,田地条件及村集体经济的先决条件都处于劣势,是江南这一带较为贫困的村庄。但后来, H村的农业集体经济率先成功了,这是因为贫困使H 社员格外团结、格外努力。(2003年7月21日下午4: 05-5: 35于H村特种焊管厂厂长办公室)

村庄的基础是贫困,贫困造就了村集体的团结与拼搏精神。这是多数被访者形成共识的看法。问及当时是否赞成走集体化道路时,村里人毫无疑虑地表达了他们对集体力量的深深依附和赞美。他们说,在那个年代,一方面个体没有经济实力能够独挡灾难;另一方面1960年代正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集体过渡的时期,全国农村主导的意识形态就是维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制度的转变,已经归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因而H村的农民从建村就别无选择地生活在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他们从未获得过自己的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被无选择、无条件地融合在他们对集体事业的执着情感里,情感的起点是他们共同经历的贫困,因为集体拯救了个体的贫苦。

2. 经历投资2:“‘学大寨’时我们同舟共济”

在贫困中凝结起来的集体,总有一段脱贫奋斗的历史。持续在村庄人记忆里的除了贫困就是他们曾有过的并延续至今的那种为村庄共同体、为这方血缘或地缘做出的奉献。这是村庄农民的第二次经历:共同奋斗的经历。

建村后不久, 1964年2月,“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国全面铺开。大寨是中国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不足80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在毛泽东时代被树为中国农业的榜样,一度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并“朝圣”的地方。大寨人艰苦奋斗的苦干精神在那个年代鼓励了一代人,激发过一代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鼓励和激发固然来自政治时代奉行的集体主义原则及其意识形态宣传,但更来自农民自觉的脱贫翻身的愿望。因此,诞生在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H村人,在这场“学大寨”运动中首当其冲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积极以大寨为参照,接过大寨人“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注1）的精神口号,开始了一场堪称壮烈的集体奋斗。

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MZM在接受对她的第一次访问时说:

那时候我们白天种田,晚上平整土地。劳动组织形式是战斗队,我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我们大家很齐心,大队分配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分工像命令,劳动像打仗,一天至少干12小时,最多时能干18小时的活儿。农忙季节还常通霄干。很累、很累,经常在田地里一歇下来就能睡着,可是大家干起活儿却精神抖擞。当时,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使H人个个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