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的十七大坐标

——程漱兰中青院讲座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１日晚七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世界银行发展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程漱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了题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十七大坐标”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中青院西部之窗协会主办，乌有之乡书社协办。

程老师首先肯定了十七大的重要意义，认为十七大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中是一个新的坐标。她认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是在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领域。我们探讨昨天和前天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握今天。

程老师回顾了毛泽东和他的农民追随者在农业的发展历程中所做的贡献，也谈到现在不少人对毛泽东，对陈永贵很不理解，甚至说三道四，觉得他们的做法在侵害农民的利益。程老师说她不从政党，政治派别等方面来研究过去的那段历史，而是从一个饱受欺凌的人口大国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程老师认为前三十年的集体化时期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起步起飞的完整时期，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是错误的，失败的。程老师用通过表格和数据比较了“中国龙”和“印度象”的发展，在这张表格中，我们看到了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ＧＤＰ在全球的相对位置都处于下降趋势。印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上升，而中国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上升的趋势，虽然中间也有一段波折。到１９９２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在全球的相对位置已经达到了６０％，而印度却不到３０％。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已上升至７０％，离世界平均水平１００％的位置已经不远了，而印度却依然不到４０％，这与他们在农村方面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香港大资本家霍英东有一篇著名的演讲叫《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的“九七”》。在回归之际，不少香港人因为对祖国缺少信心，纷纷把香港的护照换成英国护照，而这时霍英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在演讲中对中国近代的屈辱史耿耿于怀，并对开拓中国现代之路的先行者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在讲座中，程老师带领大家朗读了这篇演讲的部分段落，并强调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在新中国的建立时已经开始了，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才开始现代化的，而且共产党从没把自己的努力作为现代化之路的起点，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

建国初，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３％，加上传统的手工业产值，整个工业产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也只有１０％。这些数据来源于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他们承认，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中国才开始比两个先发展起来的邻国日本和苏联走得更快。不少人认为中国应该沿着先发展农业，再发展轻工业，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程老师用发动手扶拖拉机的比喻来说明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要做许多不得人心的决策，否则就很难发展成功。在工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是采用“羊吃人”或对外掠夺等方法，而中国只能依靠农业支持工业。当时，中国的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二元结构。当时为什么陈永贵那样的农民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来配合中央的政策呢？因为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那我们的工业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劳动成果就必然要被别的国家所剥削。

传统农业剩余的流向，在中华民族独立时，由列强转移到了中国地主那里，经过土改，又从地主转移到了农民，经过统购统销的集体化，由农民转移到了国家和全民的手中。当时是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不剥夺农民，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就没法搞。很多人把许多冒进措施的责任都推在毛泽东身上，事实上在当时的决策中，陈云，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么得罪农民，要么国家无法实现工业化，许多政策都是在紧急情况下权衡后做出的，并没有什么高瞻远瞩。程老师详细地分析了集体化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一些矛盾和当时中央的对策。经过反“右派”和“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工占农利和农农互利的局面。如果没有“阶级斗争”，那么农民被剥夺之后，就不能保证这些剩余流到工业生产中。

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完成之后，农业、农民和农村被剥夺就不在必然，将农民捆在集体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就可以被抛弃。在此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因“成功”实现宗旨，可以被取代、被批判。市场经济体制，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因此得以出现。

建国之后，毛泽东做的事情，对内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本原及附带的矛盾，对外是为了保持为本国而不是为他国进行积累的独立地位。这样来观察分析毛泽东，才能完整地理解他。毛泽东时代是新时代的基础，出发点，而不是对立面。

在讲座的最后，程老师和部分同学就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