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丧葬礼仪变迁为例

在很多的礼仪中，丧葬礼仪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生死无常”、“生死事大”，生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生死看成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尤其“慎终追远”的孝亲思想一直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为人所称誉的美德。在农村丧葬礼仪中，主持仪式的“管事”是主导角色，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不仅要与鬼神同泣、对话，还要善于同人打交道。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农村传统文化、伦理、精神的象征和载体，是农村传统的“活化石”。然而我们最近在河南农村调查掌握的基本情况是，红白事的主持出现严重青黄不接现象，许多“管事”后继无人，传统及其背后的意义在农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凋零、萎缩。

一、与鬼神对话

河南崔桥农村的丧葬礼仪还保存得相当完整，整个仪式都由家族里的尊长或族长主持完成，他们是家族里红白事的“管事”。由于仪式过程中有相当多的规矩、禁忌和话语，很复杂，十分缜密，有数十道仪式等。这些都得由管事亲自主持操办，因为只有管事才真正懂得和掌握其中的奥秘、诡异以及玄机，而在一般的人的记忆中根本容纳不下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精细的成规，如此宛转而连贯的词物、动作和表情的接续，以及如此深不可测的与鬼神的内心交流，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旁观者或是参加丧事的人所能理解和把持的，所能控制和体悟的。就连最基本的，向牌位或遗体鞠躬的说法也不是谁都能顺口说出来的，一般人鹦鹉学舌一学就错，正确的是“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而学舌就变成了“二鞠躬”。尽管人们可以习惯地弄错，不以为然，当不了大事，但在“管事”那里“细节就是大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谬，贻害无穷。因为管事首先是直接与鬼神打交道，是仪式中少数能够通灵的人，他在仪式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言语甚至唇语或心语都是谒见鬼神，在与鬼神对话。如果出现差池，哪怕是细微的，鬼神也定然是不会饶恕的，会怪罪下来，于是就会有人“给挡了”，即遭晦气，受到鬼神的惩罚。这是农民对某些禁忌的忌讳，也是他们正常的思维逻辑，即将毫不相关的两件事情强扭在一起，说成是因果关系，由此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

在这样的思维逻辑和信仰体系中，农民对许多仪式过程中的细节、话语、禁忌以及某些措施都很在意，生怕在某处出现差错，犯了大忌。而在丧葬仪式中犹甚，丧葬与其他仪式不同在于它简直就是做给鬼神看的，直接面对鬼神，在鬼神眼皮子底下办事，所以对禁忌的要求以及对犯忌的惩罚都要严格得多，许多事情都由此而出。所以说，许多管事的在仪式中都是胆战心惊、魂不守魄，但又必须聚精会神，精神高度紧张。比如在送葬的过程中有“路祭”和“顶祭”，在祭祀时棺材前面不能见人，这得管事的清理、开路，否则会遭神谴，冲淡了风水。另外，当地有“三里不同俗，四里改规矩”的说法，就是说不同的村庄就可能有不同的包括丧葬礼仪在内的习俗，因此别的村庄的人来吊丧就可能出现礼仪冲突，闹出麻烦、差错甚至笑话来，为了不出现这样的撞车事故，管事在接待不同地方的吊丧者时须陪伴左右，一项项地告知当地的规矩。在这种场合，尤其不能出现仪式上的漏洞，因为明显的漏洞和差错很可能导致围观者不经意的笑话和冷眼，使原本严肃而沉重的场面变得轻薄、浮躁，这既是对鬼神、祖先、亡灵的猥亵，也是对主家的不敬，从而在各方人士（主家、主持和围观者等）的内心烙上不必要对鬼神惩罚的担忧、惧怕阴影，以及对主家的愧疚。

因为在丧葬中仪式繁琐、禁忌颇多，所以主持仪式这个角色非一般人能够承当得起的。在我们调查中，许多自然庄、小组或者家族的仪式主持人都是经过了五到八年（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的正规训练才当担重任。崔桥镇王盘自然庄的孟富贵就是在年轻时被其叔叔和一个家族爷辈的老人领在身边学了上十年后才亲自操作，以后一干就是二十几年。也就是说，丧葬仪式中许多的禁忌、要领、礼节、细节、身体语言和其他细微之处，都需要某些懂行的人手把手的指点、密授、经过十数年的摸索实践才能够完全的掌握，才能了然于心，游刃有余。而一般的人只能看出个皮毛，说出个大概，道出个随意，懂其一而不知其二，绘其形而不能会其神，更无法确知其中的许多禁忌和要领，不能跟鬼神直接交流。也正是因为管事如此的特别、如此的不可或缺、如此的神秘，他们一般在家族、村庄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

二、与人打交道

管事在仪式中除了跟鬼神打交道外，还得跟人打交道，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管事不仅要安排整个丧葬的仪式，而且还得安排人办事，如报丧、记帐、购物、接待、抬丧等等都需要管事的做出安排，否则整个事情就无法进行。这里的事情也很复杂，需要管事显神通，逐一解决。因为与人大打交道不像与鬼神打交道，有个固定的轨迹和程序，人是活的，如何安排、安排谁都得考虑清楚，视情形而定，因势而变，需要极高的组织才能、威慑里和变通能力。同时，丧葬办多长时间，管事就得在主家呆多长的时间，负责一切事务，酷暑的时候跟主家一同忍受炎热，严冬的时节则与主家感受冰天雪地，总之都得陪着主家受罪。这需要一种意志和耐力，一种付出的精神。崔桥李庄一个老会计的父亲去世，正值酷暑大热天，管事和主家已经煎熬了两三天，某日未过午，就要抬棺出去的时候，天下起暴雨来了，原先安排好抬棺的人都撤回自己庄稼地里抢收棉花去了。因为当地习俗，抬棺不能过午，得临时找人，主家急，管事的更急，又得由管事的到没有出家门的家庭挨家挨户差人，再磨一次嘴皮子。

除了安排人这样的事得逐一办妥之外，其他的事情还得谨慎小心，稍不注意就得忍受背后的风言风语，比方说管事操办整个事情，花多少钱、办得好坏都得把握个度、捏拿分寸，既不能办得太奢华，以免主家认为浪费，“不是花自己的钱，不心疼”，也不能做得太谨慎，放不开手脚，办得不风光，没有给主家添面子，也会闹意见。总之是，管事办事稍有不慎，就会惹来麻烦，引火上身，左右不是人。另外，在差人办事时，人家内心是否真的愿意，分配活的轻重有差别，人家闹意见，当时碍于各自的面子不吐出来，事后就会添油加醋，在背后捅你的刀子。且有时根本就差不到人的事，还得自己亲自去办理。王盘的孟富贵就讲了他的例子，有年冬天下暴雪，庄内一家要办丧事，得请乐队，差人到县城去，因为怕路上出事而没人愿意冒雪出去，作为管事的孟就得亲自跑一趟了，连夜跑道县城，结果人家乐队也不愿意这个时候出城，无奈折回跟主家商量了一下，没有哀乐不行，就放录音吧，于是这个孟管事又一个人跑了临近的几个乡镇才把哀乐磁带给买到。回想起这件事，孟富贵就感慨万千，但又补充了一句，“这种事多啦”。“这种事多啦”，当然反映了很多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事的权威、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等等，我们在这里主要讲的是管事在丧葬仪式中与人打交道的角色位置的重要程度，没人干的事他都得干，主家人除了悲伤之外，其余的所有事情都交由管事处理。

所以管事在丧葬仪式中与人打交道时需要有牺牲精神，吃亏的精神，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很多事业，耗费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忙乎着出力但不一定讨好的事情（红白喜事管事不收任何费用）。他们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对待，认为这行事总得有人来干，自己懂这行都不干了，谁来干？就是说主持红白喜事是他们的义务，他们学了这方面的知识就应该为村庄、家族尽到这方面的责任，所以再辛苦、再劳累、再拖沓自己的事情也要把村庄的这些使给办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家老了人请我们帮忙，自己就管到底，俺庄里人都是俺帮着忙的”，“管这号事，要本着吃亏的精神，不吃亏办不成事”。所以，如果光从经济角度去考虑，管事们在红白事上对村庄的付出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回报——只吃几顿饭，抽烟喝酒，再是接受个小礼品，完全不划算。

三、仪式主持的收益

如果我们仅从纯粹经济利害上去考究村庄或家族“管事”的村庄角色，是无法追查出管事们“管到底”的精神和气魄的，也无法解释和穿透他们的角色实践。因此，我们必须换个角度，从村庄的社会层面切入来探讨问题，因为所谓“管事”既不是经济性质的职务如经理人，也不是国家正式的制度设置如村干部，它是村庄的社会性职位，是村庄社会平面上的突兀，村庄本身赋予他们这样的地位、权力和权威，脱离了村庄社会他们无权无势，无名无望。

传统的村庄是个自然而封闭的生活、生产、交往和信仰的社区，人们对村庄赋予了特殊的情感体验，把自己溶于村庄，也把村庄纳入自我，村庄与我合一，因此传统自给自足的村庄是伦理和功能合一的共同体，人们在各种社会实践中，除了吃喝拉撒等维持生计的经济上的计较外，更在乎的是社会性收益，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乎他人的感受，希望得到村庄社会的承认和认可，能在村庄中有好的名声，为后代多积阴德，等等。总之传统的生活社区因为人们有着对它的长远预期而凝聚在一起，以实现个体、家庭和家族的社会性价值和功能性需求，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使家庭和家族的生命得以延续，村庄得以永存。社会性需求和功能性需求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人们社会性的收益和社会性的关系的获得和拓深可以为村庄功能性的需求满足创造社会关联，社会性关联使村庄更为紧密，在功能性的满足上更为积极主动而强有力。所以，当人们在乎自己在村庄社会的社会性收益，特别是长远的社会性价值时，村庄共同体因此而存在，人们日常的生活、生产和交往也因此而维继。

所以在传统村庄，人们的竞争和村庄内部生活的展演一般是在社会性的收益和价值上，如“面子”竞争，而有损这些价值的事物、活动与竞争，人们是不会去争取的。也因此，村庄的统治“职务”或者权威位置不是经济或利益上的设置，它不牵涉到财富与资产，它本身没有“工资”支付之说，它是社会性的安排，是一种社会性建制，人们把村庄的最高荣耀、最高声望安置在这些“职务”和“位置”上，占据这些位置的人就享有村庄的最高评价，同时要履行村庄的义务。红白喜事的“管事”既是这一最高“职务”的义务性体现，同时也是这一位置的创造者，“管事”一般享有村庄的最高权威和威望，是村庄或者家族的实际统治者。它在红白喜事中是“管事”，在日常生活中是“尊长”、“族长”或者村庄会首制的首长之类。

四、传统在流失

然而，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农村掌管一整套礼仪和仪式的人都在五十岁以上，而且很多都六七十岁了，但是在他们的班子里（四到五个人）都没有五十岁以下的人。我们问及那些“管事的”，他们以后会有谁来管事？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上一辈人手把手的带出来的，而到他们这一代人要“退休”的时候，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带人了，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虎到有山”，到时自然就有人来管，但他们及他们的上一辈人却不是这种消极态度，而是积极地选择自己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是也没有人再跟着他们学这行名堂了，即使很符合标准的人也更愿意去寻求其他的活路，也不愿意在干出力不讨好的活。这里的分析很复杂，有市场经济冲击的缘故，人们更多的去追逐经济利益，没人还有满腔热情去“吃亏”，也有观念变化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有神论，对死亡和丧葬的中的神圣性和敬畏感已经没有多少信仰，等等。这些因素支解了村庄共同体，继而平削整个农村社会，使农民无法在村庄和农村获得社会性的需求，村庄不再具有长远预期和价值生产能力，村庄社会性的价值无法满足村民对它的追逐，经济利益超越社会利益之上。也就是说，当村庄不再有凝聚力、不再能生产社会性价值，当村民不再在乎社会性价值之后，基于社会性价值而着力充当红白事“管事”的人就不会再有动力，它的接力也就不可能再延续。

没有人再管事之后怎么办呢？确如许多管事所说，“虎到有山”，家族和村庄不再内生自己的“管事”之后，村民小组长就被认为是这个事的最好也是最后人选，许多原本根本不懂这一套的小组长被怆然推上这个舞台。小组长的知识必然是高度简化了的，而其实其他的人也心知肚明，但又必须只能按这样的程序来。这样，许多被简化、篡改或者增添了的礼节和程序就不再具备原来缜密无间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丧葬仪式仅仅成了人们不得不玩下去的“游戏”。这样，许多连接鬼神与人、凝聚人际关系的传统在悄无声息中流失。

“传统”若只是形式或过程，流失倒也无所谓，然远不止于此，它的背后是蕴藏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就葬礼而言，它是农民在生活、生产忙碌中抽闲出来的一次特殊的洗礼，只有在此时人们才真正体味到对生命的敬畏、对神的乞灵和人活着与死去的意义，人们在丧葬中感悟生命，感悟超越性和本体性，而这一切都得通过一整套复杂得让普通人的记忆无法连贯的程序、细节，一整套让人胆战心惊、不敢触击的禁忌、行话来激荡人们的灵魂，触发思考。而仪式变成喝白开水，少了忌惮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人们内心没有吐出来的笑话（窃笑），人死如灯灭，就这么简单，敬畏没有了，神圣没有了，对生命的体验成奢侈品。连丧葬中都没有了忌畏，那么三尺头上就不再有神灵，生活也就不会再有所顾忌，没有顾忌的生活就成了“霍布斯丛林”。人，总需要有所敬畏，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对神灵，还是对大自然，传统的丧葬礼仪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给予了人们这三重敬畏，也给予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未来的预期，所以五千年才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