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乡村振兴视域下青年

村干部的角色重构

胡溢轩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

 

 

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而治理人才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根本保障。本文以浙北Y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了青年村干部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遭遇的生存与发展困境。研究发现:青年村干部面临工作、生活、身份认同三重现实压力;乡村分利秩序、村庄传统权威结构、自身角色定位模糊是造成其处于边缘化困境的主因。因此，一方面需要青年村干部自下而上地按照“一懂两爱”的角色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为青年村干部等内生型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构建长效发展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青年村干部;内生型人才

 

 

一、问题提出:青年治理人才流失之殇

 

1. 研究缘由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精确把握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为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复兴所做出的战略选择。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之一，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乡村治理不同于城市社区治理，农村社会具有地域与血缘的“差序格局”，村干部自然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少数”，扮演着联系国家与农民的关键角色，即对上是贯彻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代言人，对下则是动员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当把眼光聚焦在乡村社会内部时，会发现许多村庄正面临着村干部后继无人的客观现实。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大规模、高速度、复杂性的社会流动，却遭遇了流动结构失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青年骨干和相对优秀的人才的流出，因此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治理流动性。近年来，尽管党和国家加大了向农村输入青年人才的力度，通过建立“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一系列制度，试图破解乡村精英尤其是青年治理人才匮乏的困境。但是此类人才往往是从村庄外部引进而来，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难以长期扎根乡村治理。新时代背景下，以青年村干部为代表的内生型治理人才的出现，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但仍需注意的是，内生型青年人才如今正面临着生存与发展问题，此类人才的不断流失已成为当下影响乡村振兴的主要瓶颈。

 

2. 文献回顾

自党和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自治组织成为研究的热点议题。已有文献主要是分析了乡村治理中村干部在年龄、学历、知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学者们也意识到乡村治理人才的匮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提出要建立常态化的治理人才吸纳机制。而在青年研究领域，重点关注了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状况，对公共事务缺乏热情、人口流动、自身能力等因素限制了农村青年的政治参与。此外，学者们从职业前景预期、工作动机、薪酬待遇等角度分析了大学生村官问题。综上所述，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围绕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外生型治理人才展开，但对如何激活乡村振兴战略的参与新主体，尤其是青年村干部等内生型青年治理人才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本文所研究的青年村干部主要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年龄在15~35周岁之间，具备大学学历的村两委聘用干部或后备干部。相较大学生村官而言，青年村干部往往对家乡怀有一种特殊的故土情感，具备扎根农村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型乡村振兴人才所需要的一切潜质。本文将以乡村振兴新战略为背景，依据在浙北Y村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以及对Y村青年干部ZF的深度访谈，呈现这类群体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所遭遇的“生存之忧”与“发展之惑。”随后从“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双重视角对青年村干部处于边缘化困境的原因进行阐释，继而提出破解当前困境的主要路径，以期进一步丰富乡村振兴研究中有关青年参与的文献。

 

  

二、现实困境:青年村干部的生存之忧

 

1. 工作困境:话语与权力的边缘化

 

青年村干部难以获得领导的完全信任和认同，所接触的主要是边缘性的村务工作。乡镇、村两级领导干部对青年村干部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这些年轻人往往有大学学历，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尤其对信息的获取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一方面，则认为他们不接“地气”，经验与能力还不能真正地参与到村级事务治理中去。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年轻的后备村干部涉及的村级事务更多是随机性、形式化的，诸如打杂、整理文档与台账资料等边缘性工作。这些就造成了他们对工作的应付式思维，自然难以从工作中得到“职业获得感。”此外，一些村领导基于自身利益与职能的考虑，也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培养青年村干部，他们担心这些年轻人破坏村庄内部固有的利益关系集团。因此，在村庄发展规划等关键性问题上，青年村干部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致使他们逐渐丧失了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加剧了他们在工作中的无力感。

 

“就比如去年是我第一次做农保，就是他们这种分工不分家的模式，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做，到后来都是我在做......我在村里上班，有的时候也会提一些建议。但我现在不太提建议的。我就去年过年的时候提过一次，现在不提建议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村庄发展的问题，我们现在提的建议没用，因为我们说的不算，我们不太喜欢找事情。”

 

乡村基层工作的季节性、临时性、应急性等特点，使得青年村干部经常面临手足无措的困境。乡村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很多时候需要的并不是青年在高校所学到的抽象知识，而是一些来自村庄内部的地方性道理。在熟人社会中处理日常村务，往往需要对村情、民情极为熟悉并且长期生活在村内，这些人能够根据生活经验以及村庄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而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外地、刚刚返乡的青年来说则难度颇高。青年村干部的工作经验相对匮乏，再加上并不能完全依靠和利用乡村自治组织，这就造成他们在面对一些突发应急事件中不知如何应对。青年村干部在日常的村务工作中与“他者”的距离感，主要表现在对上与村领导干部，对下与普通村民均有明显的交往困境。尽管很多时候青年村干部能够做到在工作中充满激情，但却难以根据熟人社会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来处理村庄的公共事务，很多时候就好像重拳打在棉花上，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挫败感。

 

“当时电视台来我们这里拍摄，他们要的是案例资料。拍摄的时候拍摄了一些我们的，不能说是弊端吧......就是那种案例是不可以外传的，但是我也不懂，律师也没想到，因为他(指律师)想的是我带的人他放心，然后我想的是来拍拍不可能太那个吧。结果当天，晚上应该是六七点钟的时间，MF(村委宣传负责人)已经把我叫过来了(指挨骂)。那次印象比较深刻，犯了大错。”

 

2. 生活困境:社会与经济收益缺失

 

工资待遇与自己的期望差距太大，经济性效益难维持基本生活。村干部的收入主要包括正常的工资收入以及利用权力所获取的寻租收入。所谓的寻租收入，主要是利用公共职位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即通过工作权威获取的灰色收入。在一些乡村关系不配套、农村财务不健全、自治组织能力较差的地区，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不至于让村干部在经济方面遭遇生活的窘境。但是对青年村干部而言，往往只能拿到正当的工资收入，而这部分收益其实是相当低的。浙北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处于较高水平，但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绝大多数的青年村干部正面临着现实的“生存之忧”，他们的工资收入大多在2000~3000元之间，支出伙食、通信费、交通费等必要的生活费用后，几乎已经不可能有结余了。很多时候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甚至还需要当“啃老族”，较低的薪酬水平必然会影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青年村干部本身对于工作的福利待遇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期望值，但是却需要面临最现实的生存困境。

 

“坐我后面那个小姐姐她以前一个月有四五千块，然后还交五险的，挣的有六七千块。她现在这儿的话是3000块每个月，没有五险什么的，吃饭要自己吃。然后福利待遇又没有，村一级不享有任何福利待遇的。坐我前面那个小妹妹以前的工作是停车管理收费的，就是做台账什么的，还是上一天休一天，一个月4000块左右，然后是交五险一金的，就是福利待遇都蛮好的，可她们到这儿都是3000块钱。”

 

青年村干部作为返乡者，缺少获得社会性效益的空间。很多青年村干部返乡工作更多的是基于对家乡的乡土之情，同时也期望能够从工作中获取一些社会性收益。所谓社会性收益，主要是指从职位中获���的诸如声望、权威、政治社会抱负等等。村干部在日常工作中收获的社会性收益，也是激励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机制。村支书、村主任在村庄内部往往拥有较高的权威，他们能通过职位中所蕴含的公共权力去影响村庄的公共决策，从而获取一定的社会性收益。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社会性效益在很多时候往往比经济效益更难获取。青年村干部返乡工作，自然也很渴望能够获得乡亲们的认可。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很少能利用自身的职位，创造或者获取各种资源项目用于满足村民生产、生活和娱乐需要，这就造成了青年村干部难以获取这类社会性收益。对于一个正值青年的家庭主要劳动力，生活与工作环境的艰苦困境，再加上看不到未来发展的任何希望，严重打击了其工作的热情与持续性。

 

“有很多人他(指村民)会过来骂的，而且就是无缘无故的。前两天不就有一个叔叔嘛，把我们那一排，不是我们有桌牌嘛，从头一遍骂到尾。我们就坐着是吧，他就能指着桌牌一个个说。说小姑娘，这个搞不灵清的，别被她婆婆带坏了什么，他就这么说。然后就到MGT，他说你长这么宽的脸盘子，老公都找不到咧，还好你已经找好了。他就一个一个骂过去的，就无缘无故的。”

 

3.身份困境:角色认同脱节与断裂

 

在村务工作中的价值立场、行动趋向，影响了青年村干部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困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多重身份角色集于一身，从而造成各身份之间的认同困境;另外一种是个体无法通过意义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青年村干部遭遇的显然是后一种角色认同困境。这类认同困境的形成既来自外界的互动，也产生于个体对自身角色的模糊性认知。也就是说，青年村干部对于自己应在乡村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仍处于混沌的状态中。他们尝试尽自己所学与所能帮助村民，但结果往往是力不从心，加剧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怀疑。当其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不能有效解决基层事务时，这种身份困境所带来的影响就愈发显现。一旦未能处理好角色转化的问题，自然会导致自我认同度不高。越来越多的青年村干部感觉“组织认同感”“社会认同感”“职业认同感”缺失，而这些心理感受在很多时候又形成了一个反向的恶性循环，影响到了青年村干部对工作岗位存在价值的质疑。

 

“有的时候真受不了，就晚上跟老公开始哭。我说老子不干了，找什么工作找不到。因为我老公也是一直在创业的，现在是那种小作坊，今年要开厂要扩大......我老公的工人工资都比我高，后来我说我给你做小件(指去工厂工作)好了，以后我给你做财务，考个财务证......我说做什么都行，不想在这儿受委屈。”

 

在与村庄内部的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青年村干部的身份认同困境日渐凸显。青年村干部的身份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外部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但与其关系密切的村领导、普通村民的压力，会更加直接地加剧其角色认同困境。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面临技术短板的普通村民，渴望从青年村干部身上学到能够带领他们致富的知识与技能，这些对于初涉社会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角色压力。此外，来自家庭的内部压力，也让青年村干部陷入紧张的角色冲突之中。很多青年村干部的父母往往并不支持他们回村工作，父母认为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放弃城市优越的工作环境回来农村工作，是一种并不光彩的事情，并且也是没有出路的。这就造成了青年村干部既要面临来自工作的外部压力，还要面对来自家庭的内部压力。青年村干部需要在家庭与工作之间两头应付，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脱节与断裂，从而处于一种两头无着、两面受夹的状态。

 

“我说哪怕加班有个加班工资也好，我最开始不想干的原因是，年底的时候简直不想让人活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还要加班到两三点的，真不是人待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第二天要考试，我都没这么熬夜了。我说我图什么呢。第二天还要来挨骂，图什么呢?......反正就是希望父母能安淡一点，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我们村能搞起来，搞起来之后呢，我自己公婆也不用开厂了，自己也安淡一些。因为我的父母安淡了，其他老百姓也就安淡了。”

 

  

三、原因阐释:青年村干部的发展之惑

 

1.精英俘获:隐藏的权力与资源分配结构

 

乡镇对“村治”的过度涉入，造成青年村干部处于权力结构的底层。“精英俘获”通常是指地方精英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一旦“精英俘获”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现象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分利秩序”。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分利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是包含了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集合体。分利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常的资源分配规则，是以“权力”为中介影响乡村秩序。乡镇基层官员及乡村精英，通过借助项目制以及资源下乡建构起一个非正式的利益关系网络。青年村干部无论是经验、能力还是关系层面，都很难在与乡镇“代理人”的竞争中获胜。乡镇官员为了完成国家的治理任务，通常会介入到乡村选举中，获选的村领导干部也可以通过从体制内的庇护主义关系，从而获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权力合法性。在项目资源由行政权力主导的前提下，青年村干部既缺乏获取村庄治理权的合法途径，又难以获得公共资源的分配权，自然就处在乡村权力体系的底层。

 

“有小组长和老干部的会议，我也不能参加，是硬性要求不能参加。后备干部的话，除了我们开那个大的通报会什么的。像那种小一点的会，有些内容是不可以听的。因为毕竟怎么说呢，有一些手法是非常手段非常处理，就知道的人多不好，反正他们觉得我知道也对我自己不好，对他们来说也不放心，所以这些我都不参加......因为我本来是做会议记录的，他(指参会领导)就不让记。我们也有录音笔、本子，但是他们不让。”

 

村两委领导与村庄能人的联合垄断，使青年村干部无法参与公共资源的分配。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庄内部交际能力强的村庄能人，往往会为了获取公共资源而选择与村两委领导共谋。在分利秩序下乡村自治组织的功能已经出现异化，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践。当选的村领导干部成为乡镇干部、村庄能人的“代理人”，乡村治理逐渐演变为利益集团的非正式治理。村庄内部形成了以公共资源分配为核心的“灰色利益链条”，谁掌握了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就能在村庄选举中获胜，青年村干部则被排除在这一链条之外。村庄精英得到乡镇政府的支持，造成青年村干部在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被压缩，他们并无机会涉足村庄公共事务和利益分配。基层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输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意无意地默认了“分利秩序”的存在，精英俘获实际上改变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这对刚返乡发展的青年村干部而言，既无能也无力改变这种隐蔽的权力与资源分配秩序。

 

“虽然说我们是什么民主、法治自治这种的，但是实际上说实话，就是村民在学历方面可能还达不到那种均衡的要求，每个人的想法他还会切合一些自身的利益，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开展工作，让他们去上书啊什么这种的，还不太现实。因为有的村民就是说，可能想的就是自家门前这块地，坦白来讲本来是可以规划的，但是可能这家人就不让规划了。他们是出于自家的利益，也就是为什么会说百姓百条心。”

 

2.内部生态:传统权威结构与村庄旧秩序

 

在村庄内部的权威结构中，青年村干部缺乏必要的组织支撑。党支部及村支书一般享有较高的威信，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村庄发展。在村级的组织权威结构中，隶属于党支部的青年团组织实质处于瘫痪的地步，难以产生实质影响，未能起到凝聚和动员广大青年的作用。在现行的村委会选举制度下，青年村干部对外的宣传途径本就有限，再加上不受重视和参与机会的缺失，严重挫伤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有的村级团组织即使存在，往往也缺乏自主性、权威性和各种资源，无法指导并支撑青年村干部开展活动。基层团组织的缺位，使得青年村干部缺少了一个全村范围内展示自己才能的平台。在现有的农村内部权威结构中，年轻人即使有能力，也很难通过提名成为正式的村两委候选人。而且村党支部与村支书往往会选择对关键信息进行封闭与控制，没有组织的系统支撑，青年村干部难以凭借个人能力来挑战村庄内部的权威结构，这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他们对村庄选举的认同意识和信任感。

 

“她们两个(指另外的青年村干部)正在面临我初期的情况，就是特别的窝火。因为每一天真的是什么人都见了，就是那种人很无理的，就会觉得很委屈嘛......我听她们俩说，就说不想做了。因为觉得工资又少，然后又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我们三个人跟他们五个人(指村两委成员)是分隔的，因为我们的事情还是小事情，就是很细的活，大活我们做不来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变成了一个小体系，就是我们做一些比较细化的，因为可能领导已经没有心思管这些。”

 

缺乏常态化、程序化的村级后备干部培养机制。传统乡村社会总对青年人存在一定的偏见，存在重资历和传统，服从长者的习惯。村内领导通过从村民中获取的权威而主导了整个村庄的发展，青年村干部往往只能选择集体失语，这些都极大地限制及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工作状态。乡镇领导包括村两委的领导，都先入为主地认为青年村干部在这个岗位上待不久。而且，他们也担心如果培养好的后备干部不能通过选举或者跑去其他岗位就业了，就会有损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威信。这个现象在村庄内部尤为突出，一些村干部担心这些回乡发展的青年是来夺权的，不会主动推进后备干部的培养工作，有的还会给青年村干部的发展设置障碍。有的村支书甚至拒绝收纳优秀的青年人才进入党组织。而当青年村干部未能得到培养与锻炼的机会时，其个人治理能力自然也很难提升。由此在村庄内部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村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后备力量匮乏。

 

“他们(指村领导)说话是这样的，说你们家里就是自己开厂的，在这边不是为了工作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说官话嘛。我反正就是很直接(指提出待遇相关问题)，也很主观......有的时候我是这样说，我说我也不能一辈子靠家里吧。我说再说像我老公那种创业的，他一直都是很需要资金的。我说我们两个不能永远靠家里。”

 

3.角色定位:能力不足与长期目标缺失

 

青年村干部不能充分展示自己所学知识，实践能力相对较弱。青年村干部所面临的身份困境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刚从学校回来参与到乡村工作中，难以在短时间内学会乡村工作技巧以及积累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农村社会缺乏的是熟悉乡情、民情的综合性人才，青年村干部所学的专业知识，如果未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实践，则会制约其随后的职业发展，从而就会产生相应的挫折感与无归属感。尤其当他们没有办法具体指导村务管理工作时，这种挫折感会让青年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与角色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能适应农村生活和环境的困惑，导致了其对于自身身份的迷惘和尴尬。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青年由于长期生活在外，对具体的“三农”问题了解得不够彻底，因此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状态。当青年村干部未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时，必然又会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与付出。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干出工作绩效，没有绩效就无法得到领导与村民的认同。

 

“我说对于这一份工作，我现在是一张白纸，我说我是需要人家引导的，我说对于引导我的人，不管他是老师是朋友还是长辈，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一支笔。我说他给我画成什么样，我这幅蓝图就是什么样。他(指村领导)就是对我这句记得印象比较深，他说头一次有一个人是一张白纸过来的，因为我说我的意思就是希望能碰到有德，有师德的这种人，然后他引导我爱它(指工作)，带我做更好的自己。”

 

青年村干部缺少长期扎根农村的决心与目标。不可否认，部分青年村干部将农村的就业视为一种短暂的过渡工作，有的甚至在村委会整天抱着复习资料备考，完全没有心思处理农村的日常事务，这必然会引起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反感。当个体身处一个社会关系结构中时，往往会根据自己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判断自己的身份与定位。青年村干部在看到无力通过自己改变现有的村庄秩序时，就会按照他人期望来实施行动展示自我，继而逐渐接受外界给定的角色定位，导致其不断降低对工作的认同程度。青年村干部返乡就业，本质上也是一种逆向就业追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将在村任职的经历作为后期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踏板。尤其一些青年村干部，在与自己同年龄段的朋友、同学对比之后，如果缺乏牺牲与奉献精神，自然就会陷入迷茫之中。基层社会本来就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生态考验，再加上青年村干部的自身定位偏差，也就影响到了其在农村工作中的合法性地位。

 

“我不想进两委(指村两委)的，我想在两委之前，找到别的工作。家里人其实也希望我能做一个固定的工作，在县里面做老师那样。我老公是觉得我在这边可以磨一磨我的那个脾气性格，包括为人处世的方式。因为我以前说话比较那个的，比较容易得罪人什么的......可能他心里是认可，但是表面上就一直说，我需要在村里锻炼，反正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引导者，所以我才愿意一直待在村里面，先干着嘛。”

 

  

四、破解路径:青年村干部的“角色重构”

 

1.革除弊端:充分赋权与合法性认同

 

以制度建设破除农村治理旧秩序，充分赋予青年村干部更多的治理实权。乡村社会中的“庇护关系网络”及其衍生的分利秩序，已严重影响乡村治理青年人才的更替。乡村治理有效的顺利实现，需要变革现有的嵌入型的行政主体治理方式。基层政府应当回归“指导者”角色，减少资源下乡和项目进村的中间环节，同时加强村民自治委员会等相关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保证青年村干部在项目建设中的话语权。缺乏制度保障与制度激励，是当前造成乡村青年人才流失的主因，因此，要从制度层面清除青年村干部参与到村庄核心权力机构的主要障碍，充分赋予他们参与乡村治理更多的实权。村民自治委员会名义上是自治组织，乡镇政府应主动减少对村庄治理事务的过度干涉。与此同时，应严格贯彻落实基层民主协商制度，满足包括青年村干部在内的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诉求，以此增强青年村干部对村集体的认同感与参与感，从而打破现有的分利秩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创造有利于青年村干部学习、成长、锻炼的条件。农村党员队伍往往是村两委干部的主要来源，可以将村级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常态化吸纳年轻党员等方面的工作依然存在较大问题，一些村党支部的老党员长期拒绝吸纳年轻的党员，造成干部队伍的严重断层。乡镇一级应当将发展年轻党员，纳入到基层党建工作目标管理以及考核内容，甚至可以将此作为村级党支部班子的年度考核。对于长期不发展年轻党员的党支部书记，可以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组织措施。此外，加强村委会选举中的宣传引导作用，创造条件为青年村干部参与村庄选举扫清障碍。在农村基层自组织的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两委的舆论引导作用，鼓励更多的青年参与到选举之中，对于工作认真、踏踏实实干出成绩的年轻村干部，也应在全村为之宣传，让这些年轻人能够获得平等竞争的机会。

 

2.营造氛围: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

 

基层团组织要发挥主导作用，帮助青年村干部更快地适应农村工作。针对当前青年村干部存在的重视个人实际利益的现状，社会各界都应当为其参与乡村治理营造良好的氛围。农村团组织的长期缺位，使得青年村干部很难获得组织力量的支撑，缺乏必要的引导与帮助。应切实发挥村级团组织的教育、凝聚和动员功能，通过建立各种青年志愿组织，为青年村干部提供最有力的组织支撑。在农村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各类青年组织的存在能够为训练农村青年政治参与能力搭建各类平台。与此同时，必须要注重维持农村团组织高度的自主性与权威，发挥其对农村青年的正向引导作用，为青年村干部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村庄工作中提供必要的知识、技术支撑。此外，青年村干部扎根农村需要有极强的奉献精神，团组织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塑造青年的奉献精神，鼓励青年排除自私自利的观念，努力将自身的知识和精力投入到乡村发展的事业当中。

 

尽量提高青年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增强其职业获得感。村庄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现行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青年村干部的待遇，以保障青年最基本的生活与消费开支。努力提升青年村干部的职业成就感与满足感，通过更多的荣誉奖项来让干得出色的青年村干部得到嘉奖、培训、提升的机会。由于村干部并不是国家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可以适当鼓励青年村干部发展副业，以此来调动青年的参与积极性，并为其长期扎根农村工作创造条件，从而避免青年将村内的工作视为短暂的过渡。与此同时，还需多鼓励青年村干部深入村民的家中，与村民多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真正做到为村民谋福利，以此增进青年村干部的工作职责感与使命感，激活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此外，应加强村干部与青年后备干部的沟通与交流，针对工作内容建立常态化的协商机制，村干部应注重培养青年村干部的实践能力与在乡村工作的小技巧，青年村干部也可以分享自己所学知识与技术。

 

3.提升自我:做“一懂两爱”的新干部

 

努力提升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将所学知识服务于农村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青年村干部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具备扎实的农业知识。努力凭借所学知识推动农民致富，是其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形成公信力的关键路径。青年村干部应努力掌握现代化的农业知识，积极思考、学习和运用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技术。一般而言，农村青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普通村民，再加上他们具有外出学习、工作的经验，其所具备的发展眼光往往也优于普通村民。但青年自身仍需以谦虚的态度投入到农村工作中，与村民相互学习共同成长。除此之外，青年村干部也不能忽视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在实际工作中要紧跟党和国家的政策路线走，努力培养自身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在新时代要增强自身的道德素养，克服依附心理，树立与普通村民平等、合作的意识。

 

重塑乡村义利观，努力成为爱农民、爱农村的新青年。客观而言，青年村干部返乡工作，既是传授专业知识、教育农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接受农村再教育的过程。青年村干部要多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困难和苦楚，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愿，更多的时候要站在普通村民的角度去看待村庄的发展问题。青年村干部自身也要以实际行动重塑传统的乡村义利观，培养自己的刻苦奉献精神，要发自内心地爱农民、爱农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地了解农村、融入农村、读懂农村，千万不能带有强烈的功利心理，仅仅把在农村的工作经历作为考取公务员的跳板，而是要将自身的利益和前途与村庄、国家、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做好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除了国家政策的操作层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离不开社会和青年村干部的共同努力。青年村干部一方面要将国家最新政策传达并解读给村民听;另一方面则要从农民最受欢迎的具体事情做起，正确处理好文字工作与“跑田间”的关系。

 

乡村社会存在的分利秩序，通过隐蔽的权力与资源分配形成了结构化力量，造成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这必然会影响到乡村振兴新战略的顺利实施。以青年村干部为代表的内生型青年治理人才是有知识、有情怀，愿意为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做出贡献的年轻人，也是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的新力量。但应看到薪酬水平偏低、乡村传统保守思想、社会认同度低等现实困境，依然在阻碍着这类青年人才的回归与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青年村干部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一个“自塑”的过程，也是一个“他塑”的过程。乡村社会只有用亲情、友情，用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感召内生型青年村干部扎根，同时真正重视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权益，才有��能为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责任编辑：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