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绅治理”模式的政经逻辑

申端锋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2009年01月23日

“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群众说：
　　富豪参选的目的，荣誉多于实惠。只要选举程序合法，当选后能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合法地结合在一起，不失为一种“双赢”思路。期待能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拿出自己的财富造福桑梓,改善百姓生活。

　　（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工人 陈宇）

　　官员说：

　　这种“能人治村”模式，我们正在全县范围大力提倡推广，这些人熟悉农村情况，有回馈家乡的强烈愿望，也容易得到乡亲们的信任。

　　（重庆市垫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汪天举）

　　村民说：

　　富豪村官具有干事创业的热情。他们有资金、有能力兴办村庄的公共事业，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有许多“老板村官”自己出资为群众打井、上电、挖渠、修路，改善了村容村貌，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我就希望自己村的村官个个都是致富能手，能带着百姓致富。这是我们最看重的。

　　（江苏省如皋市丁堰乡村民 王广余）

　　“富人治村”基础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理解“富人治村”的前提是对中国农村的整体把握，中国农村的区域性差异极大，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不能取代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城郊农村也无法代表普通农业型农村，不同类型农村的“富人治村”遵循不同的逻辑，因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首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郊区以及其他拥有矿产资源的农村，因为有土地、矿产及其他集体资产的巨大利益，村官的位置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村委会选举竞争较为激烈，吸引了包括富人在内的村民积极参选，并出现了贿选现象。有候选人花百万元巨资竞选村委会主任一职，显然是看中了当选后的巨大回报。这当然是极端的个案。

　　其次，在广大普通农业型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人财物持续流出村庄，村官的位置对富人并没有经济上的吸引力，村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年富力强的村庄精英分子都流向了城市，他们生活的重心不再放在农村，选举虽然很规范，但却无法选出好的当家人，村级治理陷入半瘫痪的维持状态。在这一类型的农村，“富人治村”更多地意味着奉献，或者说追求社会和精神层面而非经济层面的收益。

　　不管是追求社会价值还是经济利益，富人之所以能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并受到广泛关注，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富人治村现象背后的深层解读

　　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财富成为村庄社会中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笔者在河南农村调查时了解到，村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必须要有一个致富项目，否则，群众就会看不起你，做工作没有说服力，你自己都很穷，怎么能带领群众致富？为此，当地政府提出了“双强干部”，即工作能力强和致富能力强，不光要个人致富能力强，还要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双强干部”成为村干部的一个自觉追求。

　　在很多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干部的待遇较低，家庭条件较差的村干部自愿退出。比如河南农村，主职干部即支书、主任的工资为240元/月，副职干部的工资为180元/月，这样一个工资水平，如果没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村干部会越来越穷，成为村里的困难户，并且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缺乏保障，还要靠儿女养老。也正是因为此，村干部中途辞职不干的现象非常普遍，村干部职位对年轻人无法产生吸引力，村干部后继无人，后备干部的培养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富人治村具有积极意义。

　　因而，“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模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现象，是乡村社会对村级组织弱化的自主适应和应对，并且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将富人群体纳入到基层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来

　　要发挥“富人治村”的积极效应，避免其消极效应，就要进一步完善村级民主建设。村委会选举为富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参与村庄政治的舞台，但选举并不是村级民主的唯一内容，仅有选举还无法达到乡村治理的善治，必须完善选举的配套措施，真正将富人群体纳入到基层民主的制度框架中来，以制度建设促进村级民主，而不是将村级民主的前途寄希望于富人的良心和自觉。

　　一方面，我们要正视村干部的利益诉求，在发达地区的农村，要对富人参与村庄政治给予鼓励，同时又要完善村级民主监督，村务公开落到实处。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农村，要提高在职村干部的工资水平，并为退职村干部提供适当的待遇补助。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培养后备队伍。农村干部或者说基层治理精英的培养问题历来就非常重要，村干部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总会有意识地通过干部培养来贯彻其意愿。在传统社会，官不下县，基层治理靠士绅等地方力量维系，乡绅有其自身的产生机制。就其产生而言，科举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不光为帝制国家提供官员，而且为地方秩序的维系提供了大量的士绅，他们知书达理，承担着维护地方秩序、教化乡民的重要职责。科举制废除以后，乡村社会失去了产生自身精英的机制，再加上战乱不断，农民赋税沉重，农村精英的培养机制中断，大量乡村士绅搬到城市里居住，成为不在村地主或者绅商，乡村社会的精英由保护型经纪蜕化为赢利型经纪，基层治理出现恶化。

　　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我们对村民自治存有误解，认为村民自治就要实行“零干预”，只要把选举程序做好了，选民自然会选出他们心中的当家人，实际上并非如此。村民自治过于重视选举出干部，忽视了培养对于农村干部的重要性，导致农村干部培养工作严重滞后，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出现个别村官腐败，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老龄化现象严重，文化、年龄结构严重不合理，后备力量不足。由此可见，仅靠选举本身无法产生出村民自治所需要的干部，我们应该将村干部的培养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加进相关条款，以干部培养促进村民自治，使富人群体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一支积极力量。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点评

　　其实,就村官职位的“含金量”来说,如果怀疑富豪自己出巨资是为了谋得一个可以贪污的机会,从逻辑上应该不太容易讲得通:一是如果动机不纯,其风险显然有些过高;二是其已经创办了多家企业,单为挣钱似乎没必要绕这么大的弯子。

　　我们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富豪争当村官都是怀有一颗感恩、勇于奉献的真心，要带着全村人走上致富之路，以此来回报父老乡亲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精神在如今的社会更为难能可贵。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富豪村官”亦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不良做法，就整个抹煞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诸多优点，就回避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问题。如果能在制度上对这一情况加以规范，相信能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也是希望像王文选这样的村官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