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

《中国合作经济》杂志第9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专题，为我们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自身力所能及的行动践行“乡恋”的过程。这也是他们在实现人民大众利益和当时的政权、社会稳定相结合的理想之过程。

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缘于与工业化相伴随的“乡衰”。工业化的强制性天命与中国既有资源禀赋之间的张力所造成的现代化悖论，是知识分子践行“乡恋”的历史背景。

上个世纪前叶，从20世纪初至1949年建国之前，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经济全球扩张在中国表现的时代。这种表现有两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侵略和当时的工商金融等非农产业过度汲取小农剩余；一是内在于民族国家锻造过程中的现代政党和阶级之间的暴力和革命，及其所导致的国家权力向乡村的过度延伸和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伴随这两方面过程的严重后果，或者说支付这两方面事件发生的高成本的，就是小农破产、乡村破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30年，（重）工业化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天命，仍然内在于锻造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换句话说，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其历史使命仍然是“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工业化”。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之路，在当时国际宏观环境制约和自身内生性条件限制下，只能走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当时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都是为了有效地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人、财、物的积累。由此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通过国家动员，在短短30年时间有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积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一个是形成了相对落后的农村和相对先进的城市并存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是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发展中国家，在保证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实现工业化所必然发生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30年来，是全国上下通过改制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的形态入渗中国的时代。应该说，“三农”问题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有研究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但是，以《土地法》（1988年）为转折，中国重新回到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的轨道。于是，我们看到，尽管农业税减除了，国家针对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实施了，国家也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性指导思想；然而，乡村基层组织负债累累，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抵御力和谈判力，乡村治理、农业发展、农民就业与增收等问题均很严重地凸显出来。

可见，中国的三农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情感式的“乡愁”问题，它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要通过工业化的大力发展，实现民族独立、并欲赶超世界最先进国家，而不得不自我剥夺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形格势禁”的产物。只要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就必然伴随着“三农”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百年来的“内在”悖论。

中国知识分子百年乡恋的过程，既是与基层群众相结合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同时是服务乡村社会的过程。知识分子要“农民化”，与乡村相结合，向农民学习，是对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分裂、知识分子脱离乡村和农民的反动，它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基于传统的城乡关系，很少脱离乡村和农民，并不需要这样。知识分子要“化农民”，服务乡村社会，是继承了自古以来就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正是由于“三农”问题伴随历史发展的长期存在，才有了知识分子百年乡恋的现实出发点，才出现了将个体的人生与世纪“乡恋”大潮相结合的种种人生抉择。

于是，在百年历史长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坚执地走向乡村的身影:有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薛仙舟，平民教育之先行者晏阳初，搞乡村建设试验的儒学大师梁漱溟，行行重行行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有参与了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邓子恢、杜润生，在乡村进行“小额信贷”试验的茅于轼，被称为农民代言人的调研员、实践者温铁军，记录了中国农村真实回音的曹锦清、贺雪峰……；有新时期为农民呼吁的李昌平，挂职基层搞综合农协试验的陈林……

而我，作为高校一名普通教师，也为先贤所感召，受同侪之激励，愿数年如一日，在中原农业大县的乡村建设中，践行着“生态与合作”、“农民合作自助与城乡互动互助”的时代理想。

中国新世纪的“乡恋”之传承与开创，必然会成为社会大道。这既是由于知识分子的“乡恋”内在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之中，百年乡恋，当薪火相传；也是因为21世纪的中国，已经作为一个工业产值和财政税收占绝对优势的民族主权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已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举措，“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有其内在的政治正确性和物质基础保障。

当代大学生，一批批地开始了或当村官、或自主创业的新“上山下乡运动”。这从时代社会背景来看，是对新形势下城乡割裂、工农差悬的抗争性实践；而从他们的人生抉择上来看，也是对现代教育中出现“有技术没文化”、“有知识没思想”现象的天然反动。那么，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将个人的人生抉择，与“乡恋”大道结合起来，探寻新世纪的乡村建设之道，当会亲身感受到个体“小我”与“乡恋”“大道”相通融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