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述评

江立华  陈文超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返乡农民工创业是社会科学界较为活跃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从知识积累层面出发，针对有关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研究成果中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和分析。一方面肯定了累累硕果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指出相关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而且还有很大的理论创新和提升空间。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   创业   创业实践    结构性    意向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成为政府和社会当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综观多元话语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众多的研究从现代性、结构性和意向性等视角出发，集中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缘由、群体性特征、创业功能及外部性等议题。本文立足于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评述，力图呈现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明研究的方向。

一、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研究视角

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解析已形成多元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现代性的视角。该视角强调农民工通过向流动，获得现代城市社会的体验，进而不断地型构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生成个人责任感、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等现代性的特征（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4）。这种曾因城市生活与生产而获致的现代性特征无疑成为创业的坚实基础和有效前提，因此，也形成了打工是创业“孵化器”的论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打工培育了返乡创业意识，或者说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使得农民工不满足最低层次的需求，进而萌发了追求平等、公平的意识。（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李含琳，2008）另一方面，打工为创业积累了所需要的资本。（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张军，2009等）。

第二是结构性的视角。与现代性视域不同，该视角较多地强调社会系统中时空“束缚”的结构化特性，主要关注创业过程中的社会性结构因素，如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资本向内地转移、个人和家庭的结构化影响等。（白南生、何宇鹏，200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辜胜祖，2009；胡拓平，2009等），此外，还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社会经济效益。（程春庭，2001；崔传义、伍振军，2008；韩俊、崔传义，2008等）

第三是政策意向性视角，或言问题面向性视角。在现实生活中，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并非一帆风顺。诸多学者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创业实践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在面对创业实践问题时，一些学者提出，让农民工回乡创业享受外地客商的待遇，如三、五年内不收税，或享受国家和地方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业、开发农业、农产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策。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设立扶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专项基金，用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贷款贴息、创业培训和担保资金等。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扶持，为回乡创业农民工提供贷款。（杨雪冬，2005；郭志仪、金沙，2009；江立华，2009等）

二、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研究内容

多学科视角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四大问题，即为什么要创业、创业有什么作用、怎样创业、如何解决创业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或化解创业实践中的风险。

（一）返乡农民工创业缘由

对于返乡农民工创业缘由的解读，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他们为何能够创业，是否具备创业的资本。王西玉等研究证实了打工是创业的前提，没有外出打工就没有回乡创业，打工的经历影响着创业行为，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资金、技术、信息、阅历、企业家精神等，则是创业的决定因素。在实践过程中具体表现为，自身的人力资本的提升、带回的工资，带回市场信息或销售渠道，有的则是直接给原打工企业加工产品等。（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林斐以90年代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由城市打工后返回本地创业的193个个案调查为基础，对农村劳动力从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的—般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打工经历和打工积累对成功创业的影响和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打工过程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提高；第二，打工时的职业经历与创业时选择的行业有关联；第三，打工积累为创业提供技术、信息、市场和资金等必要条件。（林斐，2004；赵曼、刘鑫宏、顾永红，2008）刘光明与宋洪远的研究业已证明创业之初，回乡创业者的大多数是以自有资金为起动资金的。（刘光明、宋洪远，2002）用较为时尚的“资本”术语进行总结，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积累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为其创业做好了准备。（张明林、喻林、傅春，2009）从返乡农民工所具备的创业资本角度进行解读，虽然在大都市中，农民工所获致的现代性则很难发生作用，甚至连适应现代城市生活都有着一定的困难，而返回乡村后，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获致的现代性则成为了创业的资本。从以上分析，可知返乡农民工有着东南沿海打工的经历，使得他们的劳动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恰恰是中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此，外出农民工返乡以后，如果能够把他们掌握的资金、技术与当地优势相结合，积极进行返乡创业，实施返乡创业的“凤还巢”工程，会给中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张军，2009）

其二，虽然资本是创业的基础，但是有了资本并不一定会进行创业实践，毕竟还需要一定的客观环境进行相应的支撑。首先，在经济结构方面，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回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白南生等根据对安徽四川两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结构调整的背景将引起农民是选择继续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创业的变化。（白南生、何宇鹏，2002）针对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为回乡民工创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具体来说，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回乡创业提供了机会。输出地政府将回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措施的一部分，鼓励和支持外出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回乡创业，这是回乡创业者中投资规模较大的群体回流的主要原因。（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由此，可以看出，输出地政府的鼓励和优惠政策是诱发回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当地政府部门的行为则是左右回乡创业成败的主要因素。（刘光明、宋洪远，2002）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下，这种结构性动因已经成为政府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辜胜祖，2009）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也主要归因于沿海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李含琳，2008）或言，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资本扩张已经达到规模效应的边缘，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开始低于内地，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和风险也比内地严重。因此，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开始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资本向内地转移的要求加快。（胡拓平，2009）从二元结构角度来说，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调整。（王展翔，2009）

其次，从个体生命历程角度来讲，回乡创业是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事件和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对回乡创业选择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刘光明、宋洪远，2002）如有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选择回乡创业，有人则因为独特的恋土和恋家相结合的“乡土情结”而返乡创业。（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因此，总结性地说，返乡创业是一条与诸多目标相联系的路径，这些目标包括挣钱、与家人团聚、逃离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压榨以及加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地位。（瑞雪·墨菲，2009：211）

（二）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的功能

无论是“短暂、过渡和偶然的现代性”（波特莱尔，2004）使然，还是结构性动因的作用，返乡农民工创业已经成为一种实践性的行动，承载着自赋或他者加载的功能。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这种功能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经济与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返乡农民工创业所产生经济效益，具体可分为个体经济效益和整体经济效益。就个体经济效益而言，返乡创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显示，回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Ma, 1999）创业者的收人大致两倍于非创业者的收入，也高于其预期的城市打工收入。同时，创业分散了风险，在家庭其他劳动力仍然经营土地的情况下，收入渠道增多，自然减少了风险。（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

在整体经济效益方面，以回乡创业者为领头羊带动城镇经济的繁荣，进而有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农村比较单一的种植结构，提升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走非农化道路。（赵阳、孙秀林，2001；李文安，2003；王胜远，张平，石亚娟，2009；李翔，2009）特别是农民工回乡创业一方面移植沿海有市场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结合当地资源，开发特色产品，提升传统产业。据调查表明，农民工回乡创业主要集中在农村服务业、商业、建筑建材业、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等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以及开发农业，使农村产业结构日趋优化。（刘唐宇，2009）具体表现为，回乡创业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了农业中的规模化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业。（刘光明、宋洪远，2002）或者说，农民工回乡创业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韩俊、崔传义，2008）简而言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村要素资源配里的五种优化效应：人力资本的配置效应、物质资本的配置效应、生产技术的扩散效应、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应、劳动力资源的就业效应。（熊桉，2009）

在社会化功能方面，主要从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促进了个体资本提升、资源整合、社会发展等角度进行阐释。第一，返乡创业有利于农民工释放个人潜能，提高自身素质。（李文安，2003）换言之，创业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也是返乡农民工对高层次发展的追求，以此促进了农民身份的转换，加速了农民现代素质的积累。（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

第二，返乡创业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主要反映在农民工回乡创业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带动当地和就近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程春庭，2001；韩俊、崔传义，2008；郭志仪、金沙，2009；张明林、喻林、傅春，2009）具体而言，农民工回乡创业实现了由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形成了“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的基本格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批新的就业岗位，有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有利于将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配置到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进而将市场化就业机制带回了农村，培育一种新的就业机制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第三，返乡创业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首先，从农村社区建设角度进行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伐，有利于逐步打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郭志仪、金沙，2009）诸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家乡面貌，（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并且有一部分人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中来极大地改善了乡容村貌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刘光明、宋洪远，2002；刘唐宇，2009）其次，从城镇化的角度入手，返乡农民工创业作为打工的一种派生现象，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影响，特别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调整。在此基础上，把城市和农村市场联通起来，共同构筑扩容一体化的国内消费市场，缓解和消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消费瓶颈制约，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城镇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王展翔，2009；阳立高，2008）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规模

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实践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的创业主体、创业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特征来看，回乡创业者以中年男性为主，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韩俊、崔传义，2008）。在文化程度方面，以初中文化以上的中青年为主。（赵曼、刘鑫宏、顾永红，2008）

其次，返乡农民工主要利用掌握的专业技能依托经济基础、市场发育、基础设施都比较好的中小城镇创立成本小、见效快的加工业、小型工矿企业、餐饮服务业、运输业、零售业、农村旅游业等。具体可为，开展农业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和经营或通过城市、乡村两个市场的信息沟通，从事市场中介和经纪服务。（王胜远，张平，石亚娟，2009）从实践情况来看，返乡农民工创业多以小型的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兼业经营为主，多行业分布。经营地点较为分散，但有向城镇集中的趋势。（赵曼、刘鑫宏、顾永红，2008）韩俊等的研究则进一步认为，回乡创业者大多从事非农产业，企业形式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企业规模较小，回乡农民工的创业和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农村或离农村较近的（集）镇，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东中西部差异明显。（韩俊、崔传义，2008）从一些实证研究来看，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诸如服务业、商业、建筑建材业、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运输业等。刘光明等的研究也证实，回乡创业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了农业中的规模化种植和畜禽、水产养殖业，也有一部分人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设，对家乡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刘光明、洪远，2002）简单地概括说，返乡农民工创业领域很广，但主要集中在那些创业门槛较低的产业，并且创办的企业规模都不算大。（刘唐宇，2009）

（四）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诸问题

在面对创业过程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既有来自于创业实践主体方面，也有来自于创业实践的客体方面，如创业环境等。对此，诸多学者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创业实践问题的产生和解决。

1.创业实践中的诸问题

首先，从创业实践主体方面来说，创业实践成为现实必须以一定的资金作为基础。这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即刻成为创业的制约瓶颈，也是最为突出的难题。（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黄建新，2008；刘唐宇，2009）此外，返乡创业农民工缺乏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缺少人才支撑，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创业风险凸显。（刘唐宇，2009；赵曼、刘鑫宏、顾永红，2008）

其次，从创业实践客体看，国家、社会及市场推动着返乡农民工积极创业，但同时它们也是创业实践过程中风险的主要来源。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在政策的缺失和乏力，由于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没有把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视同招商引资一样重要，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使得融资和用地困难，并且地方政府未能摆正与创业关系，致使“三乱”现象时有发生，（韩俊、崔传义，2008）诸如税费负担等。或言，盲目性和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干预，使得创业的发展往往带有非经济因素，侵权回乡创业者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学者则指出，创业政策不够健全，缺少完善和长效的制度机制。例如金融财政支持乏力，得到的支持只是属于本地的“土政策”，由于国家缺少对回乡创业的明确政策，使税务、金融、财政等部门难以操作，返乡创业遭遇资金屏障。（韩俊、崔传义，2008；李翔，2009）在市场方面，服务业和商业是门槛较低的行业，也是主要服务于本地的行业，其市场容量取决于当地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因此，这些行业较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刘光明、宋洪远，2002）在社会方面，主要指回乡创业的组织化制度不完善，缺乏创业指导组织化程度低是回乡创业型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在运行机制方面表现为一种非市场化的制度状态。（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

2.创业实践中的政策应对

如何规避、减少和分担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过程中的风险，学者们相继把矛头指向了政府，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并且寄希望于政府。第一，构建有利的制度环境，引导农民回乡创业。（胡明文、黄峰岩、谢文峰，2006）扶持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取向：一要增加农民工的创业机会，二要提高农民工创业投资纯收入，三要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概率。（胡俊波，2009）第二，政府切实转变观念，增强服务意识，改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管理，构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支持和服务体系，（韩俊、崔传义，2008；王胜远，张平，石亚娟，2009）诸如创业辅导和培训服务、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机制等。（郭志仪、金沙，2009）第三，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宏观协调机制，制定并真正落实优惠政策，优化农民工创业环境，诸如加快信贷改革与创新步伐，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张明林、喻林、傅春，2009；郭志仪、金沙，2009；黄建新，2008）

三、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研究述评

尽管我们有关返乡农民工创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特别是研究只停留在解读的层面，尚未形成一定的解释机制。具体而言：

其一，无论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现代性分析，还是结构性分析，甚至在政策意向的分析，都是在西方话语中打转，不仅丧失了本土特色，或者地方性知识，而且显得新意较少，缺少创新和突破。事实上，西方的话语往往不能解释地方性的特征。如根据西方理论来分析，认为在现代性的影响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具有极强的经济理性，其创业行为也具有主动性。但是他们的经济理性是否需要遵从乡村社会中的规则，是否能够发挥如同城市社会中的效应呢？这也意味着西方社会中的话语是否能够承担起地方性的特征。

其二，理论与经验研究脱节。“没有理论，经验性社会研究工具的使用就是经验主义。而缺少经验性的检验,关于社会的理论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轻率的意识形态”(阿特斯兰德,转引自风笑天2001)。目前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经验研究中，单纯描述现象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各种不系统、不规范的调查比较普遍。理论研究大多是一些一般化的、个别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没有形成对某一方面有关的事实与规律进行系统性解释，也没有提出相对具体的分析框架，没有形成对话机制，致使我们的经验资料有了量上的积累，却缺乏理论上的提升和概括。或言，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没有理论上的优势指导，我们只能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框架下，夸大政府的职能，一味向政府索取过多的优惠法规与政策。

其三，未近距离观察，致使忽视了个人体验及主体的能动性，遮蔽了相应的行动过程。无论是何种分析视角，都是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寻找创业的出路，而对返乡创业农民工个体的主体性尚未能给予焦点式的关注，致使何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群体的本质特性以及生存与发展状态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的盲点。

基于社会现实和学术理论的需求，当前返乡农民工创业实践研究大有可挖掘空间。在理论视角上，可采用比较的视角、个体化解风险机制等建构主义的视角。在研究中，我们要注重创业主体的表达，从自下而上的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近距离观察凸显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主体性，探讨该群体面临什么样的风险？风险从何而来？风险的作用机制如何？如何化解风险？现有社会支持网络如构成的，其作用如何？要在翔实地田野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类似于“农民工转型”的解释性概念，建构相应的解释机制，与已有理论成果进行对话，进一步推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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