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着深刻的社会转型，与此同时，农村自身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家庭伦理也在社会变迁的牵引下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在微观层次上，农民的价值归属，伦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尤为明显，我们所熟知的宗族、村落已经不再是农民进行自我整合的基本单位，在村庄的日常生活领域出现“原子化”、“个人化”倾向。

　　一些学者们就孝道衰落，村庄治理灰化，人际关系自我中心化，人们热衷于赌博和高消费，不关注村庄公共利益等现状得出了农村社会基本道德底线缺失，伦理与信仰匮乏，归属感与幸福感降低等结论。（申端峰，2007）这些纷纭复杂的病态现象往往会让切近农村研究的学者们心怀忧患，在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态下，会将这些问题归结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用道德的“应然”尺度来批评农村出现的伦理问题，而忽略了这些问题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结构性症结。

　　现代化的发展与城市化进行加速，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对于中国大部分农村来说，外出打工也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都历经了城市的洗礼，到城市中去，又从城市归来。这些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是家庭中的主干，又是村子的中坚群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对农村的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换句话说，以这群人的打工经历为媒介，城市与农村发生着互动，农村所具有的来自于城市的现代性，也大多通过这些务工者发生了折射。所以，想要了解农村现阶段所出现病症，应该首先剖析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经历，打工体验，心理状态。

　　一、农村青年的“货币哲学”

　　齐美尔说，货币是现代文明的灵魂、形式和思想的象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齐美尔，1991：265-266）而在农村调查期间，我也恰恰感受到，随着伦理问题的凸显，农民对钱的关注度也空前高涨，不仅对货币的依赖和需求越来越强烈，而且货币逻辑主导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农村居民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的一个核心概念。

　　一份调查报告真实地纪录了一位农村青年的告白：

　　（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关键不在于做得多不多，而在于赚到的钱多不多。如果人很勤快，但赚不到钱的话，一切等于零。以前的老人说靠勤劳致富，我看这话不对，要放到现在，这肯定是彻底的假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赚钱又各种各样的办法。俗话说，“尖子（聪明人）吃尖心，蠢子（傻瓜）吃奴性。”这话在近日一点都没错。聪明的人用脑壳赚钱，蠢子靠赚血汗钱。不怎么劳动，甚至于不劳动就能赚钱，那才是有本事的人，流一滴汗（才能）赚一分钱，是没有本事的蠢人做的事……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样，能赚到钱才是最重要的。（谭同学，2006：105）

　　因为缺少“钱”，所以造成他们对“钱”的渴望；社会上的种种关于“有钱人”传说又刺激起他们对“有钱人”生活的幻想，而现实生活中，勤劳赚“钱”的希望渺茫，又刺激起他们用其他的手段赚钱、想“（赚）钱”，又给整个农村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这段话的关键词是“钱”，“钱”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多数农村青年的价值核心，并影响着他们的行动逻辑。现代性通过人们对货币的无限渴望这一症候表露无遗，也许货币确实能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农村社会所面临种种现代性病症。

　　本文就以“钱”这个关键词入手，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作为理论视角，来试图剖析农村青年是如何受到以金钱为逻辑核心的现代性的影响，又将对金钱的关注畸形地投射到农村社会。

　　二、“没意思”的人生与“当有钱人”的梦想

　　本文的材料来自于我在2007年春节期间在辽宁开原中固新郑村进行的田野调查。该村比邻国道，交通便利，距开原市70公里，村里没有工业收入，家庭经济收入以农作物和外出打工为主，2005年，村家庭年收入的4370元中，外出务工收入达3116元，占总收入比例的71.3%，是一个典型的外出务工型村庄。村总人口为4100人左右，长期在外务工人员1400人（按乡镇派出所登记数字），年龄大多集中在20-55岁之间，其中男性占71.2%，女性28.9%。

　　笔者主要针对35岁以下的青年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了滚雪球式的抽样调查，调查方式以访谈为主，辅助以问卷调查，以备基本材料的收集。在调查的51人中，36人有三年以上打工经历，其中27人长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回家。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影响并改变着村庄的现状，他们的未来也会决定了村庄的走向。

　　在我调查的农历腊月、正月期间，农村中青年人的生活被“紧张”的休闲生活占据着，整个正月，他们几乎都在麻将桌上度过，按以前农村的习惯，白天是不关大门的，串门很方便，但现在，打麻将的人家为了怕别人打扰，干脆锁上大门，整个村庄看上去有点死气沉沉，完全不像我想象中农村迎新年时应该有的热热闹闹。

　　小文，男，28岁，第五组村民，初中二年级辍学，20岁父亲去世后，开始外出务工，家中有两个哥哥。19岁那年，他四伯逼着他学了一份手艺，给他办了一个电焊上岗证，小文的主要收入就靠这门手艺。

　　“我烦干活儿，到外面干活儿有啥好的，最没意思了。……打工太累了，不是人干的。我到过沈阳，干建筑，我是技术工，活儿比不上力工累，但是吃的住的，太糟尽（折磨）人了，给我们吃的，现在我们农村的狗都不吃，真的。住的就更别提了，20多人一个大铺，一两月都不洗澡，味儿特别大。干完一个活儿，都没人样儿了。回来的时候，坐着大巴，碰到城里人一下，人家拿手掸半天，嫌埋汰（地方口语：脏），叫人瞧不起。”

　　“我们这样的，活一辈子也不知道啥是享受，啥是真正的一辈子。那次在沈阳，我身份证丢了，连网吧都没让我进去，我就去过一次超市，买了一包方便面和咸菜。……能有钱就啥都解决了，想去那儿去那儿，想买啥就买啥，我看有钱人啥也不用愁，整天就是玩，要不就闲呆着。我下辈子说啥都不托生在这儿了，活一辈子啥感觉都没有，不咋地。”

　　这种言论代表了时下很多农村青年的心声。我的调查资料显示，有62.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71.4%的人希望自己将来成为有钱人，而问到他们希望通过什么方式赚钱，竟然有七成的年轻人回答“中大奖”，还有几个说“抢银行”，这种回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打工前途的失望。在他们中只有四个人认可“致富要靠勤恳劳动”，而其他人则对这种观点抱有彻底怀疑。

　　在访谈过程中，我经常能感觉到一些年轻人对生活所持有的消极态度，打工时间越长的人，越不愿意接受访谈，这些年轻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没意思”，“没劲”。这种消极情绪直接影响了家庭生活和对村庄事务的参与。家里的老人们都说，这些孩子出去见了世面，回来却越来越不懂事了。他们不愿意和家里的长辈交流，甚至不愿意按照传统规矩去拜年和上坟。“（这些年轻人）要不就是在外面喝酒，赌钱”，“要不就是在家里守着电视机没完没了地看”。而在村庄事务方面，一般来说，无论是村里的民主选举还是一事一议，村干部很少会想到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在心理上越来越不认同村庄了。这些年轻人反而认为长辈们的思想太落伍了，啥也不懂，没法谈，不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多年不在家，村里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啥用。他们最热衷的就是和一起打工回来的哥们打麻将、喝酒。可以说，现在农村出现的伦理危机部分地是由这些年轻人造成的。

　　还有一部分人向我描述了他们在打工期间对城市抱有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以及在领取劳动报酬时难言的心态。

　　小英，女，22岁，第四组村民，初中二年级辍学，16岁开始外出务工，先后在箱包厂，超市和一家饮料厂干过，家里有一个哥哥，今年家里给订了亲，就不出去打工了。

　　“一般我们村女孩都不在外面打工，一个女孩家在外面危险。我们家经济状况本来就不行，我15岁那年，我爸干建筑的时候，从六楼上摔下来，万幸把命保住了，就那年，我和我哥都不念了，出去打工。……这几年就别提了，说是去了沈阳，去了大连，但大城市真的啥样儿，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吃饭，干活，等着拿钱，没意思。在沈阳的时候，都说那里是大城市，可是我们的工厂在郊区，还是个平房，黑黢黢的，连个药房都没有，我开始还以为沈阳就这样，和农村差不多呢。”

　　“拿不到工资时候，心里着急，愁，拿到钱了，就高兴一会儿，然后还觉得没意思，就觉得，自己累死累活，就值这点钱儿。我第一年在箱包厂，干了七个月才拿到300块钱，把我按半个人算。你说，我们出去可多不值个钱。”

　　与在许多城市打工的情况相似，这些年轻人将恶劣的工作环境与城市本身联系在一起，之前对城市所报有的幻想破灭了，城市也只是把这些年轻人当作是劳力的载体。低廉的货币度量了这些“劳力”的“价值”，让“劳力”突兀存在于“我”之外。在被衡量之前，作为个体“我”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生活会是有滋有味的，但货币的介入，尤其对劳力的廉价低估，让他们对“我”产生质疑。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不值钱”，但另一方面，现实所给与他（她）们度量品也只有这些，迫使他（她）们不得不重新地认识自己，将充盈着不确定意义的“我”与“廉价劳动力”联系在一起。

　　三、现代性畸形折射下的打工心态

　　这些农村青年，在打工过程中所经历的心理压力一部分源于大工业生产的内在特性。齐美尔总结社会分工的特点时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社会地位和精神地位越高，他们的生存就越建立在地位较低的人的劳动基础上，他们自身不是用劳动而是用金钱来酬谢这些人的劳动”。（齐美尔，2000：57）付出劳动和接受报酬是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人被当成了实现产品这一过程的工具，他们来了又去了，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工业社会，没有人把这些年轻人当作目的本身，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具有内在差异性的“个体”，他们所充当的仅仅是庞大城市实现无数现代化梦想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手段而已。康德在他三本批判著作的阐释中，立足于发现人的主体价值，他认为人的最高本质不是其他，而是人本身，人不是其他目的的手段或中介，也不是到达其他超越性的至高价值的桥梁，“人就是人”。小文反复说到打工生活“不是人过的日子”，“打工的不是人”，虽然他提到的“人”，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人”，但是，在本质意义上，小文意识到，在打工过程中，被当作工具的“自我”，失去了做人起码有的尊严、自主性和完整感。

　　工业化生产方式将来自农村的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隔离，让他们没有机会参与到劳动果实的分享，在货币的参与下，作为工具的他们承受着现时支付的羞辱，付出劳动后，领钱，然后就被打发，这些青年往往只完成一个生产流程，就被迫离开，没有机会看到劳动成果最后的呈现，劳动所应具有的价值感、甚至审美感都被无情地屏蔽了。作为一个个体，他们被大工业的产生流程所切割，对自我没有连贯的认知，而以碎片化的感知方式来认识自我，认识外在世界。

　　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仍执行的城乡壁垒政策使得这些农村务工人员所承受的疏离感远胜于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普通工人所感受到的。如果说工人感受到的劳动与成果的疏离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但起码他们能够作为整体的人对劳动投入的所在地产生一个大的区域认同，他们是劳动者，是城市中某个家庭中的一员、是市民、也是公民、是社区居民、是这个城市中某一俱乐部的成员。而相比较之下，我国的农村青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是被这个城市所排斥的，他们除了是出卖劳动的工具之外，就什么都不是，在城市中，这些青年作为“人”被完整地隔离，除了干活儿，拿报酬以外，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这个城市分享，在这个城市看来，他们不需要情感表达，不需要话语交流，不需要娱乐，不需要学习，更不用说来满足作为人应该得到的审美需求和爱的需求。

　　更为可悲的是，绝大部分的劳动雇佣者并没有让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拿到能与他们的劳动付出相匹配的货币，打工者获取报酬的方式和获取的数量都决定了这种劳动付出的屈辱本质。

　　齐美尔在论述性别关系中的货币时说明了货币在量上呈现的差异所给女性带来的不同感受。在非常大的数额下，货币价值便具有一种稀有性，为货币价值蒙上更个性化、更不可混淆的色彩，使它更适合成为人格价值的等价物。（西美尔，2000：79）数额足够大的货币可以激发人们对对象内在本性的关注。反之，数额小的货币却抹除了差异性，使交换变得令人尴尬。货币量的多少和支付的方式使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或者成为新娘，或者成为妓女，而社会对这两者也有着天壤之别的态度和对待。

　　微薄的报酬使出卖劳动力的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廉价的衡量使他们的内在品质和人格都受到了歧视和玷污，这些人所感受到的只有作为碎片式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小英虽然没有能说清楚她在领取工资后的悲哀，但是，很明显，这种悲哀是源于被廉价量度后的卑微感。

　　四、结论

　　城市打工经历刺激了年轻人对金钱的欲望，而不公平的劳酬交换却又肢解了个人对于整体未来的自信。年轻人知道了钱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宗教”，于是他们弃村庄的道义伦理于不顾，用城市给与他们的冷漠来回报自己的村庄。

　　“（现代社会）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的同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的从我们手中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西美尔，2000：8）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农村社会的伦理问题的出现的根本是由于“钱”成为村庄逻辑的普遍核心，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原动力。宗族伦理不能满足他们对金钱的需求，传统的道义在钱的欲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村庄的年轻人对“钱”抱有的想象和渴望，以及相伴而生的钱的不理性利用与追逐，无一不是现代性病症的畸形投射。年轻人的自卑感，无力感，乃至自我缺失等负面感受，都需要在回到村庄之后，借助其他方式得以缓解和抒发，以寻求心理平衡的重建。而我们可以预想，寻求释放的负面心态无论如何不能给村庄一个良性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德]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C].涯鸿、宇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谭同学.乡村社会转型中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迈向“核心家庭本位”的桥村[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 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申端峰.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危机[J]. 中国评论，2007（3）。

　　5、[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