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与当代新乡村建设

——何慧丽于2008年3月7日晚在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报告厅的讲座

 乌有之乡

在座的各位大学生，当属于知识分子的生力军，或者说属于即将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类年轻人。当代的新乡村建设是很多阶层都参与的，也应该是很多人都来谈的。因此今天的讲座呢，我想，应该由当代新乡村建设的主力军，比如说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家，作为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做工作的基层官员——乡村干部，让他们一起来讲。所以，我就把河南民营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张培举先生，河南省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支部书记、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先生都请过来了。这种混合不同身份的团队式的群体演讲法，是我们这几年乡村建设中进行“知行合一”的必然创新。因为事情是大家一起配合着干的，谁干谁有第一发言权，谁干了谁说话就有底气。而且，说话的过程也构成了干事的环节的一部分。

今天我的角色是说说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与当代新乡建设。百年乡恋的过程，既是知识分子与基层群众相结合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同时是服务乡村社会的过程。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特别欣赏历史学家吴于廑的一句名言：“研究现实要有历史感，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当代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和当代新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历史的厚重册页中找到一些回应吧。

一  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缘于与工业化相伴随的“乡衰”

现在是2008年了，我们向前减去一百年就是1908年。上个世纪伊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回忆一下。1901年9月，由德、奥、匈、比、西、法、英、意、美、日、荷、俄等国与清王朝签订了《辛丑条约》，清政府赔偿各国军费4亿5000万两白银，还签订了其他的很多丧权辱国的条款，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后来，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被西方工业化国家瓜分、国内各路军阀混战不休、日本伺机侵略中国的深重的政治危机，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危机，以及传统礼治秩序遭受破坏的文化危机。那么，我们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所出现危机的实质原因的？而当时的实质原因与现代史上的中国发展规律有没有雷同之处？换句话说，从那时起中国近百年来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以及内部趋动力，是否可以找到大致一样的规律性解释？

上个世纪百年间，我们的国家经过了4个时代。上个世纪初，是清代末期，接着是蒋介石时代，一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这个时段，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经济全球扩张在中国表现的时代，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商业、金融资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大举进入中国，在必要的时候附之以政治、军事等手段进行开路和保障。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外发强压力之下，中国的各阶层势力纷纷凭借既有资源，或者寻找资源，进行反应或反弹。中国的官僚和封建势力在偏安保全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某种变革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清朝在19世纪末期就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图强”，蒋介石时代有个黄金增长10年（1927—1937），这也是在当时的官僚资本主导下拼命地发展工业化。旧时代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工业化，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小农破产、乡村破败、社会动荡和政权不稳定。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三十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还是在干一个事，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不同于旧时代的是：我们进行工业化、现代化有了独立的新政权的政治保障，却在帝国主义的国际封锁之下少有外来产业资本的介入（除了初期的苏联援助）。在自主的新政权的保障下，采取了有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快速地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当时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都是为着有效地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人、财、物的积累而设制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形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通过国家动员的方式在短短30年时间有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积累，形成了工业化完备体系；一个是形成了相对落后的农村和相对先进的城市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到了改革开放的邓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全国上下通过改制全面发展的时代，也是中国融入新时期的全球化、新时期的全球化以各种产业资本的形态入渗中国的时代。此时的全球化与旧时代的全球化特征自是今非昔比，此时的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旧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鉴于资本的特性古今中外并无实质区别，所谓的由发达国家的资本牵动的全球化的目标也并无实质区别；清、蒋、毛、邓四个时代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重要使命、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无实质区别，因此，我们感到，这四个时代也许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在起作用。这个统一的规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百年来中国所发生的过程，是人地资源关系日趋紧张的发展中的小农大国，在严峻的国际宏观背景下，追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参照下的现代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只能通过自我的第二第三产业剥夺小农剩余的方式进行内向型发展。

也就是说，全世界都要学美国，学英国，都要工业化、现代化，中国也要。但中国和人家不一样在哪呢？你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你的资源很紧缺；你又是个小农国家，你不可能殖民国外，你也不可能贩卖黑奴啊，你也不可能掠夺别国的资源，把你的高附加值产品随心所欲地销向其他国家啊。你只能通过一定的制度保障自己剥夺自己，通过第二、第三产业剥夺小农产业、城市剥夺农村、非农阶层剥夺农民阶层的方式，进行自我积累的内向型发展，这就是事实。总之，不管哪个时代，政治体制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发展我们的工业、商业、金融业，及其聚集地——城市，你不可能剥夺国外，你只能依靠自己，剥夺自己，剥夺我们的小农，农民、农村、农业。我们看这4个时代，谁能很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谁就能过的好一些，哪个时期的社会就相对稳定一些，那个政权就能得到稳固；解决不好，你就社会动荡，你就朝代替换，无一例外。

我们看三农问题，上个世纪中上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体现在农村的高利贷、金融压榨、产业压榨、小农破产、乡村凋蔽。那么后来呢，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这个期间，其实我们还是这么个情况，城市产业大力发展，而我们的农村农业发展还是萧条，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人民公社必然解体。现在，时值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力增长了，我们高歌猛进地进行城市化、工业化，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农村呢，确实是跟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了。四大银行成为汲取农村资本的脉管，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使得大部分地区的公司成为工商产业汲取小农剩余的汲管。虽然我们已经解决了13亿人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然而我们的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却日益凸显了。“三农”问题成为中国21世纪的世纪性问题。

可见，三农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感情、情结问题，它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要通过工业化的大力发展，赶超世界最先进国家，而不得不自己剥夺自己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只要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就必然伴生着“三农”问题。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对上世纪百年中国历史的解读。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有两点：一个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是学以致用。“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是知识分子百年乡恋的现实基础、问题出发点。知识分子以自身力所能及的行动，践行“乡恋”的过程，也是在践行人民大众利益和当时的政权、社会稳定相结合的理想之过程。

二  知识分子百年乡恋之人物掠影

其实，上个世纪，从1900年到1927年，1927年到1937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农村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那个时候，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就坐不住了，就纷纷地以实业、教育等方式进行“农业复兴”和“农村建设”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为着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着当时政权稳固的长远利益，也是为着社会长期稳定的利益。伴随着三农问题的严重突出，所谓的这些以生产知识为任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他叫晏阳初，1890年出生，他活了100岁，直到1990年去逝。晏阳初是留美的博士，被誉为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他最爱说的话就是：“走出象牙塔，踏进泥巴墙；开发农民的脑矿，扫除文盲，做一新民。”他曾说过：有新人，何患没有新路、没有新国家。所以他想通过平民教育的方式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受三种力量的影响，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基督，一个是苦力。所谓的苦力，就是他看见人民的苦难，他认为人民都是聪明的，他们的脑子就像潜力无穷的矿产，都是可以开发的。于是他带着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硕士、博士，骑着毛驴到乡下去。他还要农民化，因为他觉得这是帮助农民、化农民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是这样做的：他愿意和中国最基层的人民一起，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还要改造他们。晏阳初老先生，他一辈子从事贫民教育，他总结了进行平民教育的十大信条，他认为这十大信条太有意义了。其中有“深入民间；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不是救济而是发扬。”我们看，当时晏阳初这样一个大海归，他就是这样和农民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个人是梁漱溟。梁漱溟原先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是著名的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他生产出了许多的文化知识，关于宗教方面，儒学方面的，他愿意把这些生产出来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他对当时的社会也有很深的认识。他的学识深为曾在北京大学听过他讲课的军阀韩复榘所赏识。韩当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邀请他在河南做乡村建设实验；韩后来到了山东当政府主席，他就跟到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去了。同样，也是搞乡村建设运动，他一共做了七年。梁漱溟的思想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主义。他愿意在这样的乡村建设中学以致用。他愿意让自己的知识与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他最强调的是两点，一个是农民自觉，一个是乡村组织。

第三个人是陶行知，他是人民的教育家。他的学问并不是学究化或学院化，他愿意让自己的学问与当时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他在五四运动以后从事贫民教育运动，他原先叫知行，后来改名为叫行知，因为只有行动才会有知识，知识和行动不是脱节的。我们来看他的一些名言（其实他的名言很多，大家可以上网查看）。大家看——“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他认为知识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所以他把知识这样来解读。他很愿意深入民间，他就是大众化，平民化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一些歌中看出这一点，比如《镰刀舞歌》，还有《首脑相长歌》。

我们看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再来看我们这个时代，他们那会儿和我们现在的时代简直没法比。现在是天，以前是地。但是现在依然存在着三农问题，一样存在着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存在着整个国力增长而我们农民农村农业建设实际落后的问题。而我们当代究竟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费孝通，他是上个世纪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如果说前面介绍的三个人，他们是怀着对人民大众的苦难的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把自己的知识给平民化，在做事、做人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而费老则不仅是在做事、做人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最重要的是做了有利于人民的学问，他是跨越学科界限、开拓学问境域的一匹野马！是真正的“有的放矢”的做学问的大家。费孝通老人家，他一生的历史就是对这百年中知识分子“乡恋”的一个印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主张到田野去。当时包括他在内的一个学术团队纷纷去乡村调查，他们信奉一句话：“原野是可爱的地方，是我们问题的所在。简单结实，那些从前只让太阳和月亮照到的社会事实，现在都在手下支配了。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最乐，发现事实，发现真理，留在后方的人只感到一股酸味儿。”（《社会学社：送行》，载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费孝通早期的著作，都是在村庄里完成的，全部都是关于村庄的事情，都在谈论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他的第一本书叫《花瑶蓝社会组织》。他和他新婚的妻子到广西去搞调研，他掉到了当地的一个捕虎阱里，为了救他，他的妻子着急去叫人，结果在黑夜里不慎掉到河里被激流给冲走了，牺牲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都是他早年的著作，这些也都是他“学以致用”的著作。后期，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他还是立足于乡土，提出了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全国一盘棋的理论，他的学术价值，旨在富民。他总是说：“我一没权、二没钱，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就能为富民的目的出主意，想办法。”这就是他的学术价值。

我们再来看建国以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不是像我们一样天天坐在教室里，而是去上山下乡。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1975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那个时代有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去和农民结合。一个是改造自己，一个是为农民服务。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经济背景是什么？我们的解读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实质是资本增密的排斥劳动力的工业化，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原料，一方面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就业及其消费；而农村要生产出大量的供工业发展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总之，仍然是工业化的附带现象，是服务于工业化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有着时代背景制约下的服务于全局的作用的。这里有一张图片，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乡村里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吹拉弹唱、活跃乡村文化生活。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三年以后，粮食大丰收，粮食大丰收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叫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粮食问题啦、农村土地问题、农产品流通等问题，如何在承包制的前提之下进行解决？那时候有一批人，以曾经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领导下的一个团队为代表（其成员有杜鹰、温铁军、朱守银等），我们把这些人称作上个世纪80年代愿意跟基层结合做实验、并以实验的结果来指导全国农村发展的一批人。他们的实验涉及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建设、农产品流通和农村金融体制等方面，范围涉及到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64个县市农村，时间是从1987年到1998年。他们使用的方法叫实验法。大家知道，做学问其实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就叫做实验，自然科学要做实验，社会科学一样要做实验。在80年代的改革实验期，他们用做实验的方法试做了很多事情。他们那个时候三十多岁，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这一批人现在大都是三农学界权威，在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90年代，他们的研究为中央文件中关于农村方面的指导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与他们那个时候到基层中去，与基层人民相结合做实验紧密有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有的学者就到乡村去做调研，他们不唯上、不唯外，在一定的调查素材积累基础上，写出了有一定水平和影响力的作品。这里可以介绍两位老师：一个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曹教授于1996年花了半年时间，到以开封为主的黄河流域去调研，写了《黄河岸边的中国》，现在已经重印了14次，非常有价值，现在到图书馆还找得到。从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在华中科技大学，有以贺雪峰为首的乡村治理研究者，他们自称为“国情共识派”，呼吁做学问要——返回国情、返回常识、返回个案中来，他们愿意到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做一些概括了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的特点的研究。他们在观察了大量的农村选举实况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地进行部分乡村改良的试验基础上，总结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以贺雪峰为例，他写了《乡村治理的基础》、《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等书，他应是我的同龄人的一个楷模。

在人物梳理的最后，我们不得不强调一个人，他就是温铁军教授。温老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跟他的同事们进行农村改革的试验，90年代在三农问题日趋恶化之际，他一直在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或者缓解进行呼吁。本世纪初，在他的指导和激励下，有桂晓琦、李昌平、姜柏林等来自基层的干部，以及刘老石、邱建生、何慧丽等知识分子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进行有关农村改革、乡村建设的各种研究和实验工作。截止现在，实验曾取得了很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内容涉及到资金互助、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以及农村文艺队等多个方面，范围达至十余个市县区的几十个村庄试点。实验宗旨是“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实验的动员经验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社会参与”。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强调“生态”和“合作”两词，也强调政府主导下的“以城返乡、以工补农”的城乡互助。温铁军老师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被北京市委组织部评选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他以及他的志愿者团队深入民间、进行新乡村建设实验的事迹被广泛宣传，足以证明他的行动的时代特色。

显然，任何“自信”的宏观叙事都是挂一漏万的。以上所选人物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党和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生态文明”、“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思想，这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以当村官等体制内制度设计方式，践行“乡恋”情结提供了政治的制度保障机制。大家可以看到当前在全国各地都兴起大学生直接下村当“村官”现象，可谓是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的表现吧。

三、 历史经验的传承和当代新乡村建设的时代任务

刚才我们穿越历史介绍了很多人物，有的是在做学问方面愿意与人民群众结合，有的是在做事做人方面尽力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座的各位应该向他们借鉴如下三点——

第一点，我们怎么做人。这样一些人，他们要和农民在一起，要和社会上的弱势者在一起，他们不会嫌农民脏、嫌农村穷，这是非常可贵的。晏阳初先生说：欲化农民，先农民化。他本来是不抽烟的，但是他为了和农民在一起，就开始学抽烟去接近农民。这体现出了一种做人的哲学。所以，无论你有多高深的知识，多么聪明，你都要学会去做人。而我发现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教育有一些不足：作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们，许多人是“有技术没文化”；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是“有知识没思想”。

第二点，怎么做事。就像陶行知说的，做事并不一定等毕业之后。因为你要去做事，你才能获得知识。所以我说，你可以利用寒暑假，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地为他们唱唱歌，将自己融到农民群体中去；去跟小孩们结朋友，为他们上上课；也可以将你的专业和农民们联系一下。你可以一方面改造自己，一方面呢，给他们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你实际上就学会了做人，学会了谦虚地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一件件地做下去，串下来，与别人的事情勾连起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业。

第三点，向前人学习，借鉴如何做学问。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学问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乡村的感情，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根的感情。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能够去继承一些先人们的做法和他们的思想。在座的这么多人，有些人以后可能就是去生产知识、去搞研究的。大家以后如果去搞研究，就要像费孝通等学者那样去搞研究。去最基层的地方，得到最实际的情况，把这些东西总结提取出来，最后去形成有利于基层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东西。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今后如果你去生产知识，那么请你走到民众中去，到农村去，去看一看火热的基层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对其现象进行解读，总结，形成观点和理论，然后再用这样的高于现实的观点和理论去指导现实。而不是只唯书、只唯上、只唯外。

     实际上，这几年来你们的同龄人已经在新乡村建设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好的下乡经验。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大家的同龄人的乡建剪影。第一张图片：这是2008年的冬天，河南大学的同学就要到河南省兰考县的乡村去进行支农支教活动，在校门品举行的一个启动仪式。第二张图片：这是北京林业大学的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的成员们在进行丰收腰鼓的表演。他们在长期的支农支教活动中，发现了一个很好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学会一个大众化的文艺技能——比如敲腰鼓、扭秧歌，到乡村去，和农民结合。接下来的一张图片是：三年前，在河南省兰考县，由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等大学生们带着小红帽（上面写着“唱响新乡村”的字），去和兰考农民合作社的社员搞“欢度国庆、共建乡村”的大联欢。大家知道他们唱什么？他们唱的是新改编的《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贫穷自私开火，让一切不合作的事物死亡。向着太阳向着小康向着新乡村发出万丈光芒。”

讲到这里，大家发现，其实大学生们到乡村去，首先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形成一道亮丽的新文化风景。你们可以去唱，去唱响新农村，去为乡村带去一股积极向上的、清新的风气。当代的新农村建设，是需要文化建设的，你们可以去学习打腰鼓，可以去表演秧歌，可以以各种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文化表现形式，歌唱劳动、歌唱奉献、歌唱合作。

你们可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给农村的组织送去科技图书、送去物品等。第三件事是参与乡村组织建设——文化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社会合作组织等农民合作体的建设，大家可以是很好的协助者。 第四件事情是将我们在城里的日常消费和新农村的生态农业建设联系起来，就是以可行的方式参与我们这几年来在城里搞的城乡互助合作社。

总之，每个人，每个群体的力量就孤立地看，都是有限的，单薄的，但是，如果我们清醒地认清自己的弱点和长项，也能弄明白如何在传承先人经验和精神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使自己有限的力量融到大家一起做的时代事业的洪流之中去，那么，才会在有限中体会到无限，在自主的合作行动之中感受到强大和壮丽。

21世纪的新乡村建设的几个关键词是：1、增收。注重科学技术，注重经济发展，注重农民增收。 2、和谐。注重乡村公共的软硬件服务，注重合作的制度建设，注重农村贫富差距的缩小，注重乡村秩序的重建。3、生态。注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建设，注重绿色文化和文明的建设。大家若能体会到“增收”、“和谐”、“生态”三个关键词在当代新乡村建设中的深切含义，一定会以己之长融到这样的新乡村建设事业中去，在这样的事业中成就自己，造福乡村。

今天我们请来了以投身到当代“生态农业”建设事业为奋斗目标的张培举先生，还有以投身到当代“和谐合作村庄”建设事业为奋斗目标的张砚斌先生，下面就请他们分别给大家做生动详实的报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