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农民的聚居形态差异极大，既有华北数千人聚居一处的大型村庄，又有华南数百、上千人聚居一处的宗族村落。川西平原农民是分散居住的，三、五户一个坝子，或叫院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村庄聚落也不大，一般10来户，叫做埭。长三角农民的聚居规模与湖北荆门很接近。湖北荆门丘陵农村，农民10多户住在一起，叫做湾子。英山县农村，农民居住较荆门农村更为分散，往往是三、五户住在一起，也叫湾子。英山农民住的比荆门农村更为分散，是因为英山多是山区，而荆门多是丘陵，丘陵地区田地较山区多，山区田少且地薄，能养活的人口就少，同样面积土地就只能容纳较少的人口。因此，英山农民住的更为分散，农民聚落就比荆门农村的规模更小。

用山区和丘陵或平原等地型特征来解释农民的聚居形态，显然很不完备，因为长三角和川西都是平原，理应村庄规模较荆门更大，但事实上，长三角的村庄规模与荆门农村相差很少，而川西平原农民住的较荆门丘陵农村更为分散。相反，华南农村多是山区，这些山区的南方农村，村庄规模却远高于荆门、长三角，更不用说高于川西和湖北英山农村了。倒是华北平原的村庄规模极大，是当前中国农村规模最大的村庄。

理解村庄规模，显然不能只考虑地型，而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择要来讲，如我在川西调查随笔《村庄类型的想象》一文所说，至少要考虑作物类型、气候、土壤、交通、水利等自然因素和治安、村庄成长阶段、家族等社会文化因素。

与村庄规模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不同地区村庄内部结构的差异。华南村庄，不仅规模比较大，而且多为宗族型村庄，所谓聚族而居，时间既久，就一脉发展下来，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型村落。当一个地方已有众多家族人口，不再能容下更多人口时，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就迁往另一处发展，再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宗族村落。华南农村多山区，在最近500年的村庄成长过程中，华南农村相对比较稳定，人口繁衍较快，由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区，因为从南美引进玉米、红薯等作物，不仅提高了土地生产粮食的能力，尤其以前难以耕种（因为杂草生长太快）的坡度较高的山地，也因为可以耕种具有极强生命力的玉米、红薯、土豆，而得到有效开发，华南农村因此形成了众多相互有联系的宗族型村落。当前华南的宗族村落生长期，大致在20—30代，也就是说大致有500—1000年。1000年前为唐宋之交，正是唐朝末年的战乱，使中国人口大量南移，形成了当前南方农村人口的基础，其后南方一直相对稳定，南方村落因此有一个完整的聚族而居的生长周期，宗族与村庄合为一体，且很多宗族超过村庄而成为超过村庄规模的强宗大族。

在南方宗族村庄不断地由平原而丘陵，由丘陵而山区地生长发展的过程中，土客矛盾及宗族矛盾很自然就会发生。来自北方的汉族人与南方的土著居民之间会为土地归属产生矛盾，人口快速繁衍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

土客矛盾及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争夺土地、山林和水源权力的斗争成为社会常态，这反过来会加强宗族内聚力。而南方多雨、山林等地理因素，又容易出现产权不清的弊病。这就更加强化了宗族型村庄的重要性，非宗族型村庄就越发缺少了存在下去的空间。

南方聚族而居的村庄因为经常的宗族间矛盾，而使村庄内的宗族团结更为强劲有力，典型表现就是村庄内众多的祠堂和公田。据调查，建国前，福建、广东一些地区，宗族公田占到所有耕地数量的1/3以上。宗族之间的矛盾与宗族强有力的内聚，是一体两面的。

强有力的宗族内聚，就使得宗族识别变得重要，外姓的人来村庄，是不容易融入宗族的，外姓人与本姓人有着严格界线。外族外婚制又使得宗族的女子必须外嫁，宗族通过联姻结成了既团结又斗争的超村庄的地区治理格局。

因为南方多山区，宗族村庄的规模也不能太大，不然土地就无法养活众多人口，或村民不得不到相当远的地方耕作。在南方多雨且多为粘土，交通不便，农作要依靠肩挑人扛时，耕作距离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宗族村庄的规模一般要远低于华北村庄规模的原因。

华北村庄规模较大的一个有利因素是气候较为干旱，土壤多为沙土，农作可以使用一些节省体力的生产工具，如运输用的独轮车、马车等，因此可以在相对较远的地方展开。而华北村庄之间的斗争，相对华南农村要少得多，原因是华北开发很早，土地皆为熟土，土地的产权容易界定清楚。华北的问题是生态不稳定，遇到灾年，就容易闹出土匪或强盗，故，单家独户居住是相当不安全的，村民聚居一处，可以共同抵抗盗匪。

华北村庄的历史极长，但目前华北村庄的历史却大多只是明初从山西移民建立，且在明末又历一次战祸而留下来的。元未农民起义、灾荒、瘟疫及改朝换代，消耗了绝大部分华北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惨景。明初从山西等省外来的移民各占一块土地。农民往往是若干户聚在一处生活和生产，这聚在一处的若干户，既有可能是战乱后返回原籍者，又有新来移民，若干不同姓的村民聚居一处，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最后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姓村。不同姓在发育过程中，会向村庄的不同方向建房修屋，最终，村庄的东边姓李，西边姓王，就有了一个李王庄。

华北村庄历史大多只有三、五百年，但这个历史足以形成庞大的人口，华北大平原，人口增加后，难以再有无主的可开垦丘陵或山地，因此，华北的人口地关系往往更为紧张，大量贫弱农民沦为雇农，不能结婚生子，而被较早地淘汰出村庄主流。华北恶劣的生态环境尤其是频繁的水旱灾害，进一步加剧了华北人地紧张关系，被淘汰出局的流民构成了华北治安上的严重问题，因此，华北的村庄必须团结起来，维护村庄的治安，同时又向上应对国家。

村庄内部的团结，不能仅仅是一个村庄领袖和每户农民联系在一起，而是村庄内分成众多的分支群体，每个分支有一个首领人物来主持事务，发号施令。由各个分支首领联合起来组成的委员会就具有了强大力量。这样，在华北农村，不仅村庄是重要的，村庄下的分支（往往是以姓氏为基础）同样重要。村庄内既斗争又团结的格局，是华北村庄的常态。相对来讲，华南农村，宗族组织与村庄的一体化，使宗族组织强大有力，族内的房派力量相对次要和弱小。华北村庄内往往是委员会制的协商民主，这个民主要照顾到每一派的利益与诉求，华南农村则更多是家长制的，家长的权威高于族派内各分支首领的权威，虽然家长（族长）会尽量照顾族内利益的平衡。

那么，川西平原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前面已经述及，川西平原村庄极其分散，村民的居住也十分混乱，一个行政村，往往有几十个姓氏。理解川西平原的村庄形态，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明末四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二是川西平原稳定的生态和良好的地力。四川现在的居民，大多是从湖北移民过去的，时间在清初，距今约二百多年时间，只有约十代人。因为四川人口在明末减少数量太大，而使“湖广填四川”持续上百年。不断外来的移民在生态稳定、土地肥沃且人地关系并不紧张的川西平原住扎下来生产，生活水准肯定是高的，社会上的盗匪因此也就不会太多。高生产力带来高商品化，高商品化带来集镇的发达，农民生产与生活空间与集镇的关系因此密切，村庄本身在提供生活意义和生产互助方面的作用相对变小。而较多的农业和商业机会，又使铤而走险的盗匪缺少理由，村庄维护安全的理由较少。因此，村民往往是依据生产的方便，在离耕地最近的地方建立住宅，这对于运输不便的川西平原（因为粘土使车不能运，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肩挑人扛），在农业生产上就是极大的方便。也因此，“川西平原”的居住就有理由极其分散。

川西平原不仅居住分散，而且不同姓氏杂居严重。其原因是到了清朝晚期，川西平原因为商品化，土地开始集中，占有土地的地主大量移居集镇，而将土地租佃出去，在之前本来就居住分散未形成强有力的村庄的情况下，地主出租土地并不照顾同宗同姓，而是依市场原则出租，佃农租入土地也同样是依市场原则进行，因此，土地出租市场变化极快，地主为了吸引佃户和获取更高的租金，而在自己土地旁建有房子，与土地一并租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川西平原居住分散的格局。

与川西平原具有很强可比性的是长三角地区。长三角的生态较华北稳定得多，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土地生产力很高，主要从事灌溉农业，具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据黄宗智的调查，长三角的村庄规模不大。且村庄成长时间不长，一般在四至七代人之间，也就是只有不足二百年历史。长三角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受害地区，因为太平天国而致长三角人口下降一倍以上，有些地区人口近于灭绝，现在住在长三角的人口相当部分是外来移民。因为村庄历史不长，且村庄是在中央权力深度介入下开始成长的，长三角的土地产权就十分清晰，而不是如华南农村移民中为土地、山林等产权归属产生持续冲突的状况。土地产权清晰，争地争水的矛盾相对较少，就使得宗族内部的集结变得动力不足。因为灌溉农业需要有农户间的水利合作，村民又不能仅仅依单户农作。因此，在长三角地区，小规模的同族集团具有一定的内聚力，但同族集团的规模一般较少，超过小型同族集团的大规模的多姓、多村庄联合集体行动相对较少。多姓集体行动相对于华北，多村庄集体行动相对于华南。长三角的土地产权不仅明确，而且相当细致，以至于土地产权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两层。田底权由属于城居地主，田面权属于村庄中耕作的农民。田底权往往自由流动，而田面权大多十分稳定，且田面权的买卖往往要遵循同村同族人优先的惯例。

长三角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离，其经济基础是长三角土地高生产能力。近代以来，长三角土地的产生能力一般是华北的2—3倍。其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估计与长三角作为宋以来的中国经济文化中心有关，尤其是明清以来涌现出众多士绅和官僚，从而出现众多大官僚地主，一般农民向大官僚地主献田避税有关。海瑞到苏州府查田，就是其中一个证据。

无论如何，长三角地区稳定的田面权，构成了村庄成长的基础，长三角村庄较川西平原的村庄更有内聚力和生长起来的希望。但长三角村庄的历史甚至较川西平原更短（分别受到太平天国和明末动荡的影响）从而使长三角村庄还来不及成长。而在1900年代的中国，人口压力已经远高于1700年代的中国，长三角在太平天国运动减少的人口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被移民所补偿，而湖广填四川则持续了一百多年。这样，在长三角，村庄更难有如华南农村成长起来的空间。——既缺少向邻近尚未开垦土地扩展的空间，又缺少由平原向丘陵和山区拓展的空间。

有趣的是，以上讨论的华北、川西和长三角地区的村庄形态和内部结构，都与战乱造成严重人口减损从而移民重建村庄的历史有关，相同之处是，重建现在村庄前的土地都是已经开垦成熟的熟地，熟地的产权容易界定清楚。且因为复垦十分容易，而使区域内人口的重新填布十分均匀且人口增长速度极快。不同之处是，华北现在的村庄大多是500年前重建的，川西村庄有300年历史，长三角则只有不足200年历史。越是晚近，中国的人地关系越是紧张，移民填补空缺的速度因此越快，移民建立并拓展村庄的空间就越小，且村庄生长周期越是不足。

华南农村情况与以上三地的大不同在于，华南现在的村庄虽然也大多是移民所建，但这些村庄历史却往往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移民之初的土地往往是生地，及至引自南美的玉米等作物可以战胜杂草，从而使山地可以养活大量人口，山地的开垦及山地山林的产权都是未经界定清楚的，可以由村民争夺的空间。可以由村民争夺有两层意思，一是有地方还可供进一步开垦，二是这些可供可垦的地方往往是产权不明的，因此村民会争夺这些可供开垦土地的产权。这两点都是远不同于前述三地移民所面对熟地的语境。这也正是华南宗族型村庄成长及大规模存在的原因。

与移民在华南的开拓相类似的是荆湖平原地区。荆湖平原是指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大块平原地区乃至更远的丘陵地区。在明末修筑长江大堤之前，现在的荆湖平原大多是沼泽、湖泊之地，其居民大多依靠捕鱼和水生植物生活，火耕水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长江大堤修建以后，湖水退出，大量可垦土地出现，来自江西等省的移民大量移居此地，荆湖平原成为一个主要的粮食生产区，所谓“湖广熟、天下足”，就是指这个时期。

荆湖平原较长三角来说，开发的时期既晚，且开发难度更大。长三角经过一千多年的建设，不仅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心，而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生产系统。荆湖平原在明朝晚朝开始开发，有一个由生变熟，缓慢拓展的时期。在一些中心地带，荆湖平原的开发形成了庞大的村庄，如现在江汉平原的一些大型的宗族村庄，而在一些边缘地带，村民居住仍然分散，原因是开发困难，尤其是丘陵地带和山区，灌溉是大问题，灌溉农业所占比重较少，而旱作农业无法养活大量人口。荆门的丘陵和山区农村，大多居住较为分散，应与此相关。

关于荆湖平原，一个有趣的比较是平原地区与周边丘陵地区的差异。平原地区的天门沔阳（沔阳即湖北仙桃市），有个说法叫做“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有一年收，狗子不吃红米粥”，意思是说，平原地区容易受到水涝灾害，生产不稳定，但土地肥沃，土地生产力高，一旦遇上好年景，则能生产大量粮食。频繁的灾害，使则平原地区人们不得不居高地而住，且聚居以防荒年时的盗匪，这与华北平原的聚居是一个道理。而在周边的荆门、松滋等丘陵、山区农村，虽然农业生产力较低，但生产稳定，村庄应对盗匪的压力也相对较小，且可以较为随意地占地建房，而不必担心受涝。因此，荆门农村的村庄大多数较为分散，且宗族凝聚力也远不如平原地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江汉平原，计划生育工作最容易的是周边丘陵和山区农村，而更难的却是平原地区。

英山农村是大别山的腹地。从我们调查的英山县雷店镇情况来看，英山县现在的村庄大多是二百年前从周边地区移民过来，主要是从平原河谷地区（如稀水、罗田县）移民过来，村庄各姓大多移民不足十代。英山雷店镇是山区，英山全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在玉米、红薯等作物引进前，山地是无法养活大量人口的，而一旦玉米、红薯等山地作物引进过来，在人口压力下面，大量平原河谷地区居民向山上转移就理所当然。

大别山区的土地相对贫瘠，山上的可垦土地并不多，移民而来的村民要养活自己，首先要占有一片可以养活自己的土地，在治安不成问题的情况下，就近土地建房，可以节省耕作成本。因此，英山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同时，因为玉米等山地作物引进的成功和平原河谷地带极其强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一旦发现山地可以通过种植玉米来维持生存，则大量的平原人口（英山的主要移民来自不足一百公里外的稀水、罗田地区）几乎同时移民到山区，这样就使得同一块地方往往具有多个姓氏。英山农村无论是村庄规模还是姓氏结构，都十分地分散。

相对于华南农村，英山山区农村居住的分散及姓氏结构的分散，实构成了鲜明对比。在华南宗族村庄，成员权和身份权是十分重要的，外来人员是不能轻易进入村庄获得成员资格的，这与华南农村一直以来的相对稳定和村庄悠久的历史有关系。英山农村，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上门做女婿，所生子女往往跟女婿姓，这在注重传宗接代的南方和北方农村，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在英山却是常态且英山有大量的上门女婿，其理由在于英山农民强烈的实用理性，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英山人的实用理性。英山相对贫瘠的山区农村及其较为晚近和几乎是同时开发的状况，使其无论是血缘及地缘的聚集整合都较为困难。而正是血缘地缘整合的困难，使得实用理性有了有力的生长空间。

以上简单地讨论了村庄形态和村庄社会结构。大体来讲，影响村庄形态及村庄社会结构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一是地形，二是移民状况，三是作物，四是土壤与交通，五是生态，六是治安，七是村庄成长周期，八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功能性要求。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长的清单。只有当我们搞清楚不同地区农民的聚居结构及村庄内部的社会结构，我们才能清晰理解中国农村的整体和其区域差异。以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村来指代和讨论中国农村，都是远远不够的。

2008年1月26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