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读书札记

          在众多的中国村庄研究著作[1]中，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的《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陈村的故事》是其杰出代表。这是因为：（1）在目前国内引进的海外中国研究成果中，历史文化类的题材居多，而当代部分较少，而陈佩华等三位学者所著的《当代中国历沧桑》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2）《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也是从基层视角认识和了解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文革的绝好经验素材。

        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交代的，他们关注陈村纯粹是出于偶然。1975年，三位研究者在香港偶然遇到几个来自广州附近陈村的移民，从听到的一些轶事中，他们萌生了进一步了解陈村的愿望。在此后的几年，他们有意识地结识并采访了26位移居香港的陈村移民，于1984年出版《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1989年，他们第一次前往陈村做实地考察，补写了1981年后的变迁，于1992年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是典型的个案研究成果，作者采取以访谈为主、实地考察为辅的研究方法，全面翔实地展现了一个华南农村近三十年来的沧桑史。尽管访谈对象即陈村的村民表达的事实可能失真，研究者的事后“剪裁”也可能打上自己的主观印记和价值色彩，但总体来说，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农村沧桑图景却是真实的，因为在其他农村地区，那里的人们有着同样的历史记忆，而这种记忆又为外来的观察者所发现和披露。

        作者的叙述很生动，似乎在给读者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虽然故事本身不那么令人心情舒畅。26位陈村移民的谈话充盈着整本书的首尾，构成全部的叙述素材，其间又夹杂和点缀着作者的些许议论和分析，使得作者俨然成了故事的叙述主体。这些笔墨不多的分析和评论背后，代表的是作者的价值立场、研究框架乃至具体的现实主张。

        全书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依次叙述了六十年代初直至1990年陈村村民的生活变迁。以1980年为时间分界点，陈村在其前后的一段历史，大体上与中国其他的农村状况相似。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它们都处于中共当局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震荡与折腾之中：六十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1966—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六十年代末清理阶级队伍时期的“阶级斗争”，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1980年以来，自上而下的决策一下子把陈村卷入了邓小平时代的沿海经济改革计划，卷入了“经济特区”和香港投资商的金钱洪流之中。总而言之，四十年来陈村一直束缚在一个由国家所编织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大网之中，北京政治的每个细微变化、国家权力格局的每次调整，都决定着千里之外陈村村民的命运。尽管陈村的精英、普通村民乃至来自广州城里的下乡青年有时会对国家政策进行某种抵制和消极反抗，从而使得部分结果与官方所期望的大相径庭，但总体来说国家权力以及作为国家权力具体体现的各种路线和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村庄的命运。

        似乎又回到了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对现代国家权力滥用的批判。[2]唯一不同的是，斯科特的案例是若干个国家的社会建设项目，而陈佩华等人则是基于陈村的微观考察。国家权力之所以会被滥用并造成恶果，跟上层政治的独裁与公民社会的软弱密不可分，而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和斯科特教授笔下的苏联和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没什么两样。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晚清以降，国家的每次现代化努力对于基层社会来说，都是国家控制的强化和乡村社会自治空间的减少，“皇权不下县”的乡村自治传统遂渐行渐远。在毛时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当局通过新的方式加强了基层社会结构的重组，整个乡村社会处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的折腾之中。村民早先的善良意愿、忍耐心以及对新社会的憧憬，在经历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失败之后，臻于损耗殆尽；而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也被那强调自我牺牲的政治高调与群体压力下的各种政治仪式搞得精疲力竭，村民们变得犬儒主义了。经济政策的不切实际与政治上的高调，使得党的美好承诺和执政能力开始遭致农民们的怀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日渐显现。而邓小平集团对政治强制的淡化与对物质刺激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既往政策的偏颇，有助于重塑党的合法性。

        我们还是回到陈村，看看国家权力是如何主宰村庄命运的：当共产党开展土改时，陈村人被号召用“阶级仇恨”的眼光看待新事物；当集体化成为党的基本路线时，村民们把自己刚刚分来的土地和牲畜汇集到一块共同使用；还没等陈村人完全适应这种集体化的生活时，上头又发动了一场更为激进的社会实验——大跃进，善良的农民开始将自己的全部收成交给公社集体；当高层权力认为生产队规模小有利于组织生产时，陈村在庆发的组织下将五个生产队拆分成十个；当党中央认为腐败现象开始侵蚀基层政权肌体时，陈村人便卷入了“四清运动”之中，作为村庄精英的村干部难逃厄运；一旦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在北京出现时，陈村的外来青年似乎抓到了改善命运的稻草，开始了他们的“造反”和“夺权”行动，冲击者陈村既有的权力结构；文革临近结束时，这帮外来的青年在“阶级斗争”中成了失败者，被临时法庭关进作为监狱的“牛棚”；七十年代，在当局的命令主义下，陈村人又被迫去种植不适合南方气候和土壤气候的棉花、小麦，被迫去从事荒唐可笑的草根科研项目，被迫上交更多的余粮，甚至毛泽东逝世前夕，他们还要卷入“批林批孔”这种无聊之极的运动中去！在邓小平时代推行家庭责任制时，陈村农民仍要与上层政治风向保持高度一致。总而言之，陈村人似乎很少有自己做主的空间，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思想认识，都由权力当局所决定。这些来自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上的无形力量，一直包围着陈村，不惜以扭曲折磨的势头，改造着陈村。

        尽管外来权力总体来说是残酷的（当然也并不排除某些善政良策），但村庄内部仍显示出自身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或者历史深处的“不变”因素）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之后，仍存留于人们的观念深处，尽管人本身早已疲惫不堪。地方派系的相互倾轧、家仇私恨、村民对体面生活的理解、农村的婚丧嫁娶和宗族观念，这些连续性多多少少缓解了加在陈村头上的各种无情的强大压力，使得农村生活在残酷的斗争年代仍保留着仅有的一点人情味与乡土气息。当然，也正是这些人性劣根的连续性，导致政治斗争往往掺杂着个人的私愤和情感。村民们往往披着正义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自私动机，藉此打压昔日的对手和仇敌，甚至这种打压冠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而进行。
      正如作者在结尾所说的，唯有把握以人为刻度的天平，才能衡量往昔和今日席卷中国大地的变迁与沧桑。可以类推，也唯有以陈村人的福祉为尺度，我们才能感知国家政策在农村的绩效与成败。正当的国家权力必定是致力于改善民众福利的权力，这是经过无数经验检验过的基本政治公理。

--------------------------------------------------------------------------------

        [1]目前，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中国村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以河北饶阳五公村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杨懋春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等。这些著作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
        [2] 具体参阅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本人撰写的书评《对国家权力的再反思》，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
      [1]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陈村的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1996年版。
      [2]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伊莎贝尔·柯鲁克、大卫·柯鲁克：《十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1982年。
      [4]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2002年3月版。
      [5]杨懋春：《一个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7]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8] 尹冬华：《对国家权力的再反思》，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